三访莫斯科
抗战爆发后，中国的国际环境发生变化，蒋介石将争取西方列强的支持放在外交目标的首位。但是英、法等国仅口头同情中国而无具体物质援助，孔祥熙在欧洲的出访收效甚微。与此同时，苏联则态度明确，表示坚决支持中国抗战。因此，对苏外交立刻显示出重要意义。蒋介石权衡形势，为了推进苏联援华计划，争取更多的苏联军援，决定起用孙科，以进一步加强与苏联的合作。
孙科被蒋介石委之以对苏联外交的重任与他的背景经历有密切关系。由于孙科长期致力宣传中苏合作，并曾参加过与苏联的谈判，加上孙科的家庭背景——孙科之父孙中山在苏联受到普遍尊敬，孙科使成为蒋介石考虑出使苏联的最合适人选。
抗战初期，孙科作为中国政府特使三方莫斯科，争取到苏联对华巨额援助和大量军火。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孙科率傅秉常、吴尚鹰赴苏联进行第一次访问。秒科一行于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三日抵达荷兰阿姆斯特丹，与专程从巴黎赶来的中国驻法大使顾维均会谈，交换对国内外形势的看法。当时，“国内对日和谈之风甚大”，孙科对此甚为愤慨，他对顾维均说，“中国义无反顾应继续抗战”。孙科表示，“面对日本侵略，中苏利益完全一致”，“只有苏联是中国可能取得最大援助和支持的所在”。孙科提议，由他领衔，代表驻欧使节，向蒋介石、孔祥熙发出电报，请他们不要再向国外拍发“要求和平与和解的训令”。⑫由于孙科“急于方苏去争取积极的支援”，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六日，孙科一行离开阿姆斯特丹，前往莫斯科。孙科在苏期间，同斯大林、莫洛托夫、伏罗希洛夫等苏联领导人举行了会谈。孙科向斯大林转达了蒋介石请求苏联出兵中国参加对日作战的建议，斯大林未作明确答复，但表示苏将以物质援助中国。⑬孙科此行争取到苏方五千万美元的军事借款，⑭用于中国购买苏联军火。孙科在方苏结束后，于九月返回武汉。
一九三九年三月，孙科奉命再度访苏。自西安、兰州飞抵迪化（今乌鲁木齐）后，因气候原因，苏联飞机不能降落，孙科一行改乘汽车沿陆路进入苏联，于四月十日抵达莫斯科。此行，又从苏联得到两亿美元的贷款。⑮六月十三日，孙科与苏联外贸部长米高扬签订中苏《通商条约》，规定苏方以特种物品（军火武器）交付，中国以矿产品、农产品各担半数陆续偿还，双方物资往来均经陆路运送。孙科在完成使命后，于七月四日抵达巴黎。
一九三九年八月，孙科在巴黎期间，接到蒋介石要他去苏联进行第三次访问的电报。蒋要孙科转告斯大林，“不管苏对同中国合作对付日本已否采取新的步骤，中国都准备和苏合作，准备跟随苏联之后，唯苏马首是瞻”。⑯蒋介石并要孙科协助新任驻苏大使杨杰观察苏联军事、外交动和。于是孙科遂有第三次莫斯科之行。九月九日，签订了《中苏航空协定》，直到十月初，离苏途经欧洲返国，于十一月二十日回到重庆。对于第三次方苏是否必要，孙科曾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蒋介石不提具体合作方案，中国政府内某些圈子（指汪精卫）又正在进行对日和谈的舆论宣传，这些均不适宜他重访苏联。⑰但在蒋介石的压力下，孙科仍然履行了第三次访苏的使命。
孙科三赴莫斯科争取军援的成功，不仅加强了他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也提高了他的社会声望，反过来又进一步促使孙科发表大量联苏言论，作出“亲苏”的姿态。孙科的这类言论在抗战前、中期十分突出，成为当时政坛上一道耀眼的风景线。孙科高度评价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认为苏联是中国最重要的盟友。他说，早在“九一八”事变时，苏联就“大声疾呼地谴责法西斯侵略国家”。到了抗战爆发，苏联“不仅在精神上给予我们可贵的鼓励，而且在物质上也给予我们以最大的帮助”，“数目之巨，至今还占援助者的首位”，“就是在苏德战争爆发以后，苏联仍有物质运到中国”。孙科在称赞苏联的同时，批评了西方国家的绥靖政策。他说正是因为英法等国“顽固地拘泥于政治成见”，及至抗战爆发，对日本“更无具体行动”，才造成了“东方法西斯主义的猖狂”。⑱孙科认为，只要把苏联的“豪侠举动”和西方的态度一对比，“我们的朋友是谁？”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在我们的朋友中，“最重要之一，就是国父早就明确指示我们要与之成为盟友的苏联”。⑲而国际形势的变化，使得“国父苏联政策随时代之需要更富伟大意义”。⑳
孙科在一系列演讲和文章中，高度评价苏联十月革命后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其程度之热烈，言辞之浮丽，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是罕见的。孙科抨击“世界反动力量”“诋毁”、“攻击”苏联，他称赞十月革命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体现了孙中山生前“无时不企图”的“新兴革命力量的兴起”。㉑孙科说，关于民族、民权、民生三大问题，在“世界各国都还没有解决”，而“苏联却在艰苦的环境中，经过了二十二年革命的备斗，终于把它一一完满的解决了”。孙科进而声称，苏联“建设成功，就是达到三民主义的理想”，“总理不及亲见，也料不到三民主义理想，竟然又先在苏联实现”。㉒在孙科的眼中，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已是地球上的“理想国”了。
孙科对苏联的热烈拥护，甚至发展到为苏联的一些大国主义霸权行径辩护的地步。一九三九年苏联与希特勒德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继而占领波兰东部，吞并波罗的海三国，苏芬战争爆发。国内公众对苏外交颇多疑惑，进而担心苏联对日本态度将有所软化。孙科为了消除国人对苏的疑虑，在公众场合多次发表言论，对苏联继续表示高度的信任。他说“苏联绝无必要牺牲中国，讨好日本”，“苏联对中国同情和援助的友谊，绝不会有丝毫的转变”。㉓一九四一年四月，苏联与日本签订了有损中国主权利益的《苏日中立协定》，孙科虽有不满，但在同年十月发表的有关苏联对外政策的演讲中，仍试图为苏联对华的大国主义行径辩护。孙科在谈判中东铁路、外蒙、新疆等问题时，一方面批评了苏联的做法，但又将中苏在这些问题的争端描绘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声称苏联的举动是“事出于不得已者”。㉔
孙科在抗战期间对苏外交活动中扮演了一个极为活跃的角色，他不仅身负重大使命三次远赴苏联，为中国争取到巨额军事援助，又以立法院院长和中苏文化协会会长的身份，积极鼓吹对苏友好，几乎逢会必赞美苏联，若干“亲苏”言论甚至到了令人“侧目”的程度。问题是，这些言论是孙科的真实看法，还是他代表国民政府作出的某种外交姿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