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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讨论的所有话题，包括拆迁、招商引资、地方债务、户籍与城市化等，都能在周浩导演的杰出纪录片《大同》（又名《中国市长》）中看到。该片记录了大同市原市长耿彦波重建这座城市的故事。2013年，耿彦波调离大同，至今已过去七年有余，如今网络上针对当年那场造城运动以及耿彦波本人的评论褒贬不一，对照影片中记录的各种当年的故事和冲突，引人深思。
篇幅所限，本章没有展开分析官员行为对经济的各种影响。北京大学周黎安的杰作《转型中的地方政府：官员激励与治理（第二版）》（2017）全面、系统、深入地探讨了这个问题。冯军旗在北京大学的博士论文《中县干部》（2010）生动细致，是了解我国县域官场的上佳之作。密歇根大学洪源远的著作China's Gilded Age: the Paradox of Economic Boom and Vast Corruption（Ang, 2020）讨论了我国近些年来的各类腐败现象，与美国过去及现在的腐败做了对比，解释了腐败为什么可以与经济增长共存。该书也对研究腐败的文献做了全面的梳理，有参考价值。
如今的主流经济学教材中很少涉及“土地”。在生产和分配中，一般只讲劳动和资本两大要素，土地仅被视作资本的一种。而在古典经济学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传统中，土地和资本是分开的，地主和资本家也是两类人。这种变化与经济发展的阶段有关：在工业和服务业主导的现代经济中，农业的地位大不如前，所以农业最重要的资本投入——“土地”——也就慢慢被“资本”吞没了。然而土地和一般意义上的资本毕竟不同（供给量固定、没有折旧等），且如今房产和地产已成为国民财富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应该重新把土地纳入主流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的框架，而不是仅将其归类到“城市经济学”或“房地产经济学”等分支。几位英国经济学家的著作Rethinking the Economics of Land and Housing（Ryan-Collins, Lloyd and Macfarlane, 2017）是一次有意义的尝试。
(1) 秘鲁经济学家赫尔南多·德·索托（Hernando de Seto）的名著《资本的秘密》（2007）对资本的属性有极佳的论述。
(2) 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贷款通则》中对借款人资格做了严格限定，排除了地方政府。1995年版的《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不得发行债券，2014年修订版则允许省级政府发债。
(3) 相关数据来自公司发债时披露的信息和报表，读者可以到上海清算所网站下载。
(4) 2009年末，成都市财政局把关于“宽窄巷子”历史文化保护区项目的一笔土地出让金3 769.82万元，以“补贴收入”的形式全额返还给了文旅集团，专项用于“宽窄巷子”项目的宣传推广。
(5) 数据来自《2018年中国开发区审核公告目录》，由发改委和科技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
(6) 数字来自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主页。我的家乡包头市，人口为290万人，2019年的GDP也只有2 715亿元，公共预算收入不过152亿元。
(7) 数据来自兆润集团发债的募集说明书和相关评级公告。兆润集团的业务有很多，除开发园区土地之外，也开发房地产。
(8) 与PPP相关的数据来自财政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中心”网站（www.cpppc.org）。
(9) 张五常在其著作（2019）第四卷中深入探讨了关于合约选择的一般性理论。
(10) 关于“芜湖模式”的来龙去脉，可参考《国家开发银行史（1994—2012）》（编委会，2013）。
(11) 国开行和世界银行的资产规模来自各自年报。世界银行资产规模仅包括国际复兴开发银行（IBRD）和国际开发协会（IDA）。
(12) 数据来自中国邮政储蓄银行风险管理部党均章和王庆华的文章（2010）。
(13) 数据来自西南财经大学洪正、张硕楠、张琳等人的合作研究（2017）。
(14) 数据来自《财新周刊》2019年第21期的文章《央行银保监联合接管包商银行全纪录 首次有限打破同业刚兑》。
(15) 2010—2012年，中央连续出台政策，收紧了银行对融资平台的贷款，也收紧了信托等融资渠道。为绕开这些管制，融资平台开始大量发行城投债，不惜支付更高利息。
(16) 对隐性负债的估计有很多，数据来源差不多，结果大同小异。此处的数字参考了三种文献：清华大学白重恩、芝加哥大学谢长泰及香港中文大学宋铮的论文（Bai, Hsieh and Song, 2016）；海通证券姜超、朱征星、杜佳的研报（2018）；德意志银行张智威和熊奕的论文（Zhang and Xiong, 2019）。
(17) 美国和日本的数据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全球债务数据库，详见第六章图6-3。
(18) 德意志银行的张智威和熊奕（Zhang and Xiong, 2019）计算了1 109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资产回报率。2016年，回报率的中位数只有0.8%。
(19) 越穷的省债务负担越重。上海交通大学的陆铭在著作中（2016）分析了这一关系。
(20) 德意志银行的张智威和熊奕（Zhang and Xiong, 2019）计算了1 109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的“利息覆盖率”，即公司收入除以利息支出得到的比值。如果这个比值大于1，就有能力付息。
(21) 详见《财新周刊》2017年第21期的封面文章《再查地方隐性负债》。
(22) 城市人口的教育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中国2010年人口普查资料》。政府工作人员的教育数据来自2006—2013年的“中国社会综合调查”微观数据。
(23) 这些数字来自财政部前部长楼继伟的文章（2018）。
(24) 北京大学姚洋和上海财经大学张牧扬（2013）收集了1994—2008年间241个城市1 671名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数据，发现他们在一个城市的平均任期是3.8年，中位数是3年。中山大学杨海生和罗党论等人（2014）则收集了1999—2013年间近400个地级市的市长和市委书记的资料，发现平均每年都有近三成的地级市中至少有1个人职务发生变更。大量研究显示，地区经济指标随地方主官任期变动，读者可参考北京大学周黎安著作（2017）第六章对这些研究的总结。
(25) 复旦大学王之、北京大学张庆华和周黎安等人的论文发现，市领导升迁和城市面积扩张之间有正向关系（Wang, Zhang and Zhou, 2020）。
(26) 关于省、市、县各级地方主官晋升和当地经济表现之间的关系，研究非常多，北京大学周黎安的著作（2017）对此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和总结。
(27) 辽宁大学徐业坤和马光源（2019）研究了官员变更和本地工业企业产能过剩之间的关系。对外经贸大学吴敏和北京大学周黎安（2018）研究了官员晋升和城市“可见”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之间的关系。
(28) 2013年之后，省市GDP和投资增长率有所下降，这一现象及相关解释可以参考复旦大学张军和樊海潮等人的论文（2020）。
(29) 在我国官场晋升中，政绩和人情都重要，是互补关系，读者可参考圣地亚哥加州大学贾瑞雪、大阪大学下松真之和斯德哥尔摩大学大卫·塞姆（David Seim）等人的论文（Jia, Kudamatsu and Seim, 2015）。关于组织中人情关系和工作表现的基本经济学理论，可以参考芝加哥大学普伦德加斯特（Prendergast）和托佩尔（Topel）的论文（1996），以及复旦大学陈硕、长江商学院范昕宇、香港中文大学朱志韬的论文（Chen,Fan and Zhu, 2020）。
(30) “县处级”干部占政府工作人员的比例，来自密歇根大学洪源远的著作（Ang,2020）。基层正科晋升副县级的概率，来自北京大学周黎安的著作（2017）。
(31) 斯坦福大学的克雷普斯（Kreps）教授是经济激励理论的大家，他写过一本关于“公司如何激励员工”的通俗小书（2018）。在这本书中，经济学强调的“外部激励”（incentive）只占一部分，而管理学更加重视的“内心驱动”（motivation）则占了大量篇幅。
(32) 数据来自复旦大学陈硕和中山大学朱琳的合作研究（2020）。
(33) 数据来自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上署名钟纪言的文章《把“严”的主基调长期坚持下去》。
(34) 改革开放以来各种腐败形式的详细数据和分析，可以参考复旦大学陈硕和中山大学朱琳的论文（2020）以及密歇根大学洪源远的著作（Ang, 2020）。
(35) 数据来自哈佛大学坎宁安（Cunningham）、赛什（Saich）和图列尔（Turiel）等人的研究报告（2020）。
(36) 关于美国这一时期的腐败和治理，马里兰大学经济史学家沃利斯（Wallis）的论文（2006）很精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