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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五章 转向改革开放
一 中国改革的缘起
对于中国的大转向来说，1976年甚至比1978年更重要。因为在高度集权的体制下，任何实质性变革的契机都是最高权威的过世。1976年毛泽东逝世，以一种非常规的方式结束了“文革”，政治转轨的机会已经出现。从1977年开始，出现了一连串的变化。制定现代化规划、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真理标准讨论、酝酿经济改革、扩大技术引进、出国考察都在这两年开始了。中共开始告别无休止的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集中致力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国家现代化目标。
1.应对危机的选择
改革所以发生，都是危机“倒逼”的。文化大革命结束，给领导层留下一大堆难题。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称“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据官方估计，“文革”对经济造成的损失达5000亿元，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1]当然，也有部分国外学者以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说明，“文革”时期经济增长不慢，并没有到“崩溃的边缘”，而且整个毛泽东时代是一个快速工业化的时代。“文革”结束，改革“并非不可避免的结果”。[2]这种观察相当隔膜，与当时中国从上到下的感受相去甚远。
不可否定，20世纪50年代以来，依靠国家的强制动员和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初步建立起了一个工业体系，走过了工业化原始积累的最初阶段。1952年到1978年，工业总产值增长15倍，其中重工业增长28倍，锻炼了一支相当规模的工人队伍和两弹一星等领域的科技人才队伍，建立了大小工业企业35万个，其中大中型国营企业4400个。经过20多年的劳动积累，农业生产条件（水利灌溉、农田建设、农药化肥及基本农机具等）有较大改善，[3]还有一些社会成就不应忽视，如就业保障、教育大众化、医疗机会均等化、妇女解放等。人口平均寿命、人口识字率、婴儿死亡率等几个社会指标，中国都高于同等经济收入的国家。毛泽东时代大众教育的普及和流行性疾病防治的成效，为后期发展准备了高素质的劳动者。这都成为后期发展的重要基础。无论怎么评价毛泽东时代的发展绩效，那一代人为国家建设做出的奉献和艰苦创业的精神，是不应被忘记的。然而，中国长期走的是高积累、高投资、低消费的路子，从统计数据看增长率不低，但人民长期得不到实惠。由于投资回报率和企业效益逐年下降，国家财政也日益困难，1974年以后，出现几年财政负增长。如果说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勒紧裤带搞建设的办法还能推行，那么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就难以为继了。
“文革”结束时，至少两亿农民的温饱问题没有解决，许多农民甚至还处在赤贫状态。这种境况，令许多直接接触农民的官员深感愧疚和焦虑。在1978年11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农村的普遍贫困，引起了党内高级干部的强烈共鸣。有人说：“现在有1亿多农民口粮在300斤以下，吃不饱，如果不下最大决心迅速缓和农民生活的紧张状态，我国整个政治、经济形势就不能摆脱被动局面。”“西北黄土高原，人口2400万，粮食亩产平均只有170斤，有的地方只收三五十斤，口粮在300斤以下的有45个县，人均年收入在50元以下的有69个县。”“宁夏西海固地区解放以来人口增长2倍，粮食增长不到1倍，连简单再生产也有问题。”[4]城市居民生活虽然有国家保障，但职工工资20年没有上涨，生活消费品凭票购买，住房严重紧缺，上千万知识青年、下放干部、知识分子和其他城市下放人员要求回城，全国城镇有两千万人等待就业，等等，许多问题都具有“爆炸性”。例如，住房问题，全国职工人均住房面积只有3.6平方米，比1952年还少0.9平方米。据对182个城市的调查，有缺房户689万户，占35.8%。131万户长期住在仓库、走廊、车间、教室、办公室、地下室，甚至还有住厕所的。居住面积不足两平方米的86万户；三代同堂、父母同长大的子女同室、两户以上职工同屋的189万户；住在破烂危险、条件恶劣的简陋房子里的还有上百万户。“要求解决住房问题的呼声极为强烈，不断发生群众结队上访，联名请愿，聚众抢房，甚至下跪求房的现象。”[5]
民生问题不只是一个严重的经济问题，而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邓小平、陈云的两段话集中反映了高层的集体焦虑感。1978年9月，邓小平对地方领导人说：“我们太穷了，太落后了，老实说对不起人民。”“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6]陈云在同年11月中央工作会议上说：“建国快三十年了，现在还有要饭的。老是不解决这个问题，农民就会造反。支部书记会带队进城要饭。”[7]
所有领导人都表露出一种急切心情，要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大力发展生产力是“最大的政治”，“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8]在华国锋主政的两年，决策层关注的重点事实上已开始转向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在经济、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开始恢复1960年代初的某些政策。1977年，提出了一个宏大计划，要在本世纪末实现“高度的现代化”。最初的改革如放宽农村政策让农民休养生息、扩大企业自主权以调动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发展非国有经济以缓解就业压力等，都是应对危机的举措。
2.外部压力与启示
在高层酝酿改革的过程中，有一个新的因素起了重要作用，就是大批官员出国出境考察。1978年，出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出国出境考察高潮。从中央各部委和地方各省市，派出的考察团有几十个。其中重要的考察团有：3～4月，以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赴日经济代表团，考察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经验；以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团，对香港、澳门进行实地调查研究；5～6月，谷牧带领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德国等西欧五国。1978年，也是中国领导人出国访问的高峰，这一年有12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先后20次访问了51个国家，其中包括华国锋出访2次4个国家，邓小平出访4次8个国家。各考察团回国后都向中央政治局做汇报，并写出考察报告。
中国封闭20多年，除了少数搞外交、外贸工作和文化交流的以外，绝大多数领导人没有出过国，对于外部世界，特别是对西方发达国家不甚了了。对许多人来说，1978年是第一次走出国门，第一次“身临其境”观察资本主义和现代化的当代发展情况。这次出国考察，使中共高层官员大开眼界，也引起了思想震动。20年间，当中国关起门来搞运动的时候，世界经济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中国被远远地甩在了后面。人们没有想到，当代世界现代化会发展到如此程度，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会如此之大。[9]西方普通人的生活水平，也远远超出了中国人的想象，与当时中国城乡居民的贫困状况形成强烈反差。[10]他们看到，德、日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经济之所以快速发展，有一些共同经验，例如：强调竞争，强调优胜劣汰，重视企业管理；大胆引进新技术，把世界上的先进东西拿到自己手上；从政府到公司都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科学研究，开发新技术、新产品，推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培养科技人才；同时充分利用国外资金；等等。[11]访欧代表团的报告关于瑞士、丹麦、法国等国农场主不把自己的农场随便传给儿子经营的例子给人很深的印象。亲见亲闻使大家认识到资本主义国家有些好的制度，值得借鉴。[12]
这些情况使中共高层产生了强烈的紧迫感，“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13]从中也发现一种机会。德国、日本以及所谓亚洲“四小龙”的现代化都是在十几年时间实现的。这增加了领导层的信心，它们可以做到，中国为什么不能在未来23年实现现代化？[14]当时日本、西欧各国出于政治和经济双重考虑，都希望加强同中国的经济合作，争相要借钱给中国。[15]这是很难得的机会，中国的现代化不需要从头摸起，可以“把世界最新的科技成果作为自己的起点”。[16]因为有国际经验的参照，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中国体制模式的问题所在，催生了改革的冲动和共识。
1978年7～9月，国务院召开务虚会，讨论经济发展的大政方针。在这个会议上，广泛议论了改革开放问题。李先念在总结报告中提出：“必须勇敢地改造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于光远回忆说，国务院务虚会“可以看作党的高级领导人开始重视改革的一个具有标志性的事件”。[17]从文献记录看，在要不要改革问题上，高层似乎没有发生什么争论。可以认为，如果没有出国考察感受到的压力和得到的启示，达成共识会困难得多。
3.思想解放运动
当然，中国要真正走上改革开放的道路，还必须经历一场思想解放运动。“文革”结束后，思想闸门在逐步打开。在党内和民间形成了一个思想解放潮流。在中共党内，其标志是1978年由胡耀邦组织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这场讨论的直接起因，是各条战线的拨乱反正，特别是在解放老干部和平反冤假错案问题上遇到了阻力。从1950年代开始，一个运动接一个运动，每次运动都伤害了一大批人，历史积案堆积如山，文化大革命伤害的人更多。毛泽东去世后，要求政治平反和解决历史问题的潮流开始涌动。然而，解决起来阻力很大。最大的障碍是，许多重大案件是毛泽东批准定案的，或者因批评毛泽东及其政策而获罪的。这就提出一个问题：毛泽东定的案能不能翻？究竟什么是评判是非的标准？真理标准讨论直接由此引发出来。这场讨论在高层引起激烈争论，汪东兴等人严厉指责这是在搞“非毛化”，下令停止讨论。但组织这场讨论的胡耀邦得到了邓小平、陈云、谭震林、罗瑞卿等一大批重要领导人的支持，并在党内和知识界激起广泛响应。随着政治态势的明朗，讨论很快变成高层的政治表态。从1978年7月开始，各省省委书记和革委会主任，各大军区、各军兵种的司令、政委纷纷表明了对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支持态度。
正是这场舆论战，突破了拨乱反正的禁区，推动了1979年后全国范围的平反和解决一系列历史遗留问题的进程。平反的范围从文化大革命延伸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历次运动，乃至1920～1930年代根据地时期和1940年代延安时期的历史老案。与此同时，中共着手全面调整阶级政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包括为数百万尚存的原地主、富农摘去“地富分子”帽子，发还原资本家的停发股息和被抄没的财产，改善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待遇，停办五七干校，收回下放人员，停止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消除对华侨、侨眷“海外关系”的歧视政策，全部释放在押原国民党党、政、军、特人员，恢复各民主党派的活动，消除“文革”时期造成的紧张的民族关系，落实民族自治政策，修缮宗教场所，恢复宗教活动，扩大统一战线的基础等，数以千万计的人获得了政治上和身份上的解放，在党内和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松绑作用，也重新凝聚了人心。
1979年以后，思想解放引向对历史的全面反思。这种反思在1979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和1980年10月关于历史问题的4000人讨论中达到了高峰。理论工作务虚会的参会者主要是党内著名的理论工作者，4000人讨论则包括了几乎所有党政军高级干部，其分量更重。这两次会议上的许多发言，大胆地冲击了一系列政治和理论禁区：从批判文化大革命到重新检讨“文革”前17年，指名道姓批评毛泽东，强烈抨击个人迷信，提出肃清封建主义，呼吁加强民主和法制。当时，从党内到党外对文化大革命深恶痛绝，并心有余悸。一个时期，如何避免“文革”悲剧的重演，成为老干部和知识分子共同关注的焦点。邓小平1980年8月8日《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报告，就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产生的。为了防止“文革”悲剧的重演，在制度上做出了一些安排，如宣布今后不再把党内分歧上升为路线斗争，抛弃个人崇拜的宣传，强调实行集体领导，制定党内生活准则，强调党内监督和党员权利，提出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强调依法治国，寻求法制环境下的稳定秩序，等等。如果说党内高层在实行社会主义民主问题上仍然迟疑不决，那么对实行法治则有高度的共识。一方面，作为“文革”中的受害者，他们普遍地尝到了自己参与建立起来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的厉害，尝到了无法无天局面的痛苦；另一方面，他们意识到，仅仅以政策治国难免多变，只有健全法制才能长治久安。[18]不过，在处理“毛泽东问题”上，邓小平、陈云等元老态度审慎，明确表示不做中国的赫鲁晓夫。在邓小平主导下，历时两年制定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小心地维护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这面旗帜，以维护政治连续性和正当性；与此同时，对毛泽东思想做重新诠释，把“毛泽东晚年错误”与毛泽东思想区别开来，以“科学的”毛泽东思想否定“毛泽东晚年错误”，以“发展主义”取代“阶级斗争”确立为新的意识形态，为改革提供合法性，预留了试验空间。
4.改革力量的聚合
平心而论，华国锋虽然是“文革”期间上来的，但毕竟是一位务实的领导人，急于想摆脱“文革”后遗症。他主持制定现代化规划，大规模引进，派人出国考察，批准开办特区，说明华对改革开放是持积极态度的。然而，华国锋背负着“文革”的包袱，资历和能力都远在邓小平、陈云等人之下，难以令众多老干部放心和接受。同时，华所理解的改革是有限度的。当时，党内党外，邓小平都是众望所归。华国锋的职务维持到1980年底，实际权力早在1978年底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时已经转移到邓小平手里。1980年，胡耀邦任中共中央主席，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成为邓小平的左膀右臂，形成所谓“邓、胡、赵体制”。1980年代的权力结构，仍然是1950～1960年代出现过的所谓“一线、二线”格局。胡、赵处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等老人处于二线，最终决断权在二线，核心是邓小平，其次是陈云。邓有足够的权威来整合党内意见，排除阻力并控制风险。当然，邓小平不是毛泽东，有权威没有光环，重大决策须在党内特别是在元老间取得共识。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中国改革的支持力量主要是两部分人，一是“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一是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几乎使所有阶层的利益都受到损害，从而也解构了原有的既得利益格局，而在普遍贫穷、财富尚未涌流的情况下，新的既得利益集团还没有出现。从摆脱“文革”噩梦这一点看，所有重新出山的老干部都有改革的愿望，这对于中国改革至关重要。当然，不是所有老干部都始终支持改革。随着改革的深化，许多人日益趋向于保守，有太多的观念束缚着人们的思想，担心改革滑向资本主义，党内出现了持续不断的姓“社”、姓“资”的争论。然而，从中央到地方，的确出现了一批锐意改革的官员。他们之所以敢作敢为，大多是出于对民众极度贫困深深的同情和愧疚，以及由此激发出来的责任感。1977年6月，万里上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后下乡调查3个月，他走进许多农户家里，看到农民睡的是土坯炕，没有门，用几根木头挡一挡，除了几只吃饭的土碗，家中一无所有。看到这种情景，万里多次泪流满面。这使他在支持农民包产到户的要求时义无反顾。[19]有这种经历的不是个别人，沈祖伦（时任绍兴县委书记，后任浙江省省长）回忆说：当年改革之所以有那么大的闯劲，是因为“看到农民的苦难”，“为了让农民从苦难中摆脱出来，不怕与党在农村的传统政策相违逆，不怕去探索当时上级不允许做的事，不怕丢‘乌纱帽’”。[20]各种力量对改革都发生了影响，但主要践行者是一批改革派官员，1980年代许多改革故事都发生在地方和基层。
整个1980年代，知识分子是改革的坚定支持力量。大规模平反，在一定程度上抚平了知识分子的伤痛，大多数在“文革”前有地位的知识分子重新回到各个文化领导岗位，政治地位和社会境遇大为改善。如果说毛泽东时代具有鲜明的民粹主义色彩，邓小平时代肯定是精英主义取向的。邓小平深知现代化离不开知识分子，1978年他就提出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提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决定恢复高考、结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恢复公派留学生制度、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1980年，中共中共取消“文革”中从工农兵中选拔脱产干部的做法，改为将具有一定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干部选进领导班子，[21]逐步改变中共干部队伍的构成。更为重要的是，中共确立的现代化目标重新点燃知识分子的理想。在某种意义上说，三中全会以后相当长一段时间，是中共与知识分子的一段蜜月期。
中共文化政策逐步放宽，出现了某种自由空间。各种学术研究团体和学术、文艺期刊雨后春笋般出现，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翻译浪潮把国外各种著作和思想引入中国，不断有新学科、新观点、新思想涌现。几十年来，被压抑的知识分子的独立意识和自由精神开始觉醒，他们首先是争取自己的学术独立性，继而就重大社会问题和中国未来走向发表言论。由中共高层发动的思想解放运动，在知识界中继续发酵并不断推向深化。1980年代初，接过思想解放旗帜的是人道主义思潮的兴起。一批学者以早年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来修正阶级斗争的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典来批判斯大林主义及其体制模式，批判晚年毛泽东的理论，谴责“文革”各种非人道的暴行，呼唤普遍人性和人的尊严。应当说，由党内著名知识分子发起的人道主义讨论，仍在马克思主义的旗下，做的是“正本清源”的工作，为社会主义改革寻找理论依据。1984年国庆45周年大典上，青年学生自发地打出“小平你好”的横幅，说明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对邓小平的改革和现代化路线寄予热望。
1980年代中后期，在体制边缘和体制外形成了一个被称为“新启蒙”的民间思想学术运动，他们比党内改革派知识分子走得远。许纪霖说：“‘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成为运动中各种思潮和流派的共同趋向。”西方现代化成为知识分子共同追求的“终极目标理想”，[22]尽管他们认为与中共的改革并不矛盾，“大家都在为中国找出路，目标都是推进中国的开放、现代化”，[23]但冲突不断，一些激进的思想者被视为政治上的威胁。邓小平改革是“发展主义”的，以推动经济发展为第一目标。他认为，中国一切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经济的发展。中国的发展，只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有秩序地推进，坚信“没有党的统一领导，就没有效率。不统一，一事无成”。[24]赵紫阳说：“经济改革他很放手，你想怎么改就怎么改。但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他很警惕。”[25]邓小平几次提出政治体制改革，主要着眼于提高行政效率，而不是民主化，更不接受西方式民主的模式。他可以允许自由，但底线是不能挑战共产党的合法性。邓小平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为自由设置底线。不可否认，邓小平有力地控制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但也留下政治体制改革难以推进的诸多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