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从乡村治理到乡村建设
贺雪峰
1998年与徐勇老师合写的”村治的涵义及其研究范围”，将村治定义为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试图以村治研究来统括当前的农村研究。2002年10月，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再次讨论中心研究的定位，徐勇老师将乡村治理研究作为中心的核心竞争力，并以乡村建设作为中心研究的目标。乡村治理研究就是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各个方面对乡村进行研究，发现乡村治理的逻辑，真正从乡村本身来研究和讨论乡村的出路。这种乡村治理研究从发展和实践的角度来看，其实就是乡村建设，就是如何为九亿中国农民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而出主意，想办法。
最近十多年来，我个人梦寐以求的就是为中国九亿农民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而想办法，但一直未能想出好办法。在1993年读研究生以前，我一直在作自己的乌托邦的”新乡村建设理论”的建构工作，想了很多，也读了各种书籍。1993年读研究生以后，开始比较正规地进入到学术研究中来，跟随导师，华中师大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心的创办人张厚安教授研究乡村政治，特别是村民自治。此后有机会到全国各地农村调查，很快便从乡村政治到乡村社会再到乡村文化，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及至写作这本《新乡土中国》的小册子，我与我的一些研究同伴仝志辉、吴毅、董磊明、罗兴佐等位朋友将这目前这些研究泛称”转型期乡村社会性质研究”，其实，这个乡村社会性质的研究，就是乡村治理的研究，也是为乡村建设作准备的研究。从我个人来说，我终于又将当前的研究与在1988年刚入大学不久对乡村建设的关注挂起钩来。在我的研究视野里，村治研究、乡村治理研究、乡村社会性质研究以及乡村建设等等并没有不同。若要找不同，则乡村治理似乎更关心研究，乡村建设更偏向实践。
那么，我又是如何来看待从乡村治理研究到乡村建设运动的意义的呢？以下从三个层面展开我及我的朋友们对乡村治理研究和乡村建设运动的意义的定位。
在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农村能否充当劳动力的蓄水池和社会的稳定器，将对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具有决定性意义。据乐观的估计，中国经济保持较高增长率和较快的城市化步伐，到50年后，城市化人口将从目前占人口总数的30% 增长到50%，城市人口由目前约4亿人增长一倍，达到50年后的8亿人。但即使如此，50年后，农村仍将有8亿人口，仅比目前农村9亿人口略有减少。也就是说，在未来50年内，农村人口将相当稳定地保持在八至九亿的规模。这八至九亿农民的收入将来自两个部分，一是来自农业的收入，一是来自外出务工经商的收入。加入ＷＴＯ以后，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将不可能有突破性增长，而打工收入因为劳动力过剩，劳动力供过于求太多，劳动力价格将长期保持在劳动力再生产的水平线上下，其收入也不可能大幅度增长。换句话说，即使中国未来50年经济增长保持较高速度，农民也很难从中分享到好处，农民收入与整个社会收入的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农民出路将越来越成为问题。
在城乡差距进一步扩大，农民城市化却障碍多多的时候，农村能否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充当稳定器，或至少农村能为现代化提供相对有序的稳定条件，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就具有极其关键的作用。
进一步说，在未来50年乃至更长时间，一方面农民较低的收入特别是较低的劳动力价格对于保持中国经济的竞争力十分重要，农村充当中国廉价劳动力的蓄水池，在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源源不断地为城市加工业提供优质廉价的劳动力，是中国成为我们某些经济学家以及社会主流意识所渴望的”世界加工厂”的前提条件。这个意义上，按我们某些经济学家的意见，让农民收入保持在较低水平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有利。但这有一个前提，就是在城市需要劳动力时，农民愿意到城市相互竞争劳动机会，从而将劳动力价格竞争到最低水平，而或因为世界性经济衰退，或进城农民远远超出城市的容纳能力，他们中的大部分无法在城市就业时，他们会自愿回到农村，而不是滞留城市，在城市底层干各种因为没有收入而去干的事情。据温铁军的估计，当前农村劳动力和半劳动力合计超过六个亿，其中农业仅需要1.2亿，在沿海和城市打工的近一个亿，还有4个亿的绝对过剩劳动力，这部分劳动力要是滞留在城市，又找不到正当谋生的职业，作为现代化前提的稳定与秩序就没有可能。因此，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如何让农村充当现代化的稳定器，并将农村人口稳定在农村，成为劳动力的蓄水池，实在是很重要的。
如何才能让农村充当中国现代化的稳定器和蓄水池？乡村治理研究和乡村建设运动的第一重意义即在于此。通过乡村治理研究和乡村建设运动，探讨在农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整个社会收入增长速度，城乡差距越来越大，农民相对收入水平越来越低的背景下，如何保持农村社会的相对有序，如何让农民虽然有限但可以持续的改善生存处境，如何让农村劳动力的简单再生产可以延续，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就具有基础性意义。不理解九亿农民目前所处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的巨大差别，不关心九亿农民对他们生活处境及生存状况的看法，不研究九亿农民目前的生活处境和可以有限改善他们生活处境的办法，不下决心想办法去改善农民越来越恶化的生存处境，我们没有理由对中国的现代化感到乐观。
换句话说，即使中国经济增长及发展可以继续保持较高的速度，中国城市化和现代化有希望顺利实现，也必须有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这个意义上，乡村治理研究和乡村建设运动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具有基础性意义，是一项重大的战略研究。
问题是，中国的经济增长及城市化和现代化建设是否可以顺利实现，在50年以后中国农村人口是否可以顺利向城市和第二、三产业转移，他们的收入水平是否可以快速得到提高，并因此成为整个中国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如果不能顺利实现中国农民由农村向城市的转移，农村的未来之路何在？
具体地说，主要以经济增长为目标的中国现代化本身是13亿人口（50年以后是16亿人口）的现代化，这么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是对地球资源与环境的巨大挑战，也构成对已经现代化的发达国家和正在现代化的发展中国的巨大挑战。当前中国现代化之路是步欧美后尘，以物质的大量消耗为前提的。仅仅300 年时间的世界现代化历史，已经对地球数亿数十亿年来形成的资源与环境构成了极其巨大的改变。300 年在数十亿年的地球史上是极其短暂的一瞬，就这一瞬间，人类彻底改变并且还在进一步改变地球的面貌。据统计，接目前人类消耗石油和煤资源的速度，地球的石油储备不足百年，煤资源的储备也就在百余年。而在所有这些石油和煤资源的消耗中，仅仅美国这个占世界人口不足5%的国家，就消耗着世界能源的近30%。西方七国集团人口仅占世界人口的不足11％，却消耗着世界资源的一半以上，这还没有考虑发展中国家实际使用资源中被发达国家通过不公平贸易掠走的部分。。资源是有限的，环境是脆弱的，目前人类活动已经构成了对地球环境不可逆转的影响，地球环境系统越来越脆弱，如此下去，很可能在某一关节点上突然产生毁灭性的环境灾难。
中国人口是美国人口的四倍多，比西方七国集团人口的总和还多一倍有余，并且中国人口增加的速度比西方七国集团人口增加速度更快。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只要达到目前美国人均资源和环境消耗量的一半，人类对资源和环境的消耗总量即要增加近一倍。何况不仅是中国要实现现代化，而且世界上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要实现以增加物质消耗为基础的现代化。这是地球在资源和环境上都不可能承受的，也是已经发展起来的发达国家所不愿接受的。
因此，构成目前中国现代化暗含前提的资源与环境基础，其实并不存在，中国九亿农民顺利进入城市并且获得高的有保障收入的前途，几乎没有现实性。这个意义上，如何确定中国自己的现代化指标与标准，如何以人本身而不是从以时尚和广告所刺激起来的无节制的消费欲望来确定中国自己的发展目标，就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中国农民作为一个整体，没有可能享受到那种富裕的以大量物质消耗为基础的文明，但他们仍然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这种衣食无忧、有尊严、体面的生活，不是以占有物质多少来确定人的价值，而是以人是否可以与自己的内心世界、与他人之间以及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来确定自己的价值。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因为与目前西方的生活方式大异其趣，大不相同。又是一种旧的生活方式，因为它与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十分相近，本质上没有不同。它就是中国儒家理念中所一直期待，但因为做到整个社会衣食无忧尚无生产力条件而未能真正得到的那种理想社会。而即使中国目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也让中国农民有了过上这种理想日子的条件。
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仅考虑到九亿中国农民50 年内难以从农村转移出去，过上以大量消耗物质资源为基础的现代生活，而且意识到这九亿农民可能永远也无法从农村转移出去过上以大量资源消耗为基础的现代生活。我们就应该建立新的现代化生活的标准，确立以人本身为基础的新的发展指标，不是仅仅从物质而且从人的内心和谐，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协调相处等这些方面来设计新的治理模式，建设新的乡村文化，这就构成了乡村治理研究和乡村建设运动的第二重意义。
换句话说，因为中国九亿农民在未来50年以后也很难有我们现在预期的现代化的出路，甚至我们整个民族乃至今天发展中国家中的绝大多数都不可能再有美国式以大量物质消耗（尤其是能源与环境）为前提的富裕生活，我们就需要首先在中国九亿农民的未来生活设计上，着重本土化的、传统的方面，为中国农民乃至中国人过上自己的幸福生活，过上有尊严的、体面的生活，而作乡村治理的研究，作乡村建设的运动。这重意义上的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中国未来的出路。
乡村治理研究和乡村建设运动的第三重意义是中国九亿农民的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实践，将与新的不是以广告和时尚（这是跨国公司与西方文化的合谋）而是以人的生活本身为导引的价值观与幸福观的形成联系起来，成为支持新的以人的生活本身为目的，以中国传统乡村生活，以儒家理念为导向的巨大的社会运动。新的文明与中国传统文明结合起来，中华文明的新生也有了希望。
中华文明的新生当然不能只是中国人民自己的事情。需要等到西方文明的没落与危机的进一步迫近。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是以消耗物质资源来获得个体价值，以对物质的占有作为目的的文明，这种文明具有疯狂外部性的特征。缺少内省，也不允许内省。个体主义价值观事实上让每一个个人都没有了真实的选择权，而被盲目的物质力量所强制。美国是自由的国家，但这种自由是穷人挨饿的自由和富人专政的自由。自由、民主和个人选择权的背后，是垄断利益集团强有力的决定，他们制造出来的消耗物质的欲望和价值，将人性恶的一面发挥出来，而将人性善的一面掩盖起来，控制了整个社会的可能选择，从而自我实现人性本恶的预言。
即使如此，西方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们仍然怀着对核战争和环境危机的恐惧，组织起诸如绿色运动的组织，从事全球和平与环境保护的运动，批判以大量物质消耗为基础的西方文明，热切期待回到人本生活中来。绿色运动在欧洲已经产生强大影响，在美国也有一定影响。但这种运动几乎没有社会基础，而是建立在人们对核战争和环境能源危机的心理恐惧之上。相反，欧美发达国家因为可以向发展中国家转嫁能源和环境危机，可以在现代战争中具有绝对强势地位，可以从发展中国家获得超额利润从而获得人均较高的福利和高水平生活的机会，而使绿色运动的社会基础几近于无。这个意义上，除非以能源为主体的物质资源接近枯竭，或地球生态灾难突然降临，或核战争大规模发生，被跨国公司所操纵的西方文明将难以走出自己的逻辑循环。绿色运动因此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成功。而一旦能源危机和生态灾难发生了，地球上的人类可能不知所终。
与西方绿色运动不同，中国乡村建设运动是与中国九亿农民目前以及将来的出路有关的一项运动，是一项有着扎扎实实社会基础的巨大的社会运动，这种运动因为具有强大的社会基础，而会在文明的创造上，在价值的形成上，在文化的构建上，自在自洽，自成一体。围绕九亿农民的生活与他们生存价值的重建，乡村建设将具有无比广阔的空间，这样的乡村治理研究和乡村建设运动就不单是一项应对中国现代化挑战的权宜之计，而是关乎中华文明崛起和世界未来出路的庞大工作。
如何不是盲目地推测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速度，而是清醒地看到中国现代化前途中可能出现的和已经出现的诸多困难，建立可以分层展开的关于中国未来发展前景的研究框架，如何进一步讨论我们究竟能否现代化和需要什么样的现代化，并结合我们自己当前的处境展开具有战略眼光的研究，如何在前提性条件而不是技术层面进行反思和反省，如何在灾难还未发生前就产生预警性判断，实在是当前中国现代化研究中需要做的一项极其关键的工作。农村研究尤其因为九亿农民没有出路，而可以首先从反省与解构现代化目标来开始我们的研究。
我愿意将乡村治理和乡村建设置于这样一个三重意义的框架来展开研究。而只要其中一重意义存在，我们的乡村治理研究和乡村建设运动就有存在的理由。
四、评吴毅著《村治变迁中的权威与秩序》这是最后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