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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到死为止在北京
我的朋友一个美国人，是在飞律滨做官吏的，当了支那政府的顾问，要到北京去了。是大正五年（译者注：一九一七年）的事。临行，寄信给我，说，“到北京去。大约住一年的样子。不来玩玩么？”第二年我一到，他很喜欢。带着各处玩；还说，“并没有什么事情做，还是早点结束，到南美去罢。”两年之后，我从巴黎寄给他信，问道，“还在北京么？”那回信是，“还在。什么时候离开支那，有点不能定。”回到日本之后，我又问他“什么时候到南美去呢？”至于他丝毫没有要往南美那些地方的意思，自己自然是明明知道的。回信道，“不到南美去了，始终在北京。”今年五月我到北京去一看，他依然在大栅栏的住家的大门上，挂着用汉字刻出自己的姓名的白铜牌子，悠然的住在北京。
“唉唉，竟在北京生了根，”他一半给自己解嘲似的，将帽子放在桌上，笑着说。
“摩理孙的到死为止在北京，也就如此的呀。”我也笑着回答。又问道，“那厨子怎么了呢？”
这是因为这么一回事。他初到北京时，依着生在新的美洲的人们照例的癖气，对于古的事物是怀着热烈的仰慕的。他首先就寻觅红漆门的支那房子；于是又以为房门口应该排列着石头凿出的两条龙；又以为屋子里该点灯笼，仆役该戴那清朝的藤笠似的帽子上缀着蓬蓬松松的红毛的东西。后来，那一切，都照了他的理想实现了。于是他雇起支那的厨子来；六千年文化生活的产物的支那食品，也上了他的食膳了。衙门里很闲空。他学支那语；并且用了可笑的讹误的支那语到各处搜古董。莫名其妙的磁器和书箱和宝玉，摆满了他一屋。他是年青而独身的。他只化一角钱的车钱，穿了便服赴夜会去。他是极其幸福的。
但是，无论怎样奢侈，以物价便宜的北京而论，每月的食物的价钱也太贵了。有一天，他就叫了厨子来，要检点月底的帐目。他于是发见了一件事：那帐上的算计，他是每天吃着七十三个鸡蛋的。他诘责那厨子。厨子不动神色的回答道：——
“那么，鸡蛋就少用点罢。”
果然，到第二月，鸡蛋钱减少了；但总数依然和先前一样。他再查帐簿；这回却每天吃着一斤奶油。因为这故事很有趣，所以我每一会见他，总要问问这聪明厨子的安否的。
“那人，”他不禁笑着说，“终于换掉了。”
此后两三天，总请我到他家里去吃夜饭。照例是清朝跟丁式的仆人提着祭礼时候用的灯笼一般的东西，从门口引到屋里去。在那里的已有“支那病”不相上下的诸公六七人。当介绍给一个叫作白克的美国人的时候，我几乎要笑出来。这并非因为“白克”这姓可笑；乃是因为想到了原来这就是白克君。想到了这白克君已经久在支那，以为支那好得不堪；那些事情，就载在前公使芮恩施博士的《驻华外交官故事》里的缘故。
在圆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献着山海的珍味，谈话就从古董、画、政治这些开头。电灯上罩着支那式的灯罩，淡淡的光洋溢于古物罗列的屋子中。什么无产阶级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象不过在什么地方刮风。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气中，一面深思着对于外人有着“魅力”的这东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满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于汉人种的生活美了。现在西洋人也一样，嘴里虽然说着Democracy呀，什么什么呀，而却被魅于支那人费六千年而建筑起来的生活的美。一经住过北京，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风时候的万丈的沙尘，每三月一回的督军们的开战游戏，都不能抹去这支那生活的魅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