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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苏维埃文学和年青的作者们，戈理基的同情和兴味，也很有炽烈之处的。我们在这里虽没有引用他寄给罗曼罗兰的信的全文的余裕，但其中有云，“现今在俄国，优美的文学是发达着，繁荣着的。”又，在最近的论文之一里，那结语是“所必需者，是对于青年文学者的大的注意和关于他们的深的用心。”

昨年之夏，苏维埃国立美术院院长珂干（P. Kogan）教授到意太利的梭连多，访问戈理基的时候，曾和教授谈了苏俄的事许多时。珂干教授在印象记《在梭连多作戈理基的宾客》中，传着当时的情况——

“戈理基很注意的研究着俄国所行的一切事。他现正写着共有三部的庞大的小说（这就是上文说过的三部曲《四十年》），这至少是网罗着四十年间的俄国生活的雄篇。他决不如白党所言，是俄国之敌。关于苏俄，关于那达成，关于那科学，关于那文艺，他和我谈了许多事。谈得很长久，很高兴。他说，‘这里是无聊的，但俄国有生活和动弹。’他拿着铅笔，读着苏俄新出版的各种书。他从苏维埃文学，感到异常的喜欢，将这列在欧洲文学之上。第一流的作家不消说，便是第二流的作家，他没有涉猎其作品者，是一个也没有的……我因为要离开梭连多了，前去告别，到戈理基那里。他脸色苍白，似乎比平常冷淡。他说道，‘今天我不象往常，是气喘。因为这病并非心脏系统的病，不要紧的。就会好的罢。’他现在和儿子儿妇和两岁的孙女，就是仅仅这几个家族一同过活。他那对于可爱的孙女的婉婉的爱情，令人记起他说过的‘孩子是地上的花’这一句诗似的言语来。”

最近在墨斯科，文学者间，以“戈理基和我们在一起么”这一个论题之下，开了讨论会，但我不幸竟没有机会，得读当时反对戈理基的作家们的演说。我所见的仅有绥拉斐摩微支的话，他是这样说的——

“在反动的黑暗时代，戈理基曾呼唤俄罗斯国民来战斗。在革命以先的时代，他于使我们的作家们从下层社会蹶起的事，也尽了伟大的职务。他现今虽在意太利，而常以贪婪一般的兴味，把握着苏俄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他逐栏通读着苏维埃的报章；和年青的作家们通着很长的书信；并且收了他们的原稿，亲自指导其创作；对于苏维埃青年的生活，又有非常的兴味。不但这些，他还勇敢地呵斥着资产阶级报纸对于苏联的谗诬。这样，他是常和我们在一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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