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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申报》的《自由谈》 参看本卷第5页注〔1〕。1935年10月31日后，《自由谈》一度停刊。
[2] 新任者 指继黎烈文后主编《申报·自由谈》的张梓生（1892—1967），浙江绍兴人，与鲁迅相识。
[3] 《中华日报》 国民党汪精卫改组派办的报纸，1932年4月11日在上海创刊。《动向》，该报副刊之一，1934年4月11日始办，聂绀弩主编，常发表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同年12月18日停刊。
[4] 《太白》 小品文半月刊，陈望道编辑，上海生活书店发行。1934年9月20日创刊，1935年9月5日停刊。
[5] 青年战友 指廖沫沙（1907—1990），湖南长沙人，左翼作家联盟成员。曾以林默等笔名写文章。参看本书《倒提》一文的附录。
[6] “花边” 旧时银元边缘铸有花纹，因此有“花边”的俗称。
[7] 文公直（1898—？） 江西萍乡人，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编译处股长。后从事武侠小说写作。
[8] 《闲话皇帝》事件 1935年5月，上海《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发表易水（艾寒松）的《闲话皇帝》一文，泛论古今中外的君主制度，涉及日本天皇，当时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即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名提出抗议。国民党政府屈从压力，并趁机压制进步舆论，将《新生》周刊查封，由法院判决该刊主编杜重远一年二个月徒刑。这件事也被称为《新生》事件。
[9] 书报检查处 即“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1934年6月6日在上海设立。《新生》事件发生后，国民党以“失责”为由，于1935年7月8日将该会检查官项德言（中宣会文艺科总干事）等七人撤职。
[10] 文天祥（1236—1283） 吉州吉水（今属江西）人，南宋大臣。官至右丞相兼枢密使。他在南方坚持抗元斗争，兵败被俘，坚贞不屈，后被杀。方孝孺（1357—1402），浙江宁海人，明惠帝建文时任侍讲学士。建文四年（1402），惠帝的叔父燕王朱棣起兵攻入南京，自立为帝，命方孝孺起草即位诏书，他坚决不从，遂遭杀害，被夷十族（他的学生也被算作一族）。
[11] 新闻记者的“保护正当舆论”的请愿 1935年底，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新闻界纷纷致电国民党中央，要求“开放舆论”，“凡不以武力或暴力为背景之言论，政府必当予以保障”；同年12月，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所谓“请政府通令全国切实保障正当舆论”的决议。智识阶级的言论自由的要求，指1935年底，北平、上海等地文化教育界人士为开展抗日救国运动，纷纷举行集会，发表宣言，提出“保障集会、结社、言论、出版的绝对自由”的要求。
[12] 北五省的自治 1935年11月，日本帝国主义为达到并吞我国华北的目的，策动汉奸殷汝耕（国民党冀东行政督察专员）等进行所谓“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并于25日在通县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宣布脱离国民政府。北五省指当时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省会张家口）、绥远（省会归绥，即今呼和浩特）。
[13]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1月11日上海《申报·自由谈》。
[14] 萧伯纳1933年2月来中国旅行时，新闻界颇多报道和评论，有人曾攻击他“宣传共产”。
[15] 德哥派拉（M.Dekobra，1885—1973） 法国小说家、记者。1933年11月来中国旅行。鲁迅在1933年12月28日致王志之信中说：德哥派拉“盖法国礼拜六派，油头滑脑，其到中国来，大概确是搜集小说材料。”
[16] 伐扬古久列（P.Vaillant-Couturier，1892—1937） 通译伐扬—古久里，法国作家、社会活动家。曾任法共中央委员、法共中央机关报《人道报》主笔。1933年9月，他曾来上海出席世界反对帝国主义战争委员会召开的远东会议。
[17] “外国文氓” 德哥派拉于1933年11月29日在上海参加中法文艺界、报界茶话会时，中国新闻记者曾问他“对日本侵略中国之感想如何”，他回答说：“此问题过于严重，非小说家所可谈到。”又请他谈“对中国之感想”，他回答说：“来华后最使我注意的，（一）是中国菜很好，（二）是中国女子很美。”后来他从南京到北平，一路受国民党政府官员以及文人们的迎送，都是以这类话应付。当时曾有人在报上发表谈话说：“德氏来平，并未谈及文学，仅讥笑中国女子，中国女子认为德氏系一文氓而已。”（见1933年12月11日《申报·北平特讯》）
[18]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1月12日《申报·自由谈》。
[19] 侍桁 即韩侍桁。他的《谈说谎》一文发表于1934年1月8日《申报·自由谈》，其中说：“不管为自己的地位的坚固而说谎也吧，或为了拯救旁人的困难而说谎也吧，都是含着有弱者的欲望与现实的不合的原因在。虽是一个弱者，他也会想如果能这样，那就多么好，可是一信嘴说出来，那就成了大谎了。但也有非说谎便不能越过某种难关的场合，而这场合也是弱者遇到的时候较多，大概也就是因此为什么女人讲谎话要比男人来得多。”
[20] 叔本华（A.Schopenhauer，1788—1860） 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者。他一生反对妇女解放，在所著的《妇女论》中诬蔑妇女虚伪、愚昧、无是非之心。
[21] 一位奥国的青年学者 指华宁该尔（O.Weininger，1880—1903），奥地利人，仇视女性主义者。他在1903年出版的《性和性格》一书中，说女性“能说谎”，“往往是虚伪的”，并力图证明妇女的地位应该低于男子。
[22] 杨妃 即唐玄宗的妃子杨玉环（719—756），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她的堂兄杨国忠因她得宠而骄奢跋扈，败坏朝政。天宝十四年（755），安禄山以诛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反唐，进逼长安，唐玄宗仓皇南逃四川，至马嵬驿，将士归罪杨家，杀国忠，唐玄宗为安定军心，令杨妃缢死。
[23] “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 语出唐代杜甫《北征》诗。旧史传说夏桀宠幸妃子妹喜，殷纣宠幸妃子妲己，周幽王宠幸妃子褒姒，招致了三朝的灭亡。杜甫在此处合用了这些传说。
[24] “妇女国货年” 1933年12月上海市商会等团体邀各界开会，决定1934年为“妇女国货年”，要求妇女增强“爱国救国之观念”，购买国货。
[25] “君王城上竖降旗”一诗，相传是五代后蜀主孟昶的妃子花蕊夫人所作。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说：“费氏，蜀之青城人。以才色入蜀宫，后主嬖之，号花蕊夫人，效王建作《宫词》百首。国亡，入备后宫，太祖闻之，召使陈诗，诵其《国亡诗》云：‘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太祖悦，盖蜀兵十四万，而王师数万尔。”又据后蜀何光远《鉴戒录》卷五载，前蜀后主王衍亡于后唐时，有后唐兴圣太子随军王承旨曾作过一首诗，嘲讽因耽于酒色嬉戏而亡国的王衍：“蜀朝昏主出降时，衔璧牵羊倒系旗，二十万军齐拱手，更无一个是男儿。”
[26]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1月21日《申报·自由谈》。
[27] 用一个一定的圈子向作品上面套等论调，曾见于当时《现代》月刊所载的文章。如第四卷第三期（1934年1月）载刘莹姿《我所希望于新文坛上之批评家者》一文，说批评家“拿一套外国或本国的时髦圈子来套量作品的高低大小”，“这是充分地表明了我国新文坛尚无真挚伟大的批评家”。又第四卷第一期（1933年11月）载苏汶《新的公式主义》一文中说：“友人张天翼君在他的短篇集《蜜蜂》的‘自题’里，对于近来的一些批评家，曾经说了几句很有趣的话，他说：‘他（指一位批评者——汶注）是不知从什么地方拿来了一个圈子，就拿这去套一切的文章。小了不合适，大了套不进：不行。恰恰套住：行。’”
[28] 关于张献忠考秀才的说法，见清代彭遵泗的《蜀碧》一书：“贼诡称试士，于贡院前左右，设长绳离地四尺，按名序立，凡身过绳者，悉驱至西门外青羊宫杀之，前后近万人，笔砚委积如山。”
[29]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1月22日《申报·自由谈》。
[30] 批评家好“漫骂” 1933年12月26日《申报·自由谈》载侍桁《关于批评》一文说：“看过去批评的论争，我们不能不说愈是那属于无味的谩骂式的，而愈是有人喜欢来参加”，这种“谩骂的批评”，“我们不认为是批评”。
[31] 孔融（153—208） 东汉鲁国（今山东曲阜）人，文学家。关于他让梨的故事，见《世说新语》南朝梁刘峻注引《融别传》：“融四岁与兄食梨，辄引小者。人问其故，答曰：‘小儿法当取小者。’”
[32]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2月3日《申报·自由谈》。
[33] 北平某先生 指沈从文（1902—1988），湖南凤凰人，作家。他在1933年10月18日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第九期发表《文学者的态度》一文，批评一些文人对文学创作缺乏“认真严肃”的作风，说这类人“在上海寄生于书店，报馆，官办的杂志，在北京则寄生于大学，中学，以及种种教育机关中”；“或在北京教书，或在上海赋闲，教书的大约每月皆有三百元至五百元的固定收入，赋闲的则每礼拜必有三五次谈话会之类列席”。上海某先生，指苏汶（杜衡）。他在1933年12月上海《现代》月刊第四卷第二期发表《文人在上海》一文，为上海文人进行辩解，对“不问一切情由而用‘海派文人’这名词把所有居留在上海的文人一笔抹杀”表示不满，文中还提到：“仿佛记得鲁迅先生说过，连个人的极偶然而且往往不由自主的姓名和籍贯，都似乎也可以构成罪状而被人所讥笑，嘲讽。”此后，沈从文又发表《论“海派”》等文，曹聚仁等也参加这一争论。
[34] 梅兰芳（1894—1961） 名澜，字畹华，江苏泰州人，京剧表演艺术家。1930年梅兰芳在美国演出时，美国波摩那大学及南加州大学曾授与他文学博士的荣誉学位。
[35] “居移气，养移体” 语出《孟子·尽心（上）》：“孟子自范之齐，望见齐王之子，喟然叹曰：‘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
[36] “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 语出宋代庄季裕《鸡肋编》：“建炎后俚语，有见当时之事者：如……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欲得富，赶著行在卖酒醋。”
[37]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 唐代崔颢的诗句。参看本卷第15页注〔5〕。
[38] 关于北平学者以古文化掩护自己和古物南迁，参看本卷第15页注〔2〕、〔6〕。
[39]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2月4日《申报·自由谈》。
[40] 二陆 指陆机、陆云兄弟。陆机（261—303），字士衡；陆云（262—303），字士龙，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人。二人都是西晋文学家，时并称“二陆”。祖父陆逊、父亲陆抗皆三国时吴国名将。晋灭吴后，机、云兄弟同至晋都洛阳，往见西晋大臣张华，《世说新语》南朝梁刘峻注引《晋阳秋》说：“司空张华见而说之，曰：‘平吴之利，在获二俊。’”又《世说新语·方正》载，二陆入晋后，“卢志（按为北方士族）于众坐，问陆士衡：‘陆逊陆抗，是君何物？’”《世说新语·简傲》载二陆拜访刘道真的情形说：“礼毕，初无他言，唯问：‘东吴有长柄壶卢，卿得种来不？’陆兄弟殊失望，乃悔往。”
[41] 羊衒之 一作杨衒之，北魏北平（今河北满城）人。曾官期城太守、抚军府司马。《洛阳伽蓝记》，五卷，作于东魏武定五年（547），其中时有轻视南人的话，如卷二记中原氏族杨元慎故意说能治陈庆之（南朝梁将领，当时在洛阳）的病时的情景：“元慎即含水噀庆之曰：‘吴人之鬼，住居建康，小作冠帽，短制衣裳。自呼阿侬，语则阿傍。菰稗为饭，茗饮作浆。呷啜蓴羹，唼嗍蟹黄。手把豆蔻，口嚼槟榔……’庆之伏枕曰：‘杨君见辱深矣！’自此后，吴儿更不敢解语。”又卷三记南齐秘书丞王肃投奔北魏后的情形说：“（王肃）不食羊肉及酪浆等物，常饭鲫鱼羹，渴饮茗汁。京师士子道肃一饮一斗，号为漏巵。……时给事中刘缟慕肃之风，专习茗饮。彭城王谓缟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苍头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内有学颦之妇，以卿言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吴奴，以此言戏之。自是朝贵宴会虽设茗饮，皆耻不复食，惟江表残民远来降者好之。”
[42] 元代把所统治的人民划分为四等：前三等据元末明初陶宗仪《南村辍耕录·氏族》载为：一、蒙古人。二、色目人，包括钦察、唐兀、回回等族，是蒙古人侵入中原前已征服的西域人。三、汉人，包括契丹、高丽等族及在金人治下北中国的汉族人。又有第四等：南人，据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九说，“汉人南人之分，以宋金疆域为断，江浙湖广江西三行省为南人，河南省唯江北淮南诸路为南人。”
[43] 南方之强 语出《中庸》第十章：“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
[44] 孑遗 这里指前朝的遗民。语出《诗经·大雅·云汉》：“周余黎民，靡有孑遗。”
[45] 权贵南迁 指汉族统治者不能抵御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入侵，把政权转移到南方。如东晋为北方匈奴所迫，迁都建康（今南京）；南宋为北方金人所迫，迁都临安（今杭州）。他们南迁后，仍过着荒淫糜烂的生活。
[46] 某先生 指顾炎武（1613—1682），字宁人，号亭林，江苏昆山人，明末清初学者。他在《日知录》卷十三《南北学者之病》中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按原语见《论语·阳货》），今日北方之学者是也。‘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难矣哉’（按原语见《论语·卫灵公》），今日南方之学者是也。”
[47]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2月7日《申报·自由谈》。
[48] 《如此广州》 刊载于1934年1月29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味荔。
[49] 玄坛 即道教尊为“正一玄坛元帅”的财神赵公明。其绘像身跨黑虎，故称“黑虎玄坛”。李逵，长篇小说《水浒》中人物，该书四十三回中有他杀死四只老虎的故事。
[50] 姜太公 即周朝太公望吕尚（姓姜，封于吕，因称吕尚）。《史记·封禅书》：“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后来神话小说《封神演义》说他给神魔封号，民间也迷信他的名字能镇压“妖邪”。
[51] “泰山石敢当” 西汉史游《急就篇》中已有“石敢当”一语，据唐代颜师古注：“敢当，言所当无敌也。”旧时人家正门或村口等处，如正对桥梁、通道，常树起一个石人或石片，上刻“泰山石敢当”字样，以作“镇邪”之用。前加“泰山”，大概因旧时流传“泰山府君”能“制鬼驱邪”的缘故。
[52] 据唐代封演《封氏闻见记》卷六：“古者享祀鬼神，有圭璧币帛，事毕则埋之……其纸钱，魏晋以来，始有其事。”用纸钱以后，也仍有以铜钱和金银埋在墓中的。
[53]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2月17日《申报·自由谈》。
[54] “废历” 指阴历（或称夏历）。1912年（民国元年）1月2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通令各省废除阴历，改用阳历。后来，国民党政府又再三下过这样的通令。
[55] 1934年2月13日（夏历除夕），《申报号外·本埠增刊》临时增加的副刊《不自由谈》上有署名非人的《开场白》说：“编辑先生们辛苦了一年，在这几天寒假里头，本想可以还我自由自在的身，写写意意，享几天难得享到的幸福。不料突然地接到一道命令：说不但要出号外，并且要屁股两排，没有办法，只得再来放几个屁。”
[56] “反动分子乘机捣乱” 参看《伪自由书·“多难之月”》及其注〔4〕。
[57] 花爆 即花炮、爆竹。1934年旧历年将届时，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曾以“惟恐宵小乘机滋事”为由，发布“市民不得燃放爆竹”的通令。
[58]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2月26日《申报·自由谈》。
[59] 《姊妹花》 郑正秋根据自己编写的舞台剧《贵人与犯人》改编和导演的电影，1933年由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摄制。影片以1924年军阀内战为背景，描写了一对自幼离散的孪生姊妹，因处境不同，妹妹成了军阀的姨太太，姊姊成了囚犯。结局是姊妹相认，与父母阖家团圆。
[60] 宗汉 即邵宗汉（1907—1989），江苏武进人，新闻工作者。他的《穷人哲学》一文发表在1934年2月20日《大晚报》“日日谈”。
[61] 《推背图》 参看本卷第99页注〔6〕。
[62] 优生学 英国哥尔登创立的学说，他认为人或人种在生理和智力上的差别由遗传所决定，研究如何改进人类的遗传性。
[63] 汉高祖 即刘邦（前247—前195），字季，沛县（今属江苏）人，汉王朝的建立者。
[64]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3月28日《申报·自由谈》。
[65] “无为而无不为” 语出《老子》第四十八章：“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以至无为，无为而无不为。”原语的“益”和“损”，指知识、欲望的增减。
[66]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4月7日《申报·自由谈》。
[67] “裸体运动大写真” 1934年3月，上海的上海大戏院放映一部德、法、美等国裸体运动记录片《回到自然》。影院曾为此大肆宣传，此语及下面引文都是广告中的话。
[68] 张生 即张珙（君瑞），元代王实甫《西厢记》中的人物。这里引用的唱词见该剧第四本《草桥店梦莺莺》第一折：“咍，怎不肯回过脸儿来？”
[69] “以己之心，度人之心” 语出《中庸》十三章朱熹注。
[70] “木兰从军” 见南北朝时北朝叙事长诗《木兰诗》，诗中写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出征十二年，立功还乡。“汪踦卫国”，汪踦是春秋时鲁国的一个儿童，《礼记·檀弓（下）》：“（鲁与齐师）战于郎，公叔禺人……与其邻重（童）汪踦往，皆死焉。”
[71] “女子与小人” 孔子语，参看本卷第152页注〔4〕。
[72]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4月26日上海《中华日报·动向》。
[73] 达赖啦嘛 这里指在1933年12月17日去世的达赖喇嘛第十三世阿旺罗桑土丹嘉措（1876—1933）。“不幸短命死矣”，语出《论语·雍也》，是孔子惋惜门徒颜渊早死的话。
[74] 广州开的耆英会 1934年2月15日，国民党政府广州市长刘纪文为纪念新建市署落成，举行耆英会；到八十岁以上的老人二百余人，其中有据说一百零六岁的张苏氏，尚能穿针，她表演穿针的照片曾刊在3月19日《申报·图画特刊》第二号。
[75] “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 语出《尚书·汤誓》。时日，原指夏桀。
[76]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孔子的话，见《论语·为政》。
[77] 《文选》 参看本卷第344页注〔9〕。1933年9月，施蛰存曾向青年推荐《文选》，说读了“可以扩大一点字汇”，可以从中采用描写“宫室建筑”等的词语。
[78] 《平斋文集》 宋代洪咨夔著，共三十二卷。洪咨夔（1176—1236），字舜俞，浙江於潜（今并入临安）人，嘉泰二年（1202）进士，官至刑部尚书、翰林学士。石印的本子指1934年商务印书馆影印的《四部丛刊续编》本。
[79] 荆公 即王安石，参看本卷第251页注〔10〕。他官至宰相，封荆国公，故称王荆公。祸胎，指王安石曾经重用后来转而排斥王安石的吕惠卿等人。钟阜，指南京钟山，王安石晚年退居钟山半山堂。
[80] “八大家” 即唐宋八大家，指唐代韩愈、柳宗元，宋代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王安石、曾巩八个散文名家，明代茅坤曾选辑他们的作品为《唐宋八大家文钞》，因有此称。
[81] 欧阳修（1007—1072） 字永叔，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北宋文学家。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所作《读李翱文》，见《欧阳文忠集》卷七十三。李翱（772—841），字习之，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唐代文学家。曾官中书舍人、山南东道节度使。
[82] 《唐宋文醇》 清代乾隆三年（1738）“御定”，五十八卷，包括唐宋八大家及李翱、孙樵等十人的文章。《唐宋诗醇》，乾隆十五年（1750）“御定”，四十七卷，包括唐代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宋代苏轼、陆游等六人的诗作。
[83] “挽狂澜于既倒” 语出唐代韩愈《进学解》：“障百川而东之，回狂澜于既倒。”
[84]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5月20日《中华日报·动向》。
[85] 时轮金刚法会 佛教密宗的一种仪式。1934年3月11日由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等发起，推举下野军阀段祺瑞为理事长，请第九世班禅额尔德尼在杭州灵隐寺举行时轮金刚法会。此事得到各地军政要人黄郛、张群、马鸿逵、商震、韩复榘等赞同。蒋介石亦电嘱浙江省及杭州市当局予以协助。该会《募捐缘起》 曾在《论语》半月刊第三十八期（1934年4月1日）“古香斋”栏转载。
[86] “或消自业，或淡他灾” 这是1934年3、4月间上海各报载《启建时轮金刚法会启事》中的话，它劝人捐助“法资”，以“为已故宗亲拔苦，或为现存父母祈福，或消自业，或淡他灾”。
[87] 中央社这一电讯与事实有出入。徐来、胡蝶当时在杭州浙江大舞台为公益警卫募捐义务演出，她们和梅兰芳都未为法会表演。徐来（1909—1973），浙江绍兴人。胡蝶（1908—1989），原名胡瑞华，广东鹤山（今高鹤）人。她们都是三十年代电影女演员。
[88] 天女散花 见《维摩诘所说经·观众生品》：“时维摩诘室有一天女，见诸天人闻所说法，便现其身，即以天华散诸菩萨大弟子上。”（据后秦鸠摩罗什汉文译本）梅兰芳曾据此演出京剧《天女散花》。
[89] 标准美人 当时上海一些报纸上所称的徐来的诨名。
[90] “印可” 佛家语，承认、许可。《维摩诘经·弟子品》：“若能如是坐者，佛所印可。”
[91] 《毛毛雨》 黎锦晖作的歌曲，曾流行于1930年前后。
[92] 密斯 英语Miss的音译，即小姐。
[93]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4月25日《申报·自由谈》，署名士繇。
[94] 《不图今日重见汉官仪》 作者署名英伯，发表于1903年9月留日学生在东京办的《浙江潮》第七期。此题目原语出《后汉书·光武帝纪》：王莽被杀后，刘秀（即后来的汉光武帝）带了僚属到长安，当地吏士见到他们，“皆欢喜不自胜。老吏或垂涕曰：‘不图今日复见汉官威仪！’”按原语中“汉”指汉朝，英伯文中则指汉族。
[95] 樊山老人 即樊增祥（1846—1931），字嘉父，号樊山，湖北恩施人，近代文人。清光绪进士，曾任江苏布政使。著有《樊山诗集》、《樊山文集》。下文说的关于穿“外国服”的诘难，据易宗夔《新世说·言语》记载，这是清代文学家王闿运的故事：“王壬甫硕学耆老，性好诙谑。辛亥之冬，民国成立，士夫争剪发辫，改用西式衣冠。适公八十初度，贺者盈门，公仍用前清冠服，客笑问之。公曰：‘予之冠服，固外国式；君辈衣服，讵中国式耶？若能优孟衣冠，方为光复汉族矣。’客亦无以难之。”
[96] 1912年10月，袁世凯政府曾下令定长袍马褂为男子的常礼服。
[97] 林语堂在1934年4月16日《论语》第三十九期发表的《论西装》一文中说：“西装之所以成为一时风气而为摩登士女所乐从者，唯一的理由是一般人士震于西洋文物之名而好为效颦，在伦理上，美感上，卫生上是决无立足根据的。”
[98] 据1934年4月14日《新生》周刊第一卷第十期载：“杭（州）市发见摩登破坏铁血团，以硝镪水毁人摩登衣服，并发警告服用洋货的摩登士女书”。当时北京、上海等地都出现过这类事。
[99]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5月1日《申报·自由谈》。
[100] “朋友，以义合者也” 语出《论语·乡党》宋代朱熹注：“朋友以义合。”
[10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5月24日《中华日报·动向》。
[102] 进关内来祭祖 1934年4月4日《大晚报》载：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要求在清明节入关祭扫清代皇帝的坟墓。此事在当时曾引起人们的愤慨。
[103] 到陕西去上坟 1934年4月7日《申报》载：清明节时，国民党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等同西安军政要人及各界代表前往陕西咸阳、兴平祭扫周文王、汉武帝等陵墓，“民众参观者人山人海，道为之塞，……诚可说是民族扫墓也。”
[104] 1934年4月11日戴季陶在西安致电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等，以“培植民德”为由，反对“研究国学科学诸家，……发掘古墓，寻取学术材料”，要求政府“通令全国，凡一切公然发墓取物者，无论何种理由，一律依刑律专条严办。”当时曾遭到学术界的强烈反对。同月14日，蔡元培回电，认为对学术团体的发掘活动“不宜泛加禁止”，因为这对“恢复千年古史其用大矣”。
[105] 八合思巴（1239—1279） 即八思巴，本名罗卓坚参，吐蕃萨斯迦（今西藏自治区日喀则专区萨迦）人。佛教高僧。元中统元年（1260）封为“国师”。按发掘宋陵的是元代江南释教总统（佛教首领）杨琏真迦，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发宋陵寝》记：元至元十五年（1278）十二月，杨琏真伽率徒役在浙江绍兴等地发掘宋代诸皇陵墓，“至断残支体，攫珠襦玉柙，焚其胔，弃骨草莽间”，并下令“裒陵骨，杂置牛马枯骼中，筑一塔压之，名曰镇南。”传说当时有儒生唐珏、林德阳分别秘密收拾埋藏宋帝遗骸，明代修复宋陵，并建唐、林祠，文征明作《双义祠记》，称二人为“千古之大义士”。
[106] 曹操（155—220） 字孟德，小字阿瞒，沛国谯（今安徽亳县）人，三国时政治家、军事家。他的儿子曹丕称帝后，追尊他为魏武帝。关于设“摸金校尉”事，见汉末陈琳《为袁绍檄豫州》：“又梁孝王，先帝母昆，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肃恭，而操帅将吏士，亲临发掘，破棺躶尸，掠取金宝，至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操又特置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所过隳突，无骸不露。”
[107] 曹操造七十二墓事，见宋代罗大经《鹤林玉露》卷十五：“漳河上有七十二冢，相传云曹操疑冢也。”
[108] 后之诗人 指宋代俞应符。他在咏曹操诗中说：“生前欺天绝汉统，死后欺人设疑冢；人生用智死即休，何有余机到丘垅。人言疑冢我不疑，我有一法君未知，直须尽发疑冢七十二，必有一冢藏君尸。”（载《南村辍耕录·疑冢》）
[109] 后之论者 指明代王士性，他在《豫志》中说：“余谓以操之多智，即七十二冢中，操尸犹不在也。”
[110] 邙山 在河南洛阳城北，东汉至唐宋等朝的王侯公卿多葬在那里。这些坟墓历代被人屡次发掘，晋代张载《七哀诗》就说到：“北邙何垒垒，高陵有四五……季世丧乱起，贼盗如豺虎；毁壤过一抔，便房启幽户；珠柙离玉体，珍宝见剽虏。”
[111] 志石 古代放在墓中镌有死者事略的石刻。下底上盖，底石刻关于死者生平的铭文，盖石刻“某某之墓”字样，以便后人辨识。
[112] “子路止宿处” 《论语·宪问》中载有“子路宿于石门”的话，后人就在山西平定附近石门的地方建立“子路止宿处”石碑；但据《论语》汉代郑玄注：“石门，鲁城外门也。”
[113] “孔子小天下处” 《孟子·尽心（上）》有“孔子登东山而小鲁，登太山而小天下”的话，后人就在泰山顶上竖立“孔子小天下处”的石碑。
[114] 指浙江绍兴城南会稽山麓的禹穴。
[115] 文武周公墓，过去相传在陕西咸阳城西北。但唐代萧德言等撰写的《括地志》则说：周文王、武王墓都“在雍州万年县（今陕西临潼渭水北）西南二十八里原上”。并认为在咸阳西北一十四里的是秦惠文王陵，在咸阳西十里的是秦悼武王陵，“俗名周武王陵，非也。”
[116] 《洗冤录》 亦名《洗冤集录》，宋代宋慈著，共五卷，是一部关于检验尸体的书。滴血认亲见该书卷一《滴血》：“父母骸骨在他处，子女欲相认，令以身上刺出血滴骨上。亲生者，则血入骨，非则否。”这一说法不合乎科学。
[117] “非其鬼而祭之，谄也！” 孔子的话，见《论语·为政》。宋代朱熹注：“非其鬼，谓非其所当祭之鬼。”
[118]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4月30日《申报·自由谈》。
[119] 《论语》 参看本卷第292页注〔3〕。该刊称以登载幽默文字为主。
[120] “中国无幽默” 作者自己也持这种意见，他在《南腔北调集·“论语一年”》中曾说：“幽默在中国是不会有的。”
[121] 见林语堂在1934年4月26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周作人诗读法》。其中所引古人的话，出于明代张萱《复刘冲倩书》（引语中“鸟散”原文作“兽散”）。张萱，字孟奇，别号西园，广东博罗人，万历时官至平越知府。著有《西园存稿》等。
[122] 《人间世》 小品文半月刊，林语堂主编，1934年4月在上海创刊，1935年12月出至第四十二期停刊。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行。该刊出版后不久，《申报·自由谈》等曾发表文章批评它的所谓“闲适”的作品，林语堂即发表《周作人诗读法》作答，其中说：“近日有人登龙未就，在《人言周刊》、《十日谈》、《矛盾月刊》、《中华日报》及《自由谈》化名投稿，系统的攻击《人间世》；如野狐谈佛，癞鳖谈仙，不欲致辩。”
[123]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5月10日《中华日报·动向》。
[124] 阿芷 即叶紫（1910—1939），湖南益阳人，作家，“左联”成员。他在1934年5月6日《中华日报·动向》上发表的文章是《洋形式的窃取与洋内容的借用》。
[125] 杨昌溪 “民族主义文学”的追随者，他的中篇小说《鸭绿江畔》发表于1933年8月《汗血月刊》第一卷第五期。
[126] 法捷耶夫（А.А.Фадеев，1901—1956） 苏联作家。作品有长篇小说《毁灭》、《青年近卫军》等。《毁灭》由鲁迅译成中文，1931年先由大江书铺出版，译者署名隋洛文，继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重版，译者改署鲁迅。
[127]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5月13日《中华日报·动向》。
[128] 杜衡即苏汶。他所说“批评家的圈子”，参看本卷第450页注〔2〕。他所说“文人的化名”，见1934年5月《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一期他所发表的《谈文人的假名》。
[129] 《中国文艺年鉴》 指1932年上海现代书局出版的《中国文艺年鉴》，杜衡、施蛰存编辑。年鉴卷首的《一九三二年中国文坛鸟瞰》一文，为苏汶鼓吹的“文艺自由论”辩护，同时吹捧杜衡在创作方面对现实主义文学“给了最大的供献”。鲁迅在1934年4月11日致日本增田涉信中曾说：“所谓‘文艺年鉴社’，实际并不存在，是现代书局的变名。写那篇《鸟瞰》的人是杜衡，一名苏汶，……在那篇《鸟瞰》中，只要与现代书局刊物有关的人，都写得很好，其他的人则多被抹杀。而且还假冒别人文章来吹捧自己。”
[130] 《现代》 文艺月刊，施蛰存、杜衡编辑，上海现代书局出版，1932年5月创刊，1935年3月改为综合性月刊，汪馥泉编辑，同年5月出至第六卷第四期停刊。
[131] 孙行者和二郎神斗法，尾巴变成旗竿的故事，见明代吴承恩《西游记》第六回。
[132] 苏汶在《谈文人的假名》中曾说：“用笔名无可反对，但我希望除了万不得已之外，每人是用着固定的笔名为妥……”又说：“有一种是为的逃避文责，就近又有点卑劣了。”
[133]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5月18日《申报·自由谈》。
[134] 书厨 《南史·陆澄传》：“读《易》三年，不解文义，欲撰《宋书》，竟不成。王俭戏之曰：‘陆公，书厨也。’”清代叶燮《原诗·内篇下》：“且夫胸中无识之人，即终日勤于学，而亦无益。俗谚谓为‘两脚书厨’。记诵日多，多益为累。”
[135] 上海《人言》周刊第一卷第十期（1934年4月21日）载有胡雁的《谈读书》一文，先引叔本华“脑子里给别人跑马”的话，然后说“看过一本书，是让人跑过一次马，看的书越多，脑子便变成跑马场，处处是别人的马的跑道，……我想，书大可不必读。”按叔本华在《读书和书籍》等文中，反对读书，认为“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主张“由自己思想得来真理”。
[136] 象征主义 十九世纪末叶在法国兴起的一种文艺思潮和流派。认为事物都有与之相对应的意念和含义，强调作家应发掘这些隐藏在事物背后的含意，用恍惚的语言和物象形成暗示性“意象”（即象征），使读者领悟其中的深意。其作品多有神秘感。
[137] 梅特林（M.Maeterlinck，1862—1949） 通译梅特林克，比利时剧作家，象征主义戏剧的代表。主要作品有剧本《青鸟》等。
[138] 法朗士（A.France，1844—1924） 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波纳尔之罪》、《黛依丝》及《企鹅岛》等。
[139] 白璧德（I.Babbitt，1865—1933） 美国近代新人文主义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著有《新拉奥孔》、《卢梭与浪漫主义》、《民主和领导》等。
[140] 吉尔波丁（В.Я.Кирпотин） 苏联文艺批评家。著有《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先驱》等。
[141] 高尔基（М.Горький，1868—1936） 苏联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福玛·高尔捷耶夫》、《母亲》和自传体三部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等。
[142] 易卜生（H.Ibsen，1828—1906） 挪威剧作家。主要作品有《玩偶之家》、《国民公敌》、《群鬼》等。当时上海商务印书馆曾出版潘家洵译的《易卜生集》，只出两册。
[143] 柴霍甫（А.П.Чехов，1860—1904） 通译契诃夫，俄国作家。主要作品有《三姊妹》、《樱桃园》等剧本和《变色龙》、《套中人》等大量的短篇小说。当时开明书店曾出版赵景深译的《柴霍甫短篇杰作集》八册。
[144] 莫泊桑（G.de Maupassant，1850—1893） 法国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一生》、《漂亮的朋友》以及短篇小说《羊脂球》等。当时商务印书馆曾出版李青崖译的《莫泊桑短篇小说集》三册。
[145]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5月17日《申报·自由谈》。
[146] 理学先生 理学又称道学，是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人阐释儒家学说而形成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它认为“理”是宇宙的本体，把“三纲五常”等封建伦理道德说成是“天理”，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信奉和宣传这种学说的人被称为理学先生。
[147] 指林语堂关于小品文的主张，见《人间世》半月刊第一期（1934年4月）的《发刊词》：“盖小品文……以闲适为格调。”
[148] “天朗气清” 语出东晋王羲之《兰亭集序》：“是日也，天朗气清，惠风和畅。”
[149] 郑板桥作有近似游戏笔墨的道情《老渔翁》等十首。道情原是道士唱的歌曲，后来演变为一种民间曲调。袁中郎，即袁宏道（1568—1610），字中郎，湖广公安（今属湖北）人，明代文学家。他和兄宗道、弟中道，反对文学上的复古倾向，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袁宏道的作品以小品散文著称。三十年代时，林语堂等在其所办刊物《论语》、《人间世》上极力推崇袁中郎、郑板桥等人的文章。当时上海时代图书公司出版过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上海南强书局出版过《袁中郎尺牍全稿》。
[150] “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语出《世说新语·简傲》，是三国时魏文学家嵇康对来访的钟会表示简慢的话。又见《晋书·嵇康传》：钟会造访嵇康，康正在打铁，不予理睬，“良久会去，康谓曰：‘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会曰：‘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15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5月18日《中华日报·动向》。
[152] 济慈（J.Keats，1795—1821） 英国诗人。主要作品有长诗《恩底弥翁》，抒情诗《希腊古瓮颂》、《夜莺颂》等。他的《恩底弥翁》于1818年出版后，由于诗中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反古典主义倾向，受到保守派批评家的攻击。1820年，他因肺病恶化到意大利疗养，次年去世。他的朋友——英国诗人拜伦在长诗《唐璜》第十一歌中写道：“济慈被一篇批评杀死了，正当他可望写出伟大的作品。”
[153] 苏汶在1932年10月《现代》第一卷第六期发表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一文中说：“左翼指导理论家们不管三七念一地把资产阶级这个恶名称加到他们头上去”，使得一部分作家“永远地沉默，长期地搁笔”。高明在1933年12月《现代》第四卷第二期发表的《关于批评》一文，也攻击批评家是“荒僻地带惯常遇见的暴徒！他们对文艺所做的，不是培植，而是压杀。”
[154] 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1754—1793） 十八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攫取政权的吉伦特派政府内政部长罗兰的妻子。她曾参与决定吉伦特派的政策。1793年5月雅各宾派掌权后，罗兰夫人于同年11月被处死刑。梁启超的《罗兰夫人传》中，曾记她临死时对断头台旁的自由神像说：“自由自由，天下古今几多之罪恶，假汝之名以行！”
[155]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5月25日《申报·自由谈》。
[156] “碟仙” 当时出现的一种迷信扶乩活动，上海曾流传“香港科学游艺社”制造发售的“科学灵乩图”，图上印有“留德白同经多年研究所发明，纯用科学方法构就，丝毫不带迷信作用”等字句。
[157] 陈大齐（1887—1983） 字百年，浙江海盐人，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辟“灵学”》一文，对当时上海出现的以“灵学”为招牌的设坛扶乩迷信活动，进行过揭露和抨击。
[158] 当时举办的时轮金刚法会上，班禅喇嘛诵经作法时，有摄影师在佛殿内使用镁光灯照明。
[159] 《狸猫换太子》 据小说《三侠五义》有关李宸妃的情节改编的京剧，参看本卷第362页注〔4〕。《玉堂春》，据《警世通言·玉堂春落难逢夫》改编的京剧，说名妓苏三（玉堂春）受诬入狱，后与当了巡按的旧相好王金龙重逢的故事。《谢谢毛毛雨》，三十年代黎锦晖作的流行歌曲。
[160] “为之斗斛以量之，则并与斗斛而窃之。” 庄子的话，见《庄子·胠箧》。斗和斛都是量器，古代十斗为一斛。
[16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6月1日《申报·自由谈》。
[162] 秦理斋夫人 姓龚名尹霞，《申报》馆英文译员秦理斋之妻。1934年2月25日秦理斋在上海病逝后，住在无锡的秦的父亲要她回乡，她为了子女在沪读书等原因不能回去，在受到秦父多次严厉催迫后，5月5日她和女儿希荪、儿子端、珏四人一同服毒自杀。
[163] 据《申报》1934年5月22日载：上海福华药房店员陈同福于5月20日因经济困难自杀，在他身边发现有从报纸上剪下的关于秦理斋夫人自杀的新闻一纸。
[164] 秦理斋的父亲秦平甫，在4月11日写给龚尹霞的信上说：“汝叔翁在申扶乩，理斋降临，要金钱要棉衣；并云眷属不必居沪，当立时回锡。”又说：“尊府家法之美，同里称颂……即令堂太夫人之德冠女宗，亦无非以含弘为宗旨：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汝望善体此意，为贤妇为佳女；沪事及早收束，遵理斋之冥示，早日回锡。”
[165] “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 语出《论语·宪问》：“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谅，固执成见；自经，即自缢。
[166]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5月26日《申报·自由谈》。
[167] 徐（1908—1980） 浙江慈溪人，作家。当时在上海编辑《人间世》、《论语》等刊物。他的《“……”“□□□□”论》一文，发表于1934年5月20日《人间世》第四期。
[168] “愚者千虑，必有一得” 参看本卷第293页注〔5〕。
[169] 安徒生（H.C.Andersen，1805—1875） 丹麦童话作家。《皇帝的新衣》是其名作之一，取材于西班牙民间故事，说有两个骗子，自称用他们织成的最美丽的布缝制的衣服，“任何不称职或愚蠢的人都看不见”。他们其实没有这种“布”，却欺骗皇帝，让他脱下衣服，假装给他穿上这种不存在的“新衣”。皇帝及周围臣民怕别人说自己不称职或愚蠢，都不敢说出真相。最后，一个小孩子天真地说穿了：“可是他什么衣服也没有呀！”
[170] 《穆天子传》 晋代从战国时魏襄王墓中发现的先秦古书之一，共六卷。原本是竹简，后因竹简文字剥落，从竹简古文改写楷书时有难辨之处，用□号代替缺文，所以书中多□，如卷二：“仍献白玉□只角之一□三，可以□沐，乃进食□酒姑劓九□。”
[171] “口生垢，口戕口” 《大戴礼记·武王践阼》中的句子。“垢”当作“”。《大戴礼记》北周卢辩注：“，耻也。”清代周元亮、钱尔弢都说这几个“口”：“乃古方空圈，盖缺文也；今作口字解，大误。”清代经学家王应奎持不同看法，在《柳南随笔》卷一中说：“近予见宋板《大戴礼》，乃秦景旸阅本，口字并非方空圈。景旸讳四麟，系前代邑中藏书家，校订颇精审可据，冯嗣宗《先贤事略》中称之。观此，则周、钱两公之言殆非也。”
[172]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6月2日《中华日报·动向》。
[173] 刘海粟（1896—1994） 江苏武进人，画家。徐悲鸿（1895—1953），江苏宜兴人，画家。1934年他们先后赴欧洲参加中国画展。
[174] “发扬国光” 这也是上引《大晚报》题为《梅兰芳赴苏俄》新闻中的话。
[175] 印象主义 十九世纪后半期在欧洲（最早在法国）兴起的一种文艺思潮。主要表现在绘画上，强调表现艺术家瞬间的主观印象，注重色彩光线，不拘泥于对客观事物的忠实描绘。这种思潮后来影响到文学、音乐、雕刻等各方面。
[176] 构成主义 也叫结构主义，现代西方艺术流派之一。源于立方主义，排斥艺术的思想性、形象性和民族传统，以长方形、圆形和直线等构成抽象的造型。十月革命后不久，一些苏联艺术家曾张扬“构成主义”，1924年组织“构成主义者文学中心”，至1930年解体。
[177]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6月28日《申报·自由谈》。
[178] 当时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有不许倒提鸡鸭在路上走，违者即拘入捕房罚款的规定。这里所说西洋的慈善家，指当时上海外侨中“西人救牲会”的组织。
[179] “倒悬” 语出《孟子·公孙丑（上）》：“当今之时，万乘之国行仁政，民之悦之，犹解倒悬也。”
[180] “生驴肉” 据清代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七：“山西省城外，有晋祠地方……有酒馆……曰驴香馆。其法以草驴一头，养得极肥，先醉以酒，满身排打。欲割其肉，先钉四桩，将足捆住；而以木一根横于背，系其头尾，使不得动。初以百滚汤沃其身，将毛刮尽，再以快刀零割。要食前后腿，或肚当，或背脊，或头尾肉，各随客便；当客下箸时，其驴尚未死绝也。”活烤鹅掌，据清代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卷上：“云间叶映榴好食鹅掌。以鹅置铁楞上，漫火烤炙；鹅跳唬不已，以酱油醋饮之。少焉鹅毙，仅存皮骨，掌大如扇，味美无伦。”又唐代张《朝野佥载》卷二也记载过活烤鹅鸭和活烤驴的残虐食法。
[181] 舆台 是古代奴隶中两个等级的名称，后泛指被奴役的人。
[182] 西崽 旧时对西洋人雇用的中国男仆的蔑称。
[183] “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 元代施惠《幽闺记》：“宁为太平犬，莫作乱离人。”
[184]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6月14日《申报·自由谈》。
[185] 儿童年 1933年10月，中华慈幼协会曾根据上海儿童幸福委员会的提议，呈请国民党政府定1934年为儿童年。后来国民党政府于1934年3月发出“训令”，改定1935年为儿童年。但上海市儿童幸福委员会经上海市政府批准，仍单独定1934年为儿童年。
[186] 江北人 这里的江北指江苏境内长江以北，淮河以南一带。1932年一·二八战争后，日军占领闸北，利用汉奸组织了“上海北市地方人民维持会”，为非作歹。该会头目胡立夫等多为江北人，因此引起当时一般群众对江北人的恶感。
[187]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6月16日《申报·自由谈》。
[188] “实繁有徒” 语出《尚书·仲虺之诰》：“简贤附势，实繁有徒。”意思是这种人确实不少。
[189] 伦教糕 起源于广东顺德伦教镇的一种糕点。
[190] 老九章 指上海老九章绸缎庄，约在1860年间开设。1934年2月因绸业衰落，股东退伙，宣告清算结束。后来又曾重新组织开设老九章公记绸缎庄。
[191] 《笔记小说大观》 上海进步书局编印的一套丛书，汇辑自唐代至清代的杂史、笔记而成，共出九辑（包括外集），约六十册为一辑，最初四辑在1918年左右出版，后几辑于数年后出版。
[192] 年红电灯 即霓虹灯。
[193]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6月30日《中华日报·动向》。
[194] 汪懋祖（1891—1949） 字典存，江苏吴县人。早年留学美国，曾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哲教系主任、江苏省立苏州中学校长。当时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教授。他主张中学和小学高年级教习文言。这里所引的话见他在1934年6月21日《申报》发表的《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学习文言固较寻常语言稍难，……而应用上之省力，则阅者作者以及印工皆较经济，若用耳不用目，固无须文言。若须用目则文言尚矣。因文言为语体之缩写，语言注重音义，而文言音义之外，尚有形可察。例如说：‘这一个学生或是那一个学生’，文言只须‘此生或彼生’即已明了，其省力为何如。”
[195]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6月26日《申报·自由谈》。
[196] “山梁雌雉，时哉时哉！” 孔子语，见《论语·乡党》。
[197] “觉今是而昨非” 语出晋代陶渊明《归去来兮辞》。
[198] 关岳 指关羽和岳飞。万历四十二年（1614），明朝政府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并在宫中设庙奉祀。清朝对关羽累加封号，称“忠义、神武、灵佑、仁勇、威显、护国、保民、精诚、绥靖、翊赞、宣德关圣大帝”。清末民初祭祀渐废。1914年袁世凯在称帝前重新下令合祀关岳。1934年广东军阀陈济棠又向国民党政府提议恢复孔丘及关岳祀典，并于该年3月28日举行“仲春上戊祀关岳典礼”。
[199] 掉文袋 又叫掉书袋。《南唐书·彭利用传》：“言必据书史，断章破句，以代常谈，俗谓之掉书袋。”
[200]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6月27日《申报·自由谈》。
[201] 穆木天在1934年6月21日《大晚报·火炬》发表的文章，题为《谈游记之类》。
[202] 穆木天在1934年6月19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各尽所能》一文中说：“有人英文很好，不译英美文学，而去投机取巧地去间接译法国的文学，这是不好的。因为间接翻译，是一种滑头办法。如果不得已时，是可以许可的。但是，避难就易，是不可以的。”
[203] 伊本涅支（V.Blasco-Ibáñez，1867—1928） 通译勃拉斯可·伊巴涅思，西班牙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启示录的四骑士》等。
[204] 西万提司（M.de Cervantes，1547—1616） 通译塞万提斯，西班牙作家。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即《吉诃德先生》）等。
[205] 诺威 挪威。
[206] 改造社 日本的一个出版社，始办于1919年。该社于1929年至1932年出版中村白叶等译的《高尔基全集》，二十五卷。
[207]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7月7日《申报·自由谈》。
[208] 穆木天的《论重译及其它（下）》载1934年7月2日《申报·自由谈》，其中说：“我们作翻译时，须有权变的办法，但是，一劳永逸的办法，也是不能忽视的。我们在不得已的条件下自然是要容许，甚至要求间接翻译，但是，我们也要防止那些阻碍真实的直接翻译本的间接译出的劣货。而对作品之了解，是翻译时的先决条件。作品中的表现方式也是要注意的。能‘一劳永逸’时，最好是想‘一劳永逸”的办法。无深解的买办式的翻译是不得许可的。”又说：“关于翻译文学可讨论的问题甚多，希望忠实的文学者多多发表些意见。看见史贲先生的《论重译》，使我不得不发表出来以上的意见，以释其误会。”
[209] 陈源译的俄国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是根据英文译本和法文译本转译的，193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210] 鲁迅译的《毁灭》，根据日文译本，并参看德、英文译本。
[211] 穆木天在1934年6月30日《申报·自由谈》发表的《论重译及其他（上）》一文中说：“我是从法文本译过涅维洛夫的《塔什干》的，可是去年看见该书的德译本，比法译本分量多过几乎有一倍。”《塔什干》，原名《丰饶的城塔什干》，穆木天的译本1930年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
[212] 绥拉菲摩维支（А.С.Серафимович，1863—1949） 苏联作家。《铁流》是他所著的长篇小说。
[213]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7月11日《申报·自由谈》。
[214]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7月12日《申报·自由谈》。
[215] 燧人氏，神农氏 都是我国传说中的上古帝王。前者发明钻木取火，教人熟食；后者发明农具，教人耕种，又传说他尝百草，发明医药。
[216] 指汪懋祖，下面的话是他在《中小学文言运动》一文中，举当时小学《国语新读本》中的《三只小松鼠》课文作例时说的。
[217] “与民同乐” 孟子语，见《孟子·梁惠王（下）》：“今王鼓乐于此，百姓闻王锺鼓之声，管籥之音，举欣欣然有喜色……。此无他，与民同乐也。”。
[218] 拉芳丁（La Fontaine，1621—1695） 通译拉·封丹，法国寓言诗人。《知了和蚂蚁》载于他的《寓言诗》第一卷。
[219]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四句，是孟子的话，见《孟子·滕文公（上）》：“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
[220]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7月23日《申报·自由谈》。
[221] 几位学者 指梁启超、胡适等人。梁启超著有《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清代学术概论》等；胡适推崇清代学术发展，说此时期“古学昌明”（《〈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考订一切古文化”，“可算是中国的‘文艺复兴’（Renaissance）时代。”（《几个反理学的思想家》）
[222] 小学 我国汉代对文字学的通称（因为儿童入学先学文字）。隋唐以后，范围扩大，成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的总称。
[223] 犹太人 从前欧洲人的偏见，以为犹太人都善于经营，对人吝啬，因而常称精于计算的人为“犹太人”。
[224] “扬州十日” 指顺治二年（1645）清军攻破扬州后进行的十天大屠杀。“嘉定三屠”，指同年清军占领嘉定（今属上海市）后进行的多次屠杀。清代王秀楚著《扬州十日记》、朱子素著《嘉定屠城记略》，分别记载当时清兵在这两地屠杀的情况。
[225] “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 1933年3月18日，胡适在北平对新闻记者的谈话中说：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彻底停止侵略，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见1933年3月22日《申报·北平通讯》）
[226] 孔庙重修 1934年1月，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提议修复孔庙，在济南设修复孔庙筹备委员会，5月间由国民党政府拨款十万元，蒋介石捐款五万元，“以示提倡”。雷峰塔再建，同年5月，时轮金刚法会理事会发起重建杭州雷峰塔。男女同行犯忌，同年7月，广州省河督配局长郑日东根据《礼记·王制》中“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的话，呈请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令男女分途而走，禁止同行。四库珍本发行，参看本卷第284页注〔2〕。
[227]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7月20日《申报·自由谈》。
[228] “买办”的白话文 林默在《论“花边文学”》一文中，曾说鲁迅写的《倒提》是“买办”手笔，参看本书《倒提》附录。
[229] 志在“花边” 参看本书《序言》及其注〔6〕。
[230]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7月25日《申报·自由谈》。
[231] 刘半农 参看本卷第353页注〔2〕。1934年6月，他赴平绥线（今京包线）一带调查方言，不幸感染回归热，于7月14日病逝。
[232] 白话将被“扬弃”或“唾弃” 当时在“大众语”讨论中，有人主张“扬弃”白话文，如高荒在《由反对文言文到建设大众语》中说：“把白话文里面合乎大众需要的部分提高，不合乎大众需要的部分消灭，在实践中将白话文‘扬弃’。”（见1934年7月15日《中华日报·星期专论》）“唾弃”一语见本书《倒提》附录。
[233] “学而时习之，不亦悦乎？” 孔子的话，见《论语·学而》。
[234] 《中国文法通论》 刘半农著，1920年上海求益书社出版。本文所引的一段，见该书1924年印行的《四版附言》中。
[235] “霞飞路” 旧时上海法租界的路名；霞飞（J.J.C.Joffre，1852—1931），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法国的统帅。“麦特赫司脱路”，旧时上海公共租界的路名；麦特赫司脱（W.H.Medhurst，1796—1857），英国传教士，清道光十五年（1835）来上海。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闯入青浦传教被殴伤，是酿成青浦教案的主要当事人。
[236] 胡适的《易卜生主义》一文发表于1918年6月15日《新青年》第四卷第六号。
[237] 康伯度 即“买办”，参看本卷第280页注〔4〕。鲁迅因林默在《论“花边文学”》中说他写文章是“买办”手笔，故意用了这个名字。
[238]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7月26日《申报·自由谈》。
[239] 当时有人在提倡大众语时指摘白话文“难懂”，如1934年6月22日《申报·读书问答》所载《怎样建设大众文学》一文，说白话脱离大众的生活、语言，“比古文更难懂”。
[240] “鲁里鲁苏” 林语堂在1933年10月1日《论语》第二十六期发表的《论语录体之用》一文中反对白话说：“吾恶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语录体。……白话文之病，噜哩噜。”
[241] 选体 指南朝梁萧统《文选》所选诗文的风格和体制。
[242] 桐城派 参看本卷第345页注〔12〕。
[243]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7月24日《申报·自由谈》。
[244] 沈括（1031—1095） 字存中，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北宋文学家和科学家。精于数学、天文学，并擅长音乐、医学、土木工程。著有《长兴集》等。《梦溪笔谈》二十六卷、《补笔谈》三卷、《续笔谈》一卷，是记他平日与宾友的言论以及遗闻旧典、文学、技艺等，因他晚年退居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而命名。这里所引见该书第十四卷。
[245] 穆修（979—1032） 字伯长，郓州（今山东东平）人。张景（970—1018），字晦之，公安（今湖北公安）人。他们都是北宋古文家。
[246] 古代言文不分是胡适等人的看法，胡适在1928年出版的《白话文学史》第一篇第一章中说：“我们研究古代文字，可以推知当战国的时候，中国的文体已不能与语体一致了。”按他的意思，战国以前文体与语体是合一的。鲁迅对此一向有不同看法，在《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中曾说：“我的臆测，是以为中国的言文，一向就并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难写，只好节省些。当时的口语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语的摘要，是后人的古文。”
[247] “白话的文言” 林语堂在1934年7月《论语》第四十五期发表的《一张字条的写法》一文中，以“语录式”为“白话的文言”，说它是“天然写法”，能够“达意”。
[248] 见高尔基《我的文学修养》一文：“不要忘记了言语是民众所创造，将言语分为文学的和民众的两种，只不过是毛坯的言语和艺术家加过工的言语的区别。”
[249]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8月8日《申报·自由谈》。
[250] 巴尔札克（H.de Balzac，1799—1850） 法国作家，他的作品总题为《人间喜剧》，包括长篇小说《欧也妮·葛朗台》、《高老头》、《幻灭》等九十余部。高尔基《我的文学修养》中谈到巴尔扎克小说时说：“在巴尔扎克的《鲛皮》（按通译《驴皮记》）里，看到银行家的邸宅中的晚餐会那一段的时候，我完全惊服了。二十多个人们同时在喧嚷着谈天，但却以许多形态，写得好像我亲自听见。重要的是——我不但听见，还目睹了各人在怎样的谈天。来宾们的相貌，巴尔扎克是没有描写的。但我却看见了人们的眼睛，微笑和姿势。我总是叹服着从巴尔扎克起，以至一切法国人的用会话来描写人物的巧妙，把所描写的人物的会话，写得活泼泼地好像耳闻一般的手段，以及那对话的完全。”此文载1934年8月《文学》月刊第三卷第二号，鲁迅（署名许遐）译。
[251] 《水浒》 即《水浒传》，长篇小说。明初施耐庵作。
[252] “黛玉葬花” 梅兰芳早年曾根据《红楼梦》第二十三回的情节编演京剧《黛玉葬花》。旧时照相馆常挂有他演此剧的照片。
[253] 《红楼梦图咏》 清代改琦画的《红楼梦》人物像，共五十幅，图后附有王希廉、周绮等题诗，1879年（光绪五年）木刻本刊行。又有清代王墀画的《增刻红楼梦图咏》，共一百二十幅，图后附有姜祺（署名蟫生）题诗，光绪八年上海点石斋石印，后屡经翻版。
[254] 遏斯吉摩人 通译爱斯基摩人，居住北极圈一带，以渔猎为生的一个民族。
[255]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8月9日《申报·自由谈》。
[256] 巴比塞的《外国话和本国话》，曾由沈端先译为中文，载于1934年10月《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五期。
[257] “封建余孽” 在1928年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中，《创造月刊》第二卷第一期（1928年8月）载有杜荃（郭沫若）《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说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
[258] 高超的文学家 指梁实秋等人。梁在《文学是有阶级性的吗？》（载1929年9月《新月》第二卷第六、七期）一文中宣扬超阶级的文学，说“文学是属于全人类的”；但又宣称文学只能为少数人所享有，“好的作品永远是少数人的专利品。大多数永远是蠢的永远是与文学无缘的。”
[259]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8月15日《申报·自由谈》。
[260] 朱湘（1904—1933） 安徽太湖人，诗人。曾任安徽大学英文文学系主任。1933年12月5日，因生活窘困投江自尽。著有诗集《草莽集》、《石门集》等。庐隐（1898—1934），本名黄英，福建闽侯人，女作家。1934年5月13日死于难产。著有短篇小说集《海滨故人》、《灵海潮汐》等。
[261] “趋时” 这是林语堂讥讽进步人士的话，见1934年7月20日《人间世》第八期《时代与人》一文：“所以趋时虽然要紧，保持人的本位也一样要紧。”
[262] 刘半农从1933年9月《论语》第二十五期开始连续发表打油诗《桐花芝豆堂诗集》，在《自序》中称自己“喜为打油之诗”。
[263] 鸳蝴派 即鸳鸯蝴蝶派，参看本卷第113页注〔9〕。刘半农早期曾以“半侬”笔名为这一派刊物写稿。
[264] 骂倒王敬轩 1918年初，《新青年》为了推动文学革命运动，开展对复古派的斗争，曾由编者之一钱玄同化名王敬轩，把当时社会上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言论集中起来，摹仿封建复古派的口吻写信给《新青年》编辑部；又由刘半农写了一封回信痛加批驳。两信同时发表在当年3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三号。
[265] “人怕出名猪怕壮” 俗谚，小说《红楼梦》第八十三回王熙凤说：“俗语儿说的，‘人怕出名猪怕壮’，况且又是个虚名儿……”
[266] 康有为（1858—1927） 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清末维新运动的领袖。1895年，他联合在北京应试的各省举人一千三百余人向光绪皇帝上“万言书”，要求“变法维新”，改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史称“公车上书”（汉代用公家的车子递送应征进京的士人，后来就用“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1898年（戊戌）6月，他和谭嗣同、梁启超等受光绪皇帝任用，参预政事，试行变法。同年9月，被以慈禧太后为代表的顽固派所镇压，维新运动遂告失败。以后康有为在海外组织保皇会，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1917年又联络军阀张勋扶植清废帝溥仪复辟。
[267] 严复曾留学英国海军学校。1894年中日战争后，他主张变法维新，致力于西方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社会科学思想的介绍，翻译过赫胥黎《天演论》、亚当斯密《原富》、穆勒《名学》和孟德斯鸠《法意》等，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影响很大。辛亥革命后，他思想逐渐倒退。1915年参加“筹安会”，拥护袁世凯称帝。
[268] 朴学 语出《汉书·儒林传》：“（倪）宽有俊材，初见武帝，语经学。上曰：‘吾始以《尚书》为朴学，弗好，及闻宽说，可观。’乃从宽问一篇。”后来称汉儒考据训诂之学为朴学，也称汉学。清代学者继承汉儒朴学，并有所发展。
[269] 太炎 章炳麟（1869—1936），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和学者。早期积极参加反对清王朝的斗争，是“光复会”的重要成员之一。辛亥革命以后，逐渐脱离现实斗争，以治国学为业。著有《章氏丛书》、《章氏丛书续编》等。
[270] 孙诒让（1848—1908） 字仲容，浙江瑞安人，清末朴学家。著有《周礼正义》、《墨子闲诂》等。
[271] 孙传芳（1885—1935） 山东历城人，北洋直系军阀。他盘踞东南五省时，为了提倡复古，于1926年8月6日在南京举行投壶仪式，曾邀请章太炎主持，但章未去。投壶，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宾主依次把箭投入壶中，负者饮酒。
[272] “呜呼哀哉，尚飨” 这是旧时祭文中常用的结束语。用在这里表示完结的意思。
[273] 刘半农自认“没落”的话，见《半农杂文自序》（载1934年6月5日《人间世》第五期）：“要是有人根据了我文章中的某某数点而斥我为‘落伍’，为‘没落’，我是乐于承受的。”
[274]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8月16日《申报·自由谈》。
[275] “健全的精神，宿于健全的身体之中” 西洋古格言，见罗马讽刺诗人朱味那尔的《讽刺诗》第十篇。
[276] “席卷天下” 语出汉代贾谊《过秦论》：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277] 《衣取蔽寒食取充腹论》 是1934年上海中学会考的作文试题。《新语林》第三期（1934年8月5日）载埜容（廖沫沙）《拥护会考》一文中，曾根据《上海中学会考特刊》引录了试卷中的这段文字。《新语林》，文艺半月刊，原由徐懋庸主编，第五期起改为“新语林社”编辑，1934年7月在上海创刊，同年10月出至第六期停刊。
[278]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8月17日《中华日报·动向》。
[279] “男女七岁不同席” 语出《礼记·内则》：“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280] 1934年7月，国民党广东舰队司令张之英等向广东省政府提议禁止男女同场游泳，曾由广州市公安局通令实施。同时又有自称“蚁民”的黄维新，拟具了分别男女界限的五项办法，呈请国民党广东政治研究会采用：（一）禁止男女同车；（二）禁止酒楼茶肆男女同食；（三）禁止旅客男女同住；（四）禁止军民人等男女同行；（五）禁止男女同演影片，并分男女游乐场所。
[281]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这是清末洋务派大臣张之洞在《劝学篇》中提出的主张。
[282] 凯末尔（Kemal Atatürk，1881—1938） 通译基马尔，土耳其政治家，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在他执政期间，曾采取一些改革措施，如废除回教历，创新字母，撤去妇女的面罩，废除一夫多妻制等。
[283] 斯惠夫德在其长篇小说《格利佛游记》中，通过虚构的“小人国”、“大人国”等描写，讽刺英国上流社会。
[284] 烧香拜龙 当时求雨消旱的一种迷信活动，1934年夏天，南方大旱，报上就有南通农民筑泥龙烧香祈雨、苏州举行小白龙出游等报道。作法求雨，国民党政府在当年7月请第九世班禅喇嘛、安钦活佛等在南京、汤山等处祈祷求雨。
[285] 赏鉴“胖女” 1934年8月1日，上海先施公司联合各厂商聘请体重七百余磅的美国胖女人尼丽，在该公司二楼表演。禁杀乌龟，当时上海徐家汇沿河一带，有些人捕卖乌龟谋生，上海“中国保护动物会”认为“劈杀龟肉，……势甚惨酷”，于1934年2月呈请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通令禁止。
[286] 研究古代舞法 指1934年8月上海祭孔前演习佾舞。主张男女分途，参看本卷第544页注〔7〕。禁止女人露腿，是蒋介石在1934年6月7日手令国民党江西省政府颁布的《取缔妇女奇装异服办法》中的一项：“裤长最短须过膝四寸，不得露腿赤足。”
[287]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8月18日《中华日报·动向》。
[288] 尤墨君（1888—1971） 江苏吴县人，当时杭州师范学校教员。本篇中所引的话见他发表于1934年8月5日《新语林》第三期《怎样使中学生练习大众语》一文。
[289]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8月22日《申报·自由谈》。
[290] 1934年8月19日《大晚报·社会一周间》载：“（浙江）余姚各乡，近因大旱，该区陡亹镇农民五百余，吾客乡农民千余，联合举办迎神赛会祈雨。路经各处，均不准乡民戴帽，否则即用刀枪猛砍！”
[291] 董仲舒（前179—前104） 广川（今河北枣强）人，西汉经学家。曾任江都相和胶西王相。在他所著《春秋繁露》第七十四篇中有这样的话：“令吏民夫妇皆偶处。凡求雨之大体，丈夫欲藏匿，女子欲和而乐。”又《汉书·董仲舒传》：“仲舒治国，以《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雨反是。”唐代颜师古注：“谓若闭南门，禁举火，及开北门，水洒人之类是也。”
[292] 天师作法 1934年7月20日至22日，上海一些“慈善家”及僧人发起“全国各省市亢旱成灾区祈雨消灾大会”，由“第六十三代天师张瑞龄”作法求雨。天师，道教对该教创始人东汉张道陵的尊称，他的后裔中承袭道法的人，也相沿称为天师。
[293] 长官禁屠 旧时每遇旱灾常有停宰牲畜以求雨的迷信活动。1934年7月上海一些团体联合呈请市政府及江浙两省府下令“断屠一周”。
[294] 1934年8月16日《申报》载：“余姚陡亹小学校长兼党部常委徐一清，因劝阻农民迎神祈雨，激动众怒。十二日晚五时，被千余农民殴毙，投入河中；嗣又打捞上岸，咬断喉管。”又同年8月19日《大晚报·社会一周间》载：“据传徐氏现年六十三岁，民国元年加入国民党”，“徐极爱金钱，时借故向乡人索诈，凡船只经过陡亹时，徐必向舟子索取现费若干。……徐之行为极为乡民所不满，此其惨死之远因云。”
[295] 《精忠说岳全传》 长篇小说，清代钱彩、金丰编订。张俊参与秦桧陷害岳飞被众人咬死的事，见该书第七十五回。
[296] “天讨” 语出《尚书·皋陶谟》：“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
[297]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8月23日《申报·自由谈》。原题为《批评家与创作家》。
[298] “文坛的悲观” 1933年8月9日《大晚报·火炬》载小仲的《中国文坛的悲观》一文，把文艺界的思想斗争说成是“内战”、“骂人”，使中国文坛“陷入中世纪的黑暗时代”。
[299] “文人相轻” 语出三国魏曹丕《典论·论文》：“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当时曾有人把文艺界思想斗争说成“文人相轻”。
[300]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8月24日《中华日报·动向》。
[301] 章士钊（1881—1973） 字行严，笔名孤桐，湖南善化（今属长沙）人。早年参加反清活动。1924年至1926年任北洋军阀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的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提倡尊孔读经，反对新文化运动。1931年起，他在上海执行律师业务，曾为陈独秀、彭述之等案担任辩护。1934年5月4日《申报》刊载他的《国民党与国家》一文，谈及保障“民权”问题。关于“二桃杀三士”，见他的《评新文化运动》（原载1923年8月21、22日上海《新闻报》，1925年9月12日北京《甲寅》周刊第一卷第九号曾重载）一文：“二桃杀三士。谱之于诗。节奏甚美。今曰此于白话无当也。必曰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是亦不可以已乎。”按“二桃杀三士”的典故出自《晏子春秋》，这里“士”应作武士讲，章士钊误解为读书人。鲁迅曾先后发表《“两个桃子杀了三个读书人”》（载1923年9月14日北京《晨报副刊》）、《再来一次》（载1926年6月10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十一期）两篇文章，指出他的错误。
[302] 李焰生（？—1973） 笔名马儿等，当时《新垒》月刊的主编。他提出所谓“国民语”以反对大众语，这里所引的话见他发表于《社会月报》第一卷第三期（1934年8月）的《由大众语文文学到国民语文文学》一文。他所说的静珍的文章，指《新垒》第四卷第一期（1934年7月）刊载的《文言白话及其繁简》一文，其中说：“文言文往往只有几个字而包涵很多意思，……譬如文言文的‘大雪纷飞’，这已经简化到一种成语了，见到这四个字马上会起一种严寒中凛然的感觉，而译作白话文‘大雪纷纷的下着’，那一种严寒中凛然的感觉无形中就淡漠了许多。”
[303]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8月25日《中华日报·动向》。
[304] “拿出货色来看！” 是当时一些反对大众语的人所说的话。如1934年6月26日《申报》本埠增刊《谈言》发表的垢佛《文言和白话论战宣言》一文中说：“可否请几位提倡‘大众语’的作家，发表几篇‘大众语’的标准作品，使记者和读者，大家来欣赏欣赏，研究研究。”
[305] 三篇纯用土话的文章 指《中华日报·动向》1934年8月12日所载何连的《狭路相逢》，16、19日载高而的《一封上海话的信》和《吃官司格人个日记》等三篇文章。
[306] 胡绳（1918—2000） 江苏苏州人，哲学家。曾任生活书店编辑、《读书月刊》主编。他在1934年8月23日《中华日报·动向》发表《走上实践的路去——读了三篇用土话写的文章后》一文中说：“自然，何连高而二先生都是用汉字来写出土音的。然而单音的方块头汉字要拼出复杂的方言来，实是不可能的。我曾看见过一本苏州土语的圣经，读起来实在比读白话更难，因为单照字面的读音，你一定还得加一点推测工夫才能懂得。”
[307] 《海上花列传》 长篇小说，题云间花也怜侬著。六十四回。是一部叙述上海妓女生活的作品，书中叙事用语体文，对话用苏州方言。按花也怜侬是韩邦庆（1856—1894）的笔名；韩字子云，江苏松江（今属上海）人。
[308] 胡绳在《走上实践的路去——读了三篇用土话写的文章后》一文中说：“并且倘然一个人已经懂得这些汉字了，老实说他更必须读这种用汉字写出的土话文。譬如：‘回到窝里向罢，车（按应作身）浪向，又一点力气都没……’这一句话，让一个识字的工人看麻烦实在不小。他也许真会当作这人是回到什么狗‘窝’里去？实际上，反不如说：‘回到家里去，身上，又一点力气都没’来得清楚明白了。”
[309]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9月23日《中华日报·动向》。
[310] “狭斯丕尔” 即莎士比亚。严复《天演论·导言十六·进微》：“词人狭斯丕尔之所写生，方今之人，不仅声音笑貌同也，凡相攻相感不相得之情，又无以异。”
[311] 梁启超（1873—1929） 字卓如，号任公，广东新会人，学者，清末维新运动的领导者之一。著有《饮冰室文集》。他在《小说零简·新罗马传奇·楔子》中说：“因此老夫想著拉了两位忘年朋友，一个系英国的索士比亚，一个便是法国的福禄特尔，同去瞧听一回。”
[312] 田汉（1898—1968） 字寿昌，湖南长沙人，戏剧家，左翼戏剧家联盟领导人之一。他翻译的莎士比亚的《哈孟雷特》、《柔密欧与朱丽叶》两剧，分别于1922年、1924年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313] 见杜衡在《文艺风景》创刊号（1934年6月）发表的《莎剧凯撒传中所表现的群众》。参看本书《又是“莎士比亚”》。
[314] 拜服约翰生博士的教授 指梁实秋，当时任青岛大学教授。他曾在北京《学文》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34年5月）发表译文《莎士比亚论金钱》，是根据英国《Adelphi》杂志1933年10月号登载的马克思《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货币》一段翻译的。约翰生（S.Johnson，1709—1784），英国作家、文学批评家。梁实秋曾著《约翰生》一书（1934年1月出版），并多次推崇约翰生，如在《文艺批评论》一书中说他是“有眼光的哲学家”、“伟大的批评家”。马克斯“牛克斯”， 是吴稚晖在1927年5月写给汪精卫的信中谩骂马克思主义的话。
[315] 施蛰存在《我与文言文》中说：“五年计划逐渐成功，革命时代的狂气逐渐消散，无产阶级逐渐沾染了资产阶级的‘余毒’，再回头来读读旧时代的文学作品，才知道它们也并不是完全没有意思的东西。于是，为了文饰以前的愚蠢的谬误起见，巧妙地想出了‘文学的遗产’这个名词来作为承认旧时代文学的‘理论的根据’。”
[316] “《文选》与《庄子》”里寻“词汇” 参看本卷第474页注〔6〕。
[317]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9月29日《中华日报·动向》。
[318] 林希隽 广东潮安人，当时上海大夏大学学生。他在《现代》第五卷第五期（1934年9月）上发表的反对杂文的文章，题为《杂文与杂文家》。
[319] 希隽 即林希隽。他在《社会月报》第一卷第四期（1934年9月）发表的文章，题为《文章商品化》。《社会月报》，综合性刊物，陈灵犀主编，1934年6月在上海创刊，1935年9月停刊。
[320] 林希隽在《杂文与杂文家》中说：“俄国为什么能够有《和平与战争》这类伟大的作品的产生？美国为什么能够有辛克莱、杰克·伦敦等享世界盛誉的伟大的作家？而我们的作家呢，岂就永远写写杂文而引为莫大的满足么？”《和平与战争》，应为《战争与和平》，俄国作家托尔斯泰的长篇小说。
[321] 亚波理奈尔（G.Apollinaire，1880—1918） 法国诗人。《咏孔雀》是他的《动物寓言诗》（《Le Bestiaire》）中的一首短诗。
[322]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9月28日《中华日报·动向》。
[323] “海宁观潮” 海宁在浙江省钱塘江下游，钱塘江潮以在海宁所见最为壮观，每年中秋后三日内潮水最高时，前往观赏的人很多。
[324] “乾隆皇帝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 海宁陈阁老，即清代陈元龙（1652—1736），字广陵，号乾斋，康熙二十四年进士，曾任文渊阁大学士兼礼部尚书。关于这里所说的传说，记载很多，陈怀《清史要略》第二编第九章：“弘历（乾隆）为海宁陈氏子，非世宗（雍正）子也……康熙间，雍王与陈氏尤相善，会两家各生子，其岁月日时皆同；王闻而喜，命抱之来，久之送归，则竟非己子，且易男为女矣。陈氏惧不敢辩，遂力密之。”
[325] 1934年9月3日上海中国华美烟公司为推销“光华牌”香烟，举办“中国历史上标准伟人选举奖学金”，共列候选人二百名，分元首、圣哲、文臣、武将、文学、技艺、豪侠、女范八栏，把成吉思汗列为元首中第十三人。
[326] 1934年9月25日《申报·春秋》“观潮特刊”上有溪南的《乾隆皇帝与海宁》一文，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327] 旧时汉族称边境少数民族或外国为“番”或“番邦”。汉族皇帝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将公主嫁给外族首领，称为“和亲”，民间称为“和番”。
[328] 拜侠客做干爷 指和上海流氓帮口头子有勾结，拜他们做“干爷”、“师傅”的市侩文人。给富翁当赘婿，指当时文人邵洵美等，邵是清末大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孙女婿。
[329] 徐福 一作徐巿，瑯玡（治今山东胶南）人，秦代的方士。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听信徐福的话，派他带童男童女数千人入海求仙，数年不得。《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又载，徐福渡海，“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大概从汉代起，有徐福航海到日本即留日未返的传说。
[330] 关于女人的才力因与男性的关系而受影响的说法，见1934年8月29日天津《庸报·另外一页》发表署名山的《评日本女作家——思想转移多与生理有关系》一文，其中说：“女流作家多分地接受着丈夫的暗示。在生理学上，女人与男人交合后，女人的血液中，即存有了男人的素质，而且实际在思想上也沾染了不少的暗示。”同年9月16日《申报·妇女园地》第三十一期发表陈君冶的《论女作家的生理影响与生活影响》一文，认为这种观点是受了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文中说：“关于女流作家未能产生如男作家的丰富的创作，决不能从弗罗伊德主义生理的解释，获得正确的结论，弗罗伊德主义所闹的笑话，也已经够多了！我们如欲找出女流作家不多及他们的作品不丰富的原因，我们只有拿史的唯物论来作解答的根源！”弗洛伊特说，奥地利精神病学家弗洛伊德（S.Freud，1856—1939）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说。这种学说，认为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一切精神现象，都是人们受压抑而潜藏在下意识里的某种“生命力”（Libido），特别是性欲的潜力所产生的。
[331] 梭格拉第（Sokrates，前469—前399） 通译苏格拉底，古希腊哲学家。
[332] “女诗人” 指虞岫云，参看本卷第293页注〔10〕。
[333]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10月20日《太白》半月刊第一卷第三期。
[334] 策论 封建时代考试的一种文体。即用有关政事、经义的问题为题，命应试者书面各陈己见。清光绪末年，曾两次下令废除八股，改用策论。
[335] “钞刊文” 科举时代，刊印中试前列者的八股文章，以供应试人作揣摩之用，如《三场闱墨》之类，称为刊文。“钞刊文”就是在考试时直接钞袭刊文上的文章。
[336] 这里所说的刊文，指当时《会考升学指导》一类书籍。
[337]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10月4日《中华日报·动向》。
[338] 指1933年苏联室内剧院排演诗人卢戈夫斯科伊翻译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丑态”，是施蛰存讥讽当时苏联文艺政策的话，参看本书《“莎士比亚”》一文。
[339] 马克思曾多次讲到或引用莎士比亚作品，如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及1859年4月19日《致斐·拉萨尔》信中，讲到莎士比亚作品的现实主义问题，在《一八四四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及《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章《货币或商品流通》中，用《雅典的泰门》剧中的诗作例或作注；在《拿破仑第三政变记》第五节中，用《仲夏夜之梦》剧中人物作例，等等。
[340] 当时胡适等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所属编译委员会，曾以高额稿酬约定梁实秋翻译莎士比亚剧本。
[341] 见杜衡《莎剧凯撒传里所表现的群众》一文。
[342] 《凯撒传》 又译《裘力斯·凯撒》，莎士比亚早期的历史剧，内容是写古罗马统治阶级内部的斗争。凯撒（G.J.Caesar，前100—前44），古罗马政治家、军事家。先后当选为执政官、独裁官。
[343] 《文艺风景》 文艺月刊，施蛰存主编，1934年6月创刊，7月停刊，上海光华书局发行。
[344] “发思古之幽情” 语出东汉班固《西都赋》：“摅怀旧之蓄念，发思古之幽情”。
[345]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10月5日《中华日报·动向》。
[346] 《袁中郎全集校勘记》 载于1934年10月2日《中华日报·动向》，署“袁大郎再校”，内容是指摘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时代图书公司印行的《袁中郎全集》中的断句错误。
[347] “莘莘学子” 语出晋代潘尼《释奠颂》：“莘莘胄子，祁祁学生”。
[348] 冯妇搏虎，见《孟子·尽心（下）》。关于这段文字的断句，宋代刘昌诗《芦浦笔记·冯妇》中曾有这样的意见：“《孟子》‘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云云……至今读者，以‘卒为善士’为一句，‘则之野’为一句。以余味其言，则恐合以‘卒为善’为一句，‘士则之’为一句，‘野有众逐虎’为一句。盖其有搏虎之勇，而卒能为善，故士以为则；及其不知止，则士以为笑。‘野有众逐虎’句意亦健，何必谓之野外，而后云攘臂也。”
[349] 这是对林语堂的讽刺。林在《人间世》第十二期（1934年9月）《辜鸿铭特辑·辑者弁言》中说过：“今日随波逐流之人太多，这班人才不值得研究”的话。“性灵”，是当时林语堂提倡的一种文学主张。他在《论语》第十五期（1933年4月16日）发表的《论文》中说：“文章者，个人性灵之表现。性灵之为物，惟我知之，生我之父母不知，同床之吾妻亦不知。然文学之生命实寄托于此。”
[350]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10月26日《中华日报·动向》。
[351] 叶灵凤（1904—1975） 江苏南京人，作家和画家，曾是创造社成员。穆时英（1912—1940），浙江慈溪人，作家。后任汪伪政府宣传部新闻宣传处长，被刺杀。《文艺画报》，月刊，叶灵凤、穆时英合编。1934年10月创刊，1935年4月停刊，共出四期，上海杂志公司发行。
[352] 戴平万（1903—1945） 又名万叶，广东潮安人，作家，“左联”成员。他的《沈阳之旅》发表在《文艺画报》创刊号。
[353] 料治朝鸣 日本版画家，1932年4月创办《版艺术》杂志。鲁迅曾购订收藏。《战争版画集》为《版艺术》杂志的特集，1933年7月出版。
[354] 麦绥莱勒（F.Masereel，1889—1972） 通译麦绥莱尔，比利时画家、木刻家。1933年9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曾翻印出版他的四种木刻连环画，其中《一个人的受难》由鲁迅作序。
[355] 《世界文坛了望台》 《文艺画报》的一个介绍世界各国文艺消息的专栏。
[356] 龚果尔奖金 是法国为纪念十九世纪自然主义作家龚果尔（通译龚古尔）兄弟而设的文学奖金。1933年颁发第三十一次奖。龚古尔兄弟，即爱德蒙·龚古尔（E.de Goncourt，1822—1896）和于勒·龚古尔（J.de Goncourt，1830—1870）。
[357] 安得烈马尔路（A.Malraux，1901—1976） 通译安德烈·马尔罗，法国作家。《人的命运》，又译《人类的命运》，是一部以1927年上海四一二大屠杀为背景的长篇小说，1933年出版。
[358] “见怪不怪，其怪自败” 古谚语，宋代郭彖《暌车志》曾引此语。
[359] “琵亚词侣”（A.Beardsley，1872—1898） 通译毕亚兹莱，英国画家。作品多用图案性的黑白线条描写社会生活。叶灵凤曾模仿他的作品。
[360]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11月5日《中华日报·动向》。
[361] 谭叫天 谭鑫培（1847—1917），艺名小叫天，湖北江夏（今武昌）人，京剧演员，擅长老生戏。1890年（光绪十六年）曾被召入清宫升平署承值，为慈禧太后演戏。
[362] 慈禧太后（1835—1908） 清代咸丰帝妃，同治即位，被尊为太后，是同治、光绪两朝的实际统治者。“老佛爷”，清宫中太监对太上皇或皇太后的称呼。
[363] 供奉 旧时对在皇帝左右供职者的称呼。清代也用以称进入宫廷的演员。
[364] 竹枝词 古代民歌，多为七言，历代文人常有仿作。宋代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八十一：“竹枝本出于巴渝。唐贞元中，刘禹锡在沅湘，以俚歌鄙陋，乃依骚人《九歌》作《竹枝新词》九章，教里中儿歌之。由是盛于贞元、元和之间。”
[365] “小家碧玉” 语出《乐府诗集·碧玉歌》：“碧玉小家女，不敢攀贵德”。
[366] 老十三旦 即侯俊山（1854—1935），艺名喜麟，山西洪洞人，山西梆子演员。因十三岁演戏成名，故称十三旦。清代申左梦畹生《粉墨丛谈》说：“癸酉（1873）、甲戌（1874）间，十三旦以艳名噪燕台。”当时梆子腔深受劳动群众所喜爱，士大夫则多抱歧视的态度，如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清同治十二年二月一日）中说：“都中向有梆子腔，多市井鄙秽之剧，惟舆隶贾竖听之。”
[367] 梅兰芳曾于1919年、1924年访日演出，1929年至1930年访美演出。
[368]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11月6日《中华日报·动向》。
[369] 徐悲鸿于1934年5月应苏联对外文化事业委员会邀请，去苏联参加中国画展览会，曾在莫斯科中国大使馆举行的招待会上即席作画一竹一马。
[370] 脏躁症 中医妇科病术语。《金匮要略》：“妇人脏躁，悲伤欲哭，数欠伸，甘麦大枣汤主之。”
[371] 齐如山（1876—1962） 名宗康，字如山，河北高阳人。当时北平国剧学会会长，曾为梅兰芳编过剧本。杜衡在《文艺画刊》创刊号（1934年10月）发表的《梅兰芳到苏联去》一文中说：“我以为他（按指梅兰芳）最先的急务，是应当找几位戏剧意识检讨专家来帮忙，或竟成立一个脚本改编委员会。这些工作，恐怕像齐如山先生他们未必能够胜任”。
[372] 1934年9月8日《大晚报·剪影》载犁然的《在梅兰芳马连良程继先叶盛兰的欢宴席上》一文中，记录梅兰芳谈话说：“中国旧戏原纯是象征派的，跟写实的话剧不同”。
[373] 这些都是对杜衡等人的讽刺，参看本书《化名新法》。“戏剧年鉴”是影射杜衡、施蛰存合编的1932年《中国文艺年鉴》。
[374] “再亮些” 杜衡著有长篇小说《再亮些》，载1934年《现代》月刊第五卷第一期至第五期和第六卷第一期（未刊完，出单行本时改题为《叛徒》）。篇首《题解》引用歌德临终时的话：“再亮些，再亮些！”
[375] 这里也是对杜衡的讽刺。杜衡曾于1932年说左翼批评家“蛮横”，使他们不得不“永远地沉默，长期地搁笔”。参看《南腔北调集·论“第三种人”》。
[376]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11月23日《中华日报·动向》。
[377] 当时刘大杰标点、林语堂校阅的《袁中郎全集》断句错误甚多。这里的引文是该书《广庄·齐物论》中的一段。鲁迅后来在自存初版《花边文学》书上，此处用笔添了一段话：“后由曹聚仁先生指出，谓应标点为‘色借日月，借烛，借青黄，借眼；色无常。声借钟鼓，借枯竹窍，借……’所以再板上也许不再看见此等‘语妙’了。”曹聚仁曾在1934年11月13日《中华日报·动向》发表《标点三不朽》一文，指出刘大杰标点本的这个错误。
[378] 泰戈尔（R.Tagore，1861—1941） 印度诗人。著有《新月集》、《园丁集》、《飞鸟集》等。1924年到中国旅行。1930年访问苏联，作有《俄罗斯书简》（1931年出版），其中说过自己是“英国的臣民”的话。
[379] 林长民（1876—1925） 福建闽侯人，早年留学日本，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总长、福建大学校长等职。
[380] 徐志摩（1897—1931） 浙江海宁人，诗人，新月社主要成员。著有《志摩的诗》、《猛虎集》等。泰戈尔来华时他担任翻译。
[381] 本篇最初发表于1934年11月29日《中华日报·动向》。
[382] 《明季稗史》 即《明季稗史汇编》，清代留云居士辑，共二十七卷，汇刊稗史十六种，所记都是明末遗事，如顾炎武《圣安皇帝本纪》，记福王弘光朝事；黄宗羲《赐姓始末》，记郑成功收复台湾事；王秀楚《扬州十日记》、朱子素《嘉定屠城记略》，记清兵杀戮的残酷。《痛史》，乐天居士编，共三集，汇印明末清初野史二十余种，总题为《痛史》。民国初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383] 屈大均（1630—1696） 字翁山，广东番禺人，文学家。清兵入广州前后，曾参加抗清活动，失败后剃发为僧，名今种。后又回俗，北游关中、山西。著有《翁山文外》、《翁山诗外》、《广东新语》等。清雍正、乾隆间，他的著作都遭禁毁，直至1910年（宣统二年），上海国学扶轮社才翻印《翁山文外》十六卷、《翁山诗外》十九卷。
[384] 代北 古地区名，指现在的山西省北部、河北省西北部一带。代，地名，秦以前为代国，汉、晋时为代郡，隋、唐以后置代州（治今山西代县）。
[385] 《广庄》 袁中郎模仿《庄子》文体谈道家思想的著作，共七篇。《瓶史》，袁中郎研究花瓶与插花的小品，共十二章。这两种都收入《袁中郎全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