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欧洲，贵族可以自由从事经济活动，是发生在贵族身分开始解消和领主经济开始向地主经济移转的过程中；中国贵族领主从事商业、高利贷业，也恰好是在我们初期贵族政治开始解体，地主经济开始形成的阶段。在这种限度内，我们的“治化”或“开通”，确已走在欧洲前面了。可是，欧洲许多国家在那种过渡阶段后，很快就走上了现代化旅程，一个特殊的士宦阶层，根本就不会立足。反之，中国贵族支配的封建社会瓦解后，代之而起的却是一个官僚支配的封建社会。惟其还是封建的，它对于商业、高利贷业就不能不时常持着一种戒心，惟其那种封建制不是立在领主经济基础上，而是立在地主经济基础上，它又实在无法阻止商人不作地主，士宦不特殊地过着一种“自由的”经济生活。
为什么呢？
这是说来话长的。首先，地主经济的成立，是以土地自由买卖为前提的。没有钱可以卖去土地，有了钱可以购买土地。这就自然为商人、高利贷业者开了一个变成地主的门径。虽然，汉武帝曾严厉禁止取得市籍的人及其家族占有土地，但以后依所谓“缗钱令”，“使商贾中产以上大率破灭”的时候，不是统计“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 （《史记》平准书）么？商人不但拥有大量土地，还拥有大量奴婢。商人可以直接做官，或者兜一个圈子，以地主资格做官，当然就无法叫官不占有土地，不经营商业、高利贷业或其他企业了。
而且，实行地主经济的结果，国家要把以赋税方式获有的大量农产物，变为商品、货币、俸给及其他开支。那不但使私人商品货币经济得到发展，而由是刺激一般商业、一般高利贷业，同时还造出一种握在官僚手里的特殊的商业、手工制造业和高利贷业。经商成了国务或国家公务的一件重大的事，中国士宦不像欧洲贵族、僧侣那样把商业看为“不洁”、“不自然”的作业，且从而“追逐之”，就颇为自然了。
商业如此，伴随商业而产生的高利贷业亦系如此。以谷米为重心的商业如此，一切日用品如盐、铁、酒、布也就自然变成官业对象，由管制流通过程，进而管制生产过程了。商业不但与高利贷结合起来，且进一步连同高利贷业与各种形态的手工制造业取得了密切联系。两汉之际的王莽时代，就有所谓六筦五均的“国家经济”形态出现。官卖、官营、官贷的经济活动，虽然间或也引起一、二不识时务的好心肠的士大夫发出“与民争利”的叹声，但一般的士宦却可用“为民兴利”的大口实来使他们的经济活动“合理化”。他们在朝时千方百计地去接近各种形态的官业，在野时又像“先天地”注定是族产、学田、积谷……一类公共产业的经管者。他们多半原已是地主兼高利贷者，或者某种场合兼为商人或各式小产业经营者，一经在朝在野同“公家经济事业”接触，就很快要“发迹”了。
他们无论是“达则兼善天下”地把持朝政，抑是“穷则独善其身”地武断乡曲，始终在把政治作为达成经济目的的手段。而这种倾向，就是直通“贪污之路”的便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