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 - 顾诚
第一章 明朝覆亡后的全国形势
第一节 明帝国的分崩离析
第二节 大顺政权在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失误
第三节 吴三桂叛变与山海关之战
第四节 清军占领北京和大顺军西撤
第五节 畿南、山东、晋北地方官绅反对大顺政权的叛乱
第二章 弘光朝廷的建立
第一节 继统问题上的纷争和史可法的严重失策
第二节 朱由崧的监国和称帝
第三节 四镇的形成和跋扈自雄
第四节 弘光朝廷内部党争的激化
第五节 清廷接管畿南、山东等地和山东百姓的抗清斗争
第六节 1644—1645年河南的形势
第三章 弘光朝廷的偏安江淮
第一节 基本国策——“借虏平寇”
第二节 清廷对南明弘光政权态度的变化
第三节 左懋第为首的北使团
第四节 弘光朝廷的军政和财政
第五节 弘光朝廷的腐败
第六节 清廷对大顺和南明用兵策略的变化
第四章 大顺政权的覆亡
第一节 潼关战役和多铎部清军占领西安
第二节 陕北战役和大顺军放弃西北
第三节 李自成的牺牲和大顺政权的失败
第五章 弘光政权的瓦解
第一节 南渡三案——大悲、伪太子、“童妃”
第二节 睢州之变和史可法南窜
第三节 左良玉率兵东下
第四节 扬州失守
第五节 弘先帝出逃和清军占领南京
第六节 弘光帝被俘
第七节 潞王朱常淓监国和降清
第六章 清廷统治者推行的民族征服和民族压迫政策
第一节 多尔衮的失算
第二节 清兵的滥杀无辜百姓
第三节 强迫汉民剃头改用满族衣制
第四节 圈地和“投充”
第五节 严酷的缉捕逃人法
第七章 各地抗清运动的兴起
第一节 江南绅衿的动向
第二节 江阴等地百姓的自发抗清
第三节 英霍山区的抗清斗争
第四节 皖南各地的抗清斗争
第五节 陕西各地的抗清运动
第八章 隆武政权同鲁监国的争立
第一节 隆武政权的建立
第二节 鲁王朱以海监国浙东
第三节 唐、鲁政权的对立与纷争
第四节 鲁监国政权的抗清活动
第五节 靖江王朱亨嘉之变
第九章 隆武政权的作为和覆败
第一节 1645年秋到1646年夏的形势
第二节 隆武帝的政策和举措
第三节 郑芝龙兄弟的跋扈
第四节 黄道周的出征和被俘杀
第五节 清兵占领浙东与鲁监国航海
第六节 清军占领赣南
第七节 隆武帝汀州遇难
第十章 大顺军联明抗清
第一节 东路大顺军同何腾蛟的联合与受排挤
第二节 李过、高一功等部改编“忠贞营”
第三节 忠贞营围攻荆州之役
第四节 何腾蛟经营湖南的举措失当
第五节 清孔有德等三王兵入湖南
第十一章 大西军的经营云南
第一节 云南沙定洲之乱
第二节 大西军由贵州进入云南
第三节 孙可望等的经营云南
第十二章 郑成功起兵与鲁监国在浙闽抗清
第一节 郑芝龙降清
第二节 郑成功的早年生活和起兵抗清
第三节 鲁监国在浙闽的抗清活动
第十三章 永历朝廷的建立
第一节 朱由榔在肇庆监国和绍武争立
第二节 绍武政权的覆亡
第三节 陈邦彦、张家玉、陈子壮在广东的抗清活动
第四节 永历朝廷在武冈
第五节 郝永忠部由湘入桂
第六节 永历帝的逃离桂林
第十四章 郑成功在闽粤沿海地区的军事活动
第一节 郑军同安之役
第二节 郑军潮州之役
第三节 1651年清军袭占厦门
第四节 郑、施交恶和施琅降清
第十五章 吴胜兆、王光泰等的反清
第一节 吴胜兆反清和陈子龙等人的遇难
第二节 宁波华夏等人的密谋反清
第三节 王光泰兄弟在襄阳、郧阳反清
第十六章 金声桓、李成栋的反清归明
第一节 金声桓、王得仁领导的江西反正
第二节 李成栋以广东全省反正
第三节 李成栋的进攻赣州和败亡
第十七章 北方各省的反清运动
第一节 山东等地的反清斗争
第二节 姜瓖等人领导的山西反清运动
第三节 王永强等在陕北起兵反清
第四节 甘肃回民米喇印、丁国栋为首的抗清运动
第十八章 1648—1649年湖南战局
第一节 明军收复常德、宝庆与何腾蛟挑起内衅
第二节 忠贞营等部湖南之役
第三节 济尔哈朗进军湖南与何腾蛟被俘杀
第四节 忠贞营的撤入广西和堵胤锡病死
第十九章 永历朝廷内部的党争
第一节 楚党和吴党
第二节 所谓“五虎”
第三节 永历朝廷的“打虎”
第二十章 清军攻占桂林、广州
第一节 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统兵南下
第二节 孔有德占领桂林与瞿式耜死难
第三节 尚可喜、耿继茂攻占广州
第四节 永历朝廷的播迁
第二十一章 大西军的联明抗清
第一节 孙可望请封秦王之纠葛
第二节 军阀纷争中的川黔
第三节 大西军出滇抗清
第四节 忠贞营的北上夔东和所谓“白毛毡贼”
第五节 永历帝的进入安龙
第二十二章 1651—1653年浙闽赣抗清势力的消长
第一节 舟山之役和鲁监国退位
第二节 1652年郑成功围攻漳州之役
第三节 海澄战役
第四节 江西义师的抗清活动
第二十三章 孙可望部署的湘、桂、川全面反攻
第一节 孙可望、李定国收复湖南战役
第二节 李定国桂林大捷
第三节 李定国衡阳大捷
第四节 刘文秀进攻保宁之战
第五节 孙可望逼走李定国和宝庆之败
第二十四章 清廷加强推行以汉制汉政策
第一节 满洲八旗兵实力下降
第二节 清廷命洪承畴出任五省经略
第三节 清廷对郑成功的招抚活动
第四节 1655—1656年郑成功的活动
第二十五章 李定国的两次进军广东
第一节 1653年李定国广东肇庆之役
第二节 1654年李定国广东新会之战
第三节 郑成功与李定国关系之分析
第二十六章 1654年会师长江的战略设想
第一节 张名振、张煌言三入长江之役
第二节 钱谦益、姚志卓等人密谋策划会师长江
第三节 孙可望决策会师长江和计划被搁置的原因
第四节 郑成功与“三入长江”之役的关系
第五节 刘文秀进攻常德失利
第二十七章 李定国迎永历帝入云南和孙可望的降清
第一节 孙可望的跋扈自雄和阴谋篡位
第二节 密诏李定国救驾和“十八先生案”
第三节 李定国奉迎永历帝入昆明
第四节 刘文秀领兵入川
第五节 孙可望内犯和兵败降清
第六节 孙可望叛降后的永历政局
第二十八章 清军大举进攻西南及永历朝廷的播迁
第一节 清军三路进攻贵州、云南
第二节 夔东十三家进攻重庆之役
第三节 磨盘山战役
第二十九章 郑成功、张煌言长江之役
第一节 长江之役的战略部署
第二节 郑军进抵南京城下后的双方动向
第三节 南京战役失败和郑成功退出长江
第四节 张煌言的招抚南京上游州县
第三十章 永历朝廷的覆亡
第一节 永历帝流亡缅甸
第二节 清方对西南明军的剿抚政策
第三节 清军入滇后荼毒百姓和元江府那嵩等人的抗清
第四节 两广抗清义师的被摧毁
第五节 李定国、白文选的竭蹶救亡
第六节 清廷向缅甸施加压力和“咒水之难”
第七节 永历帝被俘杀
第八节 李定国之死
第三十一章 郑成功收复台湾
第一节 郑成功决策复台
第二节 驱逐荷兰殖民者收复台湾
第三节 郑成功的开始经营台湾和病卒
第四节 清廷的沿海迁界
第五节 鲁监国病死与张煌言就义
第三十二章 夔东抗清基地的覆灭
第一节 清廷组织三省会剿
第二节 关于“韩主定武”政权的考辨
第三节 茅麓山战役
版权信息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南明史/顾诚著.——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7
ISBN 978-7-5112-1327-3
I.①南…II.①顾…III.①中国历史—南明 IV.①K24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115910号
南明史（上、下）
著者：顾诚
出版人：朱庆 终审人：孙献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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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2011年8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112-1327-3
定 价：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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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明史（代自序）
顾诚
我1934年11月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1950年高中一年级时患病休学，痊愈后尚未到开学时间，正好南昌市人民政府干部训练班招生，我就报名参加，录取后学习3个月，分配到南昌市人民检察委员会工作。1957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参加高考，以求深造，自然是希望多读点书，在业务上有所成就。但客观形势却不允许，入学以后大量的时间被政治运动和繁重的体力劳动所侵占。4年的大学生活，从课堂上学得的知识相当有限，倒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通过一些非正常的途径培养了独立治学的能力。
1959年夏天，我所在的年级同学参加勤工俭学，任务是给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即后来的第一档案馆）整理档案，地点在校内工会俱乐部，故宫的工作人员用汽车把档案运来。原来的档案是按时间（日期）顺序用纸包裹的，我们的工作是拆包后按内容分类再加包裹。这批档案是乾隆末到嘉庆初的，正是白莲教起义和湘黔川三省交界地区苗民起义的时期。一个暑假亲手接触了这么多清代原始档案，大开了眼界。完成这项工作后，新学期刚开始，本年级同学又全体出动去密云县劳动，我在工地只住了一个晚上，接到通知回校另有任务。站在拉物料的大卡车上回到学校，才知道系里为体现全面发展，要拿出科研成果于建国10周年时向党献礼，课题自己选择。时间紧迫得很，幸好刚整理过故宫档案，就决定以乾嘉苗民起义为题目去故宫借档案。故宫明清档案部的同志真慷慨，一口答应，把这部分档案借来后，立即没日没夜地苦读、摘要，另从校图书馆借来严如煜的《苗防备览》和相关地方志作参考，稍稍清理出个头绪就动手写“书”，实际是一边看一边写。系里派了两位同班患肺结核刚刚痊愈正在休养的同学（王君、张建华）协助，做提修改意见和誊清工作。经过一个月的苦干，7万多字的誊清稿终于在10月初交到系里，题目就叫《清代乾嘉年间的苗民起义》。那时我们的思想真单纯，完成了任务，档案归还故宫，成稿既不署名，上交后也未留下片纸只字，这本誊清稿究竟怎么“献礼”，下落如何，就一概不问了。在学生阶段，有机会自选题目独立进行“研究”，可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这是我接触明清史的开始。
大学期间真正读了点书是在“三年困难”时期。从1959年起，被誉为“三面红旗”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带来的灾难在全国先后暴露出来，店里货架上的各类商品在很短时间里像一阵风似的突然消失不见了。学生的粮食定量虽然没有减少，副食品却严重缺乏，不仅肉类每月凭票供应半斤，食油二两，连蔬菜也少到只能用水煮，不能炒。营养严重不足，许多同学得了浮肿病。在这种情况下，领导人不得不作些调整，政治运动停下了，劳动也少了。同学们虽然每天饥肠辘辘，却换来了读书的时间。在物质极度缺乏的情况下，同学们在精神上却如释重负。我个人的经历又有点不同。1960年初，理论战线上批判“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正在日益明朗化。这时，中宣部和教育主管部门正抓全国高校的统编教材，世界现代史是同“修正主义”划清界线的重要领域。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学院（今河北师范大学）抽调世界现代史教师和少数学生组成编写组，由北大周一良先生负责，成立了一个大组的领导班子。编写组先在人大铁狮子胡同校舍内，不久搬到北京大学，住进刚建成的十三公寓，几个月以后又搬到二里沟的北京市委党校四号楼，从工作开始到初稿完成大约有一年多时间。可笑的是，我被调去时是历史系三年级学生，世界现代史是四年级开设的课程，换句话说是去编写自己还没有学过的课程的全国通用教材。尽管颇为奇特，我在边干边学中逐渐适应，到后半年还担任了分组的组长，除了自己分担的章节以外，要负责修改组内教师撰写的稿子。由于在编写工作中表现出初步的工作能力，1961年暑假前结束世界现代史编写工作回到学校，即被通知毕业后留系工作，从此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
留系工作后，系主任白寿彝先生正搭班子研究中国史学史，成立了一个小组，组内有赵光贤先生、郭澎、一位姓赵的先生，还有我。当时，白先生住在西单武功卫，我们大约每月去他家一次，汇报工作并听取指示。白先生分配给我的任务是探讨明代史学。经白先生同意，我先阅读了王世贞的史学著作，如《弇州史料》、《弇山堂别集》，参考一些相关评论史料，写了一篇《王世贞的史学》，交给白先生。他又指示我去研究《明史》的纂修过程，这个课题有解放前出版的李晋华先生写的《明史纂修考》，白先生的意思是偏重于史学思想方面兼顾明史的纂修过程。我提出可否逐步进行，由于当时万斯同的明史稿颇难见到，就先从王鸿绪的《横云山人史稿》同《钦定明史》入手。经白先生同意后，自己买了一部线装本《明史》，借来《横云山人史稿》，逐篇对读，凡遇《钦定明史》作了修改处，哪怕一句话，甚至关键性的几个字都抄录下来。对读完毕，把两部书不同处列表写出，这份对照表一共有50多张大幅稿纸。再查阅《清实录》等书中有关撰修明史的记载，特别是康熙皇帝几次谕旨，最后写成一篇《从王鸿绪的<明史稿>到<钦定明史>》的论文。把论文稿连同对照表呈交白先生，他转交赵贞信先生处理，从此不知下落。依稀记得我的论文基本意思是：康熙审阅了明史稿后，发觉其中对明朝皇帝和某些大臣的指斥甚多，很不满意，指示纂修大臣应严格掌握分寸；后来修成的《钦定明史》显然体现了康熙的意图，删改之处多是掩饰明朝统治者的阴暗面。白先生给我的新任务是研究谈迁的《国榷》。工作刚开始，白先生又另有打算，对中国史学史研究组的人员和工作方法进行全面调整，原先组内人员由系里另行安排工作，另选了两位年轻教师和外校来进修史学史的教师重组史学史课题班子，组内人员从研读《史记》打基本功开始。人事变动的内幕有时很难说清楚，我离开史学史组决不意味着白先生对我的工作不满意，后来他曾两次找我谈要我回史学史组，是党总支没有同意。在史学史组待了一年，即1961年9月到1962年8月，最大的收获是认真阅读了上述几种明史基本史籍，还在中国书店买了一部木刻本的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石印本昭梿的《啸亭杂录》、线装本魏源的《圣武记》以及中华书局排印的“晚明史料丛书”等著作，自行研读，基本上掌握了明代历史的线索，也培养了我对明清史的爱好。这以后工作岗位虽屡经变动，仍不能忘情于明清史。如1965年发表在《光明日报》史学版上的《对朱元璋政权性质转化问题的商榷》一文就是当时的“业余”作品。
离开史学史组以后，系里把我调到世界现代史教研室。1965年暑假后，我作为历史系三年级的班主任和同学一道赴山西长治参加农村“四清”。在乡下期间，接到系里通知，学校成立了外国问题研究所，我和系里三位更年轻的教师被调到外研所美国问题研究室。到1966年6月从长治回来，“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已经铺天盖地而来，校内是一片揪斗的肃杀空气，按编制说我已属外研所，在那里领工资，但我当时正担任班主任，惟恐三年级同学误以为我逃避斗争，所以回校后仍在历史系参加“文化大革命”。幸好，我同“史三”同学关系不错，没有受什么冲击。在历史系参加的“战斗队”是个“老保”组织。几个月后造反派“师大井冈山”夺权，“老保”组织纷纷自动瓦解，我就到外研所去参加“运动”了。外研所自然也是“井冈山”一派掌权，我这个新来的归附者只是奉命写大字报、抄大字报。接着是“复课闹革命”，外研所也恢复了部分工作，上班时我们室是阅读新到的美国报纸、杂志，从中选择问题，整理成系统的资料。到现在我还是不清楚为什么在“文革”那样禁锢的情况下，会允许外研所花费宝贵的外汇订阅多种外国刊物（除美国问题研究室订阅美国报刊外，外国教育、苏联文学、苏联哲学三个研究室也订了不少国外相关报刊），而且在当时也没有一个上级部门过问我们的工作。这样糊里糊涂地跟着转了几年。混到1971年，林彪事件发生，我可是大彻大悟了，毛泽东亲自指定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的副主席竟然叛国出逃，“文化大革命”的荒谬和不可预测已洞然于心。从此我除了上班时间勉强应付外，星期日和业余时间就用来研读明清史。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历史系资料室管理员马国靖先生，那时校图书馆和系资料室都一概封闭不准借阅，我私下找着她，请代帮忙借些书看，她毫不推辞地答应了，让我在下午下班后系里师生都去食堂吃饭的时候，带我进入资料室挑选书籍藏在大书包里带回宿舍阅读。读完后又以同样方式请她换借其他书籍。这种秘密活动如果被发现，马先生是要吃大亏的，幸好每借一次书总得隔相当一段时间，持续的时间虽长，却从未被人撞见过。另外，有一点也附带说一下，在“文革”之前我摘录的明清史资料已经不少，有那么一堆（我不习惯用卡片，因为卡片既贵又太小，一条长的史料得抄几张卡片，所以改用小张稿纸和笔记本抄录）。“文革”初期抄家之风极为盛行，连我这个“助教”级（“文革”前即已废除职称）的教师也未能幸免，虽然只是走了过场没有什么“收获”，对我的精神压力还是不小的。自己静下心来把书籍和抄录的史料检阅一遍，把其中凡是可能作为思想政治问题上纲的东西统统送到当时颇为兴旺的废纸收购摊，按1斤1角多钱的价格全卖了。在处理抄摘的史料时我留了个心眼，把有关农民起义的史料保存起来，即便有人看到这也是历史上的“红线”材料，而从朱元璋起的与帝王将相有关的史料都进了造纸厂。这就是后来重理业务以探讨明末农民起义为起点的一个重要原因。1971年以后干的私活就是探讨明末农民战争，外研所实行坐班制，只有星期日和晚上时间可以利用，从系资料室能借到的书又非常有限，我就利用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到南京图书馆查阅地方志和其他史料。当时南京图书馆在颐和路二号，离我哥哥住家近在咫尺，但南图也不对外开放。靠着哥哥多年在江苏省政府工作的关系，他找了一位负责这方面工作的熟人开了一张介绍信，大意是“因革命工作需要”派某某同志来查阅有关古籍。南京图书馆在不开馆的情况下破例让我在二楼阅览室阅读。一个月时间看来不长，可是带有目的地专心致志读书，还是收获不小的。几次南京之行，弥补了不少在北京找不着书看的困难。回想起来，许多学术界同行是在1976年“四人帮”垮台，甚至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重理旧业，我多争取了5年左右的时间（尽管不是全部时间），不能不说是一件幸事。
1977年我再也不愿意留在外国问题研究所了，正式写报告要求回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工作。外研所的负责人见我态度坚决，同意我回系。不料到系里一谈，系领导除表示欢迎外，却让我到世界现代史教研室工作，这种安排完全不符合我的原意，就说：“我的专业是明清史，如果系里要我去世界现代史教研室，那我还不如留在外研所不回来。”系领导知道事情不能弄僵，就笑着说：“到中古史教研室也可以，不过你不要说自己的专业是明清史，就说是兴趣吧！”这年10月我终于回到了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但系领导的话明显地表现出不相信我在明清史方面有什么专长，不过有兴趣而已。为了证明自己在这方面还是下过工夫的，我决定要尽快拿出点成果，选的题目就是《李岩质疑》。这个问题我探讨的时间相当长，材料和基本论点早已形成，很快就把稿子写了出来，1978年5月发表在《历史研究》杂志上。由于观点新颖，立论有据，在国内外引起了比较广泛的注意。李岩的问题在郭沬若的名著《甲申三百年祭》和随后的《关于李岩》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而前者因曾作为延安整风文献流传甚广，影响远远超过史学界。1964年到1965年还在报刊上展开了一场李岩评价问题的学术讨论。我的文章却是依据可靠史料证明在李自成起义军中并不存在这位“制将军李岩”，如果一定要说历史上存在李岩，那就是李自成另有一个名字叫李延（或传写成李炎、李兖、李严），就像某些史籍中的“李公子”实际上指的是李自成一样。作出这样一个判断决不是轻率的，我在探讨明末农民起义的过程中，除了细读清初几部有关“流寇”的专著外，还广泛查阅了当时任职官员的文集、相关记载、档案和地方志，仅以地方志为例，凡是起义军到过的府、州、县志就查了1000多部。在这样相当彻底的普查基础上，不仅未能查到一条可以证明李岩存在的史料，反而找出许多证据表明史籍中有关李岩的生平、事迹全不可靠。那么，清初以来的一些史籍中为什么会冒出那么多栩栩如生的李岩“事迹”呢？在反复研究之后，终于从计六奇的《明季北略》卷二十三得到启发，那些包括李岩在内的许多荒诞之词都是来自于小说。1644年旧历七月间，距离李自成起义军撤出北京、南明弘光朝廷建立不过两三个月，化名西吴懒道人创作的《剿闯小史》即已刊刻成书发卖，清初这部小说又作了补充，先后改名为《定鼎奇闻》和《新世宏勋》，类似的还有《樵史通俗演义》等，这些书既收集了邸报之类的材料，有部分真实性，但也羼入了大量作者虚构的情节，其中就包括了李岩的故事。由于小说出现既早，在民间流传甚广，清初史家编纂有关“流寇”的史籍时就已经真伪莫辨，误采入书。最典型的是康熙十年成书的计六奇《明季北略》，该书明确记载引用了《新世宏勋》（见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第558页），而卷二十三《补遗》则几乎全是照《新世宏勋》的原文删削而成，这就是李岩的“事迹”在《北略》中最为丰富的原因。郭沬若《甲申三百年祭》引用得最多的史籍正是《明季北略》。以上就是虚构人物李岩被误认为信史的大致过程。直到查出李岩“事迹”的由来后，我才断定李岩如明末清初河南人郑廉所说是“乌有先生”。自然，学术界不少人仍然认为确有李岩其人其事，这也是很正常的。我只想说，自从《李岩质疑》1978年发表之后，继续阅读了相当多的明清之际的史籍文献，至今未发现一条可以证明李自成之外存在着另一个“李公子”或李岩的可靠证据。把李岩的问题写得这么长，只是说明治史的不容易，类似的情况在我探讨过的课题中还多得很。
1984年我的《明末农民战争史》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部书在史料的收集、史事的考证、论点的分析上都较之前人有相当大的推进。书的下限只写到李自成的大顺政权、张献忠的大西政权覆亡为止，大顺军和大西军余部的抗清斗争拟放在《南明史》中叙述。南明的历史在辛亥革命前后和抗日战争时期都曾经受到爱国志士的关注，掀起过热潮，先后有柳亚子、谢国桢等先生的专著问世。但是，南明史覆盖面太广，它包括了清方扑灭各地抗清武装谋求统一的活动，南明几个小朝廷的史实，大顺军、大西军先后联明抗清的历程，郑成功等在东南沿海的斗争，以及清统治区内反清复明的活动。不仅头绪纷杂，而且各种史籍、文献的记载又常常互有出入，最困难的还是由于南明是失败的一方，大量文献资料被毁灭，留下的部分当时人记载数量既庞杂，而作者入清以后往往有所顾忌不愿据事直书，再加上清朝统治稳定后屡兴文字狱，大量收缴销毁“违碍”书籍，更增加了关键史料不足的困难。为了整理出头绪，尽量恢复历史的原貌，只有大量查阅档案、文集、各种私家记述、地方志等文献和非常有限的实物，进行综合研究。《南明史》直到1996年才完稿，次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有人评论这部著作是“十年磨一剑”，其实很难说清自己在这部书稿上花费的岁月。因为南明史资料的收集工作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探讨明末农民起义的史实时就已同步进行，开始写作初稿固然是在1982年11月《明末农民战争史》交稿以后，可是中间又停顿了两三年，原因是《明末农民战争史》交稿后曾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签订了合同，预定在三至五年内交出《南明史》稿。大约写了一半章节的初稿，出版社通知我，他们奉命集中力量出版“当代中国”丛书，无力顾及其他书籍，建议《南明史》推迟交稿，这意味着单方面废除合同。而我当时正对明代卫所制度颇感兴趣，认为明代卫所制度决不像一般史籍中说得那么简单，似乎只是明前期的一种军事制度，中期以后即为募兵制度取代，而是同明帝国许多领域密切相关的重要课题。最初感到卫所制度值得研究还同李岩问题有关。许多史籍里都说李岩是河南杞县举人，大司马李精白（大司马即兵部尚书，李精白在天启年间任山东巡抚，加兵部尚书衔）的儿子。查李精白的材料时，除了弄清他同“李岩”毫无关系，还发现他祖上是山东曹县人，明初跟随大将军徐达北征后定卫于颍川卫；颍川卫位于南直隶阜阳县境，而隶属于河南都司。因此，李精白作为卫籍人士必须到河南开封去参加乡试，而不能像同居于阜阳县境内的民籍生员要到南京乡试。《阜阳县志》选举志表列本县举人名单中相当一部分下注“河南中式”，这些参加河南乡试中举的就是世代居住于阜阳县境内而属于颍川卫籍的人。从此，开始注意到明人传记中卫籍的问题，如李东阳、焦竑、杨嗣昌、史可法、何腾蛟、王锡衮以至清初著名学者王夫之、万斯同都是卫籍，他们上距祖军原籍少则四代，多则八九代。但卫籍人士的籍贯在史籍中弄得很乱，有的写祖军原籍，如说史可法是河南祥符人，李东阳是湖广茶陵人，有的又写世代所居的卫籍。这不仅在写人物传记时常造成混乱和谬误，更重要的是不明白明太祖实行的卫所制度在人口迁徙、边疆开发等方面都起了深远的影响。
顾诚手绘地图《永历帝入缅及败亡图》（详见第三十章）
在阅读《明实录》和《清实录》时常常看到大量卫所是呈现为一种地理单位的记载（如水旱地震灾害、兴建城池之类）。如果说卫所仅是明代的一种军事组织，那么，入清以后约100来年怎么还保存那么多明代的“军事组织”。清代文献（如实录、官员奏疏、地方志）中常见改卫所为州县或在内地把卫所人丁、田地并入附近州县的记载，这些都说明卫所在明代建立以来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军事系统管辖下的地理单位。以前的史籍中也曾注意到明代一些卫所是管辖一片地方的，因而有“实土卫”与“非实土卫”的说法。史学大师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明代部分也标明了大片边疆地区归某某都司、行都司管辖，为研究明代疆域做出了重大贡献。我在广泛探讨明代各种类型卫所的基础上，提出了明帝国疆土是分为两大系统管辖的论点，即行政系统（县、州——府、州——布政使司、直隶府、州——六部）和军事系统（卫、直隶都司的千户所——都司、行都司、直隶卫——五军都督府）各自管辖两种不同的“地理单位”。州县是一种明显的地理单位；绝大多数卫所也是一种地理单位就比较难以理解。我只是按实际情况指出绝大多数卫所中有的管辖土地周边四至比较清晰，而相当一部分内地卫所管辖的屯田往往分散在附近州县的自然境内或辖地与州县犬牙交错，在地图上是无法标示出来的，尽管如此，这些卫所的土地与人口不属州县管辖，其数字也不纳入州县统计之内。由此就涉及社会经济领域中的几个重大课题，一是明帝国的耕地数，二是明代官、民田数，三是清初耕地数较明代是增加还是减少，等等。国内外史学界关于明初以来存在两种相距甚大的全国耕地数始终得不到正确解释，都同卫所问题有关。我探讨的结果是指出《明实录》中每年末所记“是岁天下田地数”仅仅是由户部综合以州县为基础的行政系统数字，没有包括军事系统管辖的耕地（屯田和卫所辖区内的民田）在内，因而是不全面的；而为国内外史学家判定为不可信的明初以来约850万顷以上的数字则包括了行政与军事两大系统的耕地数，只有这一数字才是真实可靠的。至于史学界长期关心的明代官、民田数大抵都是依据《明史•食货志》所说“官田视民田得七之一”。我则指出这同样是行政系统辖地内的官、民田数，就全国而言，军事系统的屯田全部属于官田，若把这一部分计算在内，明代官田在总田额中所占比例就要大得多。对于清初顺治末年至康熙前期全国的耕地数字，学者们常根据《清实录》与《明实录》绝大多数年份所记数字相比，误认自顺治末年起清代耕地数已超过明朝万历清丈以前的数字。我则指出自明末以来连年战乱、灾荒频仍，田地拋荒极为严重，何况顺治后期全国尚未统一，耕地数较之明朝全盛时期是大幅度下降的，即由万历三十年的1100万顷减至500万顷左右。清代耕地数的上升并超越明代经历了相当长的时期。这一论断只需把清代所修方志中“赋役”类所记“原额”与历年数普遍查对一下即可认定，况且还有许多官、私文书可以印证。就是说，《清实录》中所记数字并没有错误，问题是清代包括卫所在内的全国耕地数都已汇集到户部。我对卫所的基本观点已发表在《明前期耕地数新探》、《卫所制度在清代的变革》、《谈明代的卫籍》和《明帝国疆土的管理体制》4篇论文里。原来设想进一步收集史料，围绕卫所问题对明帝国相关领域的影响和到清代的改制进行综合研究，写一部专著，这项工作深入不易，距成书还有相当一段距离。
我对明清史的兴趣比较广泛。为了探讨朱元璋的建立大明帝国，不能不上溯到元末社会和元末群雄争霸；而为适应教学和指导研究生的需要，对明清史籍也必须较广泛地阅读。人的精力毕竟有限，深入研究一个比较大的课题往往需要多年的时间才能做得比较像样子。比如明清社会的演变，它们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在世界史上的位置理应成为明清史工作者研究的中心课题，自己在这方面只能随时注意积累材料，远谈不上作深层次探讨。20世纪90年代以来，读书之志未减，写出的论文却寥寥可数，自觉汗颜。只是为应付约稿，写了几篇元末明初史事的稿子，如《靖难之役与耿炳文、沐晟家族》，中心内容是论证耿炳文在靖难之役中于真定死难，而绝大多数史籍（包括《明史》本传）都说他在战败后被建文帝召回，由李景隆接替，燕军占领京师（南京）后，耿炳文腼颜投降，永乐初刑部尚书郑赐、都御史陈瑛劾奏耿炳文“衣服器皿僭饰龙凤、玉带僭用红靼”（《明太宗实录》卷三十五记于永乐二年十月，“上曰：先朝老臣亦为此乎，命速改之”。未言炳文自杀。《明史》卷一百三十《耿炳文传》记于“燕王称帝之明年”则当为永乐元年，并云“炳文惧，自杀”）。我查考出耿炳文的妹妹是沐英续配夫人，黔国公沐晟的生母。沐晟后来为表哥耿琦写的墓志铭明言舅父耿炳文战死于真定，朝廷（指建文帝）痛惜不已，以很高的规格予以祭葬。永乐初廷臣劾奏本指其葬礼“逾制”，碑文肯定有碍于新主子，《实录》记永乐帝“命速改之”也是指的坟墓应予毁改。这正如永乐元年十月礼部言开平王常遇春祠坟“建文中增修过度，请复其旧。从之”。（《明太宗实录》卷二十四，按，常遇春女为建文帝嫡母）同一类型。所以，说耿炳文在南京投降了永乐帝，后来畏罪自杀根本不可信。又如朱文正是朱元璋大哥的儿子，由于他在大明立国前夕被叔父朱元璋处死，《实录》等书中只记载他被任命为大都督、扼守南昌抗击陈友谅围攻，然后是得罪而死，其他事迹都因忌讳而付之阙如。由于材料缺乏，诸家明史多不为他单独立传。我依据颇为罕见的朱元璋《御制纪非录》等书把朱文正同朱元璋的关系和大致生平草成一文，题为《朱文正事迹稽考》，即肯定他是没有看到大明帝国建立的开国元勋。至于沈万三的故事，我在儿童时代就听过他家有聚宝盆。近年来随着文学、艺术、旅游等事业的发展，沈万三的老家江苏昆山市周庄名声大噪，可是沈万三究竟是个什么人物，什么时代的人，却大抵是依据明朝以来的传说和野史笔记把他说成是明初洪武年间的首富，后来被朱元璋充军云南。由于宣传得太火爆了，我觉得有必要认真探讨一下。除手头摘录的史料外，集中一段时间去北京图书馆查阅元末明初人士文集和相关的明、清地方志。终于查清了沈万三（沈富）本人和他的家族的基本情况，依据他的几个子侄的墓志铭等确切史料，断定沈万三在元朝末年已经去世，并没有活到明朝建立，史籍中有关他在洪武年间的活动纯属讹传。不过，他和弟弟沈万四（沈贵）的后裔在洪武年间确实是江南巨富，最后在洪武二十六年被网入蓝玉党案遭到抄家灭族之祸。这篇文章澄清了广泛流传的沈万三故事，对于了解元末明初地主豪绅的经济实力和朱元璋致力于消除“隐患”也不无帮助。
上面大致谈了自己学习明清史的过程和心得。几十年来能做出一些成绩，得益于勤奋。我觉得养成坐图书馆的习惯非常重要。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起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除了上课和其他必须参加的活动外，往往是整天到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古籍部和科学院图书馆看书。早晨带上稿纸、笔记本和一个馒头蹬车直奔图书馆，中午休息时间吃个馒头，在附近转悠一会儿，继续阅读抄摘史料，直至闭馆才回家。读书的方法是提出书后，先翻阅一遍，遇到有价值的史料，把事先准备好的小纸条夹在书内作为标记，大约看到一半时间，就动手抄录。一条史料抄在一张稿纸上，半天时间差不多总是七八张（按行不按格抄写），字数少的可达到十张，一天下来总有十几张；笔记本大抵是记下与当时研究问题无关的零星史料或简要备忘录。晚上一定要把抄摘的材料仔细阅读一遍，遇有语气不通等情况，可能有误字漏字，用红笔画出，第二天再核对原书，从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摘抄史料时的笔误。检阅所抄材料还会发现有的问题应从其他史籍中寻找印证，即记于笔记本上，以便及时提取书籍。骑自行车去图书馆，冬天是最困难的，有时顶风而行实在费劲，严寒甚至会冻得手指麻木。这种工作方式确实有点辛苦，但在图书馆中一坐，好书在手，乐在其中，回家后检阅收获，每有意外之喜。且不说关系到历史上重大问题的史实，就拿我在《明末农民战争史》后面附的“大顺政权所设各地官员表”来说，多数是从地方志的“灾祥”、“兵燹”、“纪事”之类记载中查出的，每找到一个大顺政权任命的地方官员的名字和职务都能使我高兴一阵。这部书出版后，我在读书的过程中还发现一些新的史料，至少可以为该表补充十名以上。坐图书馆可以充分利用时间潜心研读，有时还需要到外地图书馆去查阅。为了写《南明史》，1992年到昆明去阅读云南省图书馆的藏书和参观云南省博物馆的藏品，因需阅读的书籍较多，连原来计划途经贵阳时去安龙实地考察一下都限于时间只好作罢。有时因情况不明，重要史籍会失之交臂。如研究明代的耕地数字，我提出明代疆土由行政系统和军事系统分别管辖的论点，虽然依据了大量的地方志和其他相关记载的材料加以论证，而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万历十年山西巡抚辛应乾主持编制的《山西清丈简明文册》，原书就藏在北京大学图书馆。这部书的前三册是山西布政司所辖各府州地亩及征粮数，第四册和第五册则是山西都司所辖耕地屯田与征收籽粒数。直到1991年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张海瀛先生的研究论文发表后（《明史研究》创刊号），我才知道还存在这么一部极有价值的文献。1993年他的《张居正改革与山西万历清丈研究》出版，将《山西清丈简明文册》全部影印附于书后，使这一原始文献得以广泛流传。举出这个例子是想说明治学的第一步收集史料大非易事。这方面的事例不胜枚举，在不断读书的过程中往往发现自己发表过的著作中存在缺陷和失误。知识是没有止境的，在我涉猎过的明清史领域内，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知识相当有限，许多问题仅具一般常识，甚至毫无所知。实事求是地对待学问，实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切忌把治学看得太容易，切忌过高估计个人的能耐。至于在理论和观点问题上，则遵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不必强调一律，既不想把个人看法强加于他人，也不想违心迎合某种思潮或论点。这就是我对本题《我与明史》的总体看法。
原版序论
南明的历史在我国史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包括了大顺军攻克北京以及随之而来的清兵进入山海关问鼎中原以来一直到康熙三年（1664）夔东抗清基地覆灭的各地反清运动的历史。从不同的角度看，它是群雄争霸，又是明朝的延续，也是清初历史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称之为南明，是因为以崇祯皇帝朱由检为首的在北京的明朝廷业已覆亡，这段时期的战斗主要在南方展开，又是在复兴明朝的旗帜下进行，而弘光、隆武、鲁监国、永历朝廷都是在南方建立的。但是，抗击清朝的暴虐统治，并不仅仅局限于南方，陕西、甘肃、山西、河北、山东、河南等地的抗清运动连绵不断，波涛叠起，清廷统治者多次感到患生肘腋，不得不动用重兵围剿。这是就地域而言，南明史的覆盖面并不只限于南方。如果就时间来探讨，南明史的上限过去和现在的史学家大抵是以弘光朝廷在南京继统为标志，本书作者认为南明的历史应该从甲申三月十九日北京被大顺军攻克、崇祯朝廷覆亡开始。这是因为朝廷虽然覆亡，明朝政权仍然控制着江南半壁江山，尽管在具体时间上（即1644年三月至五月）相差不远，但我们应该着眼于全国形势的演变，而不能拘泥于南明帝位的继统。如果因为甲申三月十九日到同年五月初三日明朝统治区没有皇帝（或监国）而把这段时间排除在南明史以外，就会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难以自圆其说，因为弘光帝被俘在1645年五月，隆武帝继统在同年闰六月；隆武帝被擒杀在1646年八月，永历帝继统在同年十月，其间都有一两个月的帝位空缺。“国统”三绝不等于南明史三绝，这是稍加思索就能明白的道理。同样理由，南明史的下限不以1662年永历帝朱由榔被俘杀告终，而是以李来亨茅麓山战役作为结束。当然，把南明史的下限一直拉到清康熙二十二年（1683）施琅进军台湾，郑克塽、刘国轩投降，也是一种认识和叙述的方法，因为郑氏家族在台湾始终奉行明朝永历正朔，虽然皇帝和朝廷早已不存在。本书没有采取这种方法，原因是康熙十二年到二十年（1673—1681）发生了三藩之变，其间郑经是参与了的。三藩之变同明清之际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有密切关联。三藩（若考虑到原定南王藩下的孔四贞、孙延龄夫妇、缐国安等人，也可以说是四藩）的形成实际上是由于满洲贵族因自身力量不足以征服全国不得不笼络一部分汉族军阀，而且这次变乱也确实带有民族斗争的色彩；可是把三藩之变同南明史扯在一起毕竟不大合适。所以，在本书中叙述郑氏家族事迹仅限于郑成功去世为止。
这本书同过去各种南明史著（自清初以来）相比较，有两个主要的特点。一是它基本上是以大顺军余部、大西军余部、“海寇”郑成功等民众抗清斗争为主线，而不是以南明几个朱家朝廷的兴衰为中心。二是贯串全书的脉络是强调历时二十年汉族和其他民族（如西北等地的回族、西南等地的多种少数民族）百姓反抗满洲贵族征服斗争终归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内部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严重分散、抵消了抗清力量。多尔衮、福临等满洲贵族不仅代表着一种比较落后的生产方式，而且兵力和后备兵员非常有限，单凭自己的八旗兵根本不可能征服全国，汉族各派抗清势力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打倒了自己。说得准确一点，明清易代，是中华民族内部一个落后的人数不多却又是骠悍的满族上层人士勾结汉族中最反动的官绅地主利用矛盾坐收渔翁之利，窃取了农民大起义的胜利果实。满洲贵族入主中原以后，在较为先进的汉文化影响下，自身发展取得阶段性的飞跃。清王朝在一段时期里是朝气蓬勃的，国势相当强盛，对于中国这个多民族国家的奠定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然而，就另一方面来说，满洲贵族推行的民族歧视政策引起国内政局大动荡，打断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正常进程，也是不容忽视的。
历史进展的事实提供了最有力的证据。中国在明朝中期以前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期以后在科学技术等方面已经逐渐落后，但是直到明朝末年中国同西欧国家之间的差距并不大，被大顺军推翻的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统治时期还是孜孜于引进西方科技，特别是火器和历算，不少士大夫也抛除畛域之见，注意吸收西方的新知识，尽管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挽救行将灭亡的明帝国。清朝统治的建立是以全国生产力大幅度破坏为代价的，稳定后的统治被一些人大加吹捧，称之为康雍乾盛世。正是当中国处于这种“盛世”的一百多年里，同西方社会发展水平的距离拉得越来越大。“盛世”过后不到五十年（如果按照某些学者吹捧康、雍、乾三帝的思路来看，乾隆之后在位二十五年的嘉庆也应该算是个励精图治的好皇帝，至少不能说是无道昏君），爆发了中英鸦片战争，随之而来一幕幕丧权辱国的悲剧，使大清帝国的腐朽落后暴露无遗。本书作者在所著《明末农民战争史》中以确凿的事实证明了大顺军推翻明王朝接管整个黄河流域几乎对社会生产没有造成什么破坏，并且扫荡或狠狠打击了那些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贵族官绅势力。如果这一势头不被满洲贵族和变节的吴三桂等汉族军阀官绅所打断，中国社会将在明代已经取得的基础上实现较快的发展，近三百来年的历史也许是另外一种样子。“以史为鉴”是中国的传统，可惜过去绝大多数史家制作的镜子里，侏儒们被拔高了，坚毅挺拔的形象被歪曲了，甚或被挤出了镜框以外，成了道地的哈哈镜。本书作者力图运用可靠的史实，重新描绘明清易代的这段历史；由于材料的不足，肯定不能尽如人意。希望通过这部书的出版，给读者提供一些较为接近真相的描述和论点。
也许有人在看了这本书以后，会断言作者批判的锋芒只是指向清朝统治者（包括满洲贵族和汉族官绅中的拥清派），而对起自农民的大顺军和大西军则出于偏爱而处处掩饰。这是不正确的。因为书中首先批评了李自成领导的大顺政权在关键时刻在政治上和军事部署上犯下了难以挽回的大错，后面又指出了在李自成牺牲以后大顺军始终没有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领导核心，长期各自为战，未能在抗清斗争中发挥更大作用。对张献忠的非议在《明末农民战争史》内已说得很清楚；孙可望在前期是位出类拔萃的人物，后来飞扬跋扈，导致大局逆转，终至众叛亲离，仓皇出降，本书毫无回护之处。至于南明政权的腐朽、内讧本书同样作了如实的揭露。读者不难发现，书中不仅鞭笞了朱由崧、朱常淓、朱由榔等南明统治者的昏庸懦弱，对一些直到现在仍备受人们景仰的人物如史可法、何腾蛟、瞿式耜、郑成功都颇有微词。有的读者可能会问：你对南明许多杰出人物是不是指责得过分了一点？我的回答很简单，如果这些著名人物都像历来的史籍描写的那么完美，南明根本不会灭亡，这些人也将作为明朝的中兴将相名垂青史。
历史进程的必然性和偶然性是史学界长期关心的问题。在我看来，必然性只有一条：就是社会要发展，要前进；其间可能出现短期的逆转和曲折。至于统治王朝的建立和统治者的更替大抵都属于偶然因素。只不过人们太习惯于把既成事实当作历史必然，就本质而言，这同封建史籍中的“天命眷顾”没有多大区别。明朝自万历中期以来，朝政日益腐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覆亡不可避免，接替的可能是大顺王朝，可能是清王朝，甚至可能是孙可望掌握实权的朝廷，也不能排除在较长时间处于分裂的局面。本书作者着重分析的是各派势力的成败得失，而以哪一种势力取胜对中国社会生产破坏最小，最有利于推动我国社会前进为褒贬的标准。讲必然性，我认为在当时社会条件下，明朝覆亡以后，中国仍将建立一个封建王朝，社会仍将处于封建制度的框架内（商品经济的发展或萎缩将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或破坏而定），只有这一点是肯定的。差异在于各派势力实行的政策和手段不同，对中国社会发展进程的影响也将不同。如果把既成事实都说成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学习和研究历史就没有多大用处。历史科学的万古常青，就是教导后来者借鉴历史上成功的经验，避免重蹈失败的覆辙，使我们的事业做得更顺一些，不要倒行逆施，为中华民族的兴盛作出贡献。时髦了一阵的“史学危机”论可以休矣，明智的中国人将从自己丰厚的历史遗产中汲取教益，把振兴中华的宏伟事业推向前进。
凡例
一、这部书以学术价值为前提。不满足于“言必有据”、“无一字无出处”，而是力求在史实上考订准确。有些问题难以下结论，只好暂时存疑，同时在正文或注解中指出疑点所在。
二、引用材料尽可能保持原文，不改译成现代汉语——尽管这样做对某些读者更方便，但史学工作者和有一定文化素养的文史爱好者大抵是喜欢看到史籍原文的。凡属本书作者认为是后人托名伪造的文献一概摒弃不用，如明末遗民刘彬的《晋王李定国传》之类。
三、南明史事头绪纷杂，本书既不能写成通鉴体，又不能写成纪事本末体，为方便计大致按照时间顺序就问题分章节叙述，章节间尽量互相照应。
四、在时间上年份一般注明相应的公历，月日一律用旧历，以便于查对引用书目。
五、对南明以来包括“正史”、野史、“遗民”作品直至近人影响较大的著作中存在的谬误或偏见，在适当地方依据准确史料予以澄清，以免以讹传讹。
六、本书引用史料大多数是作者在各图书馆和档案馆阅读时抄录的笔记，虽在摘录时经过核对，力求准确，也不敢说绝对没有笔误。如果有人未见原书而从本书中转引史料，请注明引自本书。这不仅是著作权问题，更重要的是对读者负责和学术上的良心体现。
七、在史学著作中附上插图和地图，有助于增加阅读的兴趣并提供方便。本书在撰写过程中也颇有此意，收集了一些图片。然而，南明史牵涉面太广，选用插图和绘制地图成了一个难题。何况，南明是失败的一方，保留下来的实物绝大多数不是最有代表性的。如果要照顾到方方面面，势必出现能找到什么就拿出什么，未必能取得较佳效果。南明实物图片在相关著作中制版印出者业已不少，如台湾出版之《郑成功全传》书首图片即多达五十一页，永历“敕命之宝”已在数种书籍中刊出图片，南明一些重要人物的文籍也往往附有作者画像、手迹照片，各政权发行的货币见之于多种图集。本书若大批选入既缺乏新鲜感，又必然加重读者负担。犹豫再三，暂付阙如。如有再版机会再视情况而定。
这是第一篇第一章 明朝覆亡后的全国形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