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录 - 钱锺书
一 鉴赏论
（一）钱先生的“擘肌分理”
（二）论“一字之差，词气迥异”
（三）论诗注引文
（四）论注诗要识作者手眼
（五）论引后注前
（六）论纠正误注
（七）元好问论黄庭坚诗解
（八）元好问评苏诗
（九）注明诗旨
（一〇）注诗要识用典意
（一一）理趣诗解
（一二）理趣和理语解
（一三）婉曲和理趣解
（一四）折柳解
（一五）想与因的结合解
（一六）断章取义与破除执著解
（一七）论言为心声
（一八）论“观物不切，体物不亲”
（一九）论诗词的寄托说
（二〇）李贺《恼公》诗赏析
（二一）李商隐《锦瑟》诗赏析
二 创作论
（一）模写自然与润饰自然
（二）“选春梦”的创作论
（三）谈灵感
（四）谈“活法”
（五）谈妙悟
（六）抓“诗思”
（七）创作前的精神准备
（八）“即物生情”与“执情强物”
（九）心以应物，意到笔随
（一〇）“以俗为雅，以故为新”
（一一）写实尽俗，别饶姿致
（一二）论若即而离
（一三）行布
（一四）水清石见与水中着盐
（一五）设想与同感
（一六）写景手法
（一七）写水中倒影
（一八）作对仗以不类为类
（一九）对仗和用韵的因难见巧
（二〇）避免词意重出
（二一）引申
三 作家作品论
（一）论陶渊明
（二）历代论陶渊明诗
（三）论唐宋人推陶诗
（四）论庾信诗赋
（五）论张籍诗
（六）论白居易诗
（七）评李贺诗及学李贺诗
（八）论李贺诗的风格
（九）李贺诗以玉石作喻
（一〇）李贺诗在飞动中含坚凝
（一一）李贺诗的朴健疏爽
（一二）李贺感流年而驻急景
（一三）评司空图《诗品》
（一四）论梅尧臣诗
（一五）论黄庭坚诗
（一六）论杨万里、陆游诗
（一七）论赵孟頫诗
（一八）论竟陵派诗
（一九）竟陵派诗论
（二〇）论阮大铖诗
（二一）论叶燮诗
（二二）论方苞
（二三）论钱载诗
（二四）论学人之诗
（二五）论赵翼诗
（二六）论田雯尊宋诗
（二七）论诗文之累
（二八）评黄遵宪诗
（二九）评严复诗
（三〇）评王国维诗和论
（三一）评苏曼殊论诗人
四 文学评论
（一）以文拟人，形神一贯
（二）好诗似曾相识
（三）论圆
（四）论“不著一字，尽得风流”
（五）论水月镜花
（六）诗有别才别趣
（七）以禅喻诗
（八）论神韵、性灵、格调
（九）性灵与学力
（一〇）神韵与典、远、谐、则
（一一）活法与死法
（一二）活路与死门
（一三）诗中理语
（一四）评袁枚诗论
（一五）评《红楼梦评论》
（一六）消纳
（一七）附录
五 文体论
（一）论诗乐离合
（二）文体递变
（三）诗文的侵入与扩充
（四）以文为诗与以诗为词
（五）柏梁体
（六）章咒气与偈颂气
（七）以诗品作诗
（八）传记通于小说
（九）八股文通于戏曲
六 修辞
（一）博喻
（二）曲喻
（三）曲喻和双关
（四）喻之二柄
（五）喻之二柄异边
（六）通感与摹状
（七）仿拟
（八）比拟不当
（九）以目拟文
（一〇）反仿
（一一）拟人与借代
（一二）言用与借代
（一三）对偶
（一四）当句对
（一五）翻案
（一六）出处
（一七）练字
（一八）“丧”字异读
（一九）改词
（二〇）“鸭先知”辩
（二一）窠臼
（二二）修辞疵累
（二三）句式变化
（二四）章法
七 风格
（一）南北文学风格之别
（二）唐宋诗风格之别
（三）杜律的雄浑与韧瘦
（四）公安竟陵与前后七子
（五）王士禛论专名助远神
（六）钱载的幽修漏与瘦透皱
封面
前言
柯灵先生在《促膝闲话中书君》一文中说：“钱氏的两大精神支柱是渊博和睿智，二者互相渗透，互为羽翼，浑然一体，如影随形。他博极群书，古今中外，文史哲无所不窥，无所不精，睿智使他进得去，出得来，提得起，放得下，升堂入室，揽天下珍奇入我襟抱，神而化之，不蹈故常，绝傍前人，熔铸为卓然一家的‘钱学’。渊博使他站得高，望得远，看得透，撒得开，灵心慧眼，明辨深思，热爱人生而超然物外，洞达世情而不染一尘，水晶般的透明与坚实，形成他立身处世的独特风格。这种品质，反映在文字里，就是层出不穷的警句，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天下的警句。渊博与睿智，二者缺一，就不是钱锺书了。”这是柯灵先生对钱先生所作的高度深入的概括。
渊博和睿智的钱先生著作的《谈艺录》补订本，是成为当代显学的“钱学”的名著之一，为读者所爱读。但对一般读者说来，阅读这本书，还需要作些辅导，因此，我们编这本《〈谈艺录〉读本》。我们粗略地分为：（一）鉴赏论，（二）创作论，（三）作家作品论，（四）文学评论，（五）文体论，（六）修辞，（七）风格。每类中各选若干则，加上小标题，以便检阅。每则后加简注及说明，以便阅读。前三类由周振甫起草，后四类由冀勤起草，后互相传阅作些订补。
关于《谈艺录》补订本的内容，这里引周振甫《〈谈艺录〉补订本的文艺论》作说明。
钱先生在《谈艺录》补订本里探讨的文艺论，这里只能就浅见所及，作点管窥蠡测，以待海内外学者作更深入的探讨。
其一，谈艺术创作的模写自然与润饰自然，钱先生说：
长吉《高轩过》篇有“笔补造化天无功”一语，此不特长吉精神心眼之所在，而于道术之大原，艺事之极本，亦一言道著矣。夫天理流行，天工造化，无所谓道术学艺也。学与术者，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者也。《书·皋陶谟》曰：“天工，人其代之。”《法言·问道》篇曰：“或问雕刻众形，非天欤。曰：‘以其不雕刻也。’”百凡道艺之发生，皆天与人之凑合耳。顾天一而已，纯乎自然，艺由人为，乃生分别。（60页）
钱先生接下去讲西方谈艺术创作，分两大派：“一则师法造化，以模写自然为主。”“二则主润饰自然，功夺造化。”钱先生在这里引了“天工，人其代之”。人代天工，不同于巧夺天工，近于模仿自然；不过人代天工，说明人的工作不能违反自然，不论学术和艺术都不能违反自然的规律，要合于“天理流行，天工造化”，即“人事之法天”。又引“或问雕刻众形，非天欤。曰：‘以其不雕刻也。’”认为自然界的万物具有无数形象，不是天雕刻的，是自然形成的。这就指出“天一而已，纯乎自然”。但“艺由人为”，就模写自然的“人事之法天”来说，钱先生又引“昌黎《赠东野》诗‘文字觑天巧’一语，可以括之。‘觑’字下得最好；盖此派之说，以为造化虽备众美，而不能全善全美，作者必加一番简择取舍之工。即‘觑巧’之意也”。（同上）艺术的模写自然，要加一番简择取舍，选取自然中的巧妙处来模写。再就润饰自然，功夺造化来说，钱先生认为“长吉‘笔补造化天无功’”一句，可以提要钩玄。此派论者不特以为艺术中造境之美，非天然境界所及；至谓自然界无现成之美，只有资料，经艺术驱遣陶熔，方得佳观。此所以“天无功”而有待于“补”也。（61页）这就是“人定之胜天”。接着钱先生提出他的艺术创作论：
窃以为二说若相反而实相成，貌异而心则同。夫模写自然，而曰“选择”，则有陶甄矫改之意。自出心裁，而曰“修补”，顺其性而扩充之曰“补”，删削之而不伤其性曰“修”，亦何尝能尽离自然哉……造化之秘，与心匠之运，沆瀣融会，无分彼此。及未达者为之，执著门户家数，悬鹄以射，非应机有合。写实者固牛溲马勃，拉杂可笑，如卢多逊、胡钉铰之伦；造境者亦牛鬼蛇神，奇诞无趣，玉川、昌谷，亦未免也。（61—62页）
钱先生指出模写自然要加以选择，即要“觑天巧”，不能写拉杂可笑的东西；润饰自然，对自然加以“修补”，不能离开自然，即不能写背离自然的荒诞无趣的东西。这既指出“人事之法天”的要求，有选择；又指出“人定之胜天”的要求，不能背离自然，即“人心之通天”。要是在艺术创作上背离这两者，模写的写了拉杂可笑的东西，润饰的写了荒诞无趣的东西，都会遭致失败。前者像卢多逊、胡钉饺的诗写得拉杂可笑，后者如卢仝、李贺的诗不免写得荒诞无趣。在这里，钱先生给我们指出艺术创作的正确道路和错误做法，好像没什么可说了。可是钱先生在《补订》里又说：
长吉尚有一语，颇与“笔补造化”相映发。《春怀引》云：“宝枕垂云选春梦”；情景即《美人梳头歌》之“西施晓梦绡帐寒，香鬟坠髻半沈檀”，而“选”字奇创……作梦而许操“选”政，若选将、选色或点戏、点菜然，则人自专由，梦可随心而成，如愿以作。醒时生涯之所缺欠，得使梦完“补”具足焉，正犹“造化”之能以“笔补”，踌躇满志矣。周栎园《赖古堂集》卷二十《与帅君》：“机上肉耳。而恶梦昔昔（即夕夕）嬲之，闭目之恐，甚于开目。古人欲买梦，近日卢德水欲选好梦”；堪为长吉句作笺。（382页）
钱先生在这里对“笔补造化”作了补充。“醒时生涯之所缺欠，得使梦完‘补’”，这是补生活中所缺欠的好梦；又身为“机上肉”，夜夜被恶梦所扰，这是补生活中的苦难的恶梦。这种选梦，是反映醒时生活以外的笔补造化，所以“颇与‘笔补造化’相映发”了。经过这样补充，显示作品反映生活的复杂性，看得更全面和深刻了。
其二，钱先生论妙悟和神韵。钱先生说：
夫“悟”而曰“妙”，未必一蹴即至也；乃博采而有所通，力索而有所入也。学道学诗，非悟不进……陆桴亭《思辨录辑要》卷三云：“凡体验有得处，皆是悟。只是古人不唤作悟，唤作物格知至。古人把此个境界看作平常。”又云：“人性中皆有悟，必工夫不断，悟头始出。如石中皆有火，必敲击不已，火光始现。然得火不难，得火之后，须承之以艾，继之以油，然后火可不灭。故悟亦必继之以躬行力学。”罕譬而喻，可以通之说诗。（98页）
钱先生在这里指出“博采而有所通”，像蜜蜂“采得百花成蜜”；“力索而有所入”，像杜甫的“读书破万卷”的“破”，才能“下笔如有神”。钱先生指出的妙悟，提到“凡体验有得处”，那是读书能破跟实践有得的结合，所以称“躬行力学”。钱先生指出“人事之法天，人定之胜天，人心之通天”，不论是学术或艺术，都有待于实践和力学，才能体验有得，才能得到妙悟，说诗和作诗都有待于妙悟。钱先生又说：“《大学》曰：‘虑而后能得’；《荀子·劝学》篇曰：‘真积力久则入。’皆以思力洞彻阻障、破除艰难之谓：论其工夫即是学，言其境地即是修悟。”（同上）钱先生又指出除了深造有得之悟外，又有“俯拾即是之妙悟，如《梁书·萧子显传》载《自序》所谓：‘每有制作，特寡思功，须其自来，不以力构’；李文饶外集《文章论》附《箴》，所谓‘文之为物，自然灵气，惝怳而来，不思而至’，与《大学》《荀子》所言，虽劳逸不同，迟速相悬，而为悟一也。”（102页）这里指的是像萧子显说的：“登高目极，临水送归；早雁初莺，花开叶落。”就所见所遇引起的感触，把它抓住用诗来表达。这种感触也是一种悟，所以“为悟一也”。
严羽《沧浪诗话》论诗，讲妙悟，讲神韵。钱先生在讲妙悟外，也讲神韵。钱先生说：
胡元瑞《诗薮》内篇卷五曰：“作诗大要，不过二端；体格声调、兴象风神而已。体格声调，有则可循；兴象风神，无方可执。故作者但求体正格高，声雄调鬯；积习之久，矜持尽化，形迹俱融，兴象风神，自尔超迈。譬则镜花水月：体格声调，水与镜也；兴象风神，月与花也。必水澄镜朗，然后花月宛然；讵容昏鉴浊流，求睹二者。”……诗者，艺之取资于文字者也。文字有声，诗得之为调为律；文字有义，诗得之以侔色揣称者，为象为藻，以写心宣志者，为意为情。及夫调有弦外之遗音，语有言表之馀味，则神韵盎然出焉。（41—42页）
钱先生指出严羽讲：“‘诗之有神韵者，如水中之月，镜中之花，透彻玲珑，不可凑泊。不涉理路，不落言诠’云云，几同无字天书。”（100页）钱先生在这里对神韵作了明确的阐述。讲神韵就接触到诗中的“兴象风神”。“兴象风神”可以用镜花水月来比，但不是什么“不涉理路，不落言诠”。钱先生指出诗是“艺之取资于文字”，正要落言诠，兴象要“侔色揣称”，正要涉理路。所谓神韵，还要有“弦外之遗音”，“言表之馀味”，那不光有形象格调，还要在形象格调中含有言外之音，这才构成神韵。诗有形象藻采，有情有意，再加上言外之音，又跟妙悟配合，这正是对创作诗的要求。
其三，论理趣。钱先生在论神韵时，又提到“好理趣者，则论诗当见道”（42页）。钱先生说：
余尝细按沈氏（德潜）著述，乃知“理趣”之说，始发于乾隆三年为虞山释律然《息影斋诗抄》所撰序，略曰：“诗贵有禅理禅趣，不贵有禅语。王右丞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乾隆九年沈作《说诗晬语》，卷下云：“杜诗：‘江山如有待，花柳自无私’；‘水深鱼极乐，林茂鸟知归’；‘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俱入理趣。邵子则云：‘一阳初动处，万物未生时’，以理语成诗矣。”……若夫理趣，则理寓物中，物包理内，物秉理成，理内物显。赋物以明理，非取譬于近，乃举例以概也。或则目击道成，惟我有心，物如能印，内外胥融，心物两契；举物以写心，非罕譬而喻，乃妙合而凝也。吾心不竞，故随云水以流迟；而云水流迟，亦得吾心之不竞。此所谓凝合也。鸟语花香即秉天地浩然之气；而天地浩然之气，亦流露于花香鸟语之中。此所谓例概也。（223—228页）
钱先生认为“理趣之旨，极为精微”（224页），对它作了深入的阐发。诗贵有理趣，反对下理语。理语是理学家把说理的话，写成韵语，不是诗。理趣是描写景物，在景物中含有道理。理趣不是借景物作比喻来说理，而是举景物作例来概括所说的理。如杜甫绝句：“迟日江山丽，春风花鸟香。”《鹤林玉露》卷八认为“见两间莫非生意”，在鸟语花香中见出天地的生气，天地的生气即从鸟语花香中透露，这是例概，举例来概括。理趣不是罕譬而喻，是心与物的凝合。如杜诗：“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心不竞和意迟，跟云水的流迟一致，所以心与物相凝合，体会到这种不竞而迟缓的道理。钱先生指出唐诗僧寒山《昨到云霞观》讥道士求长生，说：“但看箭射空，须臾还坠地。”“高箭终落，可以拟长生必死，然人之生理，并不能包物之动态。皆以事拟理，而非即事即理。”（232页）所以寒山的比喻，是以事拟理，还不是理趣，理趣要即事即理，事理凝合。钱先生又在《补订》里指出理趣与理语的分别：
常建之“潭影空人心”，少陵之“水流心不竞”，太白之“水与心俱闲”，均现心境于物态之中，即目有契，著语不多，可资“理趣”之例。香山《对小潭寄远上人》云：“小潭澄见底，闲客坐开襟。借问不流水，何如无念心……”意亦相似，而涉唇吻，落思维，只是“理语”耳。（547页）
“理趣”是写物态，在物态中现心境；理语是借景物来说理，它虽跟道学家的说理不同，还是说理，所以还是理语。
其四，论于山水中见性情。钱先生讲杜诗“水流心不竞”，是“现心境于物态之中”，还不是“于山水中见性情”。钱先生又论于山水中见性情说：
（温庭筠）《晓归曲》有云：“湖西山浅似相笑”，生面别开，并推性灵及乎无生命知觉之山水；于庄生之“鱼乐”“蝶梦”、太白之“山花向我笑”、少陵之“山鸟山花吾友于”以外，另拓新境，而与杜牧之《送孟迟》诗之“雨馀山态活”相发明矣。夫伟长之“思如水流”，少陵之“忧若山来”……象物宜以拟衷曲，虽情景兼到，而内外仍判。只以山水来就我之性情，非于山水中见其性情；故仅言我心如山水境，而不知山水境亦自有其心，待吾心为映发也。（53页）
《文心雕龙·物色》称：“自近代以来，文贵形似，窥情风景之上，钻貌草木之中。”即从风景和草木中探索情貌，即近乎于山水中见性情。这跟拟人法不同，拟人法是以物拟人，是一种比拟。这是从景物中看到它的性情，这个性情是景物本身所具有，不是诗人外加上去的。像《庄子·秋水》里讲“鱼乐”，是鱼在乐；又《齐物论》讲“蝶梦”中的蝴蝶栩栩自得，是蝴蝶的栩栩，不是人外加上去的。钱先生又引郭熙《林泉高致集·山水训》说：“身即山水而取之，则山水之意度见矣。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苍翠而如滴，秋山明净而如妆，冬山惨淡而如睡。”（55页）这就写山本身所具有的情态。这样的观察和描写景物，不限于山水。钱先生又说：
苏东坡《书晁补之藏与可画竹》第一首曰：“与可画竹时，见竹不见人。岂独不见人，嗒然遗其身。其身与竹化，无穷出清新。庄周世无有，谁知此凝神。”……最道得出有我有物，而非我非物之境界。（55—56页）
画山水或写山水要“于山水中见性情”，画竹也一样，文同（字与可）画竹，怎么从竹中见性情呢？苏轼《筼筜谷偃竹记》讲到文同讲竹子：“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比笋箨）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这里指出竹的性情，从萌芽到长成竹，它是完整的，是有生机的，画的时候，要把具有生机的完整的竹子成于胸中，要在纸上看到这个竹子的形象，才能把它画好。因为脑子里想的、眼里看的都是这个竹子的形象，忘掉了自己，所以“见竹不见人，嗒然遗其身”。从脑中、眼中到手执笔下到画到纸上都是这个有生机的完整的竹子，这就达到“其身与竹化”的境地，这才能使作品“无穷出清新”。竹子的形态无穷，是清新的，所以笔下的竹子也是“无穷出清新”了。这样集中精神，就达到“凝神”的境地了。“其身与竹化”，就精神说，竹与我合而为一，即脑、眼、手都集中在竹的形象上；就“见竹不见人”说，竹与我还是分而为二，分是“有我有物”，合是“非我非物”，这里指出凝神写物的一种境界。
其五，论“以故为新，以俗为雅”。钱先生在《补订》的山谷诗补注“新补六《再次韵杨明叔·引》”说：
“盖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此诗人之奇也。”天社无注。按《后山集》卷二十三《诗话》云：“闽士有好诗者，不用陈语常谈，写投梅圣俞。答书曰：‘子诗诚工，但未能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尔。’”……近世俄国形式主义文评家希克洛夫斯基等以为文词最易袭故蹈常，落套刻板，故作者手眼须使熟者生，或亦曰使文者野。窃谓圣俞二语，夙悟先觉。夫以故为新，即使熟者生也；而使文者野，亦可谓之使野者文，驱使野言，俾入文语，纳俗于雅尔……抑不独修词为然，选材取境，亦复如是。（320—321页）
钱先生指出黄庭坚认为“以俗为雅，以故为新，百战百胜”。可见黄庭坚正是这样作诗的。试看他的《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寄》之五：“公诗如美色，未嫁已倾城。嫁作荡子妇，寒机泣到明。绿琴珠网遍，弦绝不成声。想见鸱夷子，江湖万里情。”“倾国倾城”比喻美女，已经很熟了。这里用来比刘景文的诗，把刘诗比作倾城，作“未嫁已倾城”，用“未嫁”，说明他的诗才未得任用。这是新的用法，即以故为新。《文选·古诗十九首》：“昔为倡家女，今为荡子妇。”这也是比较熟的诗句，原句下是“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这是被认为不够雅正的。这里作“嫁作荡子妇，寒机泣到明”，是以俗为雅。再像说范蠡载了西子，浮游江湖，称鸱夷子，这是比较熟的故事。这里作“想见鸱夷子，江湖万里情”，任渊注：“言未逢知己也。”既然刘景文的诗是倾城，即比作西子，西子在想望鸱夷子，说明她未逢知己，则也是以故为新。可见黄庭坚写作，他的所谓脱胎换骨，正是用的“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来达到“百战百胜”，争取胜过同时人，创立江西诗派的。
其六，讲文章布置的“行布”。钱先生在《补订》讲黄山谷诗补注的新补十《次韵高子勉第二首》：“行布佺期近”里说：
范元实《潜溪诗眼》记山谷言“文章必谨布置”，正谓“行布”。……贺子翼《诗筏》曰：“诗有极寻常语，以作发句无味，倒用作结方妙者。如郑谷《淮上别故人》诗云：‘扬子江头杨柳春，杨花愁杀渡江人，数声羌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盖题中正意，只‘君向潇湘我向秦’七字而已。若开头便说，则浅直无味；此却倒用作结，悠然情深，令读者低徊流连，觉尚有数十句在后未竟者。”……《瀛奎律髓》卷九陈简斋《醉中》起句：“醉中今古兴亡事，诗里江山摇落时”，纪晓岚批：“十四字之意，妙于作起，若作对句便不及。”试就数例论之。倘简斋以十四字作中联，或都官以“君向”七字作起句……皆未尝不顺理成章……然而“光辉”“超妙”“挺拔”之致，荡然无存，不复见高手矣。即如山谷自作《和答元明黔南留别》曰：“万里相看忘逆旅，三声清泪落离觞。朝云往日攀天梦，夜雨何时对榻凉。急雪脊令相并影，惊风鸿雁不成行。归舟天际常回首，从此频书慰断肠。”一、二、三、四、七、八句皆直陈，五、六句则比兴，安插其间，调剂衬映。苟五、六与一、二易地而处，未为序倒而体乖也。就三、四而下，直陈至竟，中无疏宕转换；且云、雨、雪、风四事，分置前后半之起处，全诗判成两截，调度失方矣。（323—325页）
钱先生在这里讲“行布”，不是讲一般的文章布置，是就诗的意匠经营和文心的钩玄抉微说的，是就创作的成就说的。即如郑谷的诗，倘把“君向潇湘我向秦”跟“扬子江头杨柳春”对调，一开头点明分别，结句却是“扬子江头杨柳春”，把“杨柳春”跟“杨花愁杀”的对照写法，把离别时引起的离愁也破坏了。所以“君向潇湘”句放在句末，不光有无限情深的意味。再像陈与义《醉中》：“醉中今古兴亡事，诗里江山摇落时。两手尚堪杯酒用，寸心惟是鬓毛知。稽山拥郭东西去，禹穴生云朝暮奇。万里南征无赋笔，茫茫远望不胜悲。”方回评：“三、四绝妙，馀意感慨深矣。”这首诗主旨在前四句，“今古兴亡事”，今古兴亡，正把北宋的亡包括在内，又碰上宋玉悲秋的“摇落深知宋玉悲”时，因此引起感叹。两手只能举杯浇愁，感叹无所作为，报国的寸心只造成鬓毛斑白，无济于事。这种感慨正是从一、二句来。要是把一、二句跟“稽山”两句对调，完全可通，只是把三、四句的深沉感慨的情绪减淡了。再看黄庭坚的一首，元明送庭坚一直送到黔南，留数月不忍别，所以有“万里相看”的说法；但终于别去，所以有“三声清泪”句；跟元明经过巫峡，所以有“朝云”句；不知何时再会，所以有“夜雨”句。经过这样的经历，才发出“脊令相并影”“鸿雁不成行”两句，《诗·小雅·棠棣》：“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正指“万里相看”说。“鸿雁不成行”，正指又要分别说。经过一、二、三、四句的叙述以后，再用“急雪”一联来作比，更显出强烈的感情来。要是把“万里”两句跟“急雪”两句对调，也可以通，但在表达强烈的感情上受到了损害。钱先生从艺术角度说，艺术角度是为抒情服务的，所以也可从抒情角度来说。可见“行布”跟艺术手法和抒情的密切相关。
其七，讲比兴风骚。钱先生说：“《锦瑟》一篇借比兴之绝妙好词，究风骚之甚深密旨，而一唱三叹，遗音远籁，亦吾国此体之绝群超伦者也。”（371页）这是讲用比兴的手法，来表达风骚的旨趣。举李商隐的《锦瑟》作为“绝群超伦”之作。怎样结合《锦瑟》来说明比兴风骚的写法呢？钱先生在笺释《锦瑟》里作了说明，限于篇幅，稍加摘引：
三四句“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言作诗之法也。心之所思，情之所感，寓言假物，譬喻拟象；如庄生逸兴之见形于飞蝶，望帝沉哀之结体为啼鹃，均词出比方，无取质言。举事寄意，故曰“托”；深文隐旨，故曰“迷”。李仲蒙谓“索物以托情”，西方旧说谓“以迹显本”，“以形示神”，近说谓“情思须事物当对”，即其法尔。五六句“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言诗成之风格或境界……兹不曰“珠是泪”，而曰“珠有泪”，以见虽凝珠圆，仍含泪热；已成珍饰，尚带酸辛，具宝质而不失人气。……言不同常玉之冷、常珠之凝。喻诗虽琢磨光致，而须真情流露，生气蓬勃，异于雕绘汩性灵、工巧伤气韵之作。……珠泪玉烟，亦正诗风之“事物当对”也。近世一奥国诗人称海涅诗较珠更灿烂耐久，却不失为活物体，蕴辉含湿。非珠明有泪欤。（436—437页）
钱先生在这里指出借蝴蝶、杜鹃的形象来作比喻，表达情思，借物寄意叫“托”，深文隐旨叫“迷”，这就是比兴诗骚。借形象作比，是比兴；寄托深沉的情思，是诗骚。在“迷”和“托”里，既有情思，又含深怨，可以用诗骚来比。在这里，钱先生提出“事物当对”来。《管锥编》629页指出西方说诗之“事物当对”，如“吴文英《声声慢》：‘腻粉阑干，犹闻凭袖香留’，以‘闻’衬‘香’，仍属直陈，《风入松》：‘黄蜂频探秋千索，有当时纤手香凝’，不道‘犹闻’而以寻花之蜂‘频探’示手香之‘凝’‘留’，蜂即‘当对’闻香之‘事物’矣”。《锦瑟》正是这样，《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在“庄生晓梦迷胡蝶”里，不点明“栩栩然”的自得之貌，而通过“迷胡蝶”来透露，“迷胡蝶”就成为当对的事物。“望帝春心托杜鹃”，这里不点明怨，通过“托杜鹃”来透露，“托杜鹃”就成为当对的事物。李商隐诗里写怨，这点不用说明。他又有什么栩栩自得呢？在《漫成三首》里说：“雾夕咏芙蕖，何郎得意初。此时谁最赏，沈范两尚书。”这就是他在诗里写栩栩自得的感情。又“珠有泪”、“玉生烟”里不点明“带酸辛”和“生气蓬勃”，在“有泪”、“生烟”里透露，“珠有泪”、“玉生烟”就成为当对的事物。正符合“情思须事物当对”，成为“此体之绝群超伦”之作了。
其八，钱先生又多次谈到曲喻，称曲喻的修辞，有的有关神韵。钱先生说：
至诗人修辞，奇情幻想，则雪山比象，不妨生长尾牙；满月同面，尽可装成眉目。英国玄学诗派之曲喻，多属此体……而要以玉溪为最擅此，著墨无多，神韵特远。如《天涯》曰：“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认真“啼”字，双关出“泪湿”也；《病中游曲江》曰：“相如未是真消渴，犹放沱江过锦城”，坐实“渴”字，双关出沱江水竭也。（22页）
李商隐《天涯》：“春日在天涯，天涯日又斜。莺啼如有泪，为湿最高花。”纪昀批：“姚平山曰：最高花，花之绝顶枝也。花至此开尽矣。”花开尽正指春尽，有伤春的意思。“莺啼”本指鸟鸣，从啼字转为啼哭，引出泪来，由泪转到湿，湿最高花又表示伤春。结合“春日在天涯”的表示飘泊，“日又斜”的近黄昏，加上伤春，有无限情思，在这个曲喻里，表达这样深沉的情思，耐人体味，这就神韵独绝。又《病中早访招国李十将军遇挈家游曲江》：“十顷平波溢岸清，病来惟梦此中行。相如未是真消渴，犹放沱江过锦城。”司马相如有消渴病，即糖尿病，口渴要喝水。说相如不是真的消渴，倘真消渴，会把沱江水喝干，不放它留过锦城了。联系他做梦只做到在十顷平波中行，含有他才是真的消渴，所以只梦到十顷平波，表示要喝水。这跟李十将军游曲江结合，正希望将军帮他消渴。这个消渴，指渴望求偶，希望将军帮他作媒，这种心情形之于梦中，比相如的求偶更急。这里正意没有说出，通过自己真消渴的梦中求水来透露，使人体昧，情意这样含蓄，所以称神韵独绝吧。
其九，从创作到修辞，还得注意心手物相应。钱先生说：
夫艺也者，执心物两端而用厥中。兴象意境，心之事也；所资以驱遣而抒写兴象意境者，物之事也。物各有性：顺其性而恰有当于吾心；违其性而强以就吾心；其性有必不可逆，乃折吾心以应物。一艺之成，而三者具焉。自心言之，则生于心者应于手，出于手者形于物，如《吕览·精通》篇所谓：“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非存乎心，而木石应之。”自物言之，则以心就手，以手合物，如《庄子·天道》篇所谓“得手应心”，《达生》篇所谓“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210页）
钱先生引了《精通》篇讲“钟子期夜闻击磐者而悲”，这个“悲”是因为击磐者内心悲苦，通过手臂拿了椎击石磐发出悲音来。这个悲音不在手臂和椎石，是手臂和椎石跟心的悲苦相应造成的，即物、手和心的悲苦相应。又引《天道》篇讲轮扁斫木作轮，不快不慢，“得之于手而应于心”，说明手的技巧的重要。又引《达生》篇称“工倕旋而盖规矩，指与物化而不以心稽”。工倕用手指画圆或方，超过用圆规或方矩，手指已经化成规矩，不用留心。这是指技巧。这里说明艺术创作要求心手物相应。兴象意境，即意匠经营是属于心；艺术创作所运用的工具和材料属物；使心物相应的是手；心物手相应才能完成创作。钱先生又指出“物各有性”，像轮扁斫轮，斫木作轮，要顺应木的本性，“徐则甘而不固，疾则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于手而应于心”，这就是“顺其性而恰有当于吾心”，这才能作好轮，不能违反物性。文学是用语言来创作的，这就要适应用语言来创作的特点。钱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里，指出：“诗和画既然同是艺术，应该有共同性；而它们并非同一门艺术，又应该各具特殊性。”（《旧文四篇》7页）共同性如“诗中有画，画中有诗”；特殊性如画是用色彩及线条构成，适于描绘形象和色彩，但不容易表达情意；诗是用语言构成，适于表情达意，但不容易描绘形象。艺术家的本领，在适于描绘形象和色彩中表达情意，即“画中有诗”；在适于表达情意的语言中描绘形象和色彩，即“诗中有画”。怎样做到“画中有诗”或“诗中有画”，就要适应线条、色彩或语言特点来进行创作，要“顺其性而恰有当于吾心”，不能“违其性而强以就吾心”，像作诗就要适应语言的特点。
其十，诗意和神韵，保存在诗的词语之中。与说理文的理与词语可以分离有所不同。钱先生说：
诗藉文字语言，安身立命；成文须如是，为言须如彼，方有文外远神，言表悠韵，斯神斯韵，端赖其文其言。品诗而忘言，欲遗弃迹象以求神，遏密声音以得韵，则犹飞翔而先剪翮，踊跃而不践地，视揠苗助长、凿趾益高，更谬悠矣。瓦勒利尝谓叙事说理之文以达意为究竟义，词之与意，离而不著，意苟可达，不拘何词，意之既达，词亦随除；诗大不然，其词一成莫变，长保无失。是以玩味一诗言外之致，非流连吟赏此诗之言不可；苟非其言，即无斯致。（412—413页）
钱先生指出诗的用文词语言，跟说理文不同。读说理文，只要懂得了这个道理，文词语言都可不用，也可用另外的词语来说明这个道理。诗不同，诗的言外之音，诗的神韵，就保存在诗的词语里，只有吟赏诗的词语，才能体会它的言外之音和神韵，抛开了诗的词语，言外之音和神韵都没有了。即说理文的理与词语可以离，懂得了所说的理，词语都可抛弃。诗跟词语必合。钱先生在《管锥编》里对此作了有力的论证。
《易》之有象，取譬明理也，“所以喻道，而非道也”（语本《淮南子·说山训》）。求道之能喻而理之能明，初不拘泥于某象，变其象也可；及道之既喻而理之既明，亦不恋着于象，舍象也可。到岸舍筏，见月忽指，获鱼兔而弃筌蹄，胥得意忘言之谓也。词章之拟象比喻则异乎是。诗也者，有象之言，依象以成言，舍象忘言，是无诗矣，变象易言，是别为一诗甚且非诗矣。故《易》之拟象不即，指示意义之符也；诗之比喻不离，体示意义之迹也。不即者可以取代，不离者勿容更张。取《车攻》之“马鸣萧萧”，《无羊》之“牛耳湿湿”，易之曰“鸡鸣喔喔”，“象耳扇扇”，则牵一发而动全身，著一子而改全局，通篇情景必随以变换，将别开面目，另成篇什。毫厘之差，乖以千里，所谓不离者是矣。（《管锥编》12页）
这里明白指出《易》的拟象只是一种表示意义的符号，可以改变或舍弃；诗的比喻是表示情意的迹象，不能改变，一改变将别成面目或不成为诗了。钱先生更深刻地指出：
倘视《易》之象如《诗》之喻，未尝不可摭我春华，拾其芳草……荀反其道，以《诗》之喻视同《易》之象，等不离者于不即，于是持“诗无达诂”之论，作“求女思贤”之笺；忘言觅词外之意，超象揣形上之旨；丧所怀来，而亦无所得返。以深文周内为深识底蕴，索隐附会，穿凿罗织，匡鼎之说诗，几乎同管辂之射覆，绛帐之授经，甚且成乌台之勘案。（同上14—15页）
这里指出把诗喻看作《易》象的祸害，含意更为深刻。这里说明诗喻和《易》象在运用词语上的各具特点，已经由创作而兼及鉴赏了。
《谈艺录》补订本中论及前人诗论，钱先生是与其作品对看。如元好问“渠虽大言‘北人不拾江西唾’（《自题中州集后》第二首），读者苟执著此句，忘却渠亦言‘莫把金针度与人’（《论诗》第三首），不识其于江西诗亦颇采柏盈掬，便‘大是渠侬被眼谩’（《论诗三十首》之十四）矣。”（481页）如元好问“《赠答赵仁甫》：‘君居南海我北海’，用山谷《寄黄几复》：‘我居北海君南海’。他如《阎商卿还山中》：‘翰林湿薪爆竹声’，用山谷《观伯时画马》：‘翰林湿薪爆竹声’，《下黄榆岭》：‘直须潮阳老笔回万牛’，本山谷《以团茶洮州绿石砚赠无咎、文潜》：‘张子笔端可以回万牛’……《世宗御书田不伐望月婆罗门引》：‘两都秋色皆乔木’，施注：‘山谷句’；遗山七律《赠答乐丈舜咨》、《存殁》均有此句，盖三用也。”（485页）是元裕之于江西诗，再引三引，所谓“不拾江西唾”者，徒虚语耳。
又钱先生于诗论，将文学史上通常习而不察之概念，既为之树藩篱，复为之通墙壁。如称：“至吾州张氏兄弟（惠言、琦）《词选》，阐‘意内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原，比傅景物，推求寄托，‘比兴’之说，至是得大归宿。西方文学有‘寓托’之体，与此略同……顾二者均非文章之极致也。言在于此，意在于彼，异床而必曰同梦，仍二而强谓之一；非索隐注解，不见作意。”（231—232页）钱先生在这里既指出常州派词论的寄托说，与西方“寓托”之体略同；又指出这种寄托说不免牵强附会。
钱先生于前人诗论，又作出重新估价，如对《沧浪诗话》，郭绍虞先生《中国文学批评史》称：“沧浪论妙悟而结果却使人不悟，论识而结果却使人无识，论兴趣而结果却成为兴趣索然，论透彻玲珑、不可凑泊而结果却成为生吞活剥摹拟剽窃的赝作。”（下卷一，77页）对《沧浪诗话》的论点作了否定。钱先生对《沧浪诗话》作了重新估价，郭先生在《沧浪诗话校释》里就改变了看法，称引钱先生的《谈艺录》所说“最为圆通”，因引“胡应麟《诗薮》云：‘严氏以禅喻诗，旨哉！’”（又21—22页）钱先生因称：“撰《谈艺录》时，上庠师宿，囿于冯钝吟等知解，视沧浪蔑如也。《谈艺录》问世后，物论稍移，《沧浪诗话》颇遭拂拭，学人于自诩‘单刀直入’之严仪卿，不复如李光照之自诩‘一拳打蹶’矣。”（596页）《补订》更论“诗与禅之异趣分途”。“《元遗山诗集》卷十《答俊书记学诗》：‘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下句正后村所谓‘将铅椠事作葛藤看’，须一刀斩断，上句言诗于禅客乃赘疣也。”（580—581页）以此论诗禅，较《谈艺录》原本更深入了。
钱先生论文学史，有将历来文学史上的说法澄清的，如论明末诗派之称“七子”“竟陵”而轻“公安”。钱先生说：“余浏览明清之交诗家，则竟陵派与七子体两大争雄，公安无足比数。聊拈当时谈艺语以显真理感。”（418页）此外微言胜义，触处皆是，如论宗师与开派，钱先生称：“是故弟子之青出者背其师，而弟子之墨守者累其师。常言弟子于师‘崇拜倾倒’，窃意可作‘拜倒于’与‘拜之倒’两解。弟子倒伏礼拜，一解也；礼拜而致宗师倒仆，二解也。”（517页）此说尤耐寻味。
《谈艺录》内容极为广博，在一九四八年出版时已经以它的博极群书、学贯中西引起学界的震惊和赞叹。经过了三十五年，钱先生再写《补订稿》，分量跟《谈艺录》相同。钱先生在《谈艺录》补订本的《引言》里说到这次“逐处订益之，补为下编，上下编册之相辅，即早晚心力之相形也”。通过钱先生的逐处订益，来研讨钱先生的早晚心力之相形，这还有待于海内外学人作深入的探讨。在这里只能浅尝辄止。钱先生在《谈艺录》序里说：“《谈艺录》一卷，虽赏析之作，而实忧患之书也。”那时是抗战时期。又称“麓藏阁置，以待贞元”，已望见抗战的胜利。书中也反映当时生活，如引郑子尹《自沾益出宣威入东川》诗：“逢树便停村便宿，与牛同寝豕同兴。昨宵蚤会今宵蚤，前路蝇迎后路蝇。”称：“军兴而后，余往返浙、赣、湘、桂、滇、黔间，子尹所历之境，迄今未改。形羸乃供蚤饥，肠饥不避蝇馀”（183—184页），想见抗战中的困境。
钱先生的文艺论，就这里所引的看，已包括了美学、艺术论、诗论、诗的赏析、修辞、创作论等。除文艺论外，本书还有论文学史的，论作家的，评各家诗论的，论作品的，论诗注和补诗注的，就是钱先生在本书里讲的文艺论，方面也很广，不限于上面所举各点，这里只能管窥蠡测罢了。
冀勤从一九三七年的《文学杂志》里读到了钱先生的《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的一个特点》，认为在这篇文章里，钱先生对于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即“把文章通盘的人化或生命化”，与西洋的文学批评作了多方面的细致的比较论述，又是属于中西比较文学批评论。不论就中国固有的文学批评说，或就中西比较文学批评说，这篇文章都可以作为《谈艺录》很好的参考，因此附录在后。
由于我们水平的限制，这个《读本》，不论在分类选材上，在简注上，在说明上，一定有许多不恰当或失误处，谨向钱先生表示深切歉意。本书的不恰当和失误处，谨请读者多多指教。
周振甫
一九九○年七月
附记
这篇前言写后，我想起钱先生的挚友吴忠匡先生写的《记钱锺书先生》（刊于《随笔》一九八八年第四期），里面引了钱先生的诗，说：“中书（钱先生号）离开湘西，蛰居上海沦陷区时期，是他平生最为凄苦的时期……正如他在《谈艺录》序言中所慨叹的：‘予侍亲率眷，兵罅偷生，如危幕之燕巢，同枯槐之蚁聚，忧天将压，避地无之，虽欲出门西向笑而不敢也。’杜门寂处，写作《围城》而外，只能用诗笔来陶写、发泄自己的哀伤和苦闷。他抚时感事，写下了不少叩人心弦、催人下泪的诗篇。”按钱先生的《谈艺录序》后有附记，写于一九四八年。附记里说：“右序之作，去今六载。”即序作于一九四二年。钱先生在《谈艺录》正文前有一段说明，里面讲到《谈艺录》的创作经过：“余雅喜谈艺，与并世才彦之有同好者，稍得上下其议论。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夏，自滇归沪渎小住。友人冒景璠，吾觉言诗有癖者也，督余撰诗话。曰：‘咳唾随风抛掷可惜也。’余颇技痒。因思年来论诗文专篇，既多刊布，将汇成一集。即以诗话为外篇，与之表里经纬也可。比来湘西穷山中，悄焉寡侣，殊多暇日。兴会之来，辄写数则自遣，不复诠次。”《谈艺录序》又说：“始属稿湘西，甫就其半。养疴沪渎，行箧以随。”“销愁舒愤，述往思来。托无能之词，遣有涯之日。以匡鼎之说诗解颐，为赵岐之乱思系志。掎摭利病，积累遂多。”可见《谈艺录》的著作，发自冒景璠先生的提议。一九三九年冬，钱先生到湖南安化县的蓝田镇（今名涟源）的国立师范学院任教，组建外语系，好照顾他老父钱子泉先生在那里执教。留居蓝田共两年，在这两年中，钱先生写了初版《谈艺录》的一半。两年后，钱先生回到上海，又写了初版《谈艺录》的后一半。在一九四二年完稿，写了序。1948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一九八三年，钱先生又写了补订稿，较原书多一倍，由中华书局于一九八四年出版。吴忠匡先生说钱先生在上海时期写的诗，今抄两首如下：
故国
故国同谁话劫灰，偷生坯户待惊雷。壮图空说黄龙捣，恶谶真看白雁来。骨尽踏街随地痛，泪倾涨海接天哀。伤时浑托伤春惯，怀抱明年倘好开。
乙酉元旦
倍还春色渺无凭，乱里偏惊易岁勤。一世老添非我独，百端忧集有谁分。焦芽心境参摩诘，枯树生机感仲文。豪气聊留供自暖，吴箫燕筑断知闻。
吴忠匡先生说：“中书在诗篇中憧憬着自由，想望着奋飞，希冀着有一天能‘尽复汉唐故地’。他那一时期的诗作，很少有少作的浪漫情调和理想色彩，总是那么肃括，那么凝重。用内心的独白，抒发自己的希望、忧伤和痛苦。他那一时期的诗作，忧患意识和时代感受，极为深刻，极为强烈，有诗史的不朽价值。”
现在对这两首诗作些说明。“故国”当指故园，钱先生的故乡在无锡。钱先生在《谈艺录》开头有一段说明：“余身丁劫乱，赋命不辰。国破堪依，家亡靡托。迷方著处，赁屋以居。先人敝庐，故家乔木，皆如意园神楼，望而莫接。”钱先生在无锡的老家，当时还在沦陷区，钱先生在上海租屋住着。这首诗，当在抗战后期日本投降前一年1944年写的。首联说故乡的旧家已经成为劫灰，无人可谈了，偷生在外等待春雷，当时已感到日本总要投降，等待这个像惊雷的消息。坯户：用泥封塞窗隙，防冬天的寒风。这诗当是冬天作的。二联，空说直捣黄龙，即打到鸭绿江边，只看到东北沦亡。白雁来：《左传》哀公七年：“曹鄙人公孙强好弋（射鸟），获白雁。”献给曹君，曹君封他做官听政。曹人有梦见曹君祖上说，公孙强听政，曹要亡国。因此白雁来指东北沦亡。三联本于韦庄《秦妇吟》：“天街踏尽公卿骨”，及孟郊《杏殇》：“踏地恐土痛。”这里借用，指“路有冻死骨”，所以不忍心踏街怕地痛。为国破家毁而洒泪。末联习惯于托伤春来伤时，明年倘抗战胜利，可以开怀了。
《乙酉元旦》即1945年元旦写的，当时日本还未投降，所以说春归大地还渺无凭据，又在乱中过了一年。人在忧时感事中容易衰老，这是表忧伤，当时钱先生还只有34岁。三联“焦芽”，吴忠匡按，见《净名经》。大概说心境像发芽就焦枯了，参见佛维摩诘的说法，当指心中的生机受打击。“枯树”，见庾信《枯树赋》：“殷仲文风流儒雅，海内知名。世移时异，出为东阳太守。常忽忽不乐，顾庭槐而叹曰：‘此树婆娑（零落），生意尽矣。’”殷仲文感叹枯树的生机完了，这也比内心的生机受打击。末联说留着豪气来自慰，像伍子胥在吴市吹箫，高渐离在燕国击筑（乐器）那样的事已经听不到了，意即听不到民间豪侠的消息。钱先生这两首诗的用意，吴忠匡先生已经讲了。
吴忠匡先生接下去讲钱先生谈学诗：
我曾询问过他的学诗过程和对自己诗作的评价，他沉思了一下，回答我说：他“19岁始学为韵语，好义山、仲则（李商隐、黄景仁）风华绮丽之体，为才子诗，全恃才华为之，曾刻一小册子。其后游欧洲，涉少陵、遗山（杜甫、元好问）之庭，眷怀家国，所作亦往往似之。归国以来，一变旧格，炼意炼格，尤所经意，字字有出处而不尚运典，人遂以宋诗目我。实则予于古今诗家，初无偏嗜，所作亦与为同光体（晚清的宋诗派）以入西江（江西诗派）者迥异。倘于宋贤有几微之似，毋亦曰惟其有之耳。自谓于少陵、东野、柳州、东坡、荆公、山谷、简斋、遗山（杜甫、孟郊、柳宗元、苏轼，王安石、黄庭坚、陈与义、元好问）、仲则诸集，用力较劬。少所作诗，惹人爱怜，今则用思渐细入，运笔稍老到，或者病吾诗一‘紧’字，是亦知言。”
我们编这本《〈谈艺录〉读本》，事前没有取得钱先生的同意，选文部分，不一定选得恰当；简注部分，有的书名，在北京图书馆里也没有找到，注不出；说明部分，可能更没有体会到钱先生的卓识深心。这本《读本》，也是“不经”的一类，只好求钱先生的原谅了。希望读这个《读本》的读者，进一步去读《谈艺录》原著，以获得更全面更正确的理解，来指出这个《读本》的不足。
周振甫
一九九〇年七月
这是第一篇一 鉴赏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