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时代必答题
朱克力
国研新经济研究院创始院长，新经济智库首席研究员
曾铮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市场所主任、研究员
这是一个牵动社会神经、顺应时势人心、深刻影响国家前途命运的时代课题。作为千百年来人们孜孜以求的社会理想，共同富裕关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关乎不同社会阶层的命运和未来，关乎大变局之下的中国经济前景。
当代中国一直朝着共同富裕的大方向努力奋进，不仅未曾放弃共同富裕的原则和目标，并且在当前这样一个特定时点，将促进共同富裕当作行动方略正式提上日程，叠加了不确定性增强的年代里，国内外日益复杂局面以及社会公众对未来的憧憬、隐忧与期许，必然也更为引人关切，更为扣人心弦，更为激荡人心。
近年来，推动共同富裕的相关部署步步深入，从顶层设计到区域示范，从战略谋划到方案实施，从高层论述到专家解读……在基于各种载体不同形式的讨论和各个层面不同力度的推进过程中，这个时代课题的内涵与外延越发丰富，各界的信心与共识越发坚固，行动的方向与路径越发明晰，仿佛打开了扬声器，按下了加速键，驶入了主车道。
既然进了主车道，就要遵守阳关大道和康庄大道的交通规则。有章有法、张弛有道、气定神闲、不疾不徐，方能行稳致远。因此，关键要坚持好“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条基本原则。所谓高质量发展，追求的是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如若一味求快不及其余，必然欲速则不达，更多目标也就如同镜花水月，无从兑现。
党的十九大重新定义了社会主要矛盾，矛盾的一面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另一面是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高质量发展是能够最大限度地缩小与弥合二者鸿沟的关键路径，促进共同富裕则是其价值方向和出发点。须知，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是经济社会长期存在的“成长的烦恼”，但是发展，也唯有发展——真正以改革引领、开放支撑、创新驱动的高质量发展，才能为应对和解决发展过程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等种种问题创造物质基础与必要条件，舍此别无他途。
战略重心由实现全面小康走向促进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随着绝对贫困的消除和全面小康社会的建成，战略重心由实现全面小康走向促进共同富裕，也是水到渠成的应有之义。2021年8月17日，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召开，研究扎实促进共同富裕等问题，做出循序渐进、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的新部署。这是一次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会议，引发了强烈的市场反响和社会热议。作为一个社会发展目标，近些年有关议题多次提及共同富裕，“十四五”规划和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早有战略上的安排，但由中央级别会议专门围绕共同富裕及相关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和部署推动，确实还是头一回。
联系到2021年适逢建党百年、“十四五”开局之年以及全面建设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开启之年，值此特殊节点，如何领会上述谋划与布局之深意至关重要。为此，应一份颇具公共影响力的首都报纸之邀，朱克力及时为该报执笔了一篇社论，题为《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意味着什么》。文中指出：“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从需求侧出发，比之过去，需要更重视人力资本而非物质资本的投资，更关注长期经济发展而非短期经济增长。这不仅考虑经济增长总量，更致力于经济发展成果的分享。”[1]
而在这篇社论发表一个半月前，即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的当天，同样是应这份报纸之邀，朱克力写了一篇名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下一个征程中关注“共同富裕”》的文章。该文在其新媒体平台发表后，又于次日在其纸质版第三版用了近3/4版的大篇幅全文刊发。动笔之前已将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内容认真研读和学习了数遍，特别触动于这句话：“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2]凭借对国家战略和政策的长期观察积累，出于研究者的本能直觉，朱克力在这篇文章中给出了一个直观判断——随着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实现，也开启了实现共同富裕的新征程。[3]
时代课题的演化，正在悄无声息中进行。再追溯20天，也就是2021年6月10日，《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下称《意见》）正式公布，浙江被赋予重要示范改革任务，将在全国先行探索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为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省域范例。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份报纸，在其新媒体平台上发表了朱克力撰写的文章《究竟什么是“共同富裕”？浙江这组指标有关键“密码”》。文中建议，在动态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这两对经典关系，推动均衡化、数字化、绿色化“三化”发展，浙江或可探索出一些有益经验。[4]
共同富裕示范建设“落子”浙江，当然不是毫无征兆的突然之举。早在《意见》发布前，国家已有了战略性的安排。3月13日，时值2021年全国“两会”闭幕不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下称《纲要》）对外公布，明确鼓励东部地区加快推进现代化，其中，“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浦东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5]。
为何赋予的是浙江而非其他地区承担这项重要示范改革任务？仅仅5天前，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在3月8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了部分信息：“这次《纲要》中提出要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可以看出，一手要抓顶层设计，一手要推进示范建设。浙江各方面的条件是比较好的，在各项指标上，城乡差距指标、区域发展指标以及富裕程度指标，都走在全国前列，所以这次《纲要》明确提出要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主要是探索推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扎扎实实做好这项工作。”[6]这固然是对“模范生”已有比较优势的评价，也是对其下一步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为全国做出前沿探索与良好示范的期许。
与区域示范建设相对应的是总体顶层设计。2020年10月召开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际，吹响了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集结号。从全面小康到共同富裕，正是新征程的题中要义。2021年3月5日，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3月8日，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透露，按照中央部署，由国家发改委牵头，正会同有关部门抓紧研究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4月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强调：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以城乡居民收入普遍增长支撑内需持续扩大。9月16日，国家发改委再度表示，将按照中央决策部署，进一步深化对共同富裕问题的研究，制定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
不难看出，正在研究制定中的促进共同富裕行动纲要，将明确共同富裕的方向、目标、重点任务、路径方法和政策措施，推动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多渠道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切实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和实际消费水平。
促进共同富裕，在制定路线图的同时，科学的方法论也至关重要。10月16日，《求是》杂志刊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对于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经验进行了总结，全面概括了促进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明确提出了要“坚持循序渐进”，特别指明“共同富裕是一个长远目标，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要有充分估计，办好这件事，等不得，也急不得”[7]。
这样一来，既有战略又讲战术，一方面采取顶层设计与示范建设相结合的基本思路，一方面强调循序渐进分阶段促进的重要原则，以此节奏来推动共同富裕，无疑是清醒、理性，符合发展规律和实事求是的。促进共同富裕，切记不能一蹴而就，不可急于求成。要看到，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一以贯之的政策目标，如今中央做出专门部署，也是适应当前进入新时代、各方面发展处在新阶段的应势而谋。在将来的实现路径上，应当保持过程意识，统筹考虑，循序渐进，逐步推开，蹄疾步稳，方可能水到渠成。
“共同富裕”成为引领发展的重要政策指针
“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上得到了更为直观的体现，也被摆在了更高的位置。这次会议最大的成果是审议通过了党的历史上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在普遍认为具有重大风向标意义的《决议》中，“共同富裕”出现5次，“富裕”出现8次，“分配”出现8次，“公平”出现11次……[8]
不出所料，“促进共同富裕”在顶层设计层面被写入了这次全会公报及《决议》，并且与“五位一体”“四个全面”“三新一高”[9]，以及“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科技自立自强”等并列。在全会公报及《决议》中，上述表述所在的段落内容包括了必须坚持的指导思想、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等。其中，涉及与基本理论和基本方略等有关的部分表述如下：
坚持系统观念，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促进共同富裕，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强盛、中国美丽。[10]
这是一种全新的战略型表述，在以上表述中，我们以与“共同富裕”前后紧跟和并列的几个重要关键词为例。“高质量发展”作为“三新一高”的战略落点，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改革开放”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路线的核心内容“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应当坚持的一个基本点；而“科技自强自立”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是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出发点。与这些大政方针紧密相连，意味着“共同富裕”已成为引领未来发展的一个重要政策指针，正式被纳入“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等共同构成的国家“操作系统”顶层设计内核框架里。为便于记忆和理解，我们进一步把这几个与经济发展关联最直接的关键词概括为“三新、一高、改开、共富、科强”。以上关键词也将是中国经济中长期方略的重中之重。
需要指出的是，最近的三次中央全会（十九届四中、五中、六中全会），无一例外地在会议公报中提及了“共同富裕”。从十九届四中全会的愿景型表述（“走共同富裕道路”），到五中全会的倡议型表述（“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再到六中全会的战略型表述（“促进共同富裕”），其背后的递进逻辑越发清晰（见表1）。这样一项集重大理论、路线、方略于一体的顶层设计，必然需要决策层经过深入研究和讨论、反复酝酿和动员、持续推进和深化，才能从初始的理论表达与政治愿景，一步步演化和升华为国策级别的大政方针，直至成为牵引整个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顶层逻辑。
表1 近三次中央全会关于“共同富裕”的表述
①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N/OL].[2019-10-31].http://cpc.people.com.cn/n1/2019/1031/c64094-31431615.html.
②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N/OL].[2020-10-29].http://cpc.people.com.cn/n1/2020/1029/c64094-31911510.html.
③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N/OL].[2021-11-11].http://cpc.people.com.cn/n1/2021/1111/c64387-32280050.html.
通过对三次全会关于“共同富裕”相关表述的比较和分析，可以做出较为明确的基本判断，绝非主观臆断或有意突出和强化某项事业在目前以及未来国家发展中的战略地位。至于在事业推进过程中可能遇到的种种困难或风险，则是顶层设计需要充分研判并有所准备的。任何一项战略，从谋划到实施，必然要系统考虑、反复推演、不断排练，实事求是地基于不同的情境和变量，有针对性地提出差异化的应对策略和行之有效的预案。
事实上，从国家和社会的一项战略，到企业和个人的一个定位，不可能一成不变。变与不变永远共生共存，变量和常量往往只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相互转化。这在战略管理中体现为一种“权变”战略观，一种可以在动态战略环境下“相机抉择”的战略柔性思维。从此逻辑出发，恐怕就不难理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含义，也不难体会“要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分析当前经济形势，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11]的思维格局了。
所谓变局，就是我们今天所处的动态战略环境。以经济视角来观察，如果说自2012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制约因素主要在供给侧，那么，随着人口红利急剧消退，从现在到2025年之前，来自需求侧的制约也越来越凸显。双重制约之下，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是必然策略。
迈克尔·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将经济发展概括为要素驱动、投资驱动、创新驱动、财富驱动四大阶段，前三个阶段的经济增长都是往上走，而到了财富驱动阶段，经济增长则会减速甚至停滞。
从当前中国经济的基本特点来看，从高速增长迈向高质量发展，与创新驱动、财富驱动两个阶段的叠加状态相契合，亟需从供需两端同时发力，也就是供给侧改革和需求侧管理相结合。
正是战略环境的动态变化，呼唤中国经济塑造出来一个新发展格局。前几年，中国经济政策重点较多关注供给侧，如今，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诉求下，需要在不放松供给侧的同时，也更加着眼于扩大内需和促进消费，进一步关注收入分配与共同富裕，意在补上需求侧的短板，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战略环境的动态变化，带来战略重心的顺势调整。这是一种理想的反馈模式，一种正确的应对状态。朱克力在《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意味着什么》这篇社论里，之所以突出分析共同富裕的供给侧逻辑，最后又建议补上需求侧的短板，个中缘由也正在于此。
共同富裕是什么、靠什么、怎么办
无论是否已经理解了战略环境变化与战略重心调整之间的动态关系，也无论对促进共同富裕这个时代课题达成了多么坚固的社会共识，人们认知与理解的现实差异依然会存在。比方说，对于当前推动共同富裕的战略时机是否有利，就有可能存在相关的疑虑或困惑。
2021年11月12日，也就是十九届六中全会闭幕的次日，在中共中央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与此有关且具有一定代表性的问题就从记者口中问了出来：“中国已经将实现共同富裕正式提上了日程，目前中国经济增速正在放缓，是不是会对实现共同富裕带来挑战？中国在面临经济增长压力的情况下，如何实现共同富裕？”对此，中央财经委员会办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韩文秀给予了回答。[12]
在以“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这句话开门见山后，韩文秀提出推动共同富裕要处理好“发展”与“分配”的关系，表示“推动共同富裕，解决发展问题是第一位的，分配问题也很重要，但不能仅仅靠分配来实现共同富裕”。他指出，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虽然已经超过1万美元，但还没有达到高收入国家的水平，即使把现在所有的国民收入全部平均分配，也还达不到共同富裕。从而他强调，“共同富裕没有捷径，不是变戏法，必须靠14亿多中国人民艰苦奋斗来实现”。紧接着，他围绕如何推动共同富裕，从实现高质量发展、构建收入分配体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三个方面做了具体阐述。
第一，推动共同富裕，需要实现高质量发展。韩文秀表示，我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我们仍然要用发展的办法解决前进中的问题，新时代的发展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包容性，持续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从源头上打好共同富裕的基础。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保障人民在参与发展中机会公平、规则公平、权利公平，共同创造社会财富，共同分享发展成果。可以说，推动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就是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一主要矛盾的过程，是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优化分配结构的过程，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推动共同富裕的过程。他特别提到，2020年以来，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中国率先恢复经济增长，如期完成脱贫攻坚任务，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展现了中国经济的强劲韧性。“经济波动是短期现象，共同富裕是长期目标。中国经济拥有健康的基本面、巨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空间，完全能够实现长期持续健康发展，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供更为雄厚的物质基础。”这是他对记者的前半个问题（“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会不会对实现共同富裕带来挑战？”）做出的正面回应。
第二，推动共同富裕，需要构建体现效率、促进公平的收入分配体系。韩文秀指出，初次分配对于最终分配格局的形成具有基础性作用。要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激励引导社会成员通过诚实劳动和创新创业富裕起来。初次分配既要讲效率，又要讲公平，要规范分配秩序、合理控制初始分配差距。再分配要增强对分配差距的调节功能，通过完善税收制度、提高直接税比重、加强税收征管，更好发挥收入调节功能。同时，还要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低收入者和困难地区的支持与帮扶，更好地发挥兜底提低的作用，努力使橄榄型分配结构的两头更小一些、中间更大一些。再分配也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既促进公平，又考虑效率，防止顾此失彼。总之，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使收入分配调节既能够分好蛋糕，又有利于进一步做大蛋糕。
第三，推动共同富裕，需要企业“办好自己的事”。在韩文秀看来，企业家为共同富裕做贡献有多种渠道和方式，最基本的就是要做到合法诚信经营，照章纳税，履行社会责任，善待员工和客户，保护劳动者和消费者合法权益，办好自己的企业，为社会创造财富，这是企业的“本分”，也是为共同富裕做贡献的“正道”。同时，国家鼓励支持企业和企业家在有意愿、有能力的情况下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这在客观上也会起到第三次分配的作用。他不无乐观地展望，随着我国企业不断发展壮大和更多的人富起来，加上国家激励政策的完善，我国的公益慈善事业将会迎来一个大发展。但是他同时也提醒，慈善捐赠是自愿行为，绝不能“杀富济贫”“杀富致贫”，不能搞“逼捐”，因为那不符合共同富裕的本意，也不可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会后，有专家评论称，“韩主任的回答切中肯綮，回应了近期社会关注的热点，再次澄清了对于共同富裕的认识误区”[13]。
这并不是官方首次就共同富裕问题对社会关切予以回应。两个多月前，即2021年8月26日，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举行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也有一次产生较大反响的对话。当时，记者问道：“中国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目前正在向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请问，在解决贫富分化、实现共同富裕上面临哪些挑战？又将如何应对？”对此，韩文秀当即旗帜鲜明地表示，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不搞“劫富济贫”。
在他的回答中，涉及了共同富裕是什么、靠什么、怎么办等三方面的内容。[14]
第一，什么是共同富裕。韩文秀坦言，我们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在这个基础上，要继续把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两件事情办好，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普遍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逐步缩小分配差距，坚决防止两极分化。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双富裕，不是仅仅物质上富裕而精神上空虚；是仍然存在一定差距的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同等富裕（见表2）。
表2 共同富裕“是什么”“不是什么”[15]
第二，我们靠什么来实现共同富裕。韩文秀强调，共同富裕要靠共同奋斗，这是根本途径。要鼓励勤劳致富、创新致富，鼓励辛勤劳动、合法经营、敢于创业的致富带头人，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帮后富，不搞“杀富济贫”。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畅通社会向上流动的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的机会。要扎实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防止落入福利主义的陷阱，我们不能等靠要，不能养懒汉。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等调节的力度，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第三次分配是在自愿基础上的，不是强制的，国家税收政策要给予适当激励，通过慈善捐赠等方式，起到改善分配结构的补充作用。
第三，要充分估计实现共同富裕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诚如韩文秀所言，我国正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由全面小康迈向共同富裕，由中等收入国家发展成为高收入国家，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在动态中向前发展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齐头并进。因此，他最后不忘强调：“我们要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久久为功，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在新时代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
推进共同富裕，要充分考验战略定力。从高层论述到专家解读，无不认识到，推进共同富裕离不开坚实的经济基础。从邓小平于1984年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经过30多年的筚路蓝缕，中国的经济总量由1985年的0.9万亿元，快速增长到2020年的101.6万亿元，增长了112倍。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2019年、2020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1万美元。2020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实际增长100.8%。此外，脱贫等三大攻坚战取得了重大突破，这些恰恰是当前以及未来新征程上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基础和底气来源。
作为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共同富裕是一条通往未来的崎岖之路，需要直面区域、城乡、行业、居民之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一系列现实问题。这些都是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必须跨越的“拦路虎”。
从发展不充分来看，一个发展中的中等收入国家，只有继续保持较高经济增速，才能跻身高收入行列。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2020年，在全球194个国家和经济体里，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名列第63位；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人类发展指数表明，在全球189个国家和经济体里，中国排名第85位。而这也意味着，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的空间还很大。
从发展不平衡来看，中国面临更为艰巨的挑战。综合相关部门估计和学者测算，代表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在现实中可能超过了0.5（警戒线是0.4）。此外，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也偏低。2018年全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约为30%，总人口约4亿，其分布存在严重的城乡不平衡，农村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不足10%，低收入人群占90%以上。
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关键路径在于高质量发展，这也是走向共同富裕的基本前提和必经之途。那么，在高质量发展的引领下，共同富裕主要有哪些特征或标准？“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的富裕，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也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这是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关于共同富裕的标准，据相关报道概括，“三多”“两靠”是正确理解共同富裕的重点所在。
“三多”：一是人数多，是全体人民的富裕，不是少数人的富裕；二是内容多，物质生活要富裕，精神生活也要富裕；三是步骤多，共同富裕不是整齐划一的平均主义，要分阶段逐步实现。
“两靠”：实现共同富裕就像做蛋糕，既要做大，还要分好。“做大”要靠高质量发展，用好创新和教育两大“原料”，不断探索新的“制作方法”，给更多人创造致富的机会；而“分好”则要靠制度性安排，调整致富的节奏，实现“先富带动后富”。
不仅如此，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还围绕促进共同富裕部署了重点工作，提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正确处理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同时强调，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并提高精准性，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加低收入群体收入，合理调节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形成中间大、两头小的橄榄型分配结构。这就要求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收入分配更均衡，基层保障更精准，在分得匀的同时还要兜得住，真正做到循序渐进、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
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示范区
邓小平同志讲过，“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16]。作为“大同”理念的现代阐释，“共同富裕”既不是政治话术，也不是社会空想，而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使命初心。在中国经济总量突破100万亿元、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东部地区有望率先实现现代化之际，探索共富路径成为大势所趋。但鉴于前面所述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等问题的存在，有必要选取部分地区“先行先试、作出示范”[17]。作为脱贫攻坚之后一个更加长期的政策，实现共同富裕必然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努力。那么，示范建设应当从哪些方面重点切入，探索共富路径？
从高层到民间，其实大家都很清楚，这些年来，各地发展都有自己的特点和亮点，但要论谁能真正蹚出一条共同富裕的路子，还真要多方权衡。要论经济总量，广东独占鳌头，2020年GDP超11万亿元，被称为“粤老大”；江苏紧随其后，也突破了10万亿元，人称“苏大强”；然后是山东，逾7.3万亿元；浙江只能屈居第四，接近6.5万亿元。而论人均GDP，前五名中，浙江垫底，分别是北京、上海、江苏、福建、浙江。再看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海最高，2020年是7.2万元；北京第二，6.9万元；浙江以5.2万元排在第三。
的确，在这些维度上浙江不是“单项冠军”，但不妨碍它成为探索共富路径的“全能冠军”。既然要走共同富裕的路子，首要考量的还是发展的均衡程度。由于比较视角的不同，同样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比如，以城市经济规模来看，江苏排首位的苏州是排最后的宿迁的6.2倍，而浙江排首位的杭州是排最后的舟山的11.2倍，广东排第一的深圳则是排最后的云浮的29倍。就此而言，江苏的均衡度相对要高。
但仅仅以城市经济规模之间的均衡度来比较是不够的，更要看居民收入水平和富裕程度。以人均可支配收入为例，除了直辖市，浙江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的排名，都位列全国省（区）首位。而且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小于2，是全国最低的地区之一。此外，浙商遍布全国各地，富者大有人在，只不过未必体现于本地数据，更加藏富于民。看来，作为全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最小、区域发展差距最小，同时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省份之一，浙江探路打造共富样板有足够的实力和底气，是貌似有争议、实则无疑义的。
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共同富裕示范区，有没有初步积累的发展经验？有没有阶段性的可量化指标？从既有的发展经验来看，“七山一水二分田”的浙江，数十载大踏步向前发展，同时持续缩小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区域差距，可以说，城乡融合和区域协同的均衡化发展，一直是其制胜要诀。未来探索高质量的共同富裕，关键也必然在于进一步的均衡化发展。而关于阶段性的可量化指标，在衡量一个地区共同富裕程度时，地区人均GDP最高最低倍差、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最低倍差、城乡居民收入倍差、家庭年可支配收入目标值群体比例，等等，这些指标的每一项都很重要。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实施方案（2021-2025年）》提出，到2025年，人均生产总值达到13万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5万元。从人均GDP目标看，尽管在国内仍然低于北京和上海，但从全球看，已达到中等发达经济体水平，也意味着要跨过中等收入陷阱，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探索。同时提出，到2025年地区人均GDP最高最低倍差缩小到2.1以内，地区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最低倍差缩小到1.55以内，城乡居民收入倍差缩小到1.9以内。这三项目标，分别跟浙江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三大主攻方向一一对应，重在解决区域发展差距、城乡差距和收入差距。以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为例，2020年浙江的数据为1.96，已经远低于全国的2.56，力争降到1.9以下则更显魄力。此外，还提出到2025年，家庭年可支配收入10万~50万元的群体比例达到80%、20万~60万元的群体比例力争达到45%。这两项目标意味着，浙江要实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行动计划，目标是基本形成以中等收入群体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
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年收入2.5万~25万元都属于中等收入，中间相差10倍。经济学家刘世锦则提出，中等收入群体的标准是“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之间”。而典型的橄榄型社会，中等收入群体的比例往往超过60%。浙江2025年的目标，无疑是高于这个定义的。以上这些指标，强调的都是均衡化发展，无不指向五大新发展理念中的“协调”和“共享”。全面推动协调发展，加快提升共享发展水平，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重在改革，关键在人。何以激发人们进一步追求富裕的动力，何以消除阻碍共同富裕的障碍？实施和深化共享式改革是必由之路。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需要构建“一体两翼”的动力系统（见表3）。其中的“一体”是均衡化，也是共同富裕的运行内核；“两翼”则是数字化与绿色化，也是持续促进共同富裕的两大动能。以浙江为例，该省在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2025年主要目标中，除了重点围绕均衡化发展的几组数字，还有三组比较重要的指标：一是数字经济增加值占生产总值比重达到60%；二是人均预期寿命超过80岁，国民体质合格率超过94.5%；三是生活垃圾分类覆盖面达到100%，重点生物物种保护率达到95%。第一组对应的是数字化发展（数字经济），第二、三组则突出了绿色化发展（大健康及生态）。二者与均衡化发展共同组成“一体两翼”，构建以均衡化发展为一体（内核）、以数字化发展和绿色化发展为两翼（动能）的共同富裕动力系统。而且无论是数字化还是绿色化，都应以均衡化为依归。
表3 构建“一体两翼”的共同富裕动力系统
数字化发展，彰显的是五大新发展理念中的“创新”。当前，浙江以“数字化改革”为引领，撬动全领域改革的制度机制创新，打造最优营商环境、投资环境、干事环境、政商环境，促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发展，是提高数字经济增加值占GDP比重、缩小城乡和区域数字鸿沟的有效途径。为缩小城乡和区域差距，浙江提出打造“山海协作”升级版，推进“跨山统筹”，持续促进后发地区26县加快发展。以发达地区和加快发展地区之间的创新合作为重点，研究发达地区的技术、人才、信息等要素向加快发展地区转移的有效途径。
绿色化发展，体现的是五大新发展理念中的“绿色”。浙江在全国率先提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人的健康，可持续推动生活、生产、生态“三生融合”，既不为经济发展舍弃环境，也不为环境放弃经济发展。譬如，在安吉、德清、余杭等地农村，过去卖矿石，现在转变成卖文化、卖旅游，生活富裕，环境优美，生态优良。在此过程中，创新生态保护机制至关重要。而在推进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同时，也要注重多元化、差别化，在区域生态补偿方面更要多元化。如加大对限制开发区域、禁止开发区域生态保护财力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全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标准，完善生态保护成效与相关转移支付资金分配挂钩机制，等等。
为全国探路，率先实现共同富裕，是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首要初衷。夯实共同富裕之基，需要探索建立先富带后富、推动共同富裕的目标体系、工作体系、政策体系、评价体系，探索推进共同富裕的体制机制和制度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其核心要义有二：一是在动态中处理好政府与市场、公平与效率这两对经典关系，二是推动均衡化、数字化、绿色化“三化”发展。当然，无论前路有多美好多曲折，唯有不断“做大蛋糕”，才能持续“分好蛋糕”。这是促进共同富裕的不二法门，也是当好“模范生”的正确姿势。
紧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这个主要矛盾，在高质量发展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以缩小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收入分配差距为主攻方向，改革和完善收入分配制度，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满足人的多维度需求，成为新发展格局下的必答题。
迈向共同富裕的高品质社会
这是一个关乎国家前途命运的时代课题，也是一个仍有待进一步破解的世纪难题。党的十九大提出，到本世纪中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但涉及具体路线图和时间表的行动纲要，尚在进一步制定当中。不过，随着顶层设计和示范建设同步推进，行动逻辑必然也会日渐明朗。由此遐想：当共同富裕的梦想照进现实，又会展现出一幅怎样的社会图景？
现有的认知终究还是限制了我们的想象。或许，正在爆火的“元宇宙”相关技术与应用，有可能帮助我们走进一个可视化甚至可感知的具象的未来。而与之相对应的一个抽象的未来，依然是我们可以用心拥抱并试图定义的世界，那就是全民共同富裕实现之后必会出现一个“高品质社会”。
共同富裕的高品质社会，匹配的是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不仅要走上高效率的发展轨道，也需要更平等、更包容、更可持续和更安全的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和安全发展。具体包括更为顺应新阶段的多元化和个性化需求导向，更为体现未来高品质生活的价值引领，从侧重数量的维度转向实现经济生活品质、文化生活品质、政治生活品质、社会生活品质、环境生活品质等多维度全方位同步提升。
共同富裕的高品质社会，重在改善收入分配，缩小不同群体和城乡区域收入差距，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同时也离不开高效能治理和全方位创新的支撑，以及与区域协调发展、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健康中国等战略的协同。迈向高品质社会，将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的基本诉求。随着社会结构趋向合理化，居民收入结构呈橄榄状，社会人口绝大多数处于中等收入水平，社会职位公平竞争，消除各种歧视，社会秩序良好。
共同富裕的高品质社会，将是数字经济与绿色发展协同融合的绿色数字社会。理解这样的未来经济社会，需要进一步创新经济理论，建构品质经济学，塑造新经济结构和新分配体系，从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建设一个品质中国。无论在设想上还是在现实中（未必是所谓“元宇宙”的世界），品质中国，都可能会是一种更为可欲、可行也更具温度的新经济社会形态。
就在初步研究和思考上述问题的同时，我们结合形势启动了《共同富裕——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精选读本的组织工作，确立了该书应当努力达到的两方面预期：一方面，要从全局战略上，以理论的视角，廓清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与顶层逻辑，以求正本清源；另一方面，要从具体战术上，以政策的视角，明晰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与推进重点，确保落地可行。这也是“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这个副书名的题中真义。
从最终呈现的内容来看，上述两方面的预期已经有了较为充分的体现。这既源于书中各位专家学者的广博学识与深邃智慧，也来自编辑出版团队同我们之间的互信协作与不懈努力。2021年是“智石丛书”诞生的第十个年头，从2012年下半年正式发起这个旨在“联结庙堂与江湖，汇聚民声与政声”的经济书系，到2014年年初与中信出版集团建立战略合作，我们策划组织了颇具影响的“读懂”系列和“小趋势”系列经济趋势预测读本，2021年又重启并延长了双方战略合作。眼前这部《共同富裕》精选读本，恰是我们再度携手精诚协同的最好见证。
感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书记马建堂高屋建瓴的序言，这位共和国部长同时也是知名经济学家的权威开篇，奠定了本书的基调和高度。
感谢厉以宁、黄奇帆、刘世锦、蔡昉、王一鸣、汤敏、郑永年、魏杰、贾康、宋晓梧、迟福林、刘尚希、姚洋、黄益平、杨宜勇、李佐军、张明、徐奇渊、李晓华、涂圣伟、任泽平、邢自强、贾若祥、陈云、杨政、高瑞东等专家学者（排名不分先后）对“共同富裕”这个重大时代课题的深入研究和精彩阐述。有这样一批实力与名望兼备的作者，无疑是这部精选读本得以高质量出版的坚实保证。
感谢中信出版集团经管分社副社长张艳霞、策划编辑杨博惠、责任编辑范虹轶、营销编辑梁明月等小伙伴的通力协作。专业和敬业的人，运气永远都不会差。
当然，还要特别感谢我们的读者朋友，希望这本书能够为您带来意想不到的价值。
[1] 朱克力.分阶段促进“共同富裕”意味着什么[N/OL].[2021-08-18].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62929777714765.html.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 年7 月1 日）[N/OL].[2021-07-02].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1-07/02/nw.D110000renmrb_20210702_1-02.htm.
[3] 朱克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下一个征程中关注“共同富裕”[N/OL].[2021-07-02].http://epaper.bjnews.com.cn/html/2021-07/02/content_805328.htm?div=-1.
[4] 朱克力.究竟什么是“共同富裕”？浙江这组指标有关键“密码”[OL].[2021-06-14].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62363501314980.html.
[5]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OL].[2021-03-13].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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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三新一高”即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
[10]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公报[OL].[2021-11-11].http://cpc.people.com.cn/n1/2021/1111/c64387-32280050.html.
[11] 习近平在看望参加政协会议的经济界委员时强调：坚持用全面辩证长远眼光分析经济形势 努力在危机中育新机于变局中开新局[N/OL].[2020-05-24].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20-05/24/nw.D110000renmrb_20200524_2-01.htm.
[12] 韩文秀：共同富裕没有捷径，必须靠艰苦奋斗来实现[OL].[2021-11-12].http://cpc.people.com.cn/n1/2021/1112/c64387-3228080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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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邓小平.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M]//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7]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意见[OL].[2021-06-10].http://www.gov.cn/zhengce/2021-06/10/content_5616833.ht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共同富裕：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厉以宁等著.—北京：中信出版社，2022.1
ISBN 978–7–5217–3790–5
Ⅰ.①共…Ⅱ.①厉…Ⅲ.①共同富裕－理论研究－中国 Ⅳ.①F124.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1）第237036号
共同富裕——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
著者：厉以宁 黄奇帆 刘世锦 蔡昉 等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4.5
字数：263千字
版次：2022年1月第1版
印次：2022年1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217–3790–5
定价：88.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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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根本在改革这是最后一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