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妥协与冒险的代价
向左，向左，再向左，把国民革命引向工农民主专政 / 苏联，蒋介石国民党独裁专制体制的制造者 / 斯大林挤柠檬汁策略失败，蒋介石发动事变，中共丢掉上海 / 扩大还是深入？罗易力主深入革命，鲍罗廷但求维持联合 / 形势异常紧急，中共主张退让，莫斯科指示异想天开 / 罗易VS鲍罗廷：防御还是进攻？中共中央准备后事 / 问计无方，共产国际下令退出武汉政府，国共关系彻底破裂
向左，向左，再向左，把国民革命引向工农民主专政
国民党人中的右倾倾向越来越明显了，这已经成为一种趋势，而且一发不可收拾。从“西山会议派”揭竿而起，到廖仲恺被暗杀，到“左派”领袖蒋介石发动三二○事变，炮制《整理党务案》，直至走上军事独裁，急剧右转，再到国民党大批党政军领导人追随蒋介石，公开排斥打击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国共关系迅速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急关头。按照中共中央的说法，目前的形势“较之三月二十日之事尤为严重数倍”《中央委员会关于政治问题之报告》1927年1月26日，转见《苏联阴谋文证汇编》(一)。
十分明显，国民党领袖摆脱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的影响，乃至反目成仇的可悲结局已经隐隐浮出水面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相反，国民党北伐在军事上的胜利，使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领导人一直沉浸在一种极度的兴奋之中，仿佛这一胜利足以改变一切，甚至会使已经开始右倾的国民党大踏步地向左跃进。
几个月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一直在连篇累牍地为国民党的军队大唱赞歌，不仅相信“它在组织方面和士兵群众的政治觉悟方面与中国军阀的武装截然不同”《真理报》1927年1月16日，见《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56-259页。，而且干脆称赞它是“一支优秀的、在群众中享有很高威望的”、“真正的人民军队”《真理报》1926年12月5日，见《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47-251页。斯大林则进一步宣称：欧洲式的人民起义和暴动，在中国已经不适用了，中国革命将靠军队取胜。因为，“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第266-267页。
依据这样一种指导方针，中共中央对形势的看法发生了重大变化。它开始相信：“中国革命是为我们意料不到的局势”，“中国民族革命已到稳固时期，无产阶级已到夺取领导权的时期”，“中国工人确有力量，确可革命”，“可以担负世界革命的责任”，中国革命必须“一气呵成”，而上海工人暴动成功，就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开始《中共上海区委召开活动分子大会记录》，1927年3月19日；《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4-25日。见上海市档案馆编：《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37-345、385-390页。当然，陈独秀清楚地知道：“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要想革命；同时只有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才）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目前，工人群众还未必有这个力量。但他仍旧主张：共产党“要马上动作”，要准备一个抵抗，在上海工人起义胜利，蒋介石右派军队试图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之际，坚决“与之决斗”。“此决斗或许胜利，即失败则蒋介石的政治生命〔也〕完全断绝”《特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5日，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88-389页。 3月下旬，随着工人武装起义成功和北伐军开入，在上海的共产党人开始“准备一个很大的防御的流血的牺牲”，“严阵以待”，决心保持手中的武装，并建立由共产党和左派国民党人控制的临时市政府，争取把上海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中共上海区委会议记录》，1927年3月26日，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第391-392页。不难断言，这是中共中央第一次真正尝试独立地掌握武装和政权，和与国民党军队抗衡的问题。所有人都已经开始懂得，必须有自己独立的武装，否则在军队右倾的情况下，不可能有共产党人说话的地位。3月初，江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惨遭杀害，南昌、九江由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主持的市党部遭暴徒捣毁的情况，无疑向共产党人敲响了警钟。事实上，就连对中国革命和国民党内部形势十分乐观的苏共中央，这时也在悄悄地告诫中国共产党：必须加紧发展群众运动，“必须把我们的方针指向武装工农，把各省农民委员会改造成为有自卫武装的、名符其实的权力机关”，还必须“驱逐国民党右派分子，使他们在政治上名誉扫地，撤销他们的领导职务”转见艾亨瓦尔德：《论共产国际在中国的策略方针》，《真理报》1927年5月11日，见《1919-192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430页。
难道还有必要进行“考验”吗?对于鲍罗廷来说，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为了避免自己被军阀势力所推翻，“实行退却是正确的”，“应当支持”；对于陈独秀来说，同这些左派领导人的关系充其量只是相互利用，在目前自己还没有力量单独进行革命的条件下，这种“考验”只能使自己被军人打败。无论如何，每个共产党人这时都清楚：“我们迟早必须退出国民党”，他们其实只是渴望能够胜利地退出，而不是失败地退出。因此，他们仍旧决心采取让步策略。
5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接连通过了两个决议，明令限制工会和农会的司法权，并提出没收土地必须在确保军官中立等条件下进行。否则即应停留在宣传阶段，以首先建立乡村政权为“现时农民革命运动之主要点”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于湖南工农运动的态度》，1927年5月25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136-137页。
从土地革命的立场上后退，这在托洛茨基反对派看来完全是不能容忍的。处于苏共党内斗争风口浪尖的斯大林，也不能在这种问题上后退。不论这种后退是不是暂时的，它毕竟违反了共产国际，特别是斯大林所描绘的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理论。而且承认它，势必会为一直在激烈谴责斯大林等人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妥协退让的反对派提供炮弹。
因此，当共产国际获悉谭平山在担任国民政府农政部长的就职演说里居然没有提到没收土地问题，而且还同意用和平方式“查办”长沙许克祥叛变问题时，他们就迫不及待地致电共产国际驻中共中央代表，要求立即予以纠正。他们在后来被称为“五月指示”的信中指示说：“没收土地的口号对于被猛烈的土地运动所席卷的省份，如湖南、广东等省，是十分及时的。”“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信中认为：只有通过土地革命，才能把农民充分发动起来，以至“建立一支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而强大的政治和军事大军”，这正是“革命和国民党成功的基础”。因此，他们明确表示赞同罗易“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和“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的主张，反对用和平的方式来对待诸如许克祥之类的反动军官。而为了避免继续依赖于不可靠的将军们，他们更是明确提议：“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并且要组织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电报特别注明：这样做“目前还不迟”《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给中共中央的信》，1927年5月，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5），第446-4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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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易VS鲍罗廷：防御还是进攻？中共中央准备后事
这样做已经太迟了。自蒋介石叛变，鲍罗廷就已经意识到，共产党在军事发展上犯了严重的错误。中共五大即明确决定要发展自己的武装，此后并确实大力动员工农加入军队，试图用这种办法改变军队的社会关系，使之革命化。与此同时，共产党人还设法控制了在武汉的联合军校，并积极发展工农自卫武装。但是，要武装，必须有枪弹；要军队，必须有军官。而枪弹、军官统统控制在国民党人手里。湖南工农组织武器最多，亦不过千余支枪。参见《党史研究资料》第1辑，第368-370页。另据1927年彭公达报告，湖南各团体请愿代表之报告和1929年潘心源报告，可知当时长沙工人有枪不满400支，浏阳约600支，衡阳约100支，株洲160支，水口山200支，郴州100支，岳州100支，余均甚少。而中共可信赖的指挥官，这时也只有叶挺等几个人。不仅如此，由于长期以来军队都是雇佣军性质的，采取的是募兵制，一般有生活来源者决不当兵，动员工农参军十分困难。而且即便参军，因缺少军官和避免国民党及将军们无端怀疑，只能往现有军队中送，结果依旧是为他人嫁衣裳，根本变不成自己的军队。加上组织军队，即须训练，当时训练至少要三个月时间，否则根本没有战斗力。联合军校的学生就因训练不足，在配合叶挺部队抵抗夏斗寅部的战斗中，临阵慌乱，打伤自己指挥官多人，被叶挺下令连毙几人才压住阵脚，但仍不能作战。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1186-1187页。此事足以说明适当训练之必要与重要。因此，鲍罗廷及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指示立即组建几万军队一点，都颇不能解。军队、武装既不能建，其他改造国民党中央，组织“革命军事法庭”，“从下面实际夺取土地”，等等，自然都是纸上谈兵。
6月4日，罗易在中共中央常务会议上宣读了共产国际的来电，并提议组织特别委员会准备湖南暴动。同时，中共中央遵照国际来电精神，发出了致国民党书和告全国农民书，强烈要求国民政府明令宣布许克祥之流为“反革命”，并火速派兵予以讨伐，呼吁农民夺取大地主、反动豪绅以及庙宇祠堂的土地，但对于小地主、革命军人、士兵的家属和土地财产，绝对不能侵害。《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1927年6月4日；《中国共产党就长沙政变告全国农民群众》，1927年6月4日。见《罗易赴华使命》，第303-307页。随后，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周以栗去湖南组织临时省委，共产国际代表团则派两名苏联代表前往湖南实地考察组织暴动的可能性。
6月26日，中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代表团再度召开联席会议，并通过决议，给共产国际去电表示不能接受其指示。陈独秀明确讲：只有允许退出国民党，共产党在政治上才可能做到独立自主。否则，向右或向左“我们都将垮台”，继续目前的状况也是不可能的。只好再去寻找第四条出路。事已至此，还有没有第四条道路呢?《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记录》，1927年6月26日。
于是，尽管各地发生的几乎所有暴动都是仓促举事，全靠各地党员骨干抛头洒血来点起那些瞬间即逝的火花，人员、组织、资财的损失难以数计；尽管莫斯科仍旧在告诫说，“我们正处于积聚力量的阶段”，阶级力量对比还“十分不利”，出现革命浪潮迅速高涨的前景还只是“极有可能”，但是，几乎没有人不相信，应该把中国革命推到一个新的更激进的台阶上去。因此，在中国实行苏维埃的方针和办法的问题马上就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莫斯科并为此公开声称：在中国，“直接的革命形势依然存在”《真理报》1927年9月27日、11月29日，见《1927-1937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87-89、93-104页。何谓“直接的革命形势依然存在”？翻译成通俗的语言，就是说中共全面夺取政权的形势依然存在。
9月中旬，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罗明那兹起草了《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明确宣告：鉴于国民党的旗帜已经成为“资产阶级地主及反革命的象征”，“彻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共产党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当然，“为着不要失掉苏维埃政权的真意”，决议强调苏维埃的组织应当在“我们有决定的巩固的胜利的时候”，建立“在那些中心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城市，而决不应首先在小县城里组织苏维埃。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70-371页。
值得注意的是，在该决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修改通过后的9月下旬，正是两湖暴动先后失利和南昌起义军在广东陷于困境，生死不明之际。不仅中共中央，就连罗明那兹等国际代表，亦对胜利前景不再乐观。因此，当中共中央宣布开始进行苏维埃革命的同时，却被迫离开“中国土地革命的中心区域”，秘密迁到白色恐怖的上海去了。它并且承认，从前于短时期内暴动夺取广大政权的希望，暂时已经不可能了，现在的策略虽仍是继续暴动，但大城市的暴动计划应暂时停止，两湖农民暴动的形势，也只是“某几县的农民可握得某几县的政权”《中央对长江局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0月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76-377页。，而不存在夺取中心城市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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