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为“苏维埃”而战
斯大林：不要多长时间，中国革命就可以重新回到大街上来了 / 暴动、暴动、暴动，中国革命已经到全国总暴动的局面了 / 俄国人指挥中国革命的结果：“苏维埃”成为中共特有名词与象征 / 革命--“杀尽一切土豪劣绅大中地主工贼农贼国民党右派贪官污吏” / 城市苏维埃乍现广州，数千赤卫军牺牲，苏方人员曝尸街头 / 临时中央主张：“要坚决的赶紧的大批吸收‘暴徒分子’入党” / 共产国际否认中国有直接革命形势，中共中央坚持革命潮仍在高涨中 / 中共六大上，布哈林循循善诱：“生活不是一个赤裸裸的圆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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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人指挥中国革命的结果：“苏维埃”成为中共特有名词与象征
“苏维埃”，俄语为（Soviet），其实只是“会议”的意思。它成为特有名词，完全是俄国革命本身的产物。它是在俄国1905年革命高潮中出现的工人代表会议的一种简称，最初只是作为罢工委员会组织起来，很快则变成具有工人起义机关和工人自治政府性质的一种权力机构。到1917年，这种劳动群众自治政府性质的政治机构再度出现，并且渐成为和上层立宪会议相抗衡，乃至与政府相并立的一种事实上的政府。布尔什维克进而利用它在苏维埃中逐渐取得的优势地位，把苏维埃变成了反政府的革命起义机关，并在革命胜利后以苏维埃作为苏联权力机构的形式和名称。
作为一种权力机构，苏维埃的特点在于：(1)它不是按区域，而是以生产单位为基础来选举代表，从而保证了代表同工业生产劳动者间的密切联系；(2)它废除了三权分立，使代表会议本身成为具有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各种权力高度集中的高效率的独裁机关；(3)它完全剥夺了资产阶级以及一切剥削阶级在政治上的发言权，从而使共产党人找到了实现阶级专政的组织形式。因此，列宁对它十分推崇，并极力推而广之。
不过，由于苏维埃有着作为起义机关和政权机构的两种形式，因此人们对于苏维埃的认识也颇为矛盾。尽管斯大林断言它既是“起义机关”，又是“政权机关”见《列宁斯大林论中国》，第205页。，事实上，二者之间仍有区别。其一，作为起义机关，苏维埃是适应俄国工人斗争需要自发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而作为一种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形式，它则是布尔什维克根据阶级斗争的目的而进行的一种创造。
其二，作为自发的起义机关，苏维埃是充分民主的和具有广泛代表性的，事实上它是一种包容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各种革命党派代表在内的工人阶级的统一战线组织；而作为布尔什维克用来掌权的权力机关，它则是以阶级专政乃至一党专政为特点的，十月革命成功不久，布尔什维克就把它变成了一种独裁机构，排斥了非布尔什维克的一切党派团体的代表在其中发挥作用。不难看出，要把二者同时推广到中国来是相当困难的。
实际上，不论斯大林怎样强调苏维埃的二重性，作为具有自发性和工人阶级统一战线性质等重要特点的群众斗争组织的苏维埃，在群众组织程度较低，白色恐怖又相当严重的中国，显然缺乏客观的生长条件。因此，苏维埃从它被引入中国之日起，就变成了苏式革命权力机关的代名词。只不过鉴于中国阶级分化不够充分，以及农民占国民绝大多数的情况，共产国际根据列宁1905年的提法，认为它只能叫“工农苏维埃”而已。
所谓“工农苏维埃”，纯粹是列宁在1905年俄国革命前后的一种别出心裁的创造。因为当时的俄国工业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工人人数占人口比例较低，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俄国革命充其量只能是一种以推翻沙皇专制，创造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条件为目标的民主革命。“民主革命是资产阶级革命”。但列宁既不认为俄国的资产阶级可以引导这场革命获胜，也不希望看到这种结果。他坚信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无产阶级（亦即社会民主工党即社会民主工党多数派布尔什维克的前身。）手中。而要实现这一目标，他就必须借助于俄国农民的帮助。这也就是为什么列宁会提出创造“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即“工农专政”或“工农苏维埃”的关键所在。列宁：《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1905年，见《列宁选集》，第1卷，第600-602页。
比照俄国革命当年的情况，斯大林等显然认为，“工农苏维埃”是最适合中国现阶段社会发展程度的一种革命政权形式。因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还很薄弱，现代工业的发展只在沿海少数城市中比较明显，绝大多数地区都还属于自然经济状态，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严重不平衡。因此要指望共产党领导城市中少量的产业工人来进行一场全国范围内的大革命，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农民必须要在中国革命中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既然如此，根据列宁的观点和俄国1905年革命的经验，中国革命当然只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目标也只能是创立“工农苏维埃”。由此不难看出，尽管共产党人一度寄希望于在中国马上实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前景，但斯大林明确规定了中国革命的革命阶段、革命形式和革命内容只能保持在一种不尽相同的水平上。
中国究竟处在怎样的一种革命阶段呢？根据斯大林在国共分裂后针对中国革命问题所发表的一系列文章和演说可知，他认为中国革命应该是按照三个阶段一级一级地向上发展的。这三个阶段就是所谓“广州时期”、“武汉时期”和“苏维埃时期”。第一个阶段“是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斗争的中心任务是反帝，革命阵营包括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它近似于俄国的1905年革命。到第二个阶段，革命开始以土地革命为中心，成为典型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民族资产阶级“转到了反革命营垒”，革命阵营内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城市贫民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它近似于俄国1917年的二月革命。到第三个阶段，即土地革命深入发展，开始超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社会引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苏维埃革命阶段，“不大可靠和动摇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已出于“对日益增长的土地革命的恐惧和封建主对武汉政府的压迫”，而“脱离革命”，革命阵营就只剩下了工人、农民和城市贫民了。它近似于俄国1917年的十月革命，只是依据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它并不就是社会革命，而仍旧只能是民主革命，或曰土地革命。参见斯大林：《时事问题简评》，1927年7月28日；《国际形势与苏联国防》，1927年8月1日；《中国问题》，1927年8月5日。见《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91-324页；第10卷，第5-54、56-77页。
按照斯大林所勾勒的这幅革命发展趋向图，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他在理论上明显地相信中国革命必定会和俄国革命一样，会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地按照几乎同样的历史发展线索和阶段演进，不断地走向深入和彻底。其基本的逻辑就是，革命最初可以是几个阶级联合组成革命阵营。随着革命深入，革命阵营就会一步步发生分化，并不断走向分裂，革命的力量就会越来越小但越来越单纯，革命的对象就会越来越多，革命的表现形式自然也就会越来越激烈。唯有如此，革命才能走向彻底和达到最终胜利的目标。
革命——“杀尽一切土豪劣绅大中地主工贼农贼国民党右派贪官污吏”
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斯大林所论述的这一系列关于中国革命形式和革命阶段论的内在理论关系。自国共分裂以来，中共领导层内部在新形势面前始终存在着严重的思想和理论的混乱，对眼前发生的巨大变动难以适应。到了1927年11月中共中央紧急扩大会议前后，这种认识上的混乱更加突出，以至出现了组织上分裂的严重迹象。
首先是关于革命的阶段和策略问题。中国革命现阶段是不是到了俄国革命的1917年?革命是不是应该采取苏维埃的暴动方针?最激进的如共青团中央扩大会议中的一些与会者，干脆认为中国革命实际上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已经达到俄国1917年十月革命的程度。其他如湘南特委书记毛泽东等，对中国革命的阶段和性质的认识也大体相同。罗明那兹和中共中央虽坚持中国革命仍处在资产阶级民主阶段的看法，但在把握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议关于中国革命必须“越出资产阶级民主的界限”，以便直接导向非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发展前途的论断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第274、284页。时，实际上也陷入了思想混乱的状态。因为他们其实并不认为有区分所谓民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界限的必要性，不仅提出由民主革命到社会革命必须是“无间断革命”的观点，而且主张“现在”就“必须要超越民权主义的范围而急遽的进展”，“彻底解决民权主义任务而急转直下的进于社会主义的道路”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70页。
显然，多数基层党部和普通党员却看不出这种前景。他们“大半消极并离开党，不赞成新方针，以为CP没有出路”同上。而另外一些从苏联回国，受到苏共反对派观点影响的党员，虽然相信中国革命必须将民主革命的任务与社会主义革命的任务毕其功于一役，反对工农专政的口号，主张现在就应当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口号，但他们同时反对把中国革命现阶段看成是俄国的1917年，认为中国革命充其量只能以俄国革命的1905年为参照。在广州暴动失败之后，托洛茨基更明确地认为中国工农群众革命已经失败，暴动及苏维埃政策应当停止，共产党应仿照俄国1905年革命之后的策略，争取通过合法运动，提出国民会议口号，引导群众重新走入政治生活。
其次是对待小资产阶级的态度问题。早在罗明那兹来华之际，他就曾明确地转达过斯大林的意见：不要顾惜小资产阶级。但是，这种主张在强调中国远未达到俄国1917年的人看来，颇难接受。有些人甚至对暴动起来要杀人放火很反感，他们说：“我们要革命原本是对的，但是我们革命为什么要听俄国人的指挥？为什么要杀人放火做土匪一般的行为呢？”
从理论上，中共中央及多数中高层领导干部对此是能够解释的，他们专门散发了相关教材，告诫下级：“无产阶级是没有国界的，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利害完全一致，世界革命成功了，大家都有好处，所以我们也帮助外国的革命，外国工友也帮助中国的革命。这个世界革命的总机关就叫做第三国际，也叫共产国际。这里面做事的各国人统统有，不过俄国无产阶级是革命的老资格，能干的人多些，所以在里面办事的人也多些。现在中国共产党就是第三国际一个支部，所以必须受第三国际指挥，并不是受俄国的指挥。”“至于杀人放火，这是阶级斗争到你死我活的时候，必须用的手段，这是不能避免也不应避免的。中国革命到了现在，你不杀他，他就杀你；你不烧他，他就烧你。我们看一看各地豪绅地主资本家军阀的白色恐怖就可相信这句话了，我们还怕杀了敌人以后没有人吃饭吗？我们还怕烧了狗窝以后便造不出洋楼吗？”《中共江苏省委改造组织问题的报告材料》，1928年2月11日，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图书馆藏，石叟文库，XIX-9/23。
道理归道理，即使是在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的头脑中，对该杀什么人，该烧什么房，认识也还是十分模糊。在他们看来，资产阶级出走，这或许不值得特别重视。因为共产党人历来只是习惯于把资产阶级看成是自己潜在的敌人，并视之为软弱无力的依附者。但放走小资产阶级，就大不相同了。因为几乎谁都知道，中国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一旦让整个小资产阶级站到革命的反面，革命队伍势将陷于孤立。
当然，和国民党关系破裂后，不会有人敢于重蹈鲍罗廷和陈独秀的覆辙。况且此前经验已经证明，土地革命稍一彻底，就将吓跑小资产阶级。因此，中共中央领导人也不能不同意，只要坚持彻底的土地革命，就很难顾惜小资产阶级。但是，在土地革命过程中伤害一部分拥有少量土地的小地主、小商人是一回事，整个地把一切拥有财产房屋者统统当成打击的对象，剥夺之、杀害之，又是另一回事。因此，对富农当如何，对中农当如何，对城市小商人、店主以及手工业主又当如何呢?实际上自八七会议之后，中共中央早就清楚地意识到，这是当前政策的“中心问题”。在苏维埃革命的方针提出之前，这个问题并不紧迫，因为当时的政策还是继续要利用国民党的旗号，团结争取小资产阶级是理所当然的。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36-337，404页。而苏维埃革命的方针一经提出，这个问题就变得异常严重了。中共一些领导人尽管多少还有些犹豫，对小资产阶级的群众，仍旧希望“吸引他们参加革命”，对小商人、小店主等，也不主张没收财产，但苏维埃革命发动后的现实是，既然连那些“革命的暂时的同道者”都必须排斥，那么，对小资产阶级从整体上要予以压制和打击，就是理所当然的了。
革命的暴动政策从一开始就照搬了俄国革命红色恐怖的经验见安东尼拉?萨洛莫尼着，卡佳等译：《列宁与俄国革命》，三联书店2006年版，第93-94页。，提出了“杀尽一切土豪劣绅大中地主工贼农贼国民党右派贪官污吏”，“大杀大灭豪绅资产阶级的权势与势力”的激烈口号参见《中央复湖南省委函》，1927年8月23日；《中央常委关于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1927年8月29日；《中央通告第十三号》，1927年10月24日；《中央致两湖省委信》，1927年11月15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51、366-367、399、523页。《河南目前政治与暴动工作大纲决议案》，1927年9月29日，见中央档案馆、河南省档案馆编：《河南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甲2），1984年版，第113页。因为要求“必须极严厉的实行歼灭政策”，故不仅要尽量杀戮，还要摧毁包括官府、银行、工厂、店铺和房屋在内的一切“反革命工具”。如此恐怖手段，自然也就注定了“小资产阶级是要动摇甚至反动的”，当然不能迁就和顾惜。《中央通告第十三号》，1927年10月24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403-404页。
这一政策推行的结果，是多数地方暴动后都“大烧大杀”。
湘南暴动“不但烧衙门机关、土豪劣绅的房子，而且连县城的整条街道和商店，甚至衡阳至坪石公路两侧十五华里的所有村庄都烧掉”见《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
湖南平江暴动后，“杀戮豪劣和反动分子，计在数千，而同志和革命民众殉难的，亦不下数千人”，以至“数十里或百数十里，几无一栋完善的房屋，无一处尽青的山，共计全县被烧的房子，总在十分之四五”《滕代远向湖南省委的报告》，1929年1月12日，见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选编组编：《湘鄂赣革命根据地文献资料》第1册，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3-45页。
广西左右江暴动的农民赤卫军“攻下豪绅地主的寨子，凡寨子里面的人，不论男女老幼都杀一个精光”见雷经天：《广西的苏维埃运动--广西党与苏维埃红军运动简史》，中共中央宣传部党史资料室1954年，第30页。
广东海陆丰地区暴动，农民“对任何反动分子都毫不客气地就地杀戮”，“剖腹割头”，“财产一概没收，房屋一律焚毁”。两县地主早已逃之夭夭，却还是杀了2400多人，其中许多自然是些“不能顾惜”的小资产阶级，甚或穷人了。见汕尾市革命老根据地建设委员会办公室等编：《海陆丰革命根据地》，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42、58、65、157、208页。
第三是革命的方式问题。在国共分裂之后，共产党人在采取何种革命方式的问题上几乎没有选择的余地。共产国际的指令很清楚，即“可以在国民党旗帜下来组织暴动”。尽管共产国际也强调了发动暴动的必备条件，但除此之外是否还有比暴动更适合中国条件的革命方式呢?当然，共产党人所理解的暴动是有特定的形式的。八一南昌暴动严格说来称不上是真正意义上的暴动，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共中央几乎马上就制定了一个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计划，把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在群众暴动的方式上见中央档案馆编：《八七会议》，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02-103页。，而把武装部队，如南昌起义部队仅仅看成是一种辅助的力量，生怕过分看重军事的准备而堕入所谓军事投机的泥坑。因此，尽管毛泽东早就提出过建立和保存自己的武装的建议，并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的发言》，1927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中央紧急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8月7日，见《八七会议》，第58页。，却丝毫没有引起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的足够重视。
苏维埃革命任务的提出，更进一步加剧了这种以民众暴动为唯一革命方式的倾向。熟知俄国苏维埃革命历史的共产国际代表和中共领导人，只能变得更加墨守成规了。如果不是共产国际劝告他们注意把握暴动的条件和时机，条件不成熟时应采用游击式的战争和小面积的农村割据，很难设想中共中央会把这种极不规范的语言写在自己的决议上。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1927年11月举行的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案中，第一次写上了允许暴动采取游击式的战争和在农村组织苏维埃组织的意见。而在9月中旬，这些还都是不能被允许的。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370-371、455-456、459-461页。只要看一看11月扩大会议对在秋收暴动中没有按照中央既定的暴动方针行事的毛泽东给予的严厉处分，就可以清楚地看出中共领导人当时思想僵化的程度。关于给毛泽东处分的理由是，毛身为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派赴湖南改组省委执行中央秋收暴动政策的特派员，却没有制止湖南省委“把暴动看做是一种单纯的军事行动，只与土匪和杂色军队接头，不引起极大农民群众起来暴动，以致暴动开始除安源的工人很勇敢的参加斗争外，各地农民群众实在没有一点行动”。毛因此被“开除中央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481、483-484页。
事实上，虽然接连不断的暴动失败多少使中共中央悟出中国“革命不能有夺取首都，一击而中的发展形势”，因而相信中国有建立工农革命军甚或革命根据地的某种需要瞿秋白：《武装暴动的问题》，《布尔塞维克》第1卷第10期，1927年12月10日。，但他们显然对这种找不到先例的“游击式斗争及农民割据”方式的革命办法还是感到怀疑。在11月扩大会议不久之后的一次专门会议上，瞿秋白就明确要求赴莫斯科的代表告诉共产国际：中共中央虽然接受了国际的意见，但许多同志认为“这样干不会成功，因而悲观”《瞿秋白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发言》，1927年11月27日。
城市苏维埃乍现广州，数千赤卫军牺牲，苏方人员曝尸街头
这时，摆在共产党人面前的形势相当严峻。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人们都明显地感到不知所措。武汉的党员，7月武汉分共前夕有8000人，8月初就骤然减至3000人，8月中旬更减至2000人，到9月就只剩1000人左右了《罗亦农关于湖北工作的报告》，1927年9月10日。，这种势头似乎无法控制。到11月底，中共中央实际可以掌握的党员人数，已经从五大时的5 8万人锐减到1万余人，减少了4/5还多。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中共中央感到严重焦虑。
更让中共中央深感不安的，是关于中国社会的发展前途问题。人们十分担心，革命的失败是否会为中国的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尽管斯大林和布哈林都断然否定中国有走上基玛尔道路的可能性，但罗明那兹告诉中共中央，“中国长期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可能的”，要想阻止这种情况发生，关键在于要能够使工农革命潮流迅速高涨起来，并使国民党人始终处于动摇和危机之中。实际上，中共领导人未必都认同罗明那兹的看法，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时候的国民党仍旧处于内讧之中，中国的情况并没有因为共产党退出了国民党而发生怎样的改变，许多地方的民众仍旧处于严重的贫困、动荡和不安之中，共产党仍旧可以组织起一些暴动。这只能证明，国民党确实很少成功的可能。而这个时候广东国民党之间的内讧，似乎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利用李济深和张发奎两派国民党军队在广东公开冲突之际，以彭湃为首的广东共产党人成功地组织了海陆丰农民暴动，创立了中国第一个苏维埃政权。随后，共产党人更乘虚成功发动了广州暴动，这似乎更加印证了中共领导人对形势的判断。
此前中共中央领导的各地民众暴动，几乎清一色都是农民暴动。客观上，因组织农民远比在城市组织工人暴动要容易得多。中共中央虽一直不愿承认，心里却都很清楚，真正有条件取得成功的，目前还只能是农民暴动和农民苏维埃。但在理论上和俄国苏维埃革命的历史上，城市工人的暴动才是革命胜利和巩固的“先决条件”，没有城市工人暴动作为农民暴动的“中心及指导者”，“单纯的农民暴动是不能获得最终胜利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1927年11月10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456-457页。因此，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共中央，其实都一直寄希望于城市工人的发动。广州暴动的成功，显然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人们的这种渴望。
广州因国共合作和省港罢工等原因，共产党人在部分工人群众中确有一定基础。国共关系破裂后，中共中央就一直试图在广州大举暴动，均因国民党驻军兵力强大，又无军队内应及群众配合，都只做成一些小规模的骚动。此次，张发奎勾结汪精卫于11月17日发动广州事变，赶走了主政广州的桂系势力，引发与桂系联手的粤军将领李济深部与张发奎部之间的激烈冲突，战火再度在广东北部燃起。张被迫调兵北上堵截，造成广州空虚。11月26日晚，中共广东省委一致决定了乘机暴动，夺占广州的方针《中共广东省委给中央信》，1927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会等编：《广州起义》，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8年版，第94-95页。，并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提议，准备于12月13日发动暴动。
12月10日，共产国际代表获悉汪精卫9日密电，知道汪已风闻中共的暴动计划，密谋要解决中共控制下的第四军教导团，并准备搜查全市共产党人及苏联驻广州领事馆，因此立即电告上海中共中央，并转告广东省委，要求后者立即提前举行暴动。
对于广州暴动，上海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是明确的，即暴动应当建立在广州四郊及附近各县农民暴动和国民党兵变的基础上，并且应当尽早公布各种革命口号及法令条例，组织集会、罢工和工农赤卫军，以便发动群众。广东省委突然被迫提前暴动的计划，使原计划的各种准备及配合工作无法完成，这使暴动的领导人在暴动一开始，就意识到这次暴动未必能取得成功。但是，广州毕竟是人们熟悉的革命“圣地”，有着相当的群众基础，如今又有一定的军事力量可以借助，城市又如此空虚，共产国际还派有德籍巷战专家纽曼作为军事顾问前来协助指挥……眼见有如此多的有利条件，共产党人怎能不感到振奋？几个月来总在幻想俄国十月革命重现于中国的诸多共产党人，自然会惊愕地“发现”，他们盼望已久的那个惊天动地的时刻似乎即将来临。
自实行暴动政策以来，中国共产党的反帝工作几告停顿。这不仅是因为共产党人全力以赴地从事暴动夺权的各项工作，完全无暇顾及于此，而且还因为它处于地下状态，不便公开活动，同时又放弃了统一战线的政策，完全无法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反帝团体进行合作。“五三”惨案的发生以及群众性反日运动的兴起，促使这个时候留守在国内的中共中央开始意识到此前的工作存在不足，他们决心不顾有“回复旧的联合战线而蒙蔽阶级意识”的嫌疑，参加到“小资产阶级的反帝运动”中去，同时争取把反帝运动“做的含有很浓厚的反国民党意义”。当然，因为国民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部也在激烈抗议，谴责日军暴行，他们自然会担心，不如此“简直是替我们的敌人豪绅资产阶级国民党摇旗呐喊”了《中央通告第四十五号》，1928年5月9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194-199页。他们所起草的“有国民党无反日运动，有反日运动无国民党”的“告民众书”，虽印了5000份，结果不论是在反日，还是在反国民党的问题上，对民众都没有产生任何影响。
5月18日，留守中央发出通告，承认“这一反帝运动，确实被国民党领导了”，共产党完全“没有能够领导”。鉴于这种情况，他们决心改变此前策略，“加入国民党所组织的反日团体”，以便“运用城市群众的统一战线揭破反动领袖的假面具而取得其群众，也就是取得公开的地位以便到群众中去活动”。同时，他们在策略上主张用“检查日货焚烧日货阻运日货等类激烈的动作，以惹起许多小的冲突”，使国民党暴露其妥协投降立场，并借此来恢复自己的城市工作。《中央通告第四十八号》，1928年5月1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209-216页。这一策略迅速发生了效力，“五卅”、“六三”两天，在中共参加的反日大同盟以及工人反日后援会等组织鼓动下，上海有上千群众举行了示威活动，相当一批工人进行了反日罢工，群众反日斗争开始突破国民党的限制。尽管这还仅仅是在上海，但策略手法上的成功，还是促使留守中央进一步重视起日常的口号和斗争来。
中国共产党人的基本分析工具都是源自列宁主义的，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本质的理论观点和共产国际对国际事务的分析套路，一贯是他们认识一切国际政治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和基本模式。故留守中央这时断定，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应该是开始以武力占领山东、满蒙、华北及全中国的最初步骤，而日本的侵略将严重危害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利益，由此必然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因此，此一惨案至少“是太平洋战争的信号”超麟：《太平洋战争的信号已经发出来了》，《布尔塞维克》第21期，1928年6月15日。为了反对这一战争危险，他们一方面与日本共产党人联合发表宣言，呼吁反对日本侵略和帝国主义战争的危险《中日两国共产党联合宣言反对日本侵略中国》，《布尔塞维克》第21期，1928年6月15日。，另一方面已经开始未雨绸缪，想要加紧鼓动群众倾向于革命，以便按照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榜样，在战争到来之际，能“转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了超麟：《太平洋战争的信号已经发出来了》，《布尔塞维克》第21期，1928年6月15日。
为实现加紧鼓动群众走向革命的目的，留守中央明确主张“把反帝运动和民权运动汇合起来并且联系到工农小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以发动城市广大的群众”。他们为此提议向群众提出“要求公开外交”、“恢复民众运动”、“实行民众政权”、“召集国民会议选举全国政府”、“自动的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及“收回山东满洲的主权”等斗争口号，并“使之成为目前民众的要求，在这种要求之下起而斗争”。毫无疑问，这些口号明显地延续了此前联合战线的政策，与苏维埃革命排斥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方针不合。他们因此不能不特别加以说明，声称这只是一种斗争手段，“不能算作我们的政纲”《中央通告第五十四号》，1928年6月2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卷，第266-277页。，但他们在实际上已经多少意识到，在城市工作中，尤其是对广大的小资产阶级，还不能直接提出苏维埃政权的口号，而需要适应民众的反帝心理，迂回地前进。
然而，这种独辟蹊径的做法在高度集权的共产党体制内是很难被允许的。留守中央的这一策略很快遭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共产国际“六大”主席团及国际东方部于8月上旬致电留守中央，明确批评要求恢复民主运动及国民会议、民主政权等口号有使民众对国民党产生幻想之嫌。瞿秋白这时更是根据共产国际的意见上纲上线，把留守中央的这种做法称为中国党内“机会主义重新抬头”，即“新的右倾”，说提出这些口号就“意味着否定和取消苏维埃的口号”见《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1），第383-3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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