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和与战的抉择
苏联拒绝参与调处国共关系，中共接受停战令留下后患 / 政协和平决议达成，中共中央认为是全国民主运动的大胜利 / 毛泽东反对学法国，主张“美蒋要以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逃脱” / 国民党拒不承认中共在东北地位，中共被迫选择战争 / 苏军抱怨：你们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决战四平，虽败犹胜 / 苏联倾力援助，中共在东北转危为安，马歇尔调停失败
苏联拒绝参与调处国共关系，中共接受停战令留下后患
1945年底，中国的局势异常复杂。自“双十协定”签订后，蒋介石即大举进攻中共的解放区，并迅速运兵以控制华北，接收东北。而共产党则利用自己在华北的优势地位，切断了华北各主要交通线，并全力开进东北，控制了部分战略要地和交通线，甚至阻止了国民党军队由海路进入东北的企图，使国民党接收东北的计划一度难以推进。蒋介石由于无力迅速调派更多军队赶赴华北和东北，要想在华北和东北对中共展开全面攻击，明显力不从心。但是，中共的优势同样极其有限。特别是它在东北新组建起来的部队，不仅缺少训练，而且装备不齐，要想阻止有着大批美式装备和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经验的国民党军队向前推进，显然可能性很小。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受命前来调处国共冲突，无疑成为这种复杂局面的一种转机。
对于马歇尔使华，国共两党的态度最初截然不同。蒋介石多次函电以示欢迎，并积极准备材料和方案，力图影响马歇尔和美国政策，以争取更多的援助。同时，他也希望能够利用美国的压力，争取得到他这时因兵力所限，在战场上一时还得不到的东西。
中共方面这时对马歇尔来华调处，却抱以高度的戒心。这是因为，同样曾经作为总统特使的赫尔利，就执行的是一套扶蒋反共的政策。而美国总统杜鲁门此时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见《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628-629页。，也显露出很鲜明的扶蒋态度。因此，中共中央这时在党内就明确指出，杜鲁门声明的实质仍旧是“扶蒋防苏压共”。毛泽东在1946年1月7日给斯大林的信中，也特别表示了对于美国调处可能带来的危险的强烈担忧。转见陈晖：《马歇尔使华与苏联对华政策》，《历史研究》2008年第6期。
杜鲁门声明和其他一系列文件，构成了马歇尔赴华使命的主要点。它确实包含着扶蒋、防苏、压共的重要内容。杜鲁门等认为，支持蒋介石政府以防止苏联控制满洲以至中国，是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无疑必须设法制止中国的内战和混乱，迫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完成中国在蒋介石领导下的完整统一。参见FRUS，1945，Vol 7，pp 745-746、747-749、768、770；《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628-629页。
但是，作为一种妥协和美国民主政治观念的产物，马歇尔使命也包含着某些共产党人最初所不了解的内容。这就是，必须设法取消国民党的所谓一党“训政”制度，在现有政府的基础上，举行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使他们得以参加政府，从而建立起广泛代议制政府。美国清楚地知道，作出这种妥协和进行必要改革的关键在于蒋介石，但它深信有足够的办法迫使蒋介石作出让步。参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42页。
在这一点上，美国甚至成功地取得了苏联的谅解。在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协议中，双方不仅相互承认了对方在中国目前所负有的责任，而且同意共同促进中国停止内战和实施民主政治。见《新华日报》1946年1月11日。这种情况不仅极大地提高了马歇尔的地位，而且也不能不迅速影响了共产党人的看法。
12月20日，马歇尔飞抵上海，与各方接谈。30日，国民党方面提议由马歇尔参加，会同国共代表各一人组成三人军事小组，调处停战等问题。因为认定“国共反映美苏”，为了在谈判中增加自己与美、蒋抗衡的资本和力量，中共中央最初明确主张苏联也派代表参加到谈判中来。但是，由于苏联不愿卷入美国势力范围内的事务当中来，也不愿由此为美国介入苏联势力范围内提供口实，因此，苏方明确拒绝了。
这时，对于根本解决国共冲突的办法，国共双方的公开立场非常明确：蒋介石要求取消共产党的军队，中共则要求取消国民党的一党政府，双方主张南辕北辙。参见FRUS，1945，Vol 7，pp 794-804 但马歇尔似乎胸有成竹。调处工作一开始，他就一面提出实施停战和恢复交通的建议和办法，一面催开政治协商会议，准备通过停战、政治民主化和统编军队三个步骤来完成他的使命。
关于停战的建议和办法，马歇尔提出一份停战令草案和一项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具体计划。停战令的中心内容是全国停战及军队停止调动和恢复交通。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64页。对于关内停战，中共中央并不特别担心，因为已经占据的地点多半有着较为稳固的基础。最为棘手的还是东北。国民党军队已经大举进入东北，又有中苏条约作为法律依据，中共虽陆续接管了大片地区，却既无合法地位，也无足够军力可以阻止国民党军强行夺占。而如果没有苏联在谈判中提供帮助，中共要想通过谈判解决自身在东北合法存在的问题，自然也可能性很小。但是，苏联的态度很简单，“满洲问题完全除外，如要运兵及防止冲突，可向苏联交涉”《重庆代表团关于苏、英参加谈判事致中共中央电》，1946年1月3日。
依照苏方建议，中共中央指示负责与马歇尔和国民党代表谈判的周恩来在三方会谈中提出“满洲问题除外”。周随即在1946年1月5日向马歇尔及国民党代表提出了这一要求，并说明：中共承认中国政府有权接收东北，中国军队需要通过各种运输方式运送军队去东北，因此，不应在停战协定里不加区别地写明所有军队在停战令下达后都不得移动，而应把这一规定限定在关内，即应允许东北的军队有调动的必要。FRUS，1946，Vol 9，pp 20-25 当然，周恩来要求在停战令中写明，东北军队的调动要经过协商。国民党代表则提出接收东北主权的军队，以及接收热河、赤峰和察哈尔、多伦地区的军队调动不应受停战令的限制。FRUS，1946，Vol 9，pp 59-75
实际上，把东北除外，对中共确立在东北的合法地位存在着诸多麻烦。中共中央虽然批准了“满洲问题除外”的谈判方针，但很快就意识到这样做的种种不利。特别是国民党坚持曾与苏军订有协议，因而必须接收赤峰、多伦及其以南地区。此举实际上是试图阻断中共进入东北的陆路通道。中共中央因此清楚地意识到，“满洲问题除外”，东北仍将大战不止，于己不利。
8日，中共中央电告周恩来等，说明：“关于停战运兵，就我们方面来说，满洲一起解决不除外为好。但以美人领导之三人委员会及三人司令部即借此插入满洲，对苏不利，因而即对我不利。但若满洲除外，国民党即要求热察除外，并可能在将来拒绝和我谈判满洲停战与运兵问题，如此则满洲问题可能久延不决，对我不利。”因此，它请周向苏联大使询问：他们能否很快设法使我们与国民党谈判解决满洲问题？如果不能，我们可否在此次谈判中规定满洲也必须纳入到停战令的范围之内？《中央关于满洲问题除外于我不利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1月8日。
9日，眼看停战谈判即将告一段落，中共中央明显地沉不住气了。它再电周恩来等，直截了当地要求“通知苏联大使，征求苏联意见：（一）由于中共与国民党关于满洲问题尚无任何协议，此时蒋军之进入满洲，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严重冲突，蒋军现正在接收赤峰、多伦主权的借口之下，向热河、察哈尔我军进攻。为此已使国共双方关于停战的协议不能实施。（二）不独在中国本部，而且在满洲及热河察哈尔，中共方面均要求立即停战，关于这种停战协议，由于马歇尔的参加已获有初步结果，关于国民党进兵满洲及在满洲境内国共双方如何避免冲突的办法，我们希望苏联能够按照马歇尔参加国共谈判先例，立即发起谈判，并由苏联代表及国共双方代表组织三人委员会来解决满洲问题。（三）如果苏联暂时不好出面发起谈判及组织三人委员会，我们意见，满洲问题即在目前马歇尔参加的国共停战谈判及三人委员会中一并解决，而不使满洲问题除外。但在讨论与满洲有关问题时，均请苏联大使参加。因为我们估计到，国民党是不愿和中共讨论满洲问题的，并力图使目前的停战协议不适用于满与热察。而如果满洲问题除外，不在这次全国停战谈判中一并解决，国民党可能在将来拒绝和我谈判满洲问题，并可能将华北的蒋军调入满洲和我作战，这对我是不利的。而没有苏联或美国的参加，不论现在及将来，国共双方要在满洲避免军事冲突，都是不可能的”《中央关于向苏方征求不将满洲问题除外的意见致重庆代表团电》，1946年1月9日。
但就在9日当天，国民党谈判代表已经开始作出让步，表示愿意将赤峰、多伦以南地区的接收延后，目前只派有限军队去接收赤、多两城。周恩来仍表示反对，并明告马歇尔称：“不论中苏有无协定，均不能据此要求我们让出赤峰、多伦。因接收系受降问题，而受降为军事冲突的起因，故解决受降权只能就地办理，否则国民党可据此要求占领热察及我已受降之一切地区。”FRUS，1946，Vol 9，pp 98-104；《重庆代表团关于谈判情况致中央电》，1946年1月10日。注：赤峰、多伦这时事实上还在苏军占领下，故停战令发布后中共中央急电彭真、聂荣臻、程子华等：“即向友方提出，要求赤峰、多伦及热察地区所有红军、外蒙军占领地区立即移交我军接防，行政由我方立即派人去接收，不得延误。”
当晚，马歇尔向蒋施压，蒋介石同意国民党再作让步。次日，国民党代表表示在此次停战令中可以不提赤、多的接收问题。面对这种情况，周恩来已不再可能推翻自己原先坚持的“满洲问题除外”的要求，不得不接受了马歇尔修改过的停战令。FRUS，1946，Vol 9，pp 104-116，119-125 但周恩来要求在谈判记录上写明：（1）在东北不得驻兵过多；（2）政府军进入东北只要经过华北中共占领区，须经过协商；（3）进入东北各地的政府军调动，必须按时报告北平执行部。《中央关于停战后我党在满洲政策问题给东北局的指示》，1946年1月11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20-21页。
1月10日，国共双方就关内全面停战达成协议。规定停止一切战斗；除另有规定者，停止一切在中国境内的军队调动。中共中央亦宣布接受这一协议，并以毛主席的名义公开发布了停战命令。要求“凡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一切部队，包括正规军、民兵、非正规军、游击队以及解放区各级政府、共产党各级委员会，均须切实严格遵行，不得有误”见《新华日报》1946年1月12日。
政协和平决议达成，中共中央认为是全国民主运动的大胜利
就在停战令发布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也正式召开了。国民党、共产党以及全国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代表齐集一堂，讨论和商定国家大政方针。中共中央在以毛泽东名义发表的声明中，甚至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全中国人民在战胜日本侵略者之后，为建立国内和平局面所作之努力，已获得重要之结果。中国和平民主新阶段将从此开始。”同上。
中共对停战协定的签订和政协会议召开的这种态度，并不纯粹是出于宣传的目的。由于这时苏联方面一再表示“东北决不能打”，故中共中央相信“苏联不会助我内战，但可助我与国民党获得妥协”。考虑到自己已经在东北及华北地区取得了立足点和部分军事优势，中共中央赞成在现有基础上争取和平与妥协。因此，中共在美国单方面调处国共冲突和停战协定问题上所作的种种让步，其目的无疑是为了在现有条件下取得有利于自身利益的和平局面。当然，中共中央也特别告诫各地领导人，独裁还没有完全打破，蒋介石也不会真的变成民主派，“在武装斗争基本结束以后，政治斗争与秘密的特务斗争必将更加激烈。我们必须学会这些为我们所不很熟悉的斗争形式，否则我们就会失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停战后的宣传方针给各战略区的指示》，1946年1月13日，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卷，第24页。
果然，国民党继续坚持独裁统治和一党专政的企图很快就暴露出来了。1月14日，国民党代表在政协会议上就改组政府问题，明确主张：(1)必须在现有之国民政府基础上增加人选；(2)增加人选应由蒋介石指定并“提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3)国府委员会的权力只限于讨论和决定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及预算，以及蒋介石交议和1／3委员建议事项，蒋并有相对否决权和紧急处置权；(4)国民政府委员中，国民党必须占“特定程度多数”，以便“履行领导的责任”见《中央日报》1946年1月15日。
蒋介石的这一态度立即引起各方面的强烈反感。1月16日，中共代表团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公开主张必须扩大和改组现政府，“改组后的政府，应脱离国民党的直接领导”，国民党在政府主要职位中所占的名额，“不得超过三分之一”见《新华日报》1946年1月17日。中共中央亦明确指示代表团：“必须坚持破坏独裁”，“改组政府必须坚持不低于杜鲁门声明与三国公报的水平(一切民主分子参加一切机构，公平有效的代表权)”，“非有广泛代议制政府则军队无法统一”《中共中央关于我在政协斗争中之方针原则的指示》，1946年1月16日。
国民党的顽固态度也引起了马歇尔的不安。在停战协定签字以后，马歇尔认为，必须促使国民党在政治上作出重要让步，放弃“一党政府”的形式，尽量实现政治民主，如此才可能说服共产党交出军队，最终实现中国的和平统一。鉴于国民党的态度，马歇尔不得不放弃不干预中国发展道路具体形式的许诺杜鲁门在对华政策声明中曾明确表示：“关于中国的团结的详细的必要步骤，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拟定出来；任何外国对这些事情的干涉，都是不适当的。”马歇尔来华后也多次表示，中国民主的形式应由中国人自己选择。，亲自出面向国民党施加压力。
他于1月22日悄悄拜会蒋介石，说明自己的立场，并提交一份亲手拟定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草案)，建议撤销最高国防委员会，代之以临时国府委员会，由蒋指定20人组成，其中9人为国民党、6人为共产党、1人为民盟、1人为青年党、3人为无党派。不少于15人则构成开会必需的法定人数，否则不可采取任何行动。委员会通过的议案，蒋应在十天内批准或否决。被否决的议案如委员会三分之二通过，则立即生效。蒋可以指定各院院长、各部部长，包括军事委员会委员等，但50%应为国民党人、30%应为共产党人、20%由其他党派及无党派人士充任。各省主席及各特别市市长，蒋须由国共两党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提出的人选中指定。国府委员会还应成立专门委员会，监督和报告一切违反人民权力的事项及起草宪法草案，准备提交5月5日召开的国民大会。FRUS，1946，Vol 9，pp 139-141 马歇尔明确告诉蒋介石，美军不可能长时间留在中国，目前中国的局面很容易受到俄国从下层进行的渗透的侵害，造成共产制度的基础。因此，非在政治上采取变通办法不可。成立这样一种委员会，将使蒋确实取得全中国的总统地位，而非如现在的一党领袖，并能够确保中国不致共产化。同上。
马歇尔的干预显然产生了影响。蒋介石虽极端反感马歇尔的方案，甚至视其“为共党所不敢提者”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七编(三)，第71页。，但他考虑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下午又同马歇尔讨论了两个小时，最后还是惧于杜鲁门声明的威胁及马歇尔掌握着运兵和援助的大权，不得不虚与委蛇，表示“目前可如此去做”FRUS，1946，Vol 9，pp 142-143 。因此，国民党代表逐渐在政协会上作出了让步：承认应以国民政府委员会为国家最高国务机关；委员选任无须经过国民党中执会通过，国民党人不超过半数；蒋没有紧急处置权，且蒋否决之决议如复议时有3／5以上委员坚持，则否决无效；凡重要决议均须有2／3以上出席委员赞成始可通过。见《中央日报》1946年1月15日。
不仅如此，国民党还表示同意充分肯定人民权利和自由，愿意在协议上写上共产党所提出的“凡收复区有争执之地方政府，暂维现状”的字样。同上，1946年1月20日。鉴于国民党作出重要让步，共产党方面也在国民党在政府中所占比例、国民大会代表资格以及整编军队原则等一些重要问题上作出了让步。
1月28日，在政协会议基本达成协议的情况下，王若飞代表中共中央前往苏联大使馆向苏联大使说明了会议的初步成果。苏联大使提醒说：美国现在在远东的一切布置都是想使中国成为将来反苏的战场。包括国民政府的改组，美国也一定会加强控制，并想办法使之更加亲美。但他还是明确表示祝贺，称赞“这是大胜利，是蒋介石的大让步”，认为目前“没有可怕的危险”。他并且表示赞同中共中央在东北与国民党和平合作的方针，宣称不管怎样，国民党最终都是要承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的。《重庆代表团关于与友人谈话情况致中央电》，1946年1月28日。
在几乎与此同时召开的中共中央会议上，赶回延安汇报的周恩来十分兴奋地介绍了政协会议所取得的成绩。刘少奇则代表中共中央明确肯定了重庆代表团的工作，认为虽然同意军队国家化，包括取消军队中党的工作，是很大的让步，但大危险是没有的，因为这一让步换来了全国范围内的民主运动的胜利。他表示：党内“今天主要的问题是左倾，是不相信和平，不相信政协的方法可能达到比军事斗争更大的结果。这是十八年残酷斗争所造成的影响”。应该说，国民党的独裁已经开始被破坏了，还会继续被破坏。“武装斗争是必须的，非此没有今日。但继续武装斗争则必然在政治上失败。我们的军队以后要成为群众的工具，不用子弹而用纪律，用群众工作来打仗，使之誉声载道”。据此，他强调说，“我们这个和平方针与苏联的方针一样，他们要了解我们这一点”《刘少奇在中央会议上的结论》，1946年1月28日。
中共中央通过了决议，赞同政协决议的决定。会议并且考虑了党的领导人参加政府的人选。会议按照周恩来的提议，主张以毛泽东、林伯渠、董必武、吴玉章、周恩来、刘少奇、范明枢（或彭真）、张闻天为中共方面参加国民政府的具体人选，以周恩来、董必武、林伯渠、王若飞为行政院副院长和两部部长及不管部部长的人选。《中央关于国府委员人选问题给重庆代表团的指示》，1946年2月6日。中共中央并决定与国民党方面具体协商国府委员中各党派具体比例数字及否决权问题，以便下一步参加政府工作。
在得到中共中央正式批准之后，周恩来等由延安又返回了重庆。政协决议草案也得到了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其他党派的批准。由此，政协会议终于就政府组织、和平建国纲领、军队国家化及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等五个问题达成了正式的决议案。
在政治民主化方面，决议案规定：成立由各党派及无党派人士组成的国民政府委员会和行政院，以国府委员会为政府之最高国务机关，讨论并决定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及财政计划等，国府主席对于国府委员会的决议，只有复议权，没有否决权，复议时如有五分之三以上委员主张维持原案时，该案应予执行。同时，建立立法院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总统、省长等实行民选。目前，总统得由县级省级及中央议会各级选举机关选举或罢免，而省可为地方自治之最高单位，并与中央均权。
在人民权利方面，决议案突出强调了人民在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通讯方面之自由，严禁司法及警察以外任何机关有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之行为，要求修改或废止一切与此相抵触的现行法律法规，明文规定任何涉及人民自由的法律规定，都必须出于保障自由之精神，不得以限制为目的。
在军事国家化方面，决议案规定：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军队内禁止一切公开的和秘密的党派活动，军人不得兼任行政官吏，军队不得干涉政治，国共两党军队尽速完成整编，最终实现全国军队统一整编为50-60个师的计划。见《中央日报》1946年2月1日。
毛泽东反对学法国，主张“美蒋要以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逃脱”
政协决议的达成，明显激起了中共领导人中的政治幻想。毛泽东讲，这是党和人民的“很大胜利”，“全国和平民主方向业已确定”《毛泽东对美联社记者谈话》，《新华日报》1946年2月13日。，这未必是他的真实想法。但许多领导人显然真心相信和平民主新阶段已经来临，不可逆转。
对于多数领导人来说，他们显然相信苏联方面战后一直在向中共中央介绍的“法国式道路”，也将是中国下一步发展的方向。还在1945年8月下旬斯大林来电要求毛泽东与蒋介石谈判和平统一的时候，毛泽东就已经提到过这一前景，说：“我们现在在全国范围内大体上要走法国的路，即资产阶级领导的，而有无产阶级参加的政府。”苏联大使此后不止一次地向周恩来介绍过法国党在这方面的经验。1946年1月28日苏联?使在与王若飞谈话时，又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声称中共应学习法国的经验，今后要把主要任务放到争取群众方面来。因此，周恩来在这一天向中共中央汇报政协会议情况时，也用赞赏的口吻，专门讲到了法国军队国家化的经验问题。说：“法国当时有几十万美英军队，如内战必失败，政治资本也要失去。故承认编入国防军，结果军事地位并未损失，政治地位极大提高。”
正是基于对法国式道路的经验高度肯定的心理，中共中央在注意到政协会议所取得的和平民主成果之后，马上就相信“民主革命的胜利可能不需要再经过内战”了。由此也就催生了在中国共?党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问题的党内指示的出台。
显然，在和蒋介石国民党斗争了许多年之后，中共第一次看到蒋介石在政治民主化问题上作出了实质性的妥协，第一次看到“用政治斗争的方法可能达到比军事斗争更大的结果”。联系到战后整个国际大势和法国党的经验，他们终于得出结论称：“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目前已由武装斗争转变到非武装的群众的与议会的斗争”，中国“已走上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党的全部工作，必须适应这一新形势”。
据此，中共中央于2月1日发出党内指示，说明：“重庆政治协商会?经激烈争论之后，已获重大结果，决定改组政府，并通过施政纲领、宪草原则，又决定召开立宪国民大会，整编全国军队，实行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及议会制、内阁制、地方自治、民选省长等项原则。由于这些决议的成立及其实施，国民党一党独裁制度即开始破坏，在全国范围开始了国家民主化。这就将巩固国内和平，使我们党及我党所创立的军队和解放区走上合法化。这是中国民主革命一次伟大的胜利。”根据政协决议的精神，“我党即将参加政府，各党派亦将到解放区进行各种社会活动，以至参加解放区政权，我们的军队即将整编为正式国军及地方?安队、自卫队等。在整编后的军队中，政治委员、党的支部、党务委员会等即将取消，党将停止对军队的直接领导(在几个月之后开始实行)，不再向军队发出直接的命令”。它断言：“我党创立的军队，在今天只有采取这种形式才能取得合法地位，被国内各党派及各国政府所承认而保存起来，并且换得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与国家的民主化，换得国民党军队脱离国民党所有、个人私有与派系所有。因此，这种退让是适合全国人民利益的，它丝毫不改变我们军队作为人民军队的本质。”
但是，放弃非法的武装斗争，去走合法的议会道路，在中国，这样的道路是否走得通呢?至少，毛泽东对此是持有疑问的。一直相信“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相信“革命的中心任务和最高形式是武装夺取政权，是战争解决问题”的毛泽东，自战后以来就一直在反复思考着这一问题。正如他在前往重庆谈判前夕所言：“问题是国共反映美苏”，因此，“城下之盟可以设想，同时又不可以设想。因为我们作了城下之盟，就是苏联作了城下之盟”。所谓“可以设想，又不可以设想”，其实就最典型地反映了他的这种矛盾心理。他本不愿相信这种可能性，但由于受限于美、苏，因此只能勉强地按照它们的意志行事。一旦轮到可以由他做主的时候，他的态度马上就会发生改变，变得“不可设想”了。所以，当他在重庆谈判过程中注意到蒋介石其实并不能做到政治民主化，不过假借名义来诱骗中共放弃武装的时候，他就已经下定决心，坚持“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
这一次的情况也颇为相似。由于美、苏均表现出想要把国共两党统在一个政府里的强烈愿望，再加上政协会议反映出了中国社会精英和民众的共同期盼，因此，毛泽东形式上也不能不表示赞同和欢迎。一旦具体涉及军队问题的时候，毛泽东的政治警觉性就又迅速提升起来了。实际上，还在2月8日，即中共中央开始考虑具体实行政协关于军事整编问题的决议的时候，共产党人的敏感神经就已经被触动了。中共中央明确指示说：“马歇尔所提办法，对于破坏国民党及地方系军队的原来系统是彻底的，但应看到有许多仅是马的理想，事实上有些（如真正合理的征兵制）是今天行不通的。军队中的派系亦将长期存在，但我们在今天不要指出马的那些意见行不通，而应在原则上赞成他的意见，同时提出现在只决定第一期整编计划，第二期整编计划待第一期整编完毕时再行决定。因为到那时我可取得一些经验，并可看清美国的意图及按当前形势来决定我们对军队的政策。”而现在，我们第一是绝不能答应把我们的军队与国民党的军队合编起来；第二是驻地仍应坚持在我们自己的地区；第三是要争取为中共在东北的部队增编几个师；第四是要将我之主力大部保存在地方武装之中。因“美蒋目的仍是在政治上让步，军事取攻势（即最后夺取我之军队），此种阴谋必须严重注意”。
自1945年11月至1946年2月中旬前，毛泽东事实上因重庆谈判期间过于劳累，回延安后多半时间处于休养之中，并未直接参与中共中央的各种具体会议和工作。但政协会议决议通过，并开始具体讨论到整军方案的时候，他显然因为不甚放心，重新开始参加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会议。
2月12日，在中央书记处讨论军队问题的会议上，毛泽东虽还在休息中，却亲自参加了会议，并且发了言。他的意见很明确：“美蒋要以统一来消灭我们，我们要逃脱，要统一而不被消灭。军党分立还不是最危险的，合编分驻才是最危险的。”“原则上只好赞成，实际步骤要看具体情况”。他说，不能什么都学法国，因为“我们国内国际条件与法国不同”。王稼祥也支持毛泽东的看法，认为马歇尔的手法非常漂亮，第一阶段整编计划看起来我并不吃亏，但第二步就要吃亏了。因为马歇尔认定中国决不能有两个军队，如有即两个国家，即中国和平与远东和平的威胁。因此，他在军队国家化的口号下，提出军党分离、军政分离、补给与训练分离。这样，我们的军队就要离开民政，离开财政与征兵权，而训练权均操在美国之手。照此计划，美国即可完全控制全中国之军队，以后再经过交通、货币的统一与经济的压力，控制全中国之政治，那时我如反对，在政治上就必然要陷于孤立了。
不难想象，毛泽东的态度会具有怎样的作用。刘少奇也改变了此前的看法。他开始承认：“以军队国家化换取国家民主化的思想有危险，这种思想要在我们同志中去掉。”分散合编两项应从缓，“我们的理由是要保护自己的军队，因为现在民主化的前途还不知道”。一旦交出军队的控制权，蒋对我们军队恐怕要比对其他杂牌军还要不客气，对我们党也要比对民主同盟还要不客气。那时候，蒋要怎样便怎样，民主化反而没有希望了。
据此，中共中央很快就作出决定，拒绝交出中共军队的战斗序列。其理论是：（一）国民党军队仍在继续侮辱共产党为奸党，共产军为奸军为匪军；（二）国民党许多军队违反停战协定，私自调动军队，进攻共产军，挑起冲突，如对我广东东江纵队及对我中原李先念部队的进攻；（三）国民党不承认共产党领导的义勇军，不承认东北问题和平谈判与政治解决，继续实行武力进攻；（四）华北、苏北的伪军均未解除武装，反而被委以国军名义。这些情况都表明国民党并无与我合作之意。
同时，“为准备将来国民党内的反动派对我举行突然袭击时我仍能有效的组织自卫斗争起见”，中共中央决定：“除将二分之一主力部队编为保安部队外，再保留一部分（大约三分之一）好的军事政治干部，在各解放区隐蔽起来，不要去请国民党加委，以免受军事法规的束缚及国民党的破坏，保持活动的自由……以便在一旦受人袭击时他们能自由活动”。
马歇尔的整军计划刚刚开始提上议事日程，实际上就已经受到中共的抵制了。
国民党拒不承认中共在东北地位，中共被迫选择战争
自停战谈判开始以来，东北问题就一直在困扰着马歇尔。“满洲问题除外”，便利了国民党?规模向东北派兵，结果造成了关内停战而关外大打的复杂局面。由于蒋介石完全不把中共抢先进到东北的军队放在眼里，因此，他明显对从中共手中夺占东北的难度缺少足够的估计。据重庆代表团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称，参与接收东北的莫德惠告诉周恩来称，东北现有中共军队及杂色军队不下60万人，中央绝不可能单靠军事手段来解决东北问题。但蒋介石现在蒙蔽于杜聿明的片面报告，把问题看得太容易。而熊式辉又不敢对蒋明言前进困难，结果是蒋完全不明真相。实际上，以国民党四五个军的兵力，要想完全控制住东北，不给中共以生存之地，也是无法实现的目标?何况，在中共的背后，还有苏联在暗中支持着。
中共中央这时在东北问题上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求国民党承认其在东北的地位。1月21日，中共中央专门要求周恩来在与国民党谈判时，依据下列四点提出东北问题，即：“（一）政府接收东北主权时各党派及东北民主人士及民众团体均须有代表参加，要求取消行营，改为东北行政委员会，包括各党派代表为委员，释放张学良并参加接收工作。（二）承认在东北的八路军及东北人民组成的自卫武装，并编为地方自治政府的保安队及民警。（三）由乡到省政府实行民选，并承认现在各地已经民选地方政府的合法地位。（四）派进东北的政府军队数额不得超过十万至十五万，分驻东北各地军队之数额和运进路线须加协商。”
鉴于东北局领导人对于听任国民党进占东北心有不甘，中共中央亦特别要求他们了解：“美国必须助蒋进占东北，苏联亦必须将东北交蒋接收，我方亦不能不承认蒋军进入东北接收主权，我在东北虽有实力，但尚无任何合法地位，因此苏军不能公开向我办任何交待。现全国停战业已实现……东北亦必须停战。整个国际国内形势不能允许东北单独长期进行内战。”“如果我们对国民党采取内战政策，我们必归失败。”为此，中共中央要求东北局“在友方不坚决反对，我在完全防御有理条件下（退避三舍之后），给进攻之顽以坚决彻底歼灭之打击”。一战决定东北今后大局。
1946年1月底，苏军已将辽阳、本溪、鞍山、海城、彰武、新民、通辽等地相继交予中共军队接收。这样，从苏家屯以南至营口、安东，至通化，有着上千万人口的这一重工业区就已经落到共产党人的手中。随后，苏军相继从抚顺和沈阳撤走，不仅不向国民党军办交接，而且明确表示苏军撤走地区，中共可自由破坏。
2月中旬，国共双方已在东北开打。国民党军队占据了几座县城，中共军队则在彰武以北歼灭了国民党军五个营。这个时候，不仅国民党不愿让三人小组出来调处东北问题，就是中共东北局也建议重庆代表团暂时不要找美蒋谈东北停战问题。它并报告说：苏军已明确表示，将全力支持我们确立在东北的主人地位，因此将尽可能满足我们在武器方面的要求。有关细节及组建炮兵、坦克部队、设立训练基地的问题，可作进一步的研究和磋商。3月上中旬，苏军即从朝鲜“给枪三万（余）支”。
眼见东北问题趋于严重，马歇尔于3月9日晚再度找到蒋介石，说服蒋同意派军事调处部执行小组前往东北。双方达成的条件是：甲、执行小组只管军事不管政治；乙、执行小组随政?各军行动，与共军保持联络，协商停战；丙、政府军队有权接收中苏条约规定的长春路，沿途铁路三十华里境内中共军应撤退；丁、政府军队有权进驻矿区；戊、凡政府军接收主权时，中共军队不得阻拦并应撤退。对此，中共中央明确复电表示：“蒋所提五条，我们决不能接受”。
3月11日，中共重庆代表团致电中共中央，主张：“应承认政府军有权进驻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而以同时解决政治问题并协商进兵为交换条件。”称“如得此协商，便可派出执行小组，而三人会议亦可去沈阳，东北方面便可以现有阵地一步一步讲条件，逐步求得有利的解决，并取得我在东北被承认之地位”了。周恩来相信，不接受这一条件，就“只有准备破裂，停战小组及三人会议均不可能去东北”，并且还会“影响国内全局”。
这时，毛泽东已重新主持中央工作了。他明显倾向于东北局的意见。他电告周恩来：“东北让出地方问题关系重大，必须慎重处理并征求东北意见。”“东北同志的想法和你们及我们都有很大距离，他们雄心很大，不了解为什么要让出许多地方给国民党。东北全党全军都是这种心理，东北局诸同志不过是反映这种意见。”他同时指出：“你们切不可一般承认国军有权进驻全部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因中东路大部、南满路南段应力争由我接管。至于两路以外之苏军驻扎区，大部已交我接管，一部即将交我，其中除抚顺、本溪准备让出外，其余均不能让。如你们答应国民党有权接收苏军撤退区，则安东、通化、延吉、海龙、合江、佳木斯、黑龙江、洮南、辽源等地及其他广大地区均到过苏军，而我决不能让，将来不好收口。”
因此，他建议重庆代表团在谈判中说明，在停战条件下，国军可以接收自沈阳至哈尔滨之长春路上各城市（路两旁不在内）。“至于政府军以后再要进驻哪些地区和我军必须从哪些地区撤退，须待政治问题解决及我军驻防地区确定并须到东北和我军负责人商讨后，才能具体解决。”“我们的中心盘子，长春路的主要部分（即沈阳到哈尔滨）及抚顺、鞍山、本溪、营口、辽阳等数地，是要让给国民党的。但此种让步，须有交换条件”，因“我们并想以让出长春路主要部分及抚顺、本溪交换国方从热河撤兵”。
按照中共中央和东北局的观点去争，周恩来深感为难。其电称：我们“深感在谈判及宣传上，我们如反对政府军队在东北接收主权，具体地如反对政府军队接收长春两路及苏军撤退区，很难自圆其说。因从来我们不反对政府接收东北主权，且在停战协定上承认了政府军队有开入及在东北调动之权”的。
3月15日，中共中央开会讨论了这一意见分歧，但并未能找到解决办法。随后起草的中共中央指示决定：不接受三人小组讨论的条件，听任东北军事冲突继续一个时期。毛泽东并且告诉周恩来：东北局意见，哈尔滨决不能让国民党驻兵，抚顺和营口也要力争双方不驻兵。停战协定并未规定让国民党接收全路及全部撤退区，“若无政治上军事上地盘上之交换条件，并同时解决，我决不能让出地方”。故对国民党的其他要求，也?要答应，冷淡若干天为有利。考虑到东北苏军态度强硬，他明确告诫周称：“友方态度极强硬，将有重大发展。重庆友人态度过于软弱，他们的话不要全听。”
刘少奇这时也表示出了强硬态度，同时他还间接地表示了对停战协定将东北除外的不满。他电告周恩来说：“为了妥协，我方现承认政府军进驻沈阳至长春，而政府军则承认实行停战，并保证讨论东北政治问题。以后政府军与中共军的驻地再详细规定。如此，我在宣传上及外交上是很能讲得过去的，不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彼方在宣传上、外交上不承认我军任何地位，不解决东北任何政治问题，我自?不能再签订一个完全于彼方有利，完全于我方不利的条约。事实上，如彼方不实行停战，沈阳以北之长春路，我亦须进驻，使他不能接收，以逼使彼方停战。”
周恩来随即按中央意见，促使国民党代表同意三点修正，即：（1）在政府“有权派兵进入苏军撤退之地区”一条中增加了“现时”二字以为限制，并指明“即苏军现时撤退之沈阳、长春间铁路线及其两侧各三十华里在内”。（2）“凡现时中共部队驻在地区，政府军如须进驻，须经过执行小组商讨行之。如小组未能取得协议，则应由较高机构解决之”。（3）“将来一切军队在东北之驻防事宜，依整军方案另订之”。
接得周恩来的电报，毛泽东马上断定又有了新的机遇。他当即批示：务请东北局与苏军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充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进驻一兵一卒”。他因此批准了东北局夺取沈阳以北所在地区的计划，并要求他们马上进占各战略要点，“愈快愈好”。
苏军抱怨：你们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 决战四平，虽败犹胜
1946年是世界经历历史性转折的一年。刚刚经历了从战争向和平过渡的美、苏两大强国，在莫斯科会议刚一结束，很快就开始从战时的盟友变成了和平时期的敌人。随着1946年初苏联与美国在伊朗和土耳其等问题上发生尖锐的矛盾和冲突，苏、美关系骤然间恶化起来。由于苏联力图取得对伊朗和土耳其的控制权而不可得，反而使得美国迅速把它的势力范围伸展到东地中海地区。苏联一直计划把中国东北置于自己的势力范围之下，也不断地受到美国的指责和反对，就连想用“经济合作”来要挟国民党，都因美国的干预而告失败。可想而知，苏联很难不认为自己正在落入美国的战略包围之中。
2月11日，美、英政府公布了雅尔塔秘密协定，苏联?为通过秘密协定索取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而不可避免地在外交上和舆论上受到冲击。与此同时，蒋介石又突然旧态复萌，先是在国府委员党派比例问题上表示反悔，后又以自己“事前未能详阅条文”为借口，根本否定政协通过的宪法草案决议。国民党内CC派原本就不满政协决议，因而乘着重庆各界举行庆祝政协圆满成功大会之机，在重庆市党部的秘密组织下大打出手，演出了震惊国人的“校场口惨案”。紧接着，国民党为转移民众视线，马上又利用雅尔塔密约公开，发动了全国范围的反苏大游行，还乘机捣毁了重庆《新华日报》的报馆。
所有这些情况无?都强烈地刺激了苏联人，苏联红军在东北再也不顾中苏条约的约束，把苏军占领地区全部交给中共，并且要求中共放手大打，明显是想要让中共在东北站住脚。在东北停战谈判迁延不决之际，苏军代表甚至明显表示不耐烦。他们一再质问中共东北局领导人：你们为什么对美国如此客气?为什么容许国民党派五个军来东北?他们强调：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中共都可以放手大打，并认为“打得越大越好”。
3月18日，周恩来与国民党代表商定的东北停战条件被蒋介石否决，谈判再度陷入僵局。刚刚回到华盛顿的马歇尔对此备感焦虑，再三催促。21日，周恩来受命回延。中共中央研究后通知东北局称：“我们已答应让出沈阳至长春之铁路线及其两侧各卅华里给国民党驻兵（山海关至沈阳铁路亦由国民党驻兵），其他地方暂时不让。如国民党及美国答应在这种条件下与我停战，我即不能不和国美成立协议，让停战小组进入东北。我们想这对于苏联亦无不利之处。”但它仍旧希望苏联能够加入调处，因而要求东北局立告苏军并询问他们意见，“是否愿意公开出面参加调解冲突，成为国共美苏四方面组织停战小组？”毛泽东特别指示称：马歇尔将要回到中国，“可能在数日内成立协议”，“你们应立即动手大破北宁路及沈阳附近之长春路，愈迅速愈广泛愈好，迟则无用”；“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
3月23日，周恩来通知中共中央，苏军准备4月底以前全部撤退完毕。次日，毛泽东拟电告诉东北局称：“美苏中苏关系业已改善，苏军四月撤完，已照会王世杰。判断蒋介石必由沈阳出兵向北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我党方针是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
为了尽可能实现这一作战目标，毛泽东还进一步要求东北局与苏军交涉，请他们速让我军进占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外，“另请他们加拨枪炮若干（例如步枪十万，机关枪一万，大炮五百门，弹药称是），以便广泛武装东满北满民众及我军”，“力争我党占领长春，以长春为我们的首都”。
24日，国民党军队大举北上，开始进攻中共占据的抚顺、辽阳等地。中共中央估计停战协定达成及停战小组派出还要相当时间，因此明告东北局“至少还须经一二个星期，也许更长时间的恶战，才能实际达到停战”。
27日，三人小组最终达成关于派遣停战小组前往东北执行停战命令的训令，规定小组之任务只为调处军事案件，并只应前往政府军与中共军冲突地点或接近地点，以制止冲突及进行必要与合理的调处。但是，美国代表吉伦另有打算。他甚至密令派赴东北停战小组中的美方人员要协助“政府军”：(1)占领所有村镇、城市及交通线上之要点；(2)单独管理所有公路、铁路、水运、空运交通，包括上述交通设备和两侧三十华里之地区；(3)占领并管理所有工厂、煤矿、电厂及其他设备之地区。因此，停战小组虽到达沈阳，却并未实现制止冲突的目的。蒋介石这时也有恃无恐地在国民党参政员会上公开扬言，对于中共在东北的所谓“民主联军”和所谓“民选政府”，“决不能承认”，从而完全堵死了和平解决东北问题的道路?
在连续作战两周时间后，林彪所部节节抵抗，终于在四平街西南兴隆岭和泉头车站与国民党新一军形成了对峙，但部队伤亡已达1700余人，而国民党的增援部队还源源不断而来。林彪明确认为：“在此种情形下及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下，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的可能性，和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他建议，“停止对长春之攻击”和对四平的死守，部队作战应以消灭敌人为主，而不以保卫城市为目的。以免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失了力量，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歼灭敌人的情况。
4月12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同意林彪的建议。两天后，苏军突然从长春撤离，再加上林彪部成功歼灭了国民党71军的一个师，毛泽东对东北作战的形势又马上乐观起来，因而再度批准了东北局夺取长春的意见。19日，长春完全占领。毛泽东电告周恩来称：“长春已得。已令彭林周陈高夺取哈齐，并发动群众整顿军队，为保卫长春而战，同时增强四平兵力，歼灭进攻之敌，坚决保卫整个北满至西南南满。我军已打出经验，寸土必争，决不退让。”他并指示东北局，要“做长期保持计划”，还应“考虑于短期内召集东北人民代表会议，成立东北自治政府问题”。
4月20日，在哈尔滨的高岗电告东北局和中?中央：苏军已确定25日撤完，今送两辆装甲车及一部武器。“交涉送十万步枪、一万轻重机枪，一千门炮，他答应我们进哈市后即会得到东西”。几天后，哈尔滨、齐齐哈尔等相继取得，毛泽东电告林彪：“东北战争中外瞩目。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三方同意之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以六个月时间调集的兵力、武器、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而我则因取得长、哈，兵力资财可以源源补充，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
尽?中共中央下决心“死守”四平、长春，但它实际上认识到，目前第一位的任务已经是“力求迅速停战”了。故周恩来很快即向国民党代表提出：东北已无接收主权问题，我只要和平与民主，政治上只要三分之一，军事上只提重定比例，并非想独霸东北，要求国民党正视现实，开始谈判。然而，仍旧握有重兵的蒋介石，是绝不肯在这种条件下来同共产党谈判的。以中共此时新组建的部队的战力，要顶住新一军等美式装备，并参加过印缅战争的精锐之师，守住四平、本溪，其实也是很难想象的。
从4月上旬到5月中旬，共产党约六个旅在四平一线阻击蒋军达一个月，顶住了近十个师的轮番进攻，伤亡近两万人，且兵力全部投入战斗，极为疲惫。不得已，中共中央决定必要时“应主动的放弃四平”，同时要求中共代表团根据马歇尔的提议，经民盟提出了“长春双方不驻兵”，组织“三三制民主政府”，市长由中间人士担任的建议。
但是，5月18日中共军队被迫撤出四平，22日长春被国民党新六军进占，蒋介石气焰大盛，此议遂不了了之。不仅如此，蒋介石还进一步挥师北进，迅速拿下了吉林，攻占了辽源、伊通、西丰、西安，只是没有力量追过松花江，进占北满了。
恰恰因为国民党一时无力进占北满，退据北满的林彪部队反而得到了充分休整补充和更换装备的时机与条件。不过半年之后，退入北满的十几万部队，就发展到46万余人。到1947年夏天，达到了73万余人。1948年年底，更是发展到了105万人，编成了12个纵队、14个独立师、3个骑兵师、1个炮兵纵队、1个铁道纵队、1个坦克团。国民党军反而因为防守的战线过长，兵力上更加捉襟见肘，很快就不是林彪的对手了。
苏联倾力援助，中共在东北转危为安，马歇尔调停失败
中共在东北军力的迅速发展，自然离不开苏军的帮助。还在四平保卫战的过程中，苏军就给予了高度重视，并从朝鲜苏军处调拨弹药应急，还特别询问东北局所缺武器情况。四平弃守后，苏军代表明确提出，中共是否有能力在关内另辟战场，称如此可减轻东北压力，陷美蒋于被动。如果中共有此能力，他们愿意帮助中共组织船只从海上经山东转运武器弹药。东北局电告中共中央说，苏军代表表示：“在朝鲜有相当数量武器弹药可以用来帮助我们。只要我们有办法，要多少有多少。”
坦率地说，四平之战的结果大大出乎毛泽东的预料。在长春弃守，国民党军长驱北上之际，毛泽东对东北战局的进一步发展也毫无把握。他虽然仍旧要求部队力争“保持北满东满某些大中城市，作为长期坚持东北斗争的有利的战略基础”，但东北局明确表示反对。因这次作战失利，东北局领导人头一次深感形势的严峻与危急。在5月26日的报告中表示，现在不要说守城，就是对追敌进行抵抗，都很困难。电称：“部队伤亡减员甚大”，“主力甚为疲惫”，“各地土匪乘虚弥起”，“敌向我党前进，我甚难作有力抵抗”。因此，东北局强烈要求作弃守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的准备，避免再与国民党军做拼死之战。6月3日，中共中央最终批准了东北局“作放弃哈尔滨之准备，采取运动战与游击战方针”，提出今后应“为在中小城市及广大村建立根据地而斗争”。
然而，毛泽东对在有苏军配合的情况下竟然不能在东北取得几个大城市从而背靠苏联建立强固的战略基地，无论如何都不甘心。因此，他几乎马上就接受了苏方的建议，不顾关内已实施了停战令的情况，命令山东的部队发起“报复作战”。他在电令中讲得很清楚，即“国民党占我长春、吉林，正向哈尔滨进攻，在关内各地进攻不停，其中包括攻我豫东，辰三十起北平蒋军大举攻我冀东。因此，我必须采取报复手段”，以便牵制蒋介石不能继续向东北增兵，并还国民党军以颜色。
与此同时，鉴于马歇尔坚持必须让国民党进占?尔滨、齐齐哈尔、满洲里、佳木斯、牡丹江等北满大中城市和中苏边境各战略要点，毛泽东极为恼怒。为尽可能保住哈尔滨等城市，他一面电告周恩来坚决反对，一面在万般无奈之下，破天荒地要求东北局向苏军求援，说明我军甚为疲劳，除非苏军“能立即出动实力，到哈尔滨等处协助我军，打击国民党，我方才可以拒绝国美上述苛刻条件”。
不难想象的是，苏军断难出兵帮助中共抗击国民党的进攻。好在毛泽东强烈担心的国民党军渡江北进的情况没有发生。苏军还是给了中共最直接的帮助，这就是将日本关东军留在北满的一部分武器弹药和重型装备留给?林彪的部队，使之很快能够扩编一倍，并大大增强了部队的作战力。不仅如此，苏方还按照他们5月间允诺的那样，由驻朝鲜苏军经中共南满辽东军区，向山东的中共部队提供了大批武器装备和弹药器材等。
据5月下旬辽东军区司令员肖华电告，第一批运送去东北的，有重机枪83挺、轻机枪32挺、子弹43万发、炸药1万箱，还包括一批电气材料、广播电台、印刷材料和摄影机等，均秘密由安东通过海路运去山东烟台，送交给了陈毅的部队。6月，朝鲜苏军又进一步接连向山东的中共部队提供了两批武器弹药，其中第三批就有步枪5000支、子弹300万发、高射机枪20挺、重机枪30挺，并有其他资材一批。这种大批量的武器弹药输送一直分期分批进行到8月份，仅7月15日到8月7日，就运送了12145支步枪、182挺重机枪、506挺轻机枪、167个掷弹筒、7门炮、11164把刺刀、1000余万发子弹、43588发炮弹、6700发掷弹筒弹、22万斤炸药，以及500箱填装炮弹的火药等武器弹药到山东。
由于8月中旬负责东北局后勤工作的萧?光向朝鲜苏军要求开始向东满转运武器弹药，向山东运送军事物资的工作一度暂停。中共中央得知消息后，马上进行了干预，指示东北局：“华北战事激烈，弹药极缺。肖华前计划运送子弹二千万发，炮弹数万，步枪机枪及炮若干，极为重要。”请务必指令有关同志交涉速运，必须于烟台、威海尚在我手时完成运送。
据此，肖华又得以很快组织南运了炮弹火药3500箱，并从辽东军区炮兵团的炮弹中抽出2000发山炮炮弹和50万发七九子弹运去山东。苏军得知关内战事弹药极缺的消息后，也马上从图们转交给中共100多节火车皮的弹药，紧急援助中共。到9月，?鲜北部所存日军各种子弹、炮弹、炸药和各种枪炮等已全部运抵安东，其数量之大，已非过去海船运量所能承受。故根据辽东军区的要求，中共中央明令胶东军区：“派得力干部迅即集中所有轮船至安东，运输物资，愈快愈好”，并要求详细报告何人负责、何日出动及每次运量多少。中共胶东区委很快组织了数十只较大型的汽船前往安东往返运输，所运物资除少部转运到晋冀鲁豫根据地外，大部均运往临沂集中。中共此后仍旧继续从北朝鲜方面得到弹药的帮助，但多半是花钱从北朝鲜自己的炸药厂购买的。后因安东10月25日失守，辽东部队主力和伤病员全部在苏军?应下撤入朝鲜，此一运输通道亦被切断。
在此之后，在北满的中共军队还成功地取得了苏军1946年撤退前从沈阳、长春一带运到满洲里贮存起来的一大批日式武器装备，大部分都是重武器，包括坦克、大炮之类。在东北局军工部部长何长工的指挥下，用火车拉了几天才拉完。
而苏联以租借名义占据的旅大地区，事实上也成为中共支援前方作战的重要军需物资供应基地。除了铁路和港口直接由苏方管理外，地方政权和主要经济部门均交由中共控制。因此，旅大的军工生产企业也为中共前线供应了相当数量的军用物资。据时任大连市委书记的韩光介绍?从中共进入旅大至1949年，旅大为前线提供了1200门迫击炮、450吨无烟火药、50余万发炮弹、80余万枚引信、30万套军服和其他大量军需用品。
从1946年12月开始，苏联政府以及苏联武装力量部和后来的军事部，还通过贸易机构直接向中共提供物资。仅在1947年里，苏联就向中共华北和东北根据地提供了价值15100万卢布的各种武器、设备、战略材料和工业。1948年间，更达到33540万卢布。1949年，又增长为42060万卢布。有关这项援助的数字，现有两种不同说法：沈志华引用的数字是，1947年9300万卢布，1948年15100万卢布，1949年20500万卢布；陈晖?用的数字是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15100万卢布，1948年33540卢布，1949年42060卢布。因沈志华所引数据是1977年苏联出版物中的数据，而陈晖引用的数据是2005年列多夫斯基补充提供的，故这里以陈晖所引数字为准。唯笔者对1946年12月至1947年1月仅两月即提供15100万卢布这一数据存疑，注意到其随后的数据均以年为统计单位，故推测陈晖这里的1947年1月当为1947年12月之误。
苏方军事帮助的意义，东北局的感受最直接。部队进入北满后与苏军三个多月的密切合作，使东北局明显又增强了信心。他们告诉中共中央称：抗战结束后，我党的最大胜利就是我军进入东北。如今，只要我军能够再取得几个月的休战时间，就能利用已经得到的成批的大炮，建成自己的炮兵部队，进而初步创立起一个广大的根据地。只要能够建立起这块背靠苏联的根据地，就能在苏联的帮助下，“建设数十万现代化的人民军队”。又过了一个月之后，形势变得更加明朗，东北局更进一步向中共中央提出：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的武器装备的技术条件，完全可以“依国际联系建立优越武器装备的军队”，现在的问题是需要大批营、连、排干部来扩编军队，尤其是急需一大批人“来学飞机坦克大炮”。他们强烈要求中共中央分令各区再抽调人员尽快经大连转送到北满来。
同样，中共中央这时也对关内作战的效果感到满意。从6月下旬国共双方在关内再度开打，由于得到了关外源源不断地输送的武器弹药，几个月时间中共在华北地区就已成功歼灭国民党军二三十个旅。这时，直接参与军事指挥的彭德怀最感到兴奋的，就是部队在“技术上提高了，装备加强了，炮兵增多了”，因而“士气高涨了”。与此相反，中共作战并不感到弹药紧张，蒋介石的家当却越打越少，“美日武器弹药用掉了大部”。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不仅对与国民党再谈停战不感兴趣，就是对美国的调处?不再需要了。毛泽东几度指示重庆代表团不要再提停战问题。中共中央并且已经得出结论，宣布说：“此次战争实际上敌人是美蒋……我们在现阶段的基本政策，是对付美蒋两个结合一体的敌人，即是反美国帝国主义又反蒋介石封建买办集团。”还值得一提的是，大量利用有技术的日本人为我所用。1946年林彪部退到北满后，就征用了8000多名日本籍的医生、护士组建军医院，医治大批伤病人员。同时，还大量利用日本的军工技术人员和其他军事技术人员，组建自己的军工厂、航空学校和炮兵学校。因而创建了中共军队规模最大，也是最现代化的军医院、军工厂和?事学校，使东北部队的后勤和技术保障能力极为强大。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不顾中共代表的强烈反对，夺取了中共控制的张家口。国共关系事实上已经破裂了。
11月15日，国民党不顾中共和民主同盟等中间党派的反对，单方面召开不符合政协决议程序的，而且只有国民党和两个小党派的代表参加的国民大会。四天后，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等一行人毅然返回了延安。
12月1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表示将继续支持受到中共和民盟等中间派反对的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这表明，美国已经被迫公开表示站在蒋介石国民党一边，马歇尔?中国的调停工作自然失去意义了。
1947年1月8日，一直以为能够在中国作出一番成就的马歇尔黯然离开了中国。而中共中央在2月1日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仔细盘点了几个月来的战绩和国内外政治形势，明确认为：“我军如能于今后数月内再歼其四十至五十个旅，则军事形势必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人民反美反蒋的人民大革命毫无疑问地将要到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