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帝制：从晚清到民国的历史回望-秦晖
第一章 “演员”越来越清晰，“剧本”越来越模糊
辛亥革命“成功”了吗？
“辛亥观”的演变
“细节化”的辛亥叙事：什么是政党
革命还是立宪：也许是个假问题？
“政治革命”还是“种族革命”
和平的君主立宪可能吗？
细节越来越清楚，背景却越来越模糊
第二章 “改朝换代”与君主和平立宪的可能性问题——“封建”与帝制的比较
假如辛亥前是汉族王朝？
此王朝并非彼“王朝”
“光荣的女王”是个“亡国之君”？
“有国王的共和国”与“半封建”帝国的宪政之路
辛亥中国：革命为什么成为大概率事件？
第三章 为什么人们厌恶了帝制？
大灾难的形成机制
西方争论的中国版
周期性浩劫与“乱世增长”
如此仇恨为哪般？
重审历史上的“制度”问题
第四章 不仁不义的帝制和亦道亦德的宪政——辛亥之变的价值观基础
向往“飞天”的传统
陈荔秋这个人
陈兰彬口是心非
从陈兰彬想到刘锡鸿
“天下为公”，还是“天下为家”？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
第五章 “宏大叙事”与“祛魅”——辛亥革命与保路运动的若干解析
晚清的大势所趋
既往“宏大叙事”何以不受欢迎
“祛魅”重在已成为事实的行为，而不在追究动机
关于保路运动的“祛魅”
要害不在于是否“国有”，而在于如何“国有”
在国有、私有的“宏大叙事”背后
第六章 “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上）
“西化”与“现代化”说法的由来
“文化”的“西化”与“制度”的现代化
太平天国：中国的“西化而非现代化”大潮
“洋兄弟”为什么翻脸：国际关系好坏并非“文化”问题
第七章 “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中）
中世纪式的“西化”与秦始皇式的焚书
最“规范”的西化：洪秀全如何反对“修正主义”
“拳民”与“教民”的由来
义和团只是“民教冲突”的产物？
第八章 “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下）
关于义和团的“爱国”与“愚昧”
义和团“反西化”：又一次“文化”灾难
既不“西化”，也不“反西化”的辛亥革命
第九章 辛亥革命：“成功”，“尚未成功”，还是“失败”？——关于革命失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的辨析
“成功”，“尚未成功”，还是“失败”？——关于革命成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的辨析
辛亥革命“失败了”的说法讲不通
民国历史的第一面相：兵荒马乱，民不聊生
民国历史的第二面相：乱世中的现代化步伐
中国人口模式的转变发生于民国时期
民国经济对印度的“赶超”
关于民国经济评价的两个辩论
工业化的畸形问题：东北与香港之别
逆差中的繁荣：全球化中的民国经济
历史的先声
第十章 民族主义的实践：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
关于民族、民生、民权的“三阶段”说
民国时期的外患主要来自日、俄
盛世才投靠苏俄
国内斗争、列强争夺与国权维护
共赴国难：抗日战争中的“正面”与“敌后”
抗日与摩擦：关于“积极”与“消极”的讨论
从五四抗争到华盛顿会议：不同往昔的“红白脸”互动
第十一章 “半殖民地”状态的终结：再谈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
“华人不自为之，其祸可胜言哉！”
恢复关税主权与司法主权
政治多元化与外争国权的关系
中东路事件：“革命外交”的最大挫折
“解脱百年枷锁”：对日抗战中废约的实现
“半殖民地”色彩的消除
中国已经跻身于“列强”？——以入越受降为例
附录：为什么中国对日关系会“以德招怨”？
第十二章 抗战后中国巩固、强化国家权益的曲折历程
新疆“内向”及苏联的反扑：“第二东突”事件
1960年代新疆问题的最后解决
“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第十三章 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
一 导言：从“救亡压倒启蒙”谈起
二 “压倒启蒙”的是“救亡”吗?
三 新文化运动倡导的主要不是民主，而是个人自由
四 “启蒙”之前的革命与革命之前的“启蒙”
五 结论
注释
第十四章 两次启蒙的切换与“日本式自由主义”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二）
一 “个人自由”与“日本式自由主义”：西儒何以对立？
二 “日本式自由主义”：“个人独立”如何接轨于“军国主义”？
三 新文化运动中的“个性解放”与“社会主义”
四 反思清末法律论争（上）：反掉了“家族主义”的是一种什么“国家主义”？
五 反思清末法律论争（下）：“礼法之争”还是“儒法之争”？
六 结论
第十五章 从“日本式自由主义”到“俄国式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三）
一 启蒙运动真正大变化之开端
二 “娜拉出走以后”：从日式自由主义到俄式社会主义
三 从“儒表法里”到“马表法里”：历史的循环与启蒙的再出发
四 总结
附录 陈丹青——两位同龄人的观念对话录
书评 巨轮调头的时刻
前言
本书是笔者近几年写的一些近代史文章组编而成。2011年时逢辛亥百年，我应报章之邀开了个专栏，就中国“走出帝制，走向共和”中的许多问题谈了些管见。本来的初衷，只是想就近年来从“保守”方面批评辛亥的潮流做出回应，提出在当时的中国搞虚君宪政未必比搞共和容易、“革命与改良”之别不等于“暴力与和平”之别等几个我考虑多年的观点。但后来一发而不可收，又对民国时期的一系列问题提出了看法。等到这一年结束时已经积累了十六七篇文章，有人建议结集出书，但是当时觉得还不成体系（主要是民国部分本想按民族、民权、民生这三个“主义”来理出三个线索，但只写成了第一个线索），想补充些内容却又因为“百年”已过，我的关注点已经转移到其他方面，就拖了下来。
到了2014年“一战”百年、2015年新文化运动百年，我又写了些相关文字。这期间还对太平天国与近代中日关系也发表过意见。所有这些看法其实都来自多年以来我对近现代史的一个宏观构想，它们之间的有机联系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当朋友建议我把它组编成一本专著时，我觉得可行而且有必要了。于是就有了这本书。
我本来的专业领域并不是近现代史而是古代史，但是这二十多年来，我对改革开放与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些现实问题也进行过研究并发表过见解。而近现代史介于古代与现实之间，有时候是绕不过去的。我不相信在今天信息爆炸的时代谁还可
以把做一个高水平的“百科全书式学者”当作目标，但我同时也相信，对人文学科中任何微观问题想要进行有水平的研究，都离不开宏观的视野。如果你对某个问题要有深入的认识，只是就事论事而不去对相关知识领域进行扩展性的了解，对其因果链的所及进行延伸性的探究，那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有责任心的学者就不能太为过窄的学科畛域所限。
反过来讲，“跨界”的研究也常常可以开启思路，发现一些囿于“饾饤之学”者所不能看到的奥秘。李鸿章等人对晚清以来的中国都说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之类的话，怎么理解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以前“三千年未变”的这个“局”究竟是什么？这个延续如此之久的局面是如何形成的？造成这个局面的过程是否要算是几千年前另一次“大变局”？延续这么久的“局”为什么到晚清就延续不下去了？难道仅仅是因为外国人打了进来？
显然，不了解这些，就不可能真正弄懂清末民初这个“大变局”。而恰恰在这方面，我觉得研究过古代史的学者是具备有利条件的。
过去我们的史学界和思想界对此是有一套说辞的，那就是所谓“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到了晚清已经千疮百孔，这时与西方一碰撞，自然就“破局”了。
但是这些年，这个说法已经面临严重困境。这主要还不在于“封建”这个概念现在普遍被认为误用（笔者也认为是误用，所以本书中已经不用“封建”来描述“大变局”之前的清代社会，而按这个词在古汉语中的本意，用以描述中国的先秦时代），而在于因为中国现状的改善，人们对中国既往（无论称为什么）状态的评价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的“破四旧”如今已经变成“通三统”，过去言必称“万恶的旧社会”，现在常说的是“几千年优秀传统”。有人说鸦片战争前清代经济产值是世界第一，政治是“父爱式的管理”，伦理道德更不用说是全球独步。但这个样样都好的状态怎么就陷入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了呢？
于是有人说，千不该万不该我们在19世纪被人打败了，结果失去自信，盲目认为“挨打证明落后”，于是礼崩乐坏，鼓捣出了这么个“大变局”。
真是这样吗？“三千年”来天朝从来没有被人打败过？礼崩乐坏只是在19世纪与洋人接触后才发生的？
这就要追究到近代以前的历史，乃至原来那个未变之“局”的由来了。过去的“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说的确很陈旧了，许多说法已经站不住脚。但反过来说那个局一切都好，我们就没法理解“三千年未有之变”何以发生。
研究古代史几十年，我自认为还是有不少心得的，在这基础上来琢磨这“大变局”，我想是可以有些独特的视角，可以与近代史方家及广大读者交流的。“三千年（套用前语大略言之）”前开始的“周秦之变”经过数百年沧桑成了个“局”，此后尽管历朝迭经演进而积重难返，直到清代仍然大体格局不变，这个局就是秦制，或曰帝制。到了近代在中西碰撞的激发下，国人终于开始了走出帝制、走向共和的过程，即“三千年未有之变”。我觉得，迄今为止的中国历史头绪纷纭，但抓住了这一头一尾的两大变局—形成我们过去主要传统的“周秦之变”，与历时百余年我们至今仍身历其中的“晚清以来之变”，也就能真正把握中国悠久历史的脉搏，并看到今后继续努力的方向了。
我一直有心把这古代、近代两大变局，以及两大变局的社会变迁和观念变迁两大层面套在一起，写一本《世道与心路：从诸子争鸣到新文化运动》的书，但那并非短期可就。现在这些文字，只是在晚清以来“走出帝制”的范围内做些探讨。其毛坯一部分原来是报刊上的专栏文章，无法多加注释，一部分则是学术论文体，体裁不尽一致，但论述逻辑还是前后一贯的。
还要说明的是，近几十年来近代史研究在各方面进展很大，尤其是史料发现和史实考证方面，近现代史的进展与古代史不是一个数量级。但是识者也指出，在积累了如此多的具体新知的基础上人们应该有深入的思考和逻辑分析，从而给出一个描述、理解和解释这百年宏观进程的更新版本。而在这方面的现状是不尽如人意的。作为非近代史专业科班出身的笔者，在这本书中不会提供什么独家秘档或珍稀秘籍，但希望能在尽量掌握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利用常见史料和延伸背景知识，能够贡献一得之愚，为上述目标提供一些推动力。
感谢鼓励我出这本书的朋友们，他们的鞭策使我这个懒人得以摆脱懈怠。感谢编辑、出版本书的群言出版社诸位同仁以及近年来首先发表其中一些章节的《南方周末》等报刊，我常常感到他们的使命感非常了不起，他们对文化事业的贡献不在书斋中学者之下。
秦晖
2015年6月于北京蓝旗营
第二章 “改朝换代”与君主和平立宪的可能性问题——“封建”与帝制的比较
第四章 不仁不义的帝制和亦道亦德的宪政——辛亥之变的价值观基础
第五章 “宏大叙事”与“祛魅”——辛亥革命与保路运动的若干解析
第六章 “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上）
第七章 “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中）
第八章 “西化”、“反西化”还是“现代化”——太平天国、义和团与辛亥革命的比较（下）
第九章 辛亥革命：“成功”，“尚未成功”，还是“失败”？——关于革命失败与革命理想是否实现的辨析
第十一章 “半殖民地”状态的终结：再谈中国“站起来了”的历程
第十三章 重论“大五四”的主调，及其何以被“压倒”——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一）
第十四章 两次启蒙的切换与“日本式自由主义”的影响——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二）
第十五章 从“日本式自由主义”到“俄国式社会主义”——新文化运动百年祭（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