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北平治伤
大约经过了半个月的时间，我的右眼虽然不流泪，但已处于半失明状态，视力只能看半寸以上的大字，报纸只能看大标题，一般文字完全看不清。因此我向陈、罗首长报告，现在情况已缓和，能否趁此机会批准我到北平治疗眼伤。我之所以提出这个要求，是因为1937年卢沟桥事变前夕，我在军委二局时，组织上曾派我化装到北平，搜集日、伪、蒋军的情报。当时我正患眼疾在延安未治好。到北平后，由住在南汉宸家中的张经武同志，安排我的住地，并配合我的工作。同时张经武还指定王世英同志协助解决我的治疗问题。当时，在日本同仁医院治疗眼病，治疗结果很顺利，不到半个月，就把眼疾治好了。
由此经历，我即向陈、罗首长要求，再到北平同仁医院治疗眼伤。陈。罗首长考虑，现在北平情况与过去完全不一样，又没有什么可靠关系，安全保障是个大问题。他们曾提出，如果到济南去，还可以利用地下党的关系。我认为，我对济南的治疗技术不了解，对北平同仁医院比较熟悉，而且北平的医疗技术可能要高明一些，治疗效果可能会更理想一些。再者，我是多年告情报工作的，对付明的，暗的敌人由一定的经验，因此到北平安全问题不大。最后陈、罗首长同意我去北平。由陈光批给我数量不大的经费（一百元伪币），由本科参谋李大中及政治部敌工部长王立人各支援我伪币数十元。
当时组织上还安排山东纵队第6支队政治部的组织科长帮助我在北平解决部分治疗经费问题。他是北平人，家境甚富，他给其父亲写了一封信，说我是他的好友，去北平治疗疾病，请在经济方面给予帮助照顾，所有我没有向组织多要经费。
9月初，我化装便衣离开部队，在泰安以北界首车站登上火车、直上北平。我在前面外找了个旅馆，暂时住下。这里到同仁医院不远，交通方面。次日就到同仁医院门诊。到医院后，我才发现以前给我治病的人，已经不在了，现在的大夫一个也不认识。我向医院介绍1937年6月曾在这里治过眼病的情况，他们很快就把当年的治疗病案找出来了。但是目前的病情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我不能实情实说，完全是编造的假话。初步检查后的第二天，医生对我说：“你现在的病情比那时严重，在治疗上耽误了。现在住院治疗，可能要进行手术。”
我一方面继续门诊，另一方面考虑住院问题。住院有两个问题：第一住院治疗费相当贵。我曾到位于崇文门外头发胡同的那位组织科长家里去拜访。这是个四合院，相当宽大，门面也很讲究。第一次见到他父亲还比较客气，我把他儿子写的信交给他后，就让我进他的北屋客厅落座。他主要是打听他儿子的事情，听我说是在八路军山东游击队里工作时，就表示惊讶，心情不安。三天后，我第二次去向他借钱时，他根本没让我进他的北客厅，而是站在院子里等，他慌慌忙忙进屋去拿了二十元伪币给我，并说：“以后请不要再来，防止日本宪兵队知道。”我一看大失所望，对方完全采取逐客关门的态度。我对他说：“你儿子是八路军的干部，我是他的好友，八路军是干什么的，我想你是清楚的。他给你的心中不是已经说明，我的治疗在经济上有困难，请你帮助照顾。现在医院要我住院治疗，我带的钱有限，因此以后请你帮助的地方可能不少。”他听了之后，态度稍微缓和了一些，说：“唉，我现在处境也很艰难，手头并不宽裕。”据我观察，这个人并不是没有钱，主要是害怕，既怕别人知道他是八路军的家属，又怕别人知道现在还正供给八路军干部治病经费。因此依靠他帮助解决费用问题，显然希望极小。第二，同仁医院是日本人开的眼科医院，自医生护士中日本人占优势，全部讲日语。现在北平是日本鬼子的占领区，在那里看病住院的，多是日本人和汉奸。一般老百姓到那里看病住院的也有，但多是比较富裕的人。而协和医院是美国教会医院，名气也不小，又带有慈善性质，在那里看病住院比较便宜，所以一般老百姓都愿意到协和医院治病。
我在同仁医院就诊了一个星期左右，病情不见好转，住院治疗又怕费用不够，因此决定到协和医院门诊试探一下。经过协和医院眼科门诊检查后，大夫对我说：“你的右眼角膜已呈浑浊现象，需要施行角膜移植手术，因此要住院治疗。角膜移植手术成功的可能性是50%到60%如果不成功，视力可能尚不及现在。”我不懂什么是角膜移植，大夫对进行了解释。我又问：“住院手术需要多少费用？”答曰：“住普通病房，大约每天手两三块钱，你考虑后，如果同意，即来办理住院手续和在手术书上签字。”我考虑再三，决定住院手术撞撞运气，横竖现在右眼已半失明了，不进行手术，无法恢复正常视力。
第二天我就去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以后又在手术单上签了字，住在一间有四张病床的病房。几天后就进行了手术。又过了几天大夫来会诊，将右眼包扎的绷带打开一看，失败了，什么东西也看不清楚，好像处在浓雾茫茫之中，报纸的头号标题大字也看不大清，但自己伸开手掌，尚可分出五指。由于大夫会诊，全部用英语，所以他们究竟讲的什么，我听不懂，一点真实情况也不知道，心里很着急。当时给我治疗的主治大夫名叫张晓楼。次日我问他：“手术为什么没有成功？”他没有明确地回答，只说：“我吗正在研究。”我越想越后悔，如果在同仁医院治疗，可能不至于如此。主要怨自己带的钱太少，依靠别人帮助是靠不住的，这一点事先估计不足。又过了几天，张晓楼大夫向我宣布：“你的眼睛这次角膜移植不理想，三个月之后再来，重新手术。现在你可以再疗养十天，疗养期间一切免费。”
我被转到疗养室住了十天后出院，随身所带的钱，所剩不多，不得不再去头发胡同借钱，结果只给伪币十元，气得我要命，只好勉强接收，我连一个“谢”字都不曾吐，扭头就走了。
乘车回到山东泰西师指挥机关，我向师首长报告了在北平治病情况。陈光说：“三个月后你还去不去？如果去的话，可多带点钱。”我说：“现在正处在战斗紧张期间，我暂时不想去了，以后再说吧，侥幸的是左眼视力正常还可以工作。”陈光接着说：“那好，以后有机会再去吧。”以后抗日战争更加艰苦紧张。抗日胜利后接着又是解放战争，更无机会治病，这是留给我终身痛苦的一次创伤。北平回来后，师卫生机关发给我战伤二等甲级残废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