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章与律师再见面
2001年5月，是我与张思之律师诗约二十年后，在北京的首次见面。我把1981年特别法庭审判后，在复兴医院写的白话小诗《评律师》按约定送给了他。说实话，我没有想到，张大律师苦等二十年索要我李某人小诗的执着。
我和老伴像见到老朋友一样，与他愉快地畅谈了两个多小时。谈话结束时，他把他的新作《我的辩词与梦想》作为回礼送给了我。
几年后，孩子们拿来一篇他写的《诗评律师，可堪入史》的文章，我看后，觉得写得不错。经作者同意，将此文收录我的回忆录中，供读者从另一侧面了解当时的那段历史。
2007年2月，孩子们将张思之律师接受香港凤凰卫视《口述历史》节目采访的录像拿给我看，我认真地看了两遍。我让冰天打电话，将我的观后感告诉张思之，我的评价是：“这次‘边鼓’敲的不错，比上次好”。据说思之先生在电话中哈哈大笑，连说谢谢。
凤凰卫视对张思之律师的采访节目影响不小，节目在全球和国内播出后，美国、加拿大等国及国内的不少朋友纷纷给我来电话，一是询问我看节目了没有，二是对张思之律师实事求是，敢讲真话、实话的精神表示钦佩。
2007年4月，我在安贞医院住院期间，再次见到了老朋友。
诗评律师，可堪入史
——重访李作鹏前副总长索诗琐记——
张思之
1993年的夏天，为自编的集子写了个长篇《后记》，交待了一些诉讼的庭外资料，其中涉及李作鹏案，我讲的是——
“对于李作鹏一案，倒有两点可说：第一，人们都说，那时的辩词都是上面定的，律师念念而已。这话，出之于估计，有对的一面，但也绝非全对。关于李案，辩词中有两点是我顽强地坚持下来的。一是律师认为‘庭审活动符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这不是多余的废话。在我看来，庭审活动是否合法，律师有责任发表见解并请求法庭予以确认，从而加强律师制度对于审判活动应有的广泛性的监督作用。二是对于李案的判处应考虑他‘早年革命的历史’。辩词中的这点意思表达得极其委婉，反映着当时意见的不一。我至今认为，对林、江‘两案’中的五位武将的罪过，如能考虑到各人的历史因素，会判得更为公允。作为律师，似乎应把这层意思说到。
“第二，案结后，我与苏惠渔教授再次会见李作鹏，征询他的意见。他微笑着，把手从棉衣袖筒里利索地抽了出来，说了这么一句：‘你们的辩护，好比敲小鼓，可只是敲了个边儿，没敲到中心点上。’‘呵，敲边鼓!能不能说具体点?’——我问道。这位年轻时专事破译密码的行家，脑子的确转得快，他并不正面回答，有点漫不经心地说：‘不怪你们!’他不直说，倒使我联想到一曲著名的山西民乐——‘滚核桃’。乐手们把鼓槌扬起，击打得有声有色，但却始终在鼓的边缘处滚动，并不触及核心，闭目静听，宛如许多核桃在滚动。难道这是他对律师工作的刻画？难道我们在滚核桃?心里很不自在，一时却又无言以对。临到谈话结束行将道别时，他冒出了一句：‘写了首诗给你。’我有点情急，想马上看，不料他却告诉我：‘二十年后给你!’我无可奈何地答复他：‘那好，我等二十年。’”
“几年前就听人说，李已经被释放，在安度晚年。他那首写给律师的诗作却还没见到，我一定等到2001年!”
待到2001年春节刚过，是整整20年之后，探听到李作鹏安居太原。于是情托在山西有知交的一位作家代为打探。她很热心，很快传来消息：“据作协同志说，前两年还见过他，近年不见，听说回北京了。”几经辗转，解放军总后的一位同志通过我们事务所主任吴以钢律师告诉我：“李作鹏在北京，很少见人，愿不愿意同你联系，得问问他的意见。”两天后，传来李的电话号码，总后的那位同志说：李愿意见。我当天就与他通了话，表示想去看他。从声音里能听出他挺高兴。只是说：“五一前后，孩子们都回来，人多，家里乱。”于是相约五一节后见面。通话中没说起写给我的诗。
5月16日，恰是文化大革命《五?一六通知》的25周年，当时却没想到。那天，风沙狂袭京城，行路极难；早几天约定的时间，又不想再改，于是商请傅可心律师驾车作伴，准于上午10时到达他在京郊的新居。门启处，他和夫人已在门口。他左手握着一卷纸，挥动右臂，连声说：“欢迎！欢迎！”一边把我们让进客厅，一边说：“这些年，我不见人，你是例外！”我觉出了这话的份量，同时忙把傅律师介绍给他。他依然很爽快，应道：“好呵，你们一块的，欢迎！”沉钟似的声音，加深着入门时的第一眼印象：20年前的囚徒晦气尽扫，仍旧一派军人风采。不知他是怎样熬过或者闯过了那漫长的铁窗生涯？
坐定，他说：“20年了，你还记得我，想到我，真的很感激！”不等我开口，董夫人跟着发挥了一句：“可得谢谢你为他作了辩护。那年头，谁还会替他说话？”我理解夫人的心意，但仍然有一点莫名的不自在，因为自觉有愧，可一时又不知该如何答对。李接过话头，使劲拍击着我的左腿，大声地说：“是得谢谢你哟！两条大罪，给我抹掉了。”我说：“讲谢，可不敢当！实在没做好。”他站了起来，竟又重复着20年前对我说的一句话：“不能怪你！”同时就把手握着的那个纸卷递给了我：“当年写给你的诗。”真的是心有灵犀！他还记得这首诗，并且不忘20年前的诗约，料到我为索诗而来。我顿时兴奋起来，几乎是语无伦次地说：“等了20年，太好了，真的想看看。”随即舒展开那薄薄的纸卷，是张打字纸，大号仿宋体，逐字看去，写的是——
评律师（1980年于复兴医院）
李作鹏1
尊敬公正人，天知无偏心。官方辩护词2，和尚照念经。遵命防风险，明哲可保身。边鼓敲两下，有声胜无声。
注1：签名是手写体。
注2：（作者原）注：律师的辩护词，要经官方修改批准，然后照本宣读。
一首典型的即兴打油诗，明白如话。所谓“公正，无偏”，在那个年代，承办那样的政治性大案，对处于萌芽状态的弱小律师，非不为也，实不能也。个中况味，天人共知！但这是20年前的被告人写给他的律师的诗作，更因其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代中国法制建设的历程，又自有其不同寻常的价值，遂转手递给小傅，不知这位年轻律师是否能从中体察出一点东西。傅轻声念着，尚未终篇，作者可能是担心我不能承受，或者怕我面对诗作中关于律师并不公正的讥讽会不免尴尬，急切地打断她，冲我作着解释：“这是当时写的。要是现在写，不会是这样。”我应道：“等了20年，想看的就是当年原作。要是现在写的，又是另一回事了。”
“你的意见呢？我想知道你的意见。”——他问我。
“遵命有之，风险却并没有，用不着‘保身’。讲‘明哲保身’，不大符合实际情况。”
小傅接着争了一句：“张老师他们不会明哲保身的。”
李毫不迟疑，立马表了态：“要允许明哲保身，那个整人的年代，能自保也不易！”
话一出口，从内容到情态，无不让我感到：还是那种“狗屎”脾气，依然那副刚硬性格，真是秉性难移，一样地“要改也难”呵。不过话说回来，考察一部党史，又不能不认为他讲得对。那些年月，阳谋阴谋，时时处处，交互为用，得心应手，人人自危，自保不易。因而不必也无意争辩。更何况，各抒己见有什么不好？一个“一致”，一个“一律”，把十几亿国人弄得好苦。意见相异，即使不能互补，难道就不能互相宽容？记得上世纪80年代中期，朱厚泽同志主政中宣部，他按照耀邦的思路，提出“宽容、宽厚、宽松”的“三宽”方针，深得民心；实践证明，行之有效。此中经验，实宜铭记。
至于诗中“官方辩词，和尚念经”之论，前引《后记》已有说明，不必重复。只是他的“边鼓论”却如20年前一样，重重地敲打着我。一方面，觉得有点尖刻，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它击中了我的要害，他倒是敲到中心点上了。把律师辩护喻之为敲边鼓，统观全篇诗意，无疑就是对律师作用的评价，正点诗题。不过，细一琢磨，此喻又反映着权利与权力的深刻矛盾及其解决渠道的未畅，是故边鼓之声是否真的会胜“无声’，怕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了。于是信口说了一句：“这最后两句，挺有意味！”话说得如此含浑，实由于有难言之隐。我心中想的是：否掉两条大罪的辩词犹被视为“边鼓敲两下”，如触及鼓心，不涉禁区才怪！当年我是“驯顺工具论”的忠实执行者，明知“两案”审判是政治任务，怎么可能将鼓槌移向禁区敲击？他说“要是现在写，不会是这样。”容我套用一下：“要是现在辩，也不会是那样!”律师工作经过了20多年的砺磨，敲打边鼓的形象已经渐少渐淡，这是很值得欣慰的。但走过的弯路既有鉴戒作用，敢不铭记?
一次短暂交谈不易说清，决计拨开话茬，转而问他：“那场审判，你那时有没有意见?”他没加思索，冲口而出：“还是那句话，是我的，我决不推!不过，今天可以对你讲，当时我替两个人打了埋伏。”
“谁?”
“毛和周!”
如此这般点出最最敏感的两个人，我为之一震。他这话来得疾，止得也脆。我与人交谈，一向信守一条原则：对方不讲的要闻，决不探底。不过说实在，我很难猜中他是怎样地为他们打了哪些“埋伏”，事后揣测，可能事涉“9?13”林彪从山海关强行乘坐三叉戟出逃的那紧张一幕及其背景。因为这件事据《起诉书》的指控李作鹏负有他特定的责任，对此他当时就曾表示过让历史作结论的意见。然而，他们那代人，也包括我这一代，要做到对历史负责可真不容易。周临终无一言留下，尽管他亲历身受的种种终有解密大白之日，但他的所思所想，他的感悟和心态，也许有很多东西会成为“千古之谜”。我不知道对历史负责与对人民负责能不能分割分裂，但我敢说，一个人如果只会唯上是从，到头来恐怕既做不到对历史负责，也不见得就能完全做到对人民负责。
接不上他这话茬，只能沿着自己的思路说话：”不管别人怎么看，我至今坚持在“两案”审判中，几位有战功的老将，同那五个文官的情况大有不同，对于这一层，下结论时应当有足够的考虑。”
他并不直接回应我的想法，提高了嗓音，像吼似地说：“什么战功!当个普通公民挺好!”顿了顿，又冒出一句：“老实说，当年过草地，不是我，也难!”
我一向自以为看过一点战史，却听不懂他这话的含义，于是急急问了一声：“怎么回事?”
他可能有点动情，击打着我的腿，说道：“那时，敌人兵分几路，围截，围攻，围剿，他们想怎么打，怎么搞死红军，不是我们破译了他们的密码，对他们的行动了如指掌，怎么走得出草地。”说完，把头扬起，似在回味当年情景。端详他此时神态，依稀能见他草地突围14年之后，在辽西战场围堵廖耀湘兵团，终致其全军覆灭的英姿。这位当年四野六纵的副司令员，年仅34岁。赫赫战功，何止密码破译!
“这些，为什么不写回忆录，留下来?”
“写了。100万字。”
“有些问题，比如四野和林，怎么下笔?”
“实事求是。我从来不信那一套：说一个人好，比香花更香；说一个人坏，比狗屎还臭!”
简简单单，三言两语，已把问题概括起来，点透了。我当然知道，在当代中国，实事求是，不是最难也属很难；但我相信，他的回忆录在主要之点上会做到。
“什么时候发表?”
“等我死后。”他答得没有商量余地。
“可得保存好。”
“输入电脑了。”他透出一副开心又有点诡密的模样说：“还有备份。谁也拿不走。”
言者无心。这句“谁也拿不走”钩起20年前审李期间的一段使我终生难忘的旧事——
李案开庭前不久，“两案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得到狱中发来的报告，说李作鹏天天都在写东西，自称是“最后陈述”。写时很诡秘，似在防着看管人员，因此无法知道内容。
审判庭庭长伍修权将军在军中曾是李的直接上级，对他深有了解，也猜不出他会写些什么东西，又担心他在法庭上不顾三七二十一的扯出不好收场的问题，于是要求律师“再去见见，摸清底数。”我和惠渔都没有抗不执行的能力，在我甚至连“抗”的愿望都没有。我们次日就到了复兴医院，他因病在那里治疗，其实无非是换了个关押环境，依然是囚徒待遇。我们去会见，“两案办”的一个电话通知，就完成了通常需要的手续。
会见的气氛是轻松的。先是言不及义地问了他的近况，而后再次交代了特别法庭的审理程序，扼要说明了被告人享有的诉讼权利，包括“最后陈述”权。他听完就来了一句：“我写了份最后陈述。”我们正专注地听着，他却拐了个弯，似乎是漫不经心地说道：“缝到棉袄里了。”随着用手捂了捂厚厚的棉衣，又跟了一句：“谁也拿不走！”这句“谁也拿不走”仿佛是有的而发，我与惠渔交换了一下眼神，心想：要是他竟能料到我们此次来见的目的，他可太“鬼”了。此情此景，我们的嘴让他堵得严严实实，还能再说什么？看来只好草草收兵，无可奈何地告别了。
回来复命。法官们也只好静待他发出他的书面陈词再作理论。
这是我律师生涯中的最大败笔！
奉法庭之命，意图从被告人手上取得他视为隐密的自辩材料，上交法官，便利他们预筹对付之策，这么干，还有什么公正与道义，律师的良知又在哪里？还侈谈什么维护当事人的权利和利益？更何况这是中国律师在制度复兴之初，在全世界面前的第一次公开亮相！日后每一忆及这段史实，就会感到有愧于后来者。人们也许会以“中国特色”解嘲，然而我却不能。记得事过12年之后，我又接手一件政治性甚浓的诉讼，得知有位同行在我介入之前将被告人写给律师参阅的自辩材料，转手交给了控方，我对这种做法极为反感，认为是对律师职业道德的背叛。假如他是仿效我在李案中的做法，试问其过在谁呢？谁是始作俑者！
能够用“组织服从”或者“顾全大局”自赎么？都不能！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人们的政治活动乃至日常生活中，这两条既是行为规范，又是高尚情操，然而究其效果，又有多少人没在这“高尚”的境况中逐渐地演化成了思想上的奴隶，有时还掩盖着莫大的谬误、无比的荒唐！什么是案中的“大局”？对于律师来说，依据法律去维护当事人的权益，维护人权，才是。即使当局把你的当事人视为仇寇，也应如是。什么叫“组织服从”？说到底无非是用奉命办事为自己的某些行为开脱。在诉讼中，作为律师，只应遵从法律之命，按照法律规定办事，即使有权威的、高层的组织发令于前，也该如是。遗憾的是，20年前我在不少环节上都没能做到，但愿我和我的同行而今都能做得稍好一些。
诚然，中国律师的先天不足，突出地表现为自始就没有法律上的独立地位。特别是在现行体制下还受着行政权力的种种束缚，更有各类“组织”发出的各式限制。其中最令人不能接受的是指令律师不得受理某件讼事，或者不管案情如何，都不允许作“无罪”之辩。但我在一个长时期里都无能摆脱这些束缚与限制，咎由自取，无可推诿。我们多年的经验证明：不能脱开集权统治的律师，根本不可能发挥出他应有的作用，不可能对公权力有所制约。初春3月从报上读到一位同行发表的壮语，颇有感触。她说：“作为律师，只要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谁也不敢把我怎么样。”这句豪言中的内容决非当前实际状况的客观反映。言论有自由，不妨任她发挥，而我所不能忘怀的是：《律师法》完全没有解决这些非常、非常重要的问题！据知已有修改《律师法》之议，只是不知能否改得稍如人意，让律师们工作得更好些，发展得更健康些。
李作鹏本人在他作最后陈述中的表现，弥补了我这个辩护律师当年的不足。他自始至终念着他写的《最后陈述》。主持审判的伍修权庭长不止一次地提出建议：“你身体不好，是不是不念了，把写好的材料交上来，我们同样会加以考虑。”而李每次的回答都是：“我能念完，我要念！”其间他也确曾犯病，当庭输氧、服药，而在稍缓之后，就又逐字逐句地念了下去，直止终结。伍修权庭长不是科班审判长，但他耐心地让被告人把话说完说满的审判作风，让人钦佩。至于李，人们会视他为“法盲”，可是，他知道该如何维护自己的诉讼权利，寸步不让；这一层能够做到，也属不易。
这段史实发生、发展的全过程，那天没有说起。他一直没有明说他对那场审判的意见，却又换了个话题：“给你个材料看看，是一个专门机构交给我‘参考’的。他们正在研究林的问题。”说着转身回到内室取来厚厚一卷，用袋子装着。我没打开，在想：他哪里像是88岁老翁，看他迈出的健步，挺得笔直的腰杆！我情不自禁，说了一句：“真没想到，蹲了那么多年大狱，你身体还这么好！”他听得很得意，边笑边说：给你讲个故事——
“关了一阵子以后，有一天，饭送来了，我一下子把饭桌掀翻，冲他们吼了起来：‘没肉不吃！老子要吃肉！’后来听说，毛作了三点批示：‘我们现在有条件给他们吃好些。他们有资格吃好些。我们应该让他们吃得好些。’最高指示一出，伙食立刻改善。有了肉，我又提出要喝牛奶，接下来，又要水果。这么一弄，比我在家里吃得还好。身体自然结实了。”
讲时，一直流露着孩童能有的调皮情态。我和小傅听得津津有味，笑着送了他一句：“欺软怕硬，狱中居然也这样。”董夫人这时发话了：“他没受罪，我可吃苦了。现在身体比他差多了！让人气不过的是：就算他上了贼船，当上反革命，凭什么株连我？凭什么把我这个当年的红小鬼关起来？这笔账，到今天也没清。不清不行！只要不死，我就得讲！”
我对董夫人当年的入狱种种，一无所知，只好宽慰她说：“株连的人很多，问题又复杂，一时怕不易清。”她说：“只要有口气，我就要申诉！到时候，请你来为我辩护。”我虽知渺茫，却未犹豫，应道：“好！责无旁贷。”李作鹏对夫人似有歉意，轻声说道：“把她也弄起来，毫无道理，把身体也搞垮了。”跟着又指指一直立在旁边的女儿，“孩子也受牵连。早早就退休了，陪着我们，照顾我们的生活。”
我也不知道他女儿往昔的工作和目前的生活，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假如他那一度显赫的军阶官职不变，以其中共政治局委员、海军第一政委的权势，他的子女，或任高官，或充富豪，自在当今权贵们的情理之中。不过，我想，作一个普通公民，与人无争，与事不争，退离岗位，行行孝道，也没什么不好。我至今犹记两年前她为我们开门时的那种浅浅的、真诚的微笑。她在大家整整一个小时漫谈中始终一语不发地在案头立着，看去心态平和，显出很有教养。……
该怎样来评价这个富有传奇色彩，而又温馨情浓的一家呢？——我离题太远了。
拉拉杂杂的记下20年前这段经历中的琐琐碎碎，回顾走过的路，途中的坎坎坷坷，出自十分复杂的客观情势，任何个人恐怕对它都无能为力；但走得歪歪扭扭，那就只能怨一己的无能，这怪不上谁！诚然，时间证明：我们迈出了步子，在我，也做了；然而无情的历史终将记下，我因丢掉了独立的精神，放弃了自由的思想，也就必然缺乏求是的智能与勇气，是故不可能做得合于自己的使命，那歪歪扭扭的步子不会合乎时代的鼓点。我没有抱恨终天的怨尤。我也许还留有一点激情：愿余生能做得稍好一些，即使再当“吹鼓手”，也要尽力事事都把鼓槌击向鼓心！仅仅为了这个缘故，也该感激诗评律师的作者，感谢他那发人深省的诗！
二〇〇三年五一节写完，时SARS肆虐京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