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继续审查
一九七O年九月七日上午，我们乘坐的飞机在北京西郊机场降落。李德生前来接我们。这里我说一句话：无论是在军委办事组时期，还是在九届二中全会之后，李德生同我们的关系一直都相处不错。这也可能是造成了他在一九七五年因被江青等人告状而被迫辞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的原因。
下了飞机以后，黄永胜、李作鹏、邱会作随即离开机场，返回到他们的住所，我则留在机场，准备迎接从庐山回来的飞机。下午周恩来与康生乘坐的同一架专机回到北京。我看到，他们两人显得很亲热。“九大”以后，凡是周恩来外出，都是由康生代替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即被称为“康代总理”。然而，很少见到周恩来他们如此亲热。我当时内心里想：周总理很值得我们学习，善于“看风使舵”。
早在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就给我们打过招呼，下山以后要继续找我们谈话。果然，九月九日晚上，周恩来和康生就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同黄永胜、我、李作鹏、邱会作谈话，继续追查庐山会议的问题。
周恩来一开始让我先谈。于是我就又把八月十四日宪法修改小组会议争吵以来的事情，一一说了一遍。然后我说：“我在庐山会议上作了三次检讨，如果需要的话我可以继续检讨。我在庐山说的话有错误，错了就检讨，但是我们没有什么非组织活动。”
听了我这话，康生鼓着眼睛盯着我说：“你们事先就有活动。庐山下有活动，庐山上有活动，下了庐山还有活动。”周恩来也说：“你在八月十四日晚上的活动我就不清楚。”我回答说：“那天晚上我是第一个给你打电话的，当时我在陈伯达家里。我把情况都向你汇报了，你也表示同意我的意见，还说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赫鲁晓夫发展了马列主义的话，而且你也表示赞成设国家主席，赞成国务院的指导思想是以毛泽东思想为指针。”
我这一说，周恩来很不高兴，同时也很紧张。这时康生插话说：“吴法宪，你说毛主席伟大谦虚，这句话不对。毛主席不是谦谦君子，毛主席有的地方要求很严格。”康生讲话的态度比周恩来凶得多。
接着就是李作鹏讲。李作鹏说得很简单，他说：“具体的情况我也不清楚，我在青岛接到黄总长打来的电话，说宪法修改小组发生了争论，要我回来支持吴法宪。我回来以后就没有争论了。”邱会作也说：“听吴法宪说有争论，但具体情况不清楚。”黄永胜则说：“这件事我是十四号晚上听吴法宪打电话说的，当然我们的观点是一样的。之后，我又打电话通知了李作鹏。我没有搞什么活动。”
那天晚上一共谈了四个小时，由于我们四个人的口径一致，没有谈出什么结果来。
九月十二日晚，周恩来和康生又在人民大会堂继续找我们谈话。周恩来说：“上次我和康生找你们谈话的情况，已经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批评了你们，说你们军委办事组搞宗派，你们一统天下。你们要好好想一想，要交代你们之间的活动，在庐山会议前有什么活动，会上有什么活动，会下有什么活动。”
周恩来说了以后，大家都不吭声，周恩来就点了黄永胜的名，说：“永胜同志，请你先谈。”黄永胜说：“经过回忆，我知道的情况很少。庐山会议前我没有参加宪法的修改，我只是听吴法宪说到会议上的争论。关于设国家主席的事，我同法宪同志的意见是一样的。上庐山前，我准备的发言材料只是军事工作报告，别的工作我没有参与。庐山会议的情况，我上山以后听叶群告诉了我一些，吴、李、邱在庐山上的情况我不清楚。不过，他们在庐山上的事情我要负责任。”
康生插话问：“你负什么责任？”黄永胜回答说：“我是总参谋长、军委办事组组长，从组织上说我有责任。”康生说：“我就不信你没有参加。”黄永胜也很不客气地说：“那就请你们追查嘛！”这个时候，谈话的气氛有些紧张了。我就对周恩来说：“上次谈话，我已经把在庐山上的情况实事求是、原原本本地都说了。八月十四日的争论，我当时就向你总理、黄总长、叶主任都汇报了，这个你清楚，这都是公开的，不是什么秘密活动。”
我说到这里，周恩来脸色沉了下来。他说：“你们不要激动，我只是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你们都是政治局委员，毛主席的话我不能不向你们传达。你们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实事求是嘛。”
李作鹏说：“在庐山会议上，我在中南组没有什么发言，叶群也没有说什么。我们在中南组没有放什么‘毒’，也没有起哄。”
邱会作也说：“我同你康老在一个组里，你知道我讲了什么。我赞成设国家主席，拥护‘天才论’，还念了语录。你当时还说，邱会作同志善于学习，并且号召西北组的同志向我学习，怎么过了几天你就反了过来，说我邱会作怎么不对，你怎么这样两个态度？”康生一听就火了：“你念了语录很好，但是你说的错话我没有同意吧？”这样，他们两个人就争论了起来。
周恩来最后说：“你们现在都是政治局委员，现在没有向你们提出什么意见，有什么问题可以再讲。毛主席的意思还是保护你们的，你们要接受教训，今后要注意团结合作，搞好办事组的工作。”
两次谈话，都没有什么结果，事情就这样搁了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