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三原改编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本侵略军向驻守北平城郊宛平县芦沟桥的中国守军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芦沟桥的枪声打响了，抗日战争从此开始。
中共中央于七月八日发出《为日军进攻芦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中央军委致电国民党政府，要求立即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作“抗日先锋，跟日军决一死战”。红军前敌总指挥命令红军集中到陕西三原地区，休整待命，准备开赴华北前线。
八月上旬，遵照总指挥的命令，我们从宁县出发，按照上一次去三原的路线，又来到三原地区，休整待命。
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关于日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确定了独立自主地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和政策。会上毛泽东指出，全国抗战的战略总方针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红军的战略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所谓“独立自主”，是在统一战线下坚持独立自主的立场，保持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所谓“山地”是指首先在山区创建根据地，然后向平原发展，所谓“游击战争”，就是指分散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了就走。通过这次会议，明确了我军在抗日战争初期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所必需实行的军事战略转变。
洛川会议是中共历史上的一次重要会议，它明确了在抗日战争初期这样一个历史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所必需进行的政治、军事战略的转变。因此，洛川会议决议传达到三原地区以后，我们普遍进行了深入学习，力求很好领会会议的精神实质。
八月二十五日，中央军委发出整编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又改称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参谋长叶剑英，副参谋长左权，政治部主任任弼时，副主任邓小平。根据命令，由原红一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一五师，由原红二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二O师，由原红四方面军改编为第一二九师，每个师的编制人数为一万五千人左右。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参谋长周昆，政训处主任罗荣桓，副主任萧华；一二O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参谋长周士第，政训处主任关向应，副主任甘泗淇；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共辖三四三、三四四两个旅，一军团改编为三四三旅，旅长陈光，副旅长周建屏，参谋长孙毅；十五军团改编为三四四旅，旅长徐海东，副旅长黄克诚，参谋长陈漫远，政训处主任崔田民。我所在的二师改编为三四三旅六八五团，团长黄永胜，副团长兼政训处主任邓华（实际为政委），参谋长彭明治，四师改编为三四三旅六八六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十二师的四团改编为一营，营长姓刘，叫什么名字我忘了；五团改编为二营，营长曾国华；我所在的二团改编为三营，梁兴初以后回来当了营长。
由于部队改编，各级干部通通都降一级使用——师长改任团长，团长改任营长，营长改任连长，连长改任排长。由于我在二团工作的时间比较长，从一九三五年九月哈达铺整编来到二团以后，就一直在二团工作，因此这次三原改编中，组织上没有要我去三营任教导员，而是把我调任六八五团政训处副主任兼组织股长。当时六八五团的宣传股长是王辉球，民运股长是曾思玉。
二师接到改编命令后，即在三原驻地召开了八路军抗日出征誓师大会，全师三千多人全体到会。大会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和军团的决定，宣布了部队改编后的番号和对各级干部的任命，特别强调要在部队保持共产党的独立性，保证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坚持政治工作制度，保持红军的本质，牢记我们是人民的军队，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坚决拒绝和自觉抵制国民党军队的那一套。
会后要求大家立即换装，要大家脱下身上所穿的红军军装，改穿国民党军队的制服。我看到，许多人都将八角帽和红五星帽微珍藏在自己的包袱中，准备留作永久的纪念。经过一段时间教育，虽然极少数的同志还有点抵触情绪，但是绝大部分同志完全拥护党中央的英明决策，一致认为只有国共两党团结抗日，才是我们目前唯一的出路。
红军时期从此结束了。三原改编，正式标志着八路军、新四军时期的开始。从这一天起，我们这些以前的红军战士，便身着八路军军服、投身到了抗日战争的峰火之中。
由于当时采用的是国民党军队的编制，因此部队不设政委，政治部（处）也改称为政训处，。其后不久，中央军委决定在八路军中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命令聂荣臻、关向应、张浩分别任一一五师、一二O师、一二九师政委，政训处也恢复为政治部（处）。编者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