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通史 - 吕思勉
上编 中国政治史
第一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第二章 中国史的年代
第三章 古代的开化
第四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第五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第六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第七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第八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第九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第十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第十一章 前汉的衰亡
第十二章 新室的兴亡
第十三章 后汉的盛衰
第十四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第十五章 晋初的形势
第十六章 五胡之乱（上）
第十七章 五胡之乱（下）
第十八章 南北朝的始末
第十九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第二十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第二十一章 唐朝的中衰
第二十二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第二十三章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入
第二十四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第二十五章 北宋的积弱
第二十六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
第二十七章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第二十八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
第二十九章 明朝的盛衰
第三十章 明清的兴亡
第三十一章 清代的盛衰
第三十二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第三十三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
第三十四章 清朝的衰乱
第三十五章 清朝的覆亡
第三十六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
下编 中国文化史
第三十七章 婚姻
第三十八章 族制
第三十九章 政体
第四十章 阶级
第四十一章 财产
第四十二章 官制
第四十三章 选举
第四十四章 赋税
第四十五章 兵制
第四十六章 刑法
第四十七章 实业
第四十八章 货币
第四十九章 衣食
第五十章 住行
第五十一章 教育
第五十二章 语文
第五十三章 学术
第五十四章 宗教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通史／吕思勉著．—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3
ISBN 978-7-5613-5049-2
Ⅰ．①中… Ⅱ．①吕… Ⅲ．①中国—通史 Ⅳ．①K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45268号
图书代号：SK10N0234
上架建议：人文社科·历史知识
中国通史
作 者： 吕思勉
责任编辑： 周 宏
特约编辑： 邱承辉
装帧设计： 利 锐
出版发行： （西安市陕西师大120信箱 邮编：710062）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开 本： 787×1092 1/16
字 数： 480千字
印 张： 33.5
版 次： 2010年4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2月第6次印刷
ISBN 978-7-5613-5049-2
定 价： 38.00元
吕思勉先生的史识与史德
——《中国通史》读后
章立凡
身处浮躁的互联网时代，阅读讲求“吃快餐”，太长的文字没人看。记忆学原理中有一条：付费的知识不易遗忘，价格越高越记得住。上网浏览毕竟有别于捧书阅读，好书还得买来读。在书号成为稀缺资源的国度，出版者不得不计算成本和利润，总喜欢出厚一点的畅销书。上世纪90年代以前那种要言不烦的小册子，如今已日见稀少，盖因其性价比往往仅适于读者而非商家。
不时有朋友问我：最便捷地阅读了解五千年来的中国史，读哪种通史好？就我的阅读经验而言，排除掉《史记》、《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那样的文言大部头，读过的新式中国通史中，范文澜、蔡美彪先生主编的有10册，白寿彝先生主编的有22册，翦伯赞先生的《中国史纲》是两册，均为1949年后的版本，或多或少都有“以论带史”的特色；相形之下，吕思勉、钱穆、黄现璠先生的通史类著作，比较简约精要，且鲜有政治烙印。
一、广博的视野和独特的视角
吕思勉先生（1884—1957），字诚之，江苏常州人，出身书香之家。他幼承家学，次第入塾入县学，旧学根基深厚，基本上是自学成才，未接受新式大学教育。1926年起，任上海光华大学国文系教授，后任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若按当今只重学历不重才识的官式教育制度，他连执教资格都不具备。民国时代学术重镇在北京大学，以他的学术地位和影响力，前往任教不成问题，他却选择了留在私立光华大学（上世纪50年代并入华东师范大学），直到逝世。吕先生的学历、学术旨趣，与当时西方教育背景的学术精英不甚合拍，而坚守“私学”传统，不愿涉足官办的公立大学，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吕先生是一位通博之才，一生著有两部中国通史、四部断代史、五部专门史以及大量史学札记，共有八九百万字。这部《中国通史》原书分为上下两册，“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连结”。 [1] 在上册中，他将《史记》“八书”体例加以细化，分解为十八个门类，分别加以论述。下册从民族起源、古代社会始，按时序叙述历朝历代史事直至民国，开创。以人文史为纬，以政治史为经，表述分明，议论风发，浓缩中国五千年以上的历史于一书，仅用了三十八万字，其功力非同一般。
应该用怎样的视角和立场，去回顾和审视历史？我认为至少应做到两点：一、先有宏观视野，后有微观视角，随时穿越时空，不断调整焦距；二、保持平常心，不预设立场，审视距离放在目标时段的一百年至五百年之后。通史写作需要具备穿越时空的视野和高屋建瓴的史识，否则很难驾驭海量的史料。吕著《中国通史》不仅继承了司马迁以来的史学传统，同时采用了清末梁启超“新史学”所开辟的学术视野，将中国史作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放到世界史的时空中观察研究，并对梁先生的酷锐视角有所调整，与政治保持了适当距离。
二、对儒、法两家经济思想的评述
我在阅读中最感兴趣的部分，是吕先生建立在旧学底蕴和新学高度上的历史观。原书由私域扩展到公域，自初民的社会生活始，从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而及官制、选举、赋税、兵制、刑法，从实业、货币到衣食、住行，从教育、语文到学术、宗教，解析社会制度、经济、文化的演变。各章节的排序及内容的表述丝丝入扣，具有内在的历史逻辑关系。
吕先生治学的严谨，不仅在于具有宏观的视野，同时也关注到历史的细节。他从经济制度上把中国的历史分为三大时期：“有史以前为第一期。有史以后，讫于新室之末，为第二期。自新室亡后至现在，为第三期。自今以后，则将为第四期的开始。”
他注意到：“在东周之世，社会上即已发生两种思潮：一是儒家，主张平均地权，其具体办法，是恢复井田制度。一是法家，主张节制资本，其具体办法，是（甲）大事业官营；（乙）大商业和民间的借贷，亦由公家加以干涉。”法家在统治技术（治术）方面，懂得“创设新税，自当用间接之法，避免直接取之于农民”。在与百姓日用相关的盐铁上“加些微之价，国家所得，已不少了”。汉代法家桑弘羊的盐铁官卖及均输政策，“筹款的目的是达到了，矫正社会经济的目的，则并未达到。汉朝所实行的政策，如减轻田租、重农抑商等，更其无实效可见了。直到汉末，王莽出来，才综合儒法两家的主张行一断然的大改革”。（第四十一章财产）
吕先生认为：“王莽的失败，不是王莽一个人的失败，乃是先秦以来言社会改革者公共的失败。”王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改革运动长期停顿，仅出现过“平和的、不彻底的平均地权运动”，如晋朝的户调式、北魏的均田令、唐朝的租庸调法，至唐德宗朝改为两税制后，“国家遂无复平均地权的政策”。宋朝王安石变法，关注点已转移到粮价，推行青苗法用意虽良，但在商品交换及市民社会尚未充分发育的年代，权力无法监督，改革最终沦为秕政。他总结说：
中国历代，社会上的思想，都是主张均贫富的，这是其在近代所以易于接受社会主义的一个原因。然其宗旨虽善，而其所主张的方法，则有未善。这因历代学者，受传统思想的影响太深，而对于现实的观察太浅之故。在中国，思想界的权威，无疑是儒家。儒家对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认识本不如法家的深刻，所以只主张平均地权，而忽略了资本的作用。（第四十一章 财产）
这段论述是相当公允的，肯定了改革者的历史地位，而较之“文革”中为政治需要生造出的“儒法斗争史”，又不知高明凡几。
三、对文化与制度的思考
吕先生在解析财产制度由公有制向私有制演变时，提出“人类的联合，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无分彼此，通力合作，一种则分出彼此的界限来。既分出彼此的界限，而又要享受他人劳动的结果，那就非于（甲）交易、（乙）掠夺两者之中择行其一不可了。而在古代，掠夺的方法，且较交易为通行。在古代各种社会中，论文化，自以农业社会为最高；论富力，亦以农业社会为较厚，然却很容易被人征服”。而征服者在建立统治之后，就得考虑统治（或曰剥削）的可持续性，不随意干涉原有的社会组织，甚至同化于比自身更先进的社会文化：
（一）剥削者对于被剥削者，亦必须留有余地，乃能长保其剥削的资源。（二）剥削的宗旨，是在于享乐的，因而是懒惰的，能够达到剥削的目的就够了，何必干涉人家内部的事情？（三）而剥削者的权力，事实上亦或有所制限，被剥削者内部的事情，未必容其任意干涉。（四）况且两个社会相遇，武力或以进化较浅的社会为优强，组织必以进化较深的社会为坚凝。所以在军事上，或者进化较深的社会，反为进化较浅的社会所征服；在文化上，则总是进化较浅的社会，为进化较深的社会所同化的。（第四十一章 财产）
对于从封建时代到资本主义时代的文明嬗替，吕先生认为：
封建社会的根源，是以武力互相掠夺。人人都靠武力互相掠夺，则人人的生命财产，俱不可保。这未免太危险。所以社会逐渐进步，武力掠夺之事，总不能不悬为厉禁。到这时代，有钱的人，拿出钱来，就要看他愿否。于是有钱就是有权力。豪爽的武士，不能不俯首于狡猾悭吝的守财奴之前了。这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转变的根源。平心而论：资本主义的惨酷，乃是积重以后的事。当其初兴之时，较之武力主义，公平多了，温和多了，自然是人所欢迎的。（第四十章 阶级）
在工业文明东渐之前，中国的农业文明曾是一种强势文明。吕先生指出，游牧民族入侵后，被中国文化所同化；同为农业文明的佛教文化输入中国后，“并未能使中国人的生活印度化，反而佛教的本身，倒起了变化，以适应我们的生活了”；“中国虽然不断和外界接触，而其所受的外来的影响甚微”；“至近代欧西的文明，乃能改变生活的基础，而使我们的生活方式，不得不彻底起一个变化，我们应付的困难，就从此开始了。但前途放大光明、得大幸福的希望，亦即寄托在这个大变化上”。（第三十二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生活方式的改变是最彻底的改变，这些表述，揭示了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成为主流文明的历史必然。
文化与制度的关系，是一个争执已久的话题。对于改造西方宗教为本土教门的太平天国革命，吕先生分析其失败之原因“实不在于军事而在于政治”，“若再推究得深些，则其失败，亦可以说是在文化上”。他指出：“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很不容易同时并行，而社会革命，尤其对社会组织，前因后果，要有深切的认识，断非简单、手段灭裂的均贫富主义所能有济。”（第三十三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吕先生这一分析十分精到，近代以来中国人对革命的误解，恰恰在于混淆了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的区别，将两者同时并行。
离现实越近的历史越难评判，吕先生在分析清朝的覆亡时，除缕陈戊戌维新失败的权力斗争背景外，也指出文化上的守旧愚昧：“只要中国人齐心，即可将外国人尽行逐去，回复到闭关时代之旧”的思想，是酿成蒙昧主义排外运动的重要原因。而革命超越改良的原因则在于：“孝钦后自回銮以后，排外变而为媚外；前此之力阻变革者，至此则变为貌行新政，以敷衍国民。宫廷之中，骄奢淫逸，朝廷之上，昏庸泄沓如故。满清政府至此，遂无可维持，而中国国民，乃不得不自起而谋政治的解决”。（第三十五章 清朝的覆亡）腐朽的政治、滞后的改革和媚外的外交，最终导致了革命爆发和王朝倾覆。
四、余论
上述种种，仅系阅读中的一点心得体会，无法尽述吕先生的博大精深。
严耕望先生将陈寅恪、钱穆、陈垣、吕思勉并称为前辈史学“四大家”，其他三家都令名远扬，惟吕先生相形落寞，直到近年“国学热”兴起，才重新“被出土”。1949年鼎革之际，钱先生出走香江，不与新政权合作；陈（寅恪）先生走到半途滞留羊城，成为非主流代表人物；陈（垣）先生留京痛悔前非，为新主流所接纳。如此看来，功名可“正取”也可“逆取”，有心无心的“政治正确”或“不正确”，皆足以扬名立万。
“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中国士大夫历来有当“帝王师”的冲动，统治者想干点好事或坏事，往往摆出“以史为鉴”的身段向史家求教。其实在主子心目中，这些人大多是备用的“两脚书橱”或歌功颂德的词臣。治学如不能与政治保持距离，学者很容易失身入彀沦为政客，吕先生毕生潜心治学不求闻达，坚持做学界隐者，尤为难能可贵。
清人章学诚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指出：“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正史出于胜利者，而信史出于旁观者，从这部叙事心平气和、解析鞭辟入里的中国通史中，不仅能窥见作者的史德与史识，也可洞悉中国历代王朝兴替的周期律，令后来者鉴之，祈勿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2010年3月14日 风雨读书楼
注释
[1] 为了照顾读者阅读习惯，出版者将原书上册改作下编，原书下册改作了上编。本序所引章节均为本书章节——出版者注。
自 序
我在上海光华大学，讲过十几年的本国史。其初系讲通史。后来文学院长钱子泉先生说：讲通史易与中学以下的本国史重复，不如讲文化史。于是改讲文化史。民国二十七年，教育部颁行大学课程；其初以中国文化史为各院系一年级必修科，后改为通史，而注明须注重于文化。大约因政治方面，亦不可缺，怕定名为文化史，则此方面太被忽略之故。用意诚甚周详。然通史讲授，共止一百二十小时，若编制仍与中学以下之书相同，恐终不免于犯复。所以我现在讲授，把它分为两部分：上册以文化现象为题目，下册乃依时代加以联结，以便两面兼顾（今本书已将政治史移作上册，文化史改作下册——出版者注）。此意在本书绪论中，业经述及了。此册系居孤岛上所编，参考书籍，十不备一；而时间甚为匆促。其不能完善，自无待言。但就文化的各方面加以探讨，以说明其变迁之故，而推求现状之所由来；此等书籍，现在似尚不多，或亦足供参考。故上册写成，即付排印，以代抄写。不完不备之处，当于将来大加订补。此书之意，欲求中国人于现状之所由来，多所了解。故叙述力求扼要，行文亦力求浅显。又多引各种社会科学成说，以资说明。亦颇可作一般读物；单取上册，又可供文化史教科或参考之用。其浅陋误缪之处，务望当代通人，加以教正。
民国二十八年九月二十八日，吕思勉识。
绪 论
历史，究竟是怎样一种学问？研究了它，究竟有什么用处呢？
这个问题，在略知学问的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答道：历史是前车之鉴。什么叫做前车之鉴呢？他们又会毫不迟疑地回答道：昔人所为而得，我可以奉为模范；如其失策，便当设法避免，这就是所谓“法戒”。这话骤听似是，细想就知道不然。世界上哪有真正相同的事情？所谓相同，都是察之不精，误以不同之事为同罢了。远者且勿论。欧人东来以后，我们应付他的方法，何尝不本于历史上的经验？其结果却是如何呢？然则历史是无用了么？而不知往事，一意孤行的人，又未尝不败。然则究竟如何是好呢？
历史虽是记事之书，我们之所探求，则为理而非事。理是概括众事的，事则只是一事。天下事既没有两件真正相同的，执应付此事的方法，以应付彼事，自然要失败。根据于包含众事之理，以应付事实，就不至于此了。然而理是因事而见的，合事而求理，无有是处。所以我们求学，不能不顾事实，又不该死记事实。
要应付一件事情，必须明白它的性质。明白之后，应付之术，就不求而自得了。而要明白一件事情的性质，又非先知其既往不可。一个人，为什么会成为这样子的一个人？譬如久于官场的人，就有些官僚气；世代经商的人，就有些市侩气；向来读书的人，就有些迂腐气。难道他是生来如此的么？无疑，是数十年的做官、经商、读书养成的。然则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亦是如此了。中国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欧洲？欧洲的社会，为什么不同于日本？习焉不察，则不以为意，细加推考，自然知其原因极为深远复杂了。然则往事如何好不研究呢？然而以往的事情多着呢，安能尽记？社会上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报纸所记载的，奚啻亿兆京垓分之一。一天的报纸，业已不可遍览，何况积而至于十年、百年、千年、万年呢？然则如何是好？
须知我们要知道一个人，并不要把他以往的事情，通统都知道了，记牢了。我，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我？反躬自省，总是容易明白的，又何尝能把自己以往的事，通统记牢呢？然则要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也正不必把以往的事，全数记得，只要知道“使现社会成为现社会的事”就够了。然而这又难了。
任何一事一物，要询问它的起源，我们现在，不知所对的很多。其所能对答的，又十有八九靠不住。然则我们安能本于既往，以说明现在呢？
这正是我们所以愚昧的原因，而史学之所求，亦即在此。史学之所求，不外乎（一）搜求既往的事实，（二）加以解释，（三）用以说明现社会，（四）因以推测未来，而指示我们以进行的途径。
往昔的历史，是否能肩起这种任务呢？观于借鉴于历史以应付事实导致失败者之多，无疑的是不能的。其失败的原因安在呢？列举起来，也可以有多端，其中最重要的，自然是偏重于政治的。翻开二十五史来一看（从前都说二十四史，这是清朝时候，功令上所定为正史的。民国时代，柯劭忞所著的《新元史》，业经奉徐世昌总统令，加入正史之中，所以现在该称二十五史了 ），所记的，全是些战争攻伐，在庙堂上的人所发的政令，以及这些人的传记世系。昔人称《左传》为相斫书；近代的人称二十四史为帝王的家谱，说虽过当，也不能谓其全无理由了。单看了这些事，能明白社会的所以然么？从前的历史，为什么会有这种毛病呢？这是由于历史是文明时代之物，而在文明时代，国家业已出现，并成为活动的中心，常人只从表面上看，就认为政治可以概括一切，至少是社会现象中最重要的一项了。其实政治只是表面上的事情。政治的活动，全靠社会做根底。社会，实在政治的背后，做了无数更广大更根本的事情。不明白社会，是断不能明白政治的。所以现在讲历史的人，都不但着重于政治，而要着重于文化。
史记
司马迁著，文笔优美，生动翔实，是我国正史的开山之作
何谓文化？向来狭义的解释，只指学术技艺而言，其为不当，自无待论。说得广的，又把一切人为的事，都包括于文化之中，然则动物何以没有文化呢？须知文化，正是人之所以异于动物的。其异点安在呢？凡动物，多能对外界的刺激而起反应，亦多能与外界相调适。然其与外界相调适，大抵出于本能，其力量极有限，而且永远不过如此。人则不然。所以人所处的世界，与动物所处的世界，大不相同。人之所以能如此，（一）由其有特异的脑筋，能想出种种法子；（二）而其手和足的全然分开，能制造种种工具，以遂行其计划；（三）又有语言以互相交通，而其扩大的即为文字。此人之所知，所能，可以传之于彼；前人之所知，所能，并可以传之于后。因而人的工作，不是个个从头做起的，乃是互相接续着做的。不像赛跑的人，从同一地点出发，却像驿站上的驿夫，一个个连接着，向目的地进行。其所走的路线自然长，而后人所达到的，自非前人所能知了。然则文化，是因人有特异的禀赋，良好的交通工具，所成就的控制环境的共业。动物也有进化的，但它的进化，除非改变其机体，以求与外界相适应，这是要靠遗传上变异淘汰等作用，才能达到其目的的，自然非常迟慢。人则只须改变其所用的工具，和其对付事物的方法。我们身体的构造，绝无以异于野蛮人，而其控制环境的成绩，却大不相同，即由其一为生物进化，一为文化进化之故。人类学上，证明自冰期以后，人的体质，无大变化。埃及的尸体解剖，亦证明其身体构造，与现今的人相同。可见人类的进化，全是文化进化。恒人每以文化状况，与民族能力，并为一谈，实在是一个重大的错误。遗传学家，论社会的进化，过于重视个体的先天能力，也不免为此等俗见所累。至于有意夸张种族能力的，那更不啻自承其所谓进化，将返于生物进化了。从理论上说，人的行为，也有许多来自机体，和动物无以异的，然亦无不披上文化的色彩。如饮食男女之事，即其最显明之例。所以在理论上，虽不能将人类一切行为，都称为文化行为，在事实上，则人类一切行为，几无不与文化有关系。可见文化范围的广大。能了解文化，自然就能了解社会了（人类的行为，源于机体的，只是能力。其如何发挥此能力，则全因文化而定其形式 ）。
全世界的文化，到底是一元的？还是多元的？这个问题，还非今日所能解决。研究历史的人，即暂把这问题置诸不论不议之列亦得。因为目前分明放着多种不同的文化，有待于我们的各别研究。话虽如此说，研究一种文化的人，专埋头于这一种文化，而于其余的文化，概无所见，也是不对的。因为（一）各别的文化，其中仍有共同的原理存；（二）而世界上各种文化，交流互织，彼此互有关系，也确是事实。文化本是人类控制环境的工具，环境不同，文化自因之而异。及其兴起以后，因其能改造环境之故，愈使环境不同。人类遂在更不相同的环境中进化。其文化，自然也更不相同了。文化有传播的性质，这是毫无疑义的。此其原理，实因人类生而有求善之性（智 ）与相爱之情（仁 ），所以文化优的，常思推行其文化于文化相异之群，以冀改良其生活，共谋人类的幸福（其中固有自以为善而实不然的，强力推行，反致引起纠纷，甚或酿成大祸，宗教之传布，即其一例。但此自误于愚昧，不害其本意之善 ）。而其劣的，亦恒欣然接受（其深闭固拒的，皆别有原因，当视为例外 ）。这是世界上的文化所以交流互织的原因。而人类的本性，原是相同的。所以在相类的环境中，能有相类的文化。即使环境不同，亦只能改变其形式，而不能改变其原理（正因原理之同，形式不能不异；即因形式之异，可见原理之同，昔人夏葛冬裘之喻最妙 ）。此又不同的文化，所以有共同原理的原因。以理言之如此。以事实言，则自塞趋通，殆为进化无疑的轨辙。试观我国，自古代林立的部族，进而为较大的国家；再进而为更大的国家；再进而臻于统一；更进而与域外交通，开疆拓土，同化异民族，无非受这原理的支配。转观外国的历史，亦系如此。今者世界大通，前此各别的文化，当合流而生一新文化，更是毫无疑义的了。然则一提起文化，就该是世界的文化，而世界各国的历史，亦将可融合为一。为什么又有所谓国别史，以研究各别的文化呢？这是因为研究的方法，要合之而见其大，必先分之而致其精。况且研究的人，各有其立场。居中国而言中国，欲策将来的进步，自必先了解既往的情形。即以迎受外来的文化而论，亦必有其预备条件。不先明白自己的情形，是无从定其迎拒的方针的。所以我们在今日，欲了解中国史，固非兼通外国史不行，而中国史亦自有其特殊研究的必要。
人类以往的社会，似乎是一动一静的。我们试看，任何一个社会，在以往，大都有个突飞猛进的时期。隔着一个时期，就停滞不进了。再阅若干时，又可以突飞猛进起来。已而复归于停滞。如此更互不已。这是什么理由？解释的人，说节奏是人生的定律。个人如此，社会亦然。只能在遇见困难时，奋起而图功，到认为满足时，就要停滞下来了。社会在这时期就会本身无所发明；对于外来的，亦非消极的不肯接受，即积极地加以抗拒。世界是无一息不变的（不论自然的和人为的，都系如此 ）。人，因其感觉迟钝，或虽有感觉，而行为濡滞之故，非到外界变动，积微成著，使其感觉困难时，不肯加以理会，设法应付。正和我们住的屋子，非到除夕，不肯加以扫除，以致尘埃堆积，扫除时不得不大费其力一样。这是世界所以一治一乱的真原因。倘使当其渐变之时，随时加以审察，加以修正，自然不至于此了。人之所以不能如此，昔时的人，都以为这是限于一动一静的定律，无可如何的。我则以为不然。这种说法，是由于把机体所生的现象，和超机现象，并为一谈，致有此误。须知就一个人而论，劳动之后，需要休息若干时；少年好动，老年好静，都是无可如何之事。社会则不然。个体有老少之殊，而社会无之。个体活动之后，必继之以休息，社会则可以这一部分动，那一部分静。然则人因限于机体之故，对于外界，不能自强不息地为不断的应付，正可藉社会的协力，以弥补其缺憾。然则从前感觉的迟钝，行为的濡滞，只是社会的病态（如因教育制度不良，致社会中人，不知远虑，不能预烛祸患；又如因阶级对立尖锐，致寄生阶级不顾大局的利害，不愿改革等，都只可说是社会的病态 ）。我们能矫正其病态，一治一乱的现象，自然可以不复存，而世界遂臻于郅治了。这是我们研究历史的人最大的希望。
马端临的《文献通考·序》，把历史上的事实分为两大类：一为理乱兴亡，一为典章经制。这种说法，颇可代表从前史学家的见解。一部二十五史，拆开来，所谓纪传，大部分是记载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的，志则以记载典章经制为主（表二者都有 ）理乱兴亡一类的事实，是随时发生的，今天不能逆料明天。典章经制，则为人预设之以待将来的，其性质较为持久。所以前者可称为动的史实，后者可称为静的史实。史实确乎不外这两类，但限其范围于政治以内，则未免太狭了。须知文化的范围，广大无边。两间的现象，除（一）属于自然的；（二）或虽出于生物，而纯导原于机体的，一切都当包括在内。它综合有形无形的事物，不但限制人的行为，而且陶铸人的思想。在一种文化中的人，其所作所为，断不能出于这个文化模式以外，所以要讲文化史，非把昔时的史料，大加扩充不可。教育部所定大学课程草案，各学院共同必修科，本有文化史而无通史。后又改为通史，而注明当注重于文化。大约因为政治的现象，亦不可略，怕改为文化史之后，讲授的人全忽略了政治事项之故，用意固甚周详。然大学的中国通史，讲授的时间，实在不多。若其编制仍与中学以下同，所讲授者，势必不免于重复。所以我现在，换一个体例。先就文化现象，分篇叙述，然后按时代加以综合。我这一部书，取材颇经拣择，说明亦力求显豁。颇希望读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以我之浅学，而所希望者如此，自不免操豚蹄而祸篝车之诮，但总是我的一个希望罢了。
这是第一篇上编 中国政治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