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農民身分之轉變
農民在大動亂中，地方政權隨著中央政權而解體，他們無所托命，不得不依存於當地或附近的強宗豪族。強宗豪族把他們武裝起來，成為一種自衛的集團，他們便成為強宗豪族的「部曲」。
如李典居乘氏，有宗族部曲三千餘家，萬三千餘口。袁、曹相拒官渡，李典輸谷帛供曹軍，後遂全部徙居鄴。李典之眾自有武裝，故稱「部曲」。亦有避地較僻，不需武裝，而以政令約束相安者，如田疇率宗族避難無終山，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袁氏亡，疇將其家族宗人三百餘家居鄴。亦有相聚而為寇盜者，如李通拜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通攻破之。此等例不勝舉。
如是則農民由國家的公民，編戶籍，納租稅。一變而為豪族的私屬。納質任，稱部曲。「質任」卽抵押，凡為部曲，必納其親屬子女為抵押品，以表誠信。實在是農民身分之降低。
局勢逐漸澄淸，各地的強宗豪族，逐漸消并其勢力於幾個大勢力之下，再建政府，這便是三國。當時最嚴重的問題，是只有兵隊而無農民。吳、蜀臨亡時，兵籍均占全人口十分乃至九分之一。婦女去其半，老弱去其半，大體仍是有夫皆兵也。曹操得冀州，按籍自喜得兵三十萬，亦指全冀丁壯言。
兵隊無終歲之計，饑則寇掠，飽則棄餘。農民非加入軍隊，無以自全。其後則兵隊非仍轉為農民，亦不能存活。袁紹在河比，軍人仰食椹棗。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
暫時對此問題的解決辦法，便是屯田制度。尤著者如曹操之屯田許下。
獻帝建安元年，曹操用棗祗、韓浩議建屯田，募民屯田許下。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積穀。征伐四方，無運糧之勞，遂能兼并羣雄。
鄧艾之屯田淮南、北。
齊王芳正始四年，鄧艾建議屯田淮南、北：「淮北二萬人，淮南三萬人，十二分休，常有四萬人，且田且守。」卽五萬兵隊中常有四萬兵輪番田種，以十分之二卽一萬兵專任防禦也。自壽春到京師，農官兵田，阡陌相屬。其他如劉馥之在揚州，賈逵之在豫州，均興屯田水利。吳、蜀亦然。
兵隊代替農民做了國家的基本公民，管督屯田的典農中郎將，暫時便等於地方行政長官。
魏末咸熙元年，始正式罷屯田官，以典農為太守，都尉為令長。至晉初泰始二年，又詔罷農官為郡縣。但以後複有農官。當時要把軍政的變態，轉移到民政的常態，頗非易易。
這是一個「複兵於農」的偉大運動。在中央首都許。的附近，乃至中國的腹地，淮南、北。都施行起屯田來。從整個政治問題而論，不得不說是一個絕路逢生的好辦法。但專從農民身分而論，卻又是一個大低落。
兩漢以來的農民，以公民資格自耕其地，而向政府納租。田地為農民所有，故農民得自由買賣。其出賣田地而變為私家佃戶者，此暫不論。現在是政府將無主荒田指派兵隊耕種，無形中，農田的所有權，又從農民手裡轉移到政府去。
這一個轉變最顯著的影響，便是農民的租稅加重。
漢代租額，通常是十五稅一，乃至三十稅一。魏、晉的租額是「持官牛者官得六分，百姓得四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此據傅玄奏疏，及封裕諫慕容皝語。這便是王莽所謂「豪民劫假，收什五之稅」。現在是政府自做豪民。鄧艾疏：「四萬人且田且守，除眾費，歲完五百萬斛」，是屯田全入於官，而一人責百二十斛矣。其中歲課六十斛，就鄧之初計則正是什五之稅。咸寧三年杜預上疏：「乞分種牛付兗、豫二州將吏士庶，穀登之後，頭責三百斛」，其額重如此。
經過長期的大騷亂，農民本已失去耕地，現在他們是以國家兵隊的身分把屯田來代替吃餉。直到西晉統一，軍事狀態告終，這個情形實現到制度上來，便成西晉初年之「戶調」。
同時商業亦徹底破壞。
魏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此是漢武以來社會通行的標準幣。命百姓以谷、帛為市。曹操時戶賦已只納絹綿，不納錢幣。可證明當時商業之不振。
商業不振之主因，在於長期兵爭之過分破壞。
楚、漢之際，商人乘機漁利，可證其時社會經濟動搖不如三國、五胡諸紛亂為甚。
而因商人階級之消失，更顯明的形成農民與貴族世家之對立。此後南方商業較盛，北朝殆至魏孝文遷洛陽後始有起色。史稱梁初「揚、荊、郢、江、湘、梁、益七州用錢；交、廣用金銀；余州雜以穀帛交易」。魏初民間皆不用線，髙袓太和十九年，始鑄太和五銖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