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少数民族对中原地区的周期性征服，对中国历史发展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这种重要性不仅体现在中国历史上几次大分裂后的大统一都是由游牧民族或者游牧民族化了的汉人政权完成的，而且体现在这几次统一都带来了重大的制度创新。
第一次是起源于北方、靠近草原的周人建立了大一统的周朝，周人建立了系统化的封建制，开创了天命观，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
第二次是在中国历史陷入漫长的春秋战国分裂后，吸收了草原文明特质的秦人又一次完成了统一。秦人建立了大一统的郡县制度，或者说皇帝制度，决定了此后2000年的政治游戏规则。
第三次是在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漫长分裂后，鲜卑化了的汉人政权建立了大一统的隋唐，并且继承了鲜卑人的二元结构，在唐前期建立了第一个大一统的、包含二元结构的帝国。
唐初的二元性主要体现在“府兵制”上。府兵制起源于鲜卑的部落兵制。府兵制下，鲜卑人当兵，全家可免除赋役。而汉人负责耕种，缴纳赋税来供养府兵。府兵制带有部落兵制的色彩，军人地位高，有特权，有荣誉感，晋升快，所以军队的战斗力很强。依靠府兵制，唐代建立了“天可汗”体制，即唐朝皇帝成为中原和草原的共主，这在中国以前的历史上是没有过的。然而后来唐代放弃府兵制，开始募兵，当兵只为吃粮，军人地位日益下降，“役使如奴隶，长安人羞之”，当兵如同当奴仆，大家认为当兵是抬不起头的事，结果军队丧失了荣誉感，战斗力迅速下降。唐帝国只好开始使用安史集团那样的少数民族雇佣兵，结果导致安史之乱和藩镇割据。
除了开创了二元结构外，唐代在中国历史上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制度是“均田制”，由国家均分土地，在中国历史上诸大统一王朝中独树一帜。这其实也是鲜卑人的制度，是北魏首创，隋唐继承。北魏为什么实行均田制呢？因为这是草原传统。草原民族的习惯是牧场公有。唐长孺和王仲荦在探讨北魏实施均田制的社会经济背景时，把拓跋鲜卑游牧时代的经济制度、牧地所有权观念，看作北魏均田制得以实施的基础。
我们以前读史，可能更多地注意到少数民族的汉化。其实，中原文化和制度受草原传统影响的一面，也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阎步克先生多次强调北朝对中国历史的影响，提出了著名的“北朝历史出口说”。“北朝异族政权的特殊政治结构，进而又为帝国体制的复兴提供了更大动力”，草原民族成了华夏传统复兴的主要承担者，“北朝军功贵族与异族皇权的结合，使北朝成为帝国复兴的历史出口，进而带动了一系列的制度演化”。陈寅恪先生说：“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
学者罗新认为，内亚史[18]自成一个历史系统，它并非必须依附于中国史才能成立，但是，内亚史又一直与中国史发生或浅或深的接触。因此中国史与内亚史的重叠交叉是贯穿全部中国历史的。中国历史中的所有时期都有内亚因素的参与，只是存在着强弱轻重的差别而已。几千年来，边疆民族如同注入湖泊中的活水一样，不断通过入侵给中原王朝输入活力。这是观察和思考中国历史时不可忘记的背景。
[1] 曹正汉：《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社会》2017年第3期。
[2] 曹正汉：《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社会》2017年第3期。
[3] 参考周振鹤《体国经野之道——中国行政区划沿革》（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及《周振鹤谈政治地理视角下的中央与地方》（《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14年2月16日）。
[4] 曹正汉：《中国的集权与分权：“风险论”与历史证据》，《社会》2017年第3期。
[5] 周振鹤：《山川形便原则是促成地方割据的重要因素》。
[6] 参见许平中《王朝盛衰兴亡、国家分合交替之谜新解》。
[7] 草原的风景非常美丽，自然条件却非常严酷。草原的冬天漫长而寒冷，夏天烈日炎炎。一年四季雪灾和旱灾交替出现，对人口的淘汰远远残酷于农耕地带。因此，在这里活下来的人，都是大自然严格选检过的，其平均体能远非农耕区的居民可比。
[8] 蒙古人早期被称为蒙兀室韦，主要的生存地域在今天的黑龙江流域和嫩江流域。
[9] 拉铁摩尔：《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7页。至于蒙古人，虽然最初也生活在东北，但后来是直接在北方草原上崛起的，拉铁摩尔解释说，成吉思汗原本“不是大草原的人，而是草原边缘的人”，不过从小“被放逐到草原上而已”。“当他返回草原边缘时，有许多混合文化的下属，可以引导他从事新的征服。”
[10] 陆威仪：《哈佛中国史——分裂的帝国：南北朝》，中信出版社，2016，第76页。
[11] 前燕奠基者慕容廆非常重视农耕，甚至向晋朝朝廷求取桑种和蚕种。
[12]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商务印书馆，2013，第88页。
[13] 参见邱久荣《鲜卑贵族在隋代统治集团中的地位》，《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81年第4期。
[14] [1]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15] 冯承钧《唐代华化番胡考》：“唐高祖李渊，其来历颇为不明。《唐书·宗室世系表》列举李氏祖先人名，余以为多出臆造。渊祖李虎，兄名起豆，弟名乞豆，乞豆之母，乃名达磨。达磨者即梵文Dharma之对译，华言法也。起豆、乞豆，与印度似无关系，然与鲜卑人，必有渊源。此可疑者一也。”
[16] 冯承钧：“渊后窦氏，实生世民。窦后，窦毅之女，窦威之同族，原姓纥豆陵之鲜卑也。”也有人认为窦毅是匈奴之后。
[17] 吕一飞：《北朝鲜卑文化之历史作用》，黄山书社，1992。
[18] “内亚”一词起初主要是流行于英语世界，即英语的Inner Asia，后来才逐渐成为一个在国际上频繁使用的专用词，指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亚洲腹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