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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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中国学者热衷对比封建制和郡县制。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则喜欢探讨中国的大一统与欧洲式的分裂各有什么优缺点。
在启蒙时代之后，欧洲学者关于这一点就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随着环球航道的开通，一些传教士来到了中国，在这里的所闻所见带给他们很大震撼。当时欧洲四分五裂，战争连绵，中国却是个统一的大帝国，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着一种文明。在传教士看来，中国有贤明的君主、良好的法律、健全的行政机构，比欧洲强太多了。传教士在发往欧洲的信中，对中国大加赞赏，还把中国的“四书五经”翻译到了欧洲。因此，欧洲文化界的许多著名学者都对中国文化大感兴趣，在欧洲掀起了“中国热”。
当然，还有一类学者认为欧洲模式更好，他们认为，中国大一统有利于稳定，但是容易造成文明的“僵化”。而欧洲的动荡纷争，有利于保持文明的活力。因此，这些学者对中国有一种听起来让人很不舒服的评价。孟德斯鸠说：“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专制的原则是恐怖，专制的目的是平静。”英国历史学家麦考莱（Macaulay）将中国文明比拟为《格列佛游记》里的“斯特鲁布鲁格人”，也就是一种奇特的长生不老之人。他们虽然垂垂老矣，但是永远无法死去，深陷在痛苦中不得解脱。麦考莱在论文中说：“为了避免中国的命运，欧洲付出了1000年野蛮生活的代价。”这个代价在他们看来是值得的。毫无疑问，这些说法都带有明显的“西方中心论”的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