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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是解开资本主义之谜的钥匙。

有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中国在晚明和清代已经产生了“资本主义萌芽”,江南城镇中出现了很多“资本主义性质”的手工业工场,如果中国正常的历史进程不被西方列强打断的话,中国也许会顺利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继续领先世界。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吕振羽的说法:明清之际,中国都市资产阶级经济已经得到很好的成长,可惜这宝贵的蓓蕾还没长成,就“遭受外来的强力袭击——鸦片战争,把它绞杀于母胎之内”。

当然,也有很多人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现象,不仅仅在于手工业工场数量的多少,更关键的是与之配套的政治、社会和文化。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说,资本主义“意味着一种价值体系,对生活的一种态度,一种文明”。黄仁宇说,“资本主义在历史上展开时,表现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资本主义带着整体性”。杨师群说:“所谓资本主义萌芽是一个包括系统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基因细胞的有机结合体。”王家范概括得更为简明扼要:“资本主义是一个整体性的历史运动,而不是个别经济现象。”

而在这个体系和运动中,“自治城市”是非常重要的一环,自治城市是培养资本主义萌芽的重要器皿。

自治城市的第一个核心特点是“自由”,它的所有居民都是自由人。

欧洲大多数城市的习惯法是,“如果一个农奴逃到城市,在那里住了一年零一天而未被捕捉到,他便成为自由人。正如当时的俗话所说的那样,城市的空气能使人自由”。

英王亨利二世给予林肯城的特许状中是这样写的:“任何人在林肯城的居留期达到一年零一日,而且已经照章纳税,……我将准许他与过去那样,继续以市民身份居住在林肯城中。”[39]

封建主的领地和庄园里,有着各种各样的规矩和束缚,但城市里完全没有。市民拥有一切自由权利,可以自由地选择与谁结婚,可以自由地搬迁住址,可以自由地支配他的一切财产。[40]

自治城市的第二个核心特点是平等。

这些城市中,不管是市长、法官、贵族、教士或作坊主、商人,还是受雇佣的帮工、学徒,尽管贫富不同,但本质上都是公民,在法律身份上都是平等的,没有任何人享有多于别人的特权。[41]“所有市镇公民都享有平等的权利。这是一个能繁殖的胚芽……市民中没有一个人被允许有特殊权利。市民、工匠或商人均享有人身自由。”[42]

市民法律地位平等,这是资本主义萌芽的核心条件。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反特权、反等级制的,因为经济如水,只有去除种种堤坝和障碍,在平等和自由的条件下,经济要素才能流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