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几章我们分析了为什么在西方，商业发展能导致自治城市的出现，而中国却不可能。
自治城市的出现非常重要，它产生了两方面的重要影响。
首先，它助推了中央集权民族国家的出现。
在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的历史发展开始重复中国的历程，只不过时间比中国晚了1000多年：中国在公元前1000多年就建立起了完备的封建制，而欧洲直到公元后几百年才建立起来。欧洲的封建制和中国周代一样，实行层层分封，大领主把自己的土地分封给小领主，小领主再将封地分封给更小的领主，最后分封到骑士。封臣在自己的领地内拥有完整的权力，领主干涉不了。欧洲国王和贵族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如周代那样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之上的，除非国王本身拥有非常强大的武力，否则基本拿贵族们没办法。比如12世纪的法国，国王的权力仅限于“法兰西岛”的一小块地方、自己的封臣们，安茹伯爵和诺曼底公爵（也就是英王）、布列塔尼亚公爵、勃艮第公爵根本没拿国王当回事。[67]这些情景，跟中国春秋战国时代“八佾舞于庭”“三家分晋”之类的僭越乱象相同，国王们也只能徒唤奈何。
因此在中世纪，民众只知有领主，不知有国家，没有对国家产生归属感，没有所谓的“民族情感”之类的特殊情感。[68]传统国家政治中心的行政控制能力有限，只有边陲而无边界。这些也与中国春秋时代类似。
中国在公元前221年就由秦始皇完成了中央集权，实现了大一统国家。而欧洲是直到中世纪后期才开始建设中央集权的统一民族国家。
中世纪后期，随着经济的发展，自治城市的出现，国王们发现他们有办法来加强自己的权力了，那就是向财力雄厚的自治城市中的商人借钱买武器，打服手底下这些贵族。
然而欧洲的商人见到国王，可不是叩头如捣蒜，双手奉上金钱，他们是要谈条件的。国王借钱也和普通人一样，需要担保和抵押。其中王冠是最为理想的抵押品，因为体积小、价值高。“1341年，英王爱德华三世及其妻子许多王冠中的5个，在布鲁日、安特卫普、特里尔和科隆之间流传。1418年，饰有珠宝的四个大花饰被从法国国王的王冠上拆卸下来，抵押给巴黎和意大利的一群金融家，以换取73000李特尔的贷款。”不但王冠会被抵押出去，甚至国王本人或他的大臣也会被作为抵押贷款的人质。如果你还不上钱，那么就要被软禁起来。“1294年，巴伐利亚的三位维特尔斯巴赫公爵因为欠债而被扣押在雷根斯堡。在尼德兰战争期间，英王爱德华三世不得不多次把他主要的高级教师和权贵抵押出去，1340~1341年，德比伯爵和北安普敦伯爵作为爱德华债务人的人质，在马林和卢万被扣押了几个月。”[69]
国王们肯如此卑躬屈膝，是因为能从中得到巨大好处。能借到钱就意味着能打胜仗。随着战争的胜利，他们获得了越来越大的权力，最终变成中央集权的国家元首。比如在西班牙的统一过程中，自治城市对国王的资助就很重要。“西班牙君主曾与城市结盟，联合对付桀骜不驯的大贵族。”[70]“欧洲君主新权力的获得，极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新兴的商人阶层的非正式联盟。”[71]
除了借钱，自治城市还在其他很多方面给了国王有力的支持。在庄园里只有农奴和工匠，而自治城市里却有各种各样的人才：“自治市的自由民向君主提供财政援助和管理才干，成为国王的内侍、监工、账目保管人和皇家造币厂经理等。”[72]
自治城市愿意资助国王，是因为贵族是国王和商人共同的敌人。有支持自然有回报，国王对商人的回报是废除各种苛捐杂税，“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政权，这些地方自治政权各有其自己的关税、法律、度量衡和货币”[73]。
因此，统一民族国家出现后，除了君主之外，商人阶层是最大的受益者。
民族国家内部市场统一，重重贸易障碍被破除，为经济进一步迅速发展扫清了障碍。因此，由分散的封建制转变为民族国家，是欧洲崛起过程中的重要一步。
同时，也正是在转变为统一民族国家之后，欧洲国家才能集全国之力，做一些以前无法想象的大事。比如资助海外冒险事业，支持海外扩张。西班牙在完成统一之后第二年就资助哥伦布出海，这并不是时间上的巧合：“这些强大而新兴的政治实体在调动从事海外冒险事业所必需的人力物力资源方面是必不可少的。早期探险者虽然绝大多数是意大利航海冒险家，但他们的资助者都是新兴的民族君主国，而不是他们的家乡、微不足道的城邦，这一点绝非偶然。西班牙和葡萄牙朝廷给哥伦布和达·伽马以大力支持，英国和法国朝廷也紧随其后热情地支持卡伯特、韦拉扎诺及其他许多航海冒险家。”[74]
因此，铁器的普及导致的经济发展，在中国促进了大一统集权国家的出现。同理，中世纪技术革命导致的经济发展，促成了欧洲各国集权的民族国家出现。
但是和中国由秦国以郡县制统一结束封建制这单一的方式不同，欧洲在构建民族国家的过程中，进行了多种尝试，探索了多种道路，出现了西班牙式的极端专制、法国式的集权专制、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和荷兰式的松散联邦四种方式，这四种方式经过长期竞争，最终英国式的国家体制获得压倒式优势，并决定了今天世界的面貌。
这是经济发展和自治城市的第一个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