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曾经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西方的挑战面前，中国能做出比日本更快、更好的反应。因为开国前的中国，政治上比日本更集权，经济上比日本也更繁荣。赖肖尔说：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长时期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日本存在着非常严密的闭锁的封建主义时期，因此从社会上看，它也被认为是两国中更落后的国家。与此相对照，中国早己存在着欧洲到十九世纪才开始迎来的那种平等主义。
这样，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人假如对中日两国中哪一方可能实现近代化进行预测的话，一定会认为，中国只要重新调整一部分政策，改革一部分组织机构，就能实现近代化。反之，认为日本在可能进行近代化不可缺少的国家建设之前，必须首先进行彻底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3]
康有为也是这样认为的。在他看来，中国要现代化转型，肯定要比日本快得多，因为中国是专制体制，皇上一句话，下面立刻执行，不像日本那样各藩纷争。“皇上大权独揽，没有日本幕府将军专权，指挥天下如臂使指，又不必像日本那样先要去除封建藩士。……因此治效之速，必远过日本。”
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这是为什么呢？
赖肖尔的解释是，中国的“如臂使指”恰恰是改革最大的阻力：“中国国土虽然辽阔，但中央政权有力量粉碎一切所谓非法的地方反应。在中国只能有两种可能性：要么是北京中央政府的反应，要么是颠覆政府的民众运动。”而日本由于权力分散，在外界挑战面前，不同的藩可能做出不同的反应，因此，做出正确应对的概率要远大于中国：“日本由于在封建制度下被分割为许多藩，对于西方学问与力量的态度比中国单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更富于变化，能够做出内容丰富的反应。”
确实，在开国之际，日本诸藩中的大部分藩主也都是昏庸保守之辈，做出的反应是很愚蠢的，比如盲目排外、乱杀外国人。然而，毕竟有少数藩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在各藩内部也有一些敏感性强的人，出现令人惊异的各种反应。”比如水户藩、越前松平藩、山内藩等。“这种种反应说明，日本比一元化的帝政中国有更多获得建设性反应的机会。”[4]
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是人类历史的一个特殊现象，这一特殊现象的产生依赖于欧洲小国林立的特殊条件。无独有偶的是，在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日本，也因为诸侯林立，可以在危机面前做出多种选择，从而使正确的选择脱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