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我们都知道，中国历史上实行朝贡体系，中央王朝高高在上，周边民族和小国前来进贡。这个体系“本质上是儒家的天下理论与东亚的政治现实相结合的产物，反映了儒家文化的价值追求”，它是一个文化体系，通过这一体系，中国向周边国家不停地输出文化。它也是一个政治体系和外交体系，中国通过这个体系，来维持与周边国家之间的和平。
自汉代以来，能否让“四夷宾服，万国来朝”，或者说，朝贡国多少，就成为衡量一个王朝合法性的重要指标。
明代是中国朝贡体系建立得最为完备的朝代之一。《明会典》所列朝贡国的总数为111个，即使将位于今新疆等境内的西域小国剔除，其数量也超过100个。[6]
当然，除了文化、政治与外交，朝贡体系也是一个经济体系。这些国家为什么来朝贡呢？除了倾慕中华文化，慑于大国兵威之外，经济利益也是一个重要的考量因素。
我们都知道汉武帝打匈奴的威名，但是我们可能不知道的是，汉武帝为了面子，曾花了不少钱收买“夷狄”来朝贡。“在经济上给夷狄以丰厚‘赂遗’，这是吸引夷狄的根本。夷狄重汉财物，才会有归汉之心。……综观西汉一朝，‘赂遗之设’可谓遍及四海，从对域外来使的赠赐，到对归汉酋长的封赏，西汉无时无处不在展示着经济文化的巨大魅力。”[7]
用吕思勉的话来说，“赂遗”就是“犒赏和给养降胡费，使节所携和来朝蛮夷所受的遗赂”。据《汉书·西域传》，班固因此对汉武帝为了外交上的风光大量花钱表示强烈不满：
及赂遗赠送，万里相奉，师旅之费，不可胜计……民力屈，财力竭。
明代也是这样。中国对朝贡国一直采取“厚往薄来”的政策。朝贡国进献的贡物，明代都会按价付钱，而且比市场价格要高出很多。以龙涎香为例，据相关史料记载，此物“货于苏门答剌之市……一斤该……中国铜钱九千个”[8]，一斤合9贯钱。而据《明会典》的记载，朝廷给大部分朝贡国的价钱是每斤48贯，高出市价整整5倍有余。再比如日本人所进贡的腰刀，每把市价最多3贯，但是明朝给日本的定价是每把10贯。
除了按价给钱，大明王朝对于朝贡国还例有“回赐”，回赐之物通常都是精美的丝绸和瓷器。同时，使臣在中国受到的接待也非常细致周到。来到中国朝贡的船只，通常要由中国提供护航，从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起，各国贡使吃喝花用都不用出一文钱，全部由天朝上国承包。
“厚往薄来”政策形成了巨大的吸引力。数倍、数十倍的暴利驱使周边国家和民族争先恐后前来进贡。因此明初经常有海外商人三五成群凑到一起，花钱找个懂中文的人写一道表文，就冒充贡使跑来上贡，送来大批香料，骗走无数钱财。比如洪武七年（1374年），暹罗商人沙里拨冒称是本国国王令其同奈思里侪刺悉识一起来进贡，因为装得不像，被朝廷识破（《明史·暹罗传》）。
因此，传教士利玛窦认为，朝贡关系的本质，不是世界向中国朝贡，而是中国向世界朝贡。这话当然说得太过分了，不过历史上很多时期，朝贡确实对中原王朝形成难以承担的经济重负。比如明代与周边的多次冲突和战争，通常都不是因为人家不来进贡，而是人家进贡太热情，明朝招待不起，只好撕破脸。
比如日本人在中国打的“争贡之役”。嘉靖二年（1523年）6月，日本两个地方诸侯为了争夺进贡利润，派出了两拨朝贡使团同时来到中国。他们在宁波发生冲突，不但相互杀戮，还在回国途中沿路大肆烧杀抢掳，由“贡使”变为赤裸裸的“倭寇”，明朝只好派兵镇压，追击的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等明朝官兵皆战死。浙中大震，史称“争贡之役”。
再比如土木堡之变，也是蒙古人为了进贡而打的。明初与部分蒙古势力达成封贡协议后，蒙古人频繁跑来进贡，进贡马匹的数量越来越超出规定。明朝方面掏不起“马价”，要求他们少来几回，少贡点马，但是蒙古人说什么也不听。太监王振很生气，于是压低“马价”，结果激怒了蒙古人，对明朝大举入侵，导致“土木堡之变”。这在事变后蒙古人与明朝谈判的过程中说得很清楚：“自太师父祖以来，至于今日，朝贡朝廷三十余年。你使臣进马，往往待以厚礼，遇以重恩。近因奸臣王振专权，减少马价，以故勒兵拘留太上皇帝圣驾，抢掠人民，杀害军马。……”（李实《北使录》）
事实上，明代蒙古人为了强行进贡，除了土木堡之变外还有过一场“庚戌之变”。嘉靖年间，蒙古俺答汗多次给朝廷写求贡书，请求进贡，原因说得很坦白：
臣等生长北番，……生齿日多，衣服缺少，……各边不许开市，衣用全无，毡裘不奈夏热，……入边作歹。
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草原地区，天然缺乏衣料等生活用品。朝廷不许我们进贡来换取生活物资，各关口又不许贸易，导致我们无法生活下去，只好入关来抢。
俺答汗承诺说：“如果许贡，即约束其下，令边民垦田塞中，夷众牧马塞外，永不相犯。”如果你让我们进贡，以后就不打你们。
然而嘉靖皇帝说什么也不同意蒙古进贡，结果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汗率军攻到北京附近，大肆焚掠骚扰，“残掠人畜二百万”，宣称“予我币，通我贡，即解围，不者岁一虔尔郭！”你要让我来进贡，我就退兵，要不然，一年来打你一次！一直到明朝保证允许他们前来进贡后才退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