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因此，全球化从根本上改变的第二个中国历史规律，是经济增长规律。
和人口一样，中国历史上的经济，也是遵循着治世增长、乱世崩溃的规律。一有战争和动乱，经济也迅速残破。
比如安史之乱，数年之间就造成“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楱荆，豺狼所号。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为人烟断绝，千里萧条”。政府办公机构十中有九被毁，民居更是大面积烧光，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人烟断绝，物资空乏，一片荒凉。[45]
关于近代以来的经济状况，相信大部分读者心目中的印象就是一团糟。我们所熟知的，就是鸦片战争以后西方的经济入侵，迅速导致中国自给自足的传统自然经济破产，大量民众陷入贫困化之中。
然而事实上，近年来的历史研究已经更新了这个结论。“1840年以后的近30年时间里，外来的机器制品并没有真正打开中国市场，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结构基本上没有变化。”直到1869年“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使对华贸易的商路大为缩短，……大幅度降低了英国机制工业品的成本，从而大大增加了英国工业品在中国市场的竞争能力”，才促使中国传统的自然经济出现瓦解。[46]
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中国经济近代化过程是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才开始的。一方面，太平天国运动此时平息下去，大规模的社会动荡结束，洋务运动开始兴起。另一方面，以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和海底电缆的铺设为代表的全球化进程，进一步把中国和世界经济联系在一起。
晚清洋务运动开启了中国经济的全球化之路，让一批近代企业在中国扎下根来。然而洋务运动的成果是有限的，因为官办企业效率很低，民营经济没有起步，因此中国经济发展只迈开了一条腿。中国真正的工业革命起始于甲午战争。
历史教科书说，“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使半殖民地化速度进一步加快，民族危机愈益深重”。然而凡事都有两面，中国经济发展曲线，恰恰从甲午战争之后开始迅速上扬。
因为《马关条约》允许开放中国市场，外国人可以在中国投资，直接设立企业。为了抵御外资，清政府不得不宣布“一切仿照西例”，鼓励民族资本发展，许多领域被迫不再由官办企业垄断，而是向民间资本开放。1898年，清廷颁布了《振兴工艺给奖章程》，首次承认了民营企业的合法性。1904年又颁布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公司法——《公司律》。民族企业普遍引入西方企业管理方法，实行了董事会制和监事会制，与官办企业相比发生质的变化，促进了近代工商业迅速成长。
我们来看几组数字：
1894年中国民营资本总额是710万元，到了1913年则达到1.62亿元，翻了22倍。
1895年中国的铁路总里程是467公里，到1911年达到9292公里，增长了19.89倍。
1895年中国轮船吨位只有32708吨，到1911年增加到90169吨，增长了2.76倍。
甲午战争前的20年，中国对外贸易进口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94%，出口增长率为2.54%。甲午战争后，1910～1914年间，出口平均增长率为5.9%，进口年平均增长率为7.4%。[47]
吴承明估计，中国市场商品量1869~1894年的增长率为1.25%，而1894~1908年为4.02%。按照汪敬虞等经济史学家的研究结论是，1895~1913年，中国一些行业的年增长速度甚至高达15%~20%。这一现象“不仅过去所未有，也超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所谓黄金时代”[48]。
在普通读者心目中，民国最乱的是北洋时期，也就是“军阀混战”时期。然而事实上，这一时期是中国近代史上民营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比甲午战争之后增长还要快。正是在此期间，中国在现代铁路建设、交通、教育等方面都取得很大进展，这是因为大一统崩溃，没有了对民营资本的政治约束，中国实现了一次自下而上、由民间力量主导的金融与财政革命。现在大家经常说南京政府时期中国经济出现了“黄金十年”，不过是北洋时期经济成果的延伸与壮大。
秦晖先生综合民国经济方面学者的研究成果发现，“这个时期的中国的经济总量和人均量，也在内忧外患频仍之中取得了艰难的增长。据迄今为止多位权威学者的统计与修正值，从甲午当年（1894）到1931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从42.493亿两增至192.252亿两，净增了3.52倍（可资比较的是：同一时期美国国内生产总值仅增加1.98倍）；中国的人均GDP则由1894年的10.2两，增至1930年的40.8两，平均每18年翻一番”。
正是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导致人口发展模式的转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