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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
南宋人所传北宋文献，有二事焉，本俱伪造，而伪出有因；其作伪所因伪之历史事实，甚关重要，此即所谓太祖誓碑及太祖政事堂刻石是也。兹分别考之如下：
一、太祖誓碑
旧题陆游撰之《避暑漫钞》（无卷数）载：
太祖受命之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祖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用销金黄幔蔽之，封闭甚严。因饬有司，自后时享及新天子即位谒庙礼毕，奏请恭读誓词。是年秋享，礼官奏请如敕。上诣室前，再拜升阶，独小黄门不识字者一人从。（中略）群臣及近侍皆不知所誓何事。自后列圣相承，皆踵故事，（中略）不敢泄漏。虽心腹大臣，亦不知也。靖康之变，犬戎入庙。（中略）门皆洞开，人得纵观。碑止高七八尺，阔四尺余，誓词三行。一云：“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刑戮，亦不得坐连支属。”一云：“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人事。”一曰：“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后建炎中曹勋自虏中回，太上寄语云：“祖宗誓碑在太庙，恐天子不及知”云云。
此故事经后人传引，又生讹变。王夫之《宋论》（一）云：
太祖勒石镇置殿中，使嗣君即位入而跪读。其戒有三：一、保氏子孙。二、不杀士大夫。三、不加农田之赋。
不知其何据也。
《漫钞》谓曹勋传徽宗寄语，提及誓碑。按曹勋《北狩见闻录》今具存，内载徽宗寄语，涉及太祖藏于太庙之约，初不云有誓碑，而其所称太祖之约之内容，亦与所谓誓碑不尽合。誓碑之说，盖由《北狩见闻录》所载徽宗之寄语而繁衍耳。予所见《北狩见闻录》有二本，一为《学津讨原》本，一为《许刻三朝会编》所引本。二本异文甚多，关于太庙藏约之记载，二本之出入尤甚。兹先并录二本之文。然后加以考定。
（甲）《学津》本，“徽庙（中略）又宣谕曰：太祖有约，藏于太庙。不诛大臣用宦官，违者不祥。故七圣相袭未尝辄易”。
（乙）《许刻会编》本，“太上（中略）又曰：太祖有约，藏于太庙。誓不诛大臣言有（字不可通，当是‘官’字之讹），违者不祥。相袭未尝辄易”。
今考王明清《挥尘录》（后录一）及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四）皆引据《北狩见闻录》此段记载，而于太祖藏庙之约，前者作“誓不杀大臣言官”，后者作“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则知许本近是而讹“官”为“有”也。
太庙藏约，而有待于徽宗传语高宗，则其为秘密可知。北宋人臣虽不知有此约，然因历世君主遵守唯谨，遂认为有不杀大臣之不成文的祖宗家法，观于以下二事而可见。其一，据《退斋笔录》：
神宗以陕西用兵失利，内地出令斩一漕臣。明日，宰相蔡确（中略）曰：“祖宗以来未尝杀士人臣，事不意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与刺面配远恶处。”门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杀之。”上曰：“何故？”曰：“士可杀不可辱。”上声色俱厉曰：“快意事做不得一件！”
其二，据《道山清话》：
元祐八年，吕大防因讲筵言及前代，（中略）多深于用刑，大者诛戮，小者远窜。惟本朝用法最轻，臣下有罪，止于罢黜；至于虚己纳谏，不好畋猎（中略）皆祖宗家法。
太祖不杀大臣及言官之密约所造成之家法，于有宋一代历史影响甚巨。由此事可以了解北宋言官之强横，朝议之嚣杂，主势之降杀，国是之摇荡，而荆公所以致慨于“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法必行”也。神宗变法之不能有大成，此其远因矣。此就恶影响言也。若就善影响言，则宋朝之优礼大臣言官，实养成士大夫之自尊心，实启发其对于个人人格尊严之认识。此则北宋理学或道学之精神基础所由奠也。
二、政事堂刻石
《道山清话》载：
太祖尝有言，不用南人为相。《实录》《国史》皆载。陶榖《开基万年录》《开宝史谱》言之甚详。皆言太祖亲写“南人不得坐吾此堂”，刻石政事堂（按：政事堂乃宰相办公之处），或云，自王文穆（按：即王钦若）大拜后，吏辈故坏壁，因移石于他处，后寖不知所在；继而王安石、章醇〔惇〕相继用事，为人窃去。如前两书，今馆中有其名而亡其书也。顷时尚见其他小说往往互见，今皆为人节略去，人少有知者，知亦不敢言矣。
右记太祖政事堂刻石事，虽言之凿凿，实不可信。此事既云见《实录》及《国史》，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乃据《实录》及《国史》而修，于如此重大事，何以不著一字。藉曰，李焘南人，为南人讳，然据《宋史》（卷二八三）《王旦传》：
帝（真宗）欲相王钦若。旦曰：“钦若遭逢陛下，恩礼已隆。且乞留之枢密，两府亦均。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古称‘立贤无方’，然须贤士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抑人，此亦公议也。”真宗遂止。旦没后，钦若始大用，语人曰：“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
王旦既力阻真宗相钦若，使是时政事堂有太祖禁相南人之亲笔刻石，正宜引以为据，何致但云“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而已。王旦即瞶瞶，及王旦死后，真宗卒相钦若，如有所谓政事堂刻石在，则此事乃明反祖宗家法之罪，非常大变，以北宋言官大臣论事之勇，何致悉皆默尔。即此一端，可见所谓政事堂刻石之伪无疑也。
朱弁《曲洧旧闻》（卷一）记王旦论相钦若事，与《宋史》本传稍异，其文云：
真宗问王文正曰：“祖宗时有秘谶云‘南人不可作宰相’，此岂‘立贤无方’之义乎？”对曰：“立贤无方，要之贤而后可。”
朱弁所记得之传闻，自不如本传之根据《实录》及《国史》者为可信。即如朱弁所记亦可反证所谓政事堂刻石之为乌有也。
考太祖、太宗两朝之未尝用南人为相，盖非由于原则上歧视南人。太祖初代周，国境未逾江以南，其所需笼络之先朝重臣及所可信托之股肱心膂，有任宰相之资格者，自无南人在内。其后南土渐次平定，南士之入朝者悉是远方降臣，自无取冠朝列之理。至真宗时，南土之以科第起而积资至可当宰相之任者，渐有其人。北人久已获得之政治上特殊地位，因南人政治势力之增长，而发生动摇，对于南人，难免侧目。王旦所代表之公议，所以使王钦若之作相蹉跎十年也。真宗朝北人歧视南人之例，史尚多有之。李焘《长编》载：
景德二年五月。抚州进士晏殊，年十四，大名府进士姜盖，年十二，皆召试。晏（中略）属辞敏瞻，上深叹赏。宰相寇准以殊江左人，欲抑之而进盖，上曰：“朝廷取士惟才是求。四海一家，岂限遐迩？（中略）”乃赐殊进士出身，盖用学究出身。
景德三年五月。上封者言：“诸路巡检当择武勇心力强明者，乞不用福建、荆湖、江浙、川峡（中略）人颁其事。”上谓王钦若曰：“人之勇怯，岂限南北？若此区别，非任人之道也。”
大中祥符八年三月。故事当赐第，必召高第数人并见，又参择其材质可者，然后赐第一。时新喻人萧贯与胶水人蔡齐并见。齐仪状秀伟，举止端重，上已属之。寇准又言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齐遂居第一。（中略）准（中略）出，谓同列曰：“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
真宗朝南人在政治上始抬头，此后南人政治势力日长，北人政治势力日消，至神宗以降，北人在政治上之地位，遂远落南人之后，而北人之侧目南人更可知矣。此“祖宗时秘谶”及“太祖政事堂刻石”一类故事所由起也。
原载《文史杂志》第1卷第7期，1941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