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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文峰的那份通缉令竟然是公安部副部长亲自签发,只有一纸公文,档案和所有附件都在副部长办公室,由于副部长正在东南亚访问,两天后才能回来。也就是说杨文峰还要在这里呆两天。分局局长和审讯科科长老姜稍微一合计,都觉得很兴奋。因为像杨文峰这种全国通缉的逃犯,分局十几年都没有碰上一个。这次既然被分局逮到了这个十年一见的机会,干脆再接再厉,立功立到底。

分局局长给老姜科长开了绿灯,让他用一切合法的手段迫使杨文峰坦白。要知道如果等到两天后部长回京派人提人时,可以同时带走一份杨文峰的交代材料的话,那就不仅仅是立功的问题,那是要升官的。

老姜在和局长等领导合计后,立即拉开了架势,可是当他看到审讯室里的杨文峰时,心直往下沉。眼前的人好像一团面团,软不啦叽,却透出软硬不吃的韧劲,对这种人,就算硬拳出击,也无处着力。老姜以前不是没有碰上过。

老姜虽然干了一辈子的审讯,成功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可是他在工作中使用的审问都是土方法。公安部曾经分期分批把全国公安战线的审讯干部集中起来培训,但那些什么“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及以心理战为主的审讯术让他们上课时不是打瞌睡就是私下窃笑。老姜倒是认认真真把课听完,也记了三大本笔记,可是毕业的时候,他感觉烦透了。他怀疑这些审讯术对那些顽固不化的罪犯是否有用,不过,他心里好笑地寻思,倒可以用这些西方人常用的那套审讯术把罪犯“烦”死。笑过之后,他在审讯工作中照样我行我素。

打击犯罪、阻止罪行蔓延、保护人民生命财产、维护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最行之有效、万试万灵的方法就是不惜一切手段的严刑逼供!这不但是中国几千年打击犯罪文化的精髓,也是世界各国都有的普遍现象。当然,没有哪个国家的严刑比中国的更花样百出,更源远流长,更与时俱进。

但现在的问题是,老姜所知道的所有立竿见影的审讯术中,哪怕是那些最温和最人道的都会或多或少在嫌疑犯身上留下烙印,可是杨文峰是要在两天后被上面提走的,如果留下烙印后他坦白了就好,如果没有坦白,那就弄巧成拙。

自从中国出现了维权运动,特别是出了个高铁钢后,公安审讯工作面临了极大的挑战和困难。想当初,不管抓住什么嫌疑犯,关起来拳打脚踢一番,不行就饿几顿,然后打翻在地,用脚踩他们的头,踢他们的阴囊,如果还不行,还有与时俱进版的坐老虎凳、灌辣椒水、夹手折腿,坐飞机……再顽固的嫌疑犯,在如此花样翻新的严刑面前也会供认不讳的。当然这样做的结果也会产生一些冤假错案,可是那毕竟是少数。准确率达到了百分之七八十。自从中国人越来越狡猾,搞起什么西方人的维权运动后,公安的破案率每况愈下。老姜科长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

唉,老姜叹息一声,这工作越来越难干了,再不出触动上面领导的大成绩,自己退休待遇上可能就只能填上“科长”两字。想起来心里就无来由地气愤,随即这气愤转向了罪犯。

如果不让嫌疑犯感到肉体的痛苦和精神上的无助和绝望的话,他们怎么会向你说出心里的话?

何况他甚至想不起来,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罪犯坦白,而又不在罪犯身上留下痕迹。

想起杨文峰那醉眼朦胧、仿佛半醒半梦的表情,他突然想起了一个办法。他低头看了眼手表,问办公室的干警:“嫌疑犯现在在干什么?”

“他困得要命,刚刚送到看守间休息。”

“马上把他弄醒!”老姜霍地站起来,一下子来了精神。“立即带到审讯室,继续审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