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 *本章的撰写，我在许多地方受益于佐佐木正哉的论文：《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第二部分“英军进攻内河”，第三部分“英军停止进攻与杨芳的对策”，第五部分“杨芳的屈服与通商的恢复”（以上中译本见《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辑、第15辑），第六部分“奕山的反击与败退”，第七部分“三元里事件”（以上为李少军先生提供的未发表的中译稿）。此外，魏斐德的《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王小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对本章第三节的分析亦极有帮助。
【2】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05页。
【3】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266页。
【4】 琦善于3月1日得知受到革去大学士的处分。他派余保纯前往谈判时，很可能与怡良、林则徐商量过（见《林则徐集·日记》第383页，又见《广东事略》，《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314页）。余保纯对义律的言论，见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3月10日，转引自佐佐木正哉：《英军进攻内河》，《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辑。
【5】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86—87页。
【6】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58—59页。
【7】 以上杨芳经历见《宫傅果勇侯自编年谱》，道光二十年（1840）刻本；《清史列传》第10册，第3049—3057页。
【8】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130页。
【9】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 180．第2天，3月7日，义律还向琦善发出照会，声称谈判因道光帝的阻挠而中断，英军“必向沿海各省及京师御城，就行攻敌”（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88—89页）。由此可见，义律打算在广东停战，北上进攻。
【10】 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3月10日，转引自佐佐木正哉：《英军进攻内河》，《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2辑。
【11】 《粤东纪事》，《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2期。
【12】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58—59页。
【13】 《林则徐集·日记》，第386页。
【1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59—860页。
【15】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193页。
【16】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91页。
【17】 海珠炮台位于广州城正南的珠江上的一座小礁石上，该礁石因阻碍航道后被炸去。其位置大约在今海珠桥一带。
【18】 英军的攻击路线及炮台点位的确认，参见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1, p. 413，及卷末附图。其中炮台的名称，又参考史澄等纂《番禺县志》，同治十年（1871）刻本；梁绍献等纂：《南海县志》，同治十一年（1872）刻本。
【19】 《林则徐集·日记》，第385页。
【20】 《林则徐集·奏稿》中册，第862页；《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654—655、695—696、778—779、814、844、860、883、892、900页。
【21】 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193页。
【22】 宾汉称，共缴获大炮401位（《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319页）；麦肯兹称，共缴获大炮346位（Mackenzie,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 p. 199）。现列表于下，由此可见广州清军的设防情况：
其中表格中的红炮台，据伯纳德书中提供的地图，位于河南的西北角，可能是永靖炮台的一部分。
又，伯纳德称，3月18日的战斗，英军共缴获大炮119位（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1, p. 413）。
【23】 英舰为加略普号、先锋号、鳄鱼号、硫磺号、摩底士底号；轮船为复仇神号、马答加斯加号。
【24】 英舰为摩底士底号、司塔林号，轮船为马答加斯加号。
【25】 英舰为先锋号、海阿新号、摩底士底号、阿尔吉林号、司塔林号；轮船为复仇神号、马答加斯加号；另有官船路易莎号和青春女神号。
【26】 英军的攻击路线，可参看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1之卷末附图。
【27】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1, pp. 377-379.
【28】 杨芳初奉到参赞大臣的谕旨时，信心十足，曾在路途中上奏，准备恩威并举，使英人畏威怀德，然后在广东“逐处筑堡”，“厚集粮食”，使英军“攻无可图，野无可掠”……这些不切实际的空想，就连道光帝都看出问题，朱批“似是而非”（《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01—802页）。
【29】 1841年1月，在华外国商船共计为78艘；其中英国商船为59艘（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61-62）。
【30】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92页。
【31】 3月16日凤凰岗清军击退英方打着白旗致送照会的小船后，美国副领事多利那与广州知府余保纯会谈。义律曾托多利那带去3月16日致琦善的照会和一封致中国官员的信。据义律称，广州官员曾有回复，但没有使他满意，遂于3月18日发动进攻（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3月25日，转见于佐佐木正哉：《杨芳的屈服和通商的恢复》，《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5辑）。
【32】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92—93页。
【33】 《林则徐集·日记》，第385页。
【34】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93页。
【35】 未见到中文本，此据佐佐木正哉的论文：《杨芳的屈服与通商的恢复》，《国外中国近代史研究》第15辑。由于当时中英文的翻译问题，我们还不知道其中文本又作何论。据林则徐日记称，“英逆致书参赞乞通商”，又据后来杨芳照会中称“不讨别情”等语，林、杨对此备忘录的理解，还是很有问题的，他们似乎认为，准许通商后战争就大体结束了。这究竟是翻译问题，还是理解问题，就不得而知了。
【36】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94页。
【37】 未见中文本，此据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 182。
【38】 《林则徐集·日记》第383—385页。
【3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59—860页。
【4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82—885页。
【41】 同上书，第719页。
【42】 同上书，第779页。
【43】 同上书，第860页。
【44】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886页。
【45】 同上书，第902页。
【46】 同上书，第907页。
【4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264页。
【48】 第一份夹片可见于《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266—267页；第二份夹片见《道光朝留中密奏》，《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483—484页。其中第2份夹片的内容与林则徐上奕山书的内容很接近（详见本章第二节），看来，林则徐对如何上奏是出了主意的，至少是知情的。
【4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918页。
【50】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953—957页。
【51】 同上书，第965页。
【52】 佐佐木正哉在其论文《英军进攻内河》、《杨芳的屈服与通商的恢复》中暗示，杨芳的捏谎很可能是由林则徐指点的，我以为此论证据不足。
【53】 参阅《清史列传》第14册，第4385—4396页；赵尔巽等撰：《清史稿》第38册，中华书局，1976年，第11537页。
【54】 《靖逆将军会办广东军务折档》，《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第237页。领赏日期原作为2月5日，此据《清实录》改，见该书第38册，第244页。
【55】 《曾国藩全集·日记》第1册，第62页。这也是曾国藩日记中罕见的有关鸦片战争的记载之一。
【56】 疑是理藩院员外郎西拉本。一位从五品的官员，随从就达10人，可见队伍之庞大混杂。
【57】 转引自阿·伊帕托娃：《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及战争后的中国》，《清史研究通讯》1990年第3期。
【58】 参见《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有关内容。
【59】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959—960页。
【60】 具体数字为：1841年1月6日，湖南1000名，四川2000名，贵州1000名；1月27日，江西2000名；1月30日，湖北1000名，四川1000名，贵州1000名；1月31日，四川1000名，湖北500名，湖南500名，云南500名，贵州500名；3月15日，广西2000名，湖北1800名，湖南1000名。另有四川提督带往广东的亲兵数百名。
【6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959—960页。
【62】 此为英方统计数字，并为奕山奏折所确认（见《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994页）。又，林则徐称，“虎门口外各炮台”及“各师船”，“损失大炮不下五百尊”（《海国图志》卷八○），此数似为不确。
【63】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757页。
【64】 同上书，第847页。
【65】 同上书，第834页。
【66】 《林则徐集·日记》，第387—388页。
【67】 见魏源：《魏源全集·海国图志》第7册，第1928—1931页；《清史列传》卷56《奕山传》中亦谈及此事。
【68】 林文中称“近日往来说事之员”。案此时鲍鹏已拿，林则徐、琦善、杨芳一直以余保纯与英方联络，当为余保纯无疑。
【69】 林文中称“内洋之长洲冈及蚝墩”，长洲即为黄埔，而蚝墩疑为黄埔附近的大蚝沙。
【70】 《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483—484页。
【71】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2册，第956—957页。
【72】 同上书，第993页。
【73】 义律致印度总督奥克兰，1841年3月24日，转见于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第六部分“奕山的反击与败退”。
【74】 据《中国丛报》称，郭富于1841年3月2日到达广东（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184）。
【75】 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3月28日，转见于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第六部分“奕山的反击与败退”。
【76】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99—100页。
【77】 同上书，第100页。
【78】 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5月1日，转见于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第六部分，“奕山的反击与败退”，又，义律的报告中余保纯所称广州大员，英文中用了“Commissioners”，即“钦差大臣们”，这里是否包括奕山，尚难推定。
【79】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01—102页。
【80】 义律致巴麦尊，1841年5月1日，转见于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第六部分“奕山的反击与败退”。
【81】 该信全文见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02—103页。从该信的内容来看，杨芳似乎误解了广州停战协定的实质。按照义律的前引备忘录，停战仅限于广东，不包括其他省份。而杨芳认定，义律不要烟价，不要香港，由此可以“速定局面”。杨芳的发信日期为1841年4月30日，此时奕山正在为进攻作准备，杨芳虽不知道义律的北攻计划，但又不愿再次开战，似乎在为“和平”作最后一次努力。由此信可见，杨芳和奕山在和、战问题上有所分歧。又，义律收到此信后，以两国相交不用私信为由而退回，尽管他抄录了此信的全文。他还要求此后的公文须由奕山、隆文会衔方可接受。同时，义律还认为，杨芳的私信，是一个骗局，表明清军准备动手。
【82】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04—108页。
【8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387—388页。
【84】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69页。
【85】 收到时间据《林则徐集·日记》，第389页。
【8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368页。
【87】 同上书，第372页。
【88】 据《清朝文献通考》、《清朝通典》等官书，广州八旗驻防兵为3400人，广州城守协共有两营，再合之抚标、水师提标等部，总兵力当在8000以上。但由于调派虎门及广州内河战斗中溃散，兵丁可能会不足此数。
【89】 见《道光朝留中密奏》，《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543页。该史料标题为道光二十一年四月二十日（即1841年6月9日）探报，估计有误。因为此时清军在广州战役中失败，撤离省城，四方炮台、观音山皆被英军占据过。此兵力分派情况，应是战前的格局。又，该史料中闰三月二十一日（5月11日）的探报称：贵州兵2671名驻小北校场；江西兵1500名、四川兵1400名驻东西得胜炮台；湖南兵1040兵、湖北兵1840名驻燕塘；江西兵500名、四川兵600名、湖南兵400名、广西兵300名，驻守各城门；四川兵1000名驻校场；四川兵1000名，驻保厘炮台；湖北兵1509名驻四方炮台；广西兵2000名驻佛山；云南兵500名驻北校场（同上书，第532—533页）。将此两单对照比较，可看出兵力部署的变化。
【9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11—412页。
【91】 奕山等人致裕谦，《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321页。
【92】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44—445页。
【93】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70页。
【94】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2, pp. 2-9;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340-344, 545, 547; Mackenzie,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 pp. 88-89．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207—210页。
【9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44—445页。
【9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67—468页。
【97】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545-546．其中在凤凰岗一带的英舰船为：伯兰汉号、布朗底号、琉磺号、海阿新号、宁罗得号、摩底士底号、卑拉底斯号、巡洋号、哥伦拜恩号、阿尔吉林号、司塔林号；轮船为阿打兰打号、复仇神号。在黄埔的英舰为加略普号、康威号、先锋号、鳄鱼号。此外，英舰威厘士厘号，此时泊于横档。英陆军组成为第18团535人，第26团317人，第49团311人，马德拉斯土著步兵第37团240人，孟加拉志愿兵79人，皇家炮兵38人，马德拉斯炮兵232人，马德拉等工兵等部171人，总计2223人。
【98】 本图的绘制，参阅Mackenzie,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一书所附作战地图。
【99】 以上英方的军事行动，综合下列资料：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340-348, 391-401, 535-550;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2, pp. 25-47；Mackenzie,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 pp. 93-111，及该书附图；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211—222页。其中凤凰岗英军参加进攻的英舰为宁罗得号、卑拉底斯号、海阿新号、摩底士底号、巡洋号、哥伦拜恩号、阿尔吉林号。黄埔一带英舰全数参战，舰名见279页注【97】。
【100】 郭富致奥克兰，1841年6月3日，广东省文史研究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346页。此数与辛好士的报告完全一致，见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550。又，宾汉一书的数字大于上述报告，但他列举了非战斗员一项，见《丛刊·鸦片战争》第5册，第232—233页。以上数字都扣除了三元里之战中英军的伤亡人数，可见于下一节。
【101】 参阅佐佐木正哉：《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至义律被免职》第六部分“奕山的反击与败退”。
【102】 伯麦去印度求援期间，由威厘士厘号舰长辛好士代理其指挥职务。
【103】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07页。
【104】 5月21日清军反攻后，次日进占商馆。商馆内的财物被兵弁及当地无赖劫夺一空。误烧西班牙商船事，见第一章第四节。
【105】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08页。
【10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46—448页。
【10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61—464页。
【108】 杨芳对前次停战协定的内容。一直有误解，见注531、注577。
【109】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500页。
【110】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546—551页。
【111】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11页。
【112】 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26页。
【11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579—581页。
【114】 《会办广东军务折档》，《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第242—258页；《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539—541、582页；第4册，第9—12页。
【11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552—556页。
【116】 同上书，第587—588页。
【117】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3—4页。梁章钜附奏的报单，因道光帝留中不发，该资料集未收。但据原故宫博物院所编《道光朝留中密奏》，有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五日（1841年5月7日至6月14日）有关广州之战的探报共13份，由于折、单分离，原编者无法拟题，但与梁奏相对照，当为梁章钜进呈（见《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531—545页）。
【118】 这方面最有力的证据，就是前已提及的道光帝下令各省撤防的谕旨。其次是对于收复香港，在同日发出的谕旨中称：“该夷所修裙带路寮房石路，内商既不肯前，各夷又不从此入口，是该夷销货不便，未必日久占据。裙带路与香港毗连，著奕山等仍遵前旨，遇有可乘之机，设法收复。”（《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582页）既然认为英军不会“久据”，所谓“可乘之机”也可理解为英军撤离香港之时。又其次，道光帝在谕旨中还使用了“善后章程”、“凯撤”等词汇，表明他认为战争已经结束。
【119】 Bernard, Narrative of the Voyages and Service of the Nemesis, vol.1, pp. 63-65; Duncan McPherson, Two years in China, Narrative of Chinese expedition, from its formation in April, 1840, to the treaty of peace in August, 1842, London: Saunders and Otley, 1842, pp. 169-170.
【120】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421-423.
【121】 伯麦于1841年6月17日从印度返回，而8月10日新任全权代表璞鼎查抵达澳门，伯麦与义律一并去职。因此，伯麦在新任上仅54天，没有做成什么事。
【122】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407-415.
【123】 《会办广东军务折档》，《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第240—241页。
【124】 有关资料皆可阅广东文史馆编：《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这是一部有关此事件的最为全面的史料集，但在编排上又似有观点先入的缺陷。当然，也有一些论者引用此资料集时的偏向性，引起更大的倾斜，似不应由编者负责。
【125】 McPherson, Two years in China, Narrative of Chinese expedition, from its formation in April, 1840, to the treaty of peace in August, 1842, pp. 147-149. Elliot Bingham, Narrative of the expedition to China : from the commencement of the war to the present period, vol.2, London : H. Colburn, 1842, pp. 149-150．中文译本此处删去。
【126】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391, 540-542.
【127】 McPherson, Two years in China, Narrative of Chinese expedition, from its formation in April, 1840, to the treaty of peace in August, 1842, pp. 144—149.
【128】 除去泛泛地指责英军奸淫妇女的记载外，最具体的是王庭兰致曾望颜信中称“轮奸一老妇人”（《中西纪事》第95页），梁廷枏后也持此说法（《夷氛闻记》，第75页）。此外还有《夷匪犯境见闻录》中称，英军“闯入各乡奸淫妇女，辱污而死及被逆劫去者，共计一百数十口”（《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67页）。
【129】 转引自〔美〕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动乱》，王小荷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8页。
【130】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161—168页。
【131】 一般地说来，经过100多年的口口相传，很容易失真，就该说法本身而言，尚有两点妨碍定论之处：一、由于当时中外风俗迥异，大户人家女人被生人撞见者即有自认为受辱而自杀者，李喜虽为农妇，但“恣意调戏”仍很难明确事情的性质；二、该调查称，这群“调戏”李喜的英军，为乡人所愤杀（从八九人增至十一人），对照英方文献，似非事实，由此反推前情节，也有不真实之感。英军调戏李喜的说法是当地的一位老人提供的资料。就资料本身而言，有许多错误，后在调查人员的帮助下，逐一得以克服。而李喜的孙子韦祖在调查中对其祖母受辱事始终未置一词，但却非常强调其祖父在抗英中的领导地位。
【132】 夏燮：《中西纪事》，第95—96页。
【133】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486—487、505、604—606页。
【134】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24—29页。
【135】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75—76页。
【136】 梁绍献等纂：《南海县志》卷3、卷26。
【137】 麦华生：《在华两年记》；宾汉：《英军在华作战记》；奥塞隆尼：《对华战记》及《中国丛报》有关文章，以上汉译可见《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319—419页。Mackenzie, Narrative of the Second Campaign in China, pp. 120-125.
【138】 Chinese Repository, vol. 10, pp. 391, 540-542.
【139】 《道光朝留中密奏》，《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539页。
【140】 以下数段的叙说，我参考了赵立人先生的论文《鸦片战争考释二则》，《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2期。
【141】 1841年6月19日，伯麦由印度返回后，与义律联名照会两广总督祁，通知他担任全权公使的新职（佐々木正哉編：《鴉片戦争の研究：資料篇》，第119页）；7月5日，伯麦又再次与义律联名照会祁（同上书，第121页）。由此可见，奕山完全明白伯麦的行踪，并知其新升职务。但是，奕山于6月22日的奏折中却称：“现在内外乡民，众口一词，远近传播，声称所杀系属伯麦，共为心快。奴才等恐含混影射，必须另委曾识二逆（另一位为霞毕）之官弁验看真确，再行按格奏赏。”（《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505页）道光帝听说伯麦被斩，要求立即查明，“按格奏赏”（同上书，第517、541页）。而奕山却于.8月6日奏称：“嗣据通事验看，首级发变，认识不出，闻系英夷掌兵渠魁。”（同上书，第605页）虽说奕山并非明确宣称已斩伯麦，但他有意将水搅浑的做法，却将此事作为一个谜而掩盖下去，致使传讹流播。也幸亏璞鼎查的到来，致使伯麦去职，不然这一谎言将被拆穿。
【142】 郭富的报告、麦华生的回忆录、宾汉的回忆录、《中国丛报》的文章皆有中译本，见《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346、330、333、368、405页。
【143】 歼敌10余人的说法，可见于奕山的奏折，其根据是义勇首领邓彰贤的报告，并称均有首级尸体可验。尽管奕山敢于谎称自3月16日（即杨芳到职）至6月1日，清军共毙伤“黑白夷匪九百余名，汉奸一千五百余名，带兵大小头目约有十余名”，击毁焚烧英军“大兵船九只，大三板十一只，小三板十八只，火轮船一只”（《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605—606页）；但对邓彰贤歼敌十余人的报告在奏折上仍不敢确认，声明要验看真确。这与奕山对义勇的评价也有关系。他此时致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的信中称：“水勇又皆乌合，与汉奸息息相通，胜者纠合求赏，败则反戈相向……”（《丛刊·鸦片战争》第3册，第322页），由此看来，尽管奕山向道光帝申报战果，但在内心中仍将此当作“纠合求赏”的举动。
歼敌100余人的说法最早见之于王庭兰致曾望颜函，但未说明消息来源，大约是道听途说而已。歼敌200余人的说法最早见之于林福祥的《平海心筹》，但观其著作，甚多夸张，自我标榜，此说亦不可靠。
歼敌748人的说法，见于钟琦的诗注：“辛丑（即1841年）……英夷在乡村淫掳，粤人愤懑，聚集团勇在三元里要隘设伏，殪其渠帅伯麦、副帅霞毕，斩首七百四十八级……”（《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304页），由该诗注可见，此诗写于1841年之后，作者情况不详，难以判明消息来源，估计是听到事后的传说而已。
【144】 其中第一位是1842年的镇江之战，第二位是此前的广州之战，第三位是1842年的乍浦之战。
【145】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78—79页。
【146】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4册，第6—7页。
【147】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94页。
【148】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75—76页。
【149】 袁英光、童浩整理：《李星沅日记》，中华书局，1987年，第251页。
【150】 包世臣：《安吴四种》，《丛刊·鸦片战争》第4册，第467页。
【151】 梁松年：《英夷入粤记略》，《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64页。
【152】 《林则徐奏稿、公牍、日记补编》，第10页。
【153】 其中琦善虽用余保纯，但更信赖鲍鹏，主要传话皆用鲍鹏，而杨芳、奕山只用余保纯出面交涉。
【154】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75—76页。
【155】 《鸦片战争档案史料》第3册，第505页。
【156】 梁廷枏：《夷氛闻记》，第75—76页。
【157】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第206页。
【158】 同上书，第24—29页。
【159】 罗正均：《左宗棠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2年，第19—21页。又，郦永庆的论文《鸦片战争时期士民具折上奏问题述论》（《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1期）对此也有很好的分析。
【160】 佐佐木正哉先生对此问题有详细的分析，见《鸦片战争研究——从英军进攻广州到义律被免职》第七部分“三元里事件”。当然，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基本观点，即当时民众抗英主要是巨额赏格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