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学记 - 何兆武、文靖
第一章（1921—1939）
我的祖上没有名人
三民主义的少年兵
“一二·九”见闻
上学记·甲
1. 力矫时弊，以古为则？
2. 无故乱翻书
3. 天籁幻想
鬼子来了
恋恋故乡情
返乡
湖南印象
上学记·乙
1. 中央大学附中
2. 西方教科书
3. 逃离“修道院”
第二章（1939—1946）
上学记·丙：迁徙的堡垒
1. 自由散漫的作风
2. 三个大学从来都“联”得很好
3. 自由，学术之生命
4. 逃课、凑学分与窗外的聆听
5. 图书馆不是藏珍楼
6. 茶馆听吹牛，里根挂二牌
7. 兼职做教师
9. “天人交感”下的人生观转变
几个难忘的人
1. 一包热情的闻一多
2. 民主人士张奚若
3. 战国派雷海宗
4. 吴晗印象
5. 冯友兰先生
6. 金岳霖先生
7. 中国通温德，白俄噶邦福
8. 曾昭抡先生
9. 数学系
10. 物理系
战火芬芳
“一二·一”运动
1. “打倒孔祥熙！”
2. 一多先生被刺
3. 一个人的政治底线
五柳读书记
忆同窗
1. “科里红”何佶（吕荧）
2. 殷福生（殷海光）印象
3. 大才子王浩
4. 因言获罪的陈良璧
5．老友郑林生
第三章（1939—1950）
教书台湾
日日江楼坐翠微
上学记·丁：革大学习
零敲碎打
后记 把名字写在水上
成为中国那一代的知识分子
一、亲历历史：那一代的人和事
二、幸福：什么是那一代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追求？
三、风度与修养：现在还需要绅士吗？
结语
序 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
一、亲历历史：那一代的人和事
二、幸福：什么是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追求？
三、教养：值得讨论的话题
结语
（修订版）
何兆武 口述
文靖 撰文
2009年
作者简介
何兆武，1921年生于北京，原籍湖南，西南联大(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曾任中国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德国马堡大学客座教授。多年致力于中国思想史、西方思想史、历史哲学的教学与研究。译述康德、卢梭、罗素、帕斯卡、孔多塞等西方思想家的学术经典20余种。论著先后结集为《历史与历史学》(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历史理性批判论集》(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中西文化交流史论》(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等。
内容简介
旧社会没有标准教科书，考试没有“标准答案”，各个老师教的不一样，各个学校也不同，有很大的自由度。我觉得这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教师可以在课堂上充分发挥自己的见解，对于学生来讲，至少比死盯着一个角度要好得多。“转益多师是吾师”，学术上独尊一家，其会的都一棍子打死，那就太简单化了。人类的文化也是这样，什么都绝对化、纯粹化总是很危险的。
读书不一定非要有个目的，而且最好是没有任何蹿的，读书本身就是目的。读书本身带来内心的满足，好比一次精神上的漫游，在别人看来，游山玩水跑了一天，什么价值都没有，但对我来说，过程本身就是最大的价值，那是不能用功利标准来衡量的。 对我来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只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三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
……
1939至1946年，我在西南联大度过了整整七年，读过四个系，现在回想起来，那是我人生中最惬意、最值得怀念的好时光。看着这份珍贵的何兆武先生口述的资料，好像随着他重新行走在那个时代的历史之路上。
媒体评价
何兆武教授的这部口述浓缩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心灵史。它叙述的尽管只是1920年代-1940年代末不足30年间他学生时期的陈年往事，却蕴含着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整个20世纪历史的反思，对我们重新认识过往、观察现在以及展望未来都有着重要的启迪，这大概是这本书能够激起读者广泛共鸣的原因。这本书同时又是很个性化的，何先生不惮于表露自己的真情实感，不忌讳议论先贤的道德文章，既树立了理性的尊严，又使自己的性情展露无遗。在目前这个功利滔滔的的世界上，何先生对知识与真理的热诚仿佛一股清泉，可以冲洗那些被免得熏染的心灵，使其复现润泽。这也是老一代知识分子风范的存照。任何津津乐道于名人八卦消息的解读，都大大偏离了何先生的志趣。久已厌倦标签化历史著作的读者，可以从这本书中获得丰富、鲜活的历史体验，特别是今天“上学者”和“治学者”，或可藉此思考一下，学应该如何上、如何治。
——中华读书报
修订版序言
这本小书《上学记》确实是一个偶然的产物。四年前，青年友人文静女士来找我谈话，想从我这里了解一些旧时代学生生活的情况。当时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更谈不到思想上的酝酿，只是东拉西扯地信口闲谈。文静女士据此写了几篇小文，居然得到刊载，这或许引起了她的兴趣，于是又连续和我几度闲谈。就我而言，事先并无写书或出书的念头，只不过是零星回忆一些往事而已，所以全然没有一个整体的构思，闲话太多，较重要的事情却多有遗漏，乃至后来读到成稿时，已经难以重起炉灶，只不过在个别字句上略加修饰，点缀成文。
我想有一点是要特别加以说明的。回忆录不是学术著作，也不可以以学术著作视之，读者切不可用所要求于学术著作的，来要求个人的回忆录。学术著作要有严格的客观根据，绝不能只根据作者个人的主观印象。而个人的回忆录则恰好相反，它所根据的全然是个人主观的印象和感受，否则，就不成其为个人的回忆录了。诗人歌德青年时曾热恋绿蒂，甚至于想要自杀，终于写出了《少年维特的烦恼》，一泻千里地发抒了自己火炽的热情。及至晚年写自己的回忆录《诗与真》时，他却对自己青年时的热情出之以嘲讽的态度。然则“两般谁幻又谁真？”我以为，两者都是同样的真实，都是诗人自己个人真实的写照。
《上学记》一书出版后，我送给当年同在北京（北平）师大附中读书的一位老同学，当时我们同样经历了卢沟桥事件和中日战争的爆发，也同样对当时政局的内幕一无所知。不过据我当时的印象，宋哲元只不过是一心想在夹缝之间作他的土皇帝，七月七日卢沟桥开火，几天之内日方就以重兵包围了北京城，而当时的宋哲元却还一味地大谈其什么：“和平、和平，能和就能平，能平就能和。”纯属一派胡言，痴人说梦，不知所云，足可以和阎锡山的哲学（什么“存在就是真理，需要就是合法”之类的混沌逻辑）相媲美，正当他大作其和平美梦的时候，就被曰军打了个落花流水，不但北京沦敌，二十九军还牺牲了一个副军长和一个师长。1940年，宋哲元逝世于四川绵阳，临死时还感叹：“这个局面怎么向国家交代？”这是我对他的印象，而我的老同学则认为宋哲元还是抗日的。当然，他也同样不了解当时的内情，这只不过是他个人的感受。我想，我们尽可以有各自不同的感受和印象，如果是写回忆录，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而且都应该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和印象，至于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那是学者研究的事情。我们两个人的感受不同，回忆各异，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的友情，更不妨碍事实的真相。相反，你必须尽量使每个人都忠实地回忆，才能尽可能地得出真相。
我的回忆中还有一桩，即我对殷福生（殷海光）学长的印象。有一年顾寿观学长和我同住一个宿舍，殷福生常常跑来和他高谈阔论。我和顾寿观很要好，觉得他忠厚朴实且又好学深思，但对殷福生则印象不佳，总觉得他仿佛是高人一节，褒贬人物毫不留情，尤其在反共这一点上，不愧是一个法西斯，但后来的情况却又大谬不然。他到台湾之后，成为了自由主义的一面旗帜，成为台湾青年一代知识分子最有影响的思想导师，受到台湾当局的迫害，致使英年早逝。我对他早年的印象竟然是完全错误的。但是作为回忆录，我以为仍然应该如实地记录下当时自己的感受。当然，也包括自己今天的歉疚之情。
至于书中提到冯（友兰）先生的地方，我不想多做辩白。凡是亲身经历过西南联大那段生活的人，我想都会一清二楚。邹承鲁院士的学术和人品大概是学术界耳熟能详、一致公认的，他对当时老师的月旦，可谓要言不繁、一语中的（见《科学文化评论》2004年第一卷第一期，第122页）。凡是对当时同学们的诸多壁报还有所记忆的，大概也不会忘记当时大量严厉的批判文字，本来君子之过如日月之蚀，卢梭的一篇《忏悔录》是千百篇卢梭传所无法望其项背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并不是真正对人的尊重。一个人的思想本来是活泼的、与时俱进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种思想上的木乃伊，让人去顶礼膜拜呢？
以几度私下的闲谈而居然能滥竽于正式出版物之列，未免令我惶恐。许多重要的遗漏（如旧时代学校中的生活，自己思想所受的影响，以及个人对当时学术界的感受和批评），都无法在这里一一补充了，这是要告罪于读者的。最后我要衷心感谢友人文静女士为此书所付出的辛勤劳动，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曾诚先生，感谢三联书店编辑吴彬女士为此书所承担的那么多意外的麻烦。
2008年2月28日
北京清华园
这是第一篇序 那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幸福和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