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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
开工资的日子到了，掐指一算，来到棉花加工厂已经三个月。据说正式工人每月发一次工资，临时工三个月发一次工资。但总算发工资了。什么叫上等人？上等人就是每月发工资。我们三个月发一次工资，处于上等人与下等人之间，可以算做中等人。下等人永远不发工资。
我记得那天晴空万里，阳光明媚，厂外的柳树脱光叶子，垂着柔软的枝条，像一排排默默肃立的革命英雄。棉花收购旺季已过，田野里的棉花擎着五瓣的淡黄色花壳，显示出即将牺牲的悲凉与轻松。厂里的柴油机被一个姓张的小子戳弄坏了，需要大修，车间放假，我们都准备拿着工资回家看看。
办公室外拥挤着二百多人，女多男少。都穿着自己最好的衣服，脸上涂了一层气味逼人的雪花膏、香脂之类。我既无新衣好换，又无东西往脸上抹，心中不甘不漂亮，便偷挤了李志高一些“白玉”牙膏抹到脸上，脸上又麻又痒，着风一吹凉飕飕的，感觉很好。还用热水洗了头发和脖颈，用一块锋利的碎玻璃刮了刮牙齿上的黄垢，刮得牙龈破裂，满嘴血腥。李志高打扮得风度翩翩，满头的乌发与脚上的皮鞋上下呼应，闪闪发光，宛若优质煤炭。我当然发现他吸引了姑娘队里的许多目光。孙红花磨磨蹭蹭地就和李志高靠在了一起，咯咯地笑着。她的笑声令我厌恶，使我生出许多流氓的思想，使我想起村子里那个老光棍的经验之谈： 人浪笑，猫浪叫，驴浪吧咂嘴，狗浪跑断腿。我通过观察，确认这是真理。那么，孙红花对着李志高我的李大哥如此浪起来，说明她对我李大哥有意思。只要李大哥要她，她一定脱不迭裤子。想到此，不由我全身发热，像犯了罪一样，偷偷窥视那些与我一起排队领工资的人，生怕他们看到了我心中那些不高尚的想法。尤其不能让方碧玉看破我的内心啊。她站在那里，面上神情淡漠，不和任何人搭腔，像一棵黑色的树。
负责发放工资的，是那位满脸布满纵横皱纹的老蔡。自从开枪、跳井后，他仿佛又老了十岁。他拖着长腔，按照工资表呼叫人名。
终于呼叫到我的名字了。我分拨开众人，挤进办公室，兴奋得有点手脚无措。厂长、书记，还有那些大小头目正式工们，都坐在那里，目光灼灼，盯着我也一定盯着每一个前来领取工资的临时工。我突然感到心里空虚，好像我来领取的不是艰苦劳动的报酬，而是他们的施舍一样。
厂长严厉地说：
“马成功，拿到了钱，要好好想想，党给了你们这些钱，你应该拿出点行动来答谢党的恩情！”
“我好好干活，死命抬大篓子。”我嗫嚅着。
厂长与支部书记对视片刻，支部书记点了点头，说：
“发给他吧。”
厂长对老蔡说：
“发给他吧。”
老蔡说：“过来过来，靠前点。”
他照着册子念道：
“马成功，实干工日八十五个，日工资一元三角五分，应得工资一百一十四元七角五分，扣除水电住宿费八元五角，实发工资一百零六元二角五分。”
他把一大摞钱推到我面前，说：
“这里边含有交生产队的钱，原则上是交队里一半，队里给你记一个整劳力工分。具体交多少，你自己回去跟生产队里协商。”
紧紧地攥住钱，我走出办公室。初次拿到这么多钱，心中充满幸福感。即使是交队里一半，也有五十三元多钱归我所有。我想我应该去买一件蓝咔叽布军便服上衣，买一条灰布裤子，再买双紧口白底青年鞋，最好再配上一双花格尼龙袜子。应该买包香烟。高级一点，“金叶”或“玉叶”，每盒两毛九，不要“勤俭”和“葵花”，每盒九分钱。还应该买柄牙刷，买管“白玉”或“分外香”牙膏，我也要刷牙，像李志高大哥那样，嘴里插着一把牙刷，满嘴吐着白沫，说话呜呜噜噜，显得那么有派头，有文化，有地位，有身份。买了牙膏牙刷，还应该买个红塑料香皂盒，买一块高级的“罗锅”牌香皂，再配一条花毛巾，洗脸时，一定要用毛巾擦，像电影里那些干部。把这一切配齐了，我还应该买辆“金鹿”牌自行车，买块上海产全钢防震十九钻手表，配上两条表链子，一条铁的，一条皮的。夏天用铁表链，冬天用皮表链。那时我一定转成了正式工人，我骑着崭新的自行车，戴着光灿灿的手表，穿着灰涤卡衬衣，挽着袖口，衬衣的下摆一定要扎到腰带里，不要像老农民那样打着伞。裤子，一定要那种深蓝色混纺华达呢，裤线要有缝，没有熨斗，可用装满热水的玻璃瓶子代替。坚决买双皮鞋，要牛皮的不要猪皮的，猪皮毛眼子粗，擦不亮。还要什么呢？足了，什么都不要了。那时我可以每个月开工资，歇星期天也照样开钱。忘了一件大事： 要对一个象。方碧玉，方碧玉我还要吗？不要，坚决不要。要找个月月开工资吃国库粮的，要长得漂亮，要有文化，最好会唱歌，会唱那首著名的抒情歌曲，“小河的水清悠悠庄稼盖满沟”，然后是“解放军进山来帮助咱们闹秋收”。实在不会唱歌会跳舞也凑合。“南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那时候，正式工人马成功，这位英俊潇洒的小伙子，携着她的手，昂着头，挺着胸，分花拂柳，沿着河堤漫步。他口中吟诵着唐诗宋词，手持纸折扇，与美人同行，犹如羊群里的两匹骆驼，鸡群里的两只仙鹤，那些在堤下棉田里摘棉花的女人，都直起腰，看直了眼，看走了神，嘴里发出啧啧的感叹声： 瞧人家，郎才女貌，才子佳人，天生的一对，地设的一双，弯刀对着瓢切菜，生子当如马成功！我携着她走进棉田，她穿着一条火红的裙子，迎风招展，像一面鲜艳的红旗飘进棉田，犹如天仙下凡。洁白的棉花与她火红的裙子形成鲜明的对照。她皮肤光滑，唇边两个小酒涡，性格温柔，待人礼貌。大娘婶子姑娘姐妹们，像一群蜜蜂，或者一群蝴蝶，把她当然也把我包围在中央。大娘伸出生满皱皮的老手，把她的手抓住，赞不绝口： 瞧瞧这手，瞧瞧这手，像剥了皮的葱白一样，尖溜溜，滑溜溜，溜光水滑呀溜光水滑……姑娘们捧着她的裙子，反复欣赏，有一位还把脸贴到她的裙子上。这时候，我应该拉着一位老大娘的手，对她嘘寒问暖，态度和蔼可亲，要把她感动得热泪盈眶，把我当成县里来的干部或是省里来的演员……我们终于摆脱了这群农村妇女，互相搀扶着，表现出相亲相爱、相敬如宾的样子攀登上大河高堤，在攀登的过程中，最好她的手能被锯齿形的草叶拉开一条血口，不要太深也不要太浅，太深则疼痛，太浅则做作，她轻轻地呻吟一声，我紧紧地抓住她的手，用嘴巴去吮吸她的伤口。这一幕多么亲切感人，会把那些大娘婶子们羡慕得要命，感动得半死，我们知道她们一定在眼巴巴地看着我们，但我们故意不回头，不要让她们错以为我们是表演给她们看。我们是天生的一对情侣，情侣一对天生成，我们的亲密举动源于火一样的从骨髓里榨出来的从血管里奔涌出来的真爱情……我吮完她手上的伤口，从衣袋里掏出一条绣着几朵鲜红凌霄花的洁白手绢，替她包扎，然后我像托一只小鸟一样，右手揽着她的屁股，左手揽着她的脖颈，她双手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把那颗血红的脸蛋儿埋在我的胸膛里……她的秀发如瀑布顺着我的胳膊弯子一泻千里，犹如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我左手如抱泰山，右手如托婴孩跌跌撞撞往上走，幸福之火熊熊燃烧，烧得我头晕眼花。我们忘情地拥抱在一起，我寻找着那两片玫瑰花瓣一样芳香扑鼻秀色可餐之唇……我们互相怀着感恩戴德的心情，依依偎偎拉拉扯扯搂搂抱抱拍拍捏捏向前走，革命道路艰难崎岖仿佛永远没有尽头。突然，前方垂柳树下站定一个人，黑干加枯瘦，好像一棵严冬的树。方碧玉终于出现了。在马成功的故事里，没有她的出现，整个故事将变得枯燥无味，犹如一潭死水。这时，我，翩翩青年马成功，应该仪态潇洒地走过去，主动伸出我那只腕上戴表的右手，镶着红点儿的秒针快速游走，表壳在夕阳余晖下闪烁温柔祥和之光。我的手细腻，她的手粗糙。我白，她黑。但是我绝不骄傲。我握住她的手，轻轻地一握，然后稍微一低头，彬彬有礼地说：“碧玉姐，您好！”她一定满面愧色。我对她介绍我的她： 碧玉姐，这是我的妻子，学名凌霄花，俗名爬山虎。然后再反过来介绍： 爬山虎——对，应该叫她小爬或小虎——这是我在农村时的同伴，方碧玉。这两个女人会怎么样表现呢？她们会互相打量一番，然后必然是方碧玉自惭形秽，爬山虎醋溜兮兮。方碧玉，你现在该后悔了吧？我向你求爱，你竟敢嫌我小，嫌我没出息。现在你还怎么说？当然，我马成功不是那种得意忘形的势利小人，富贵不忘贫贱交嘛。我对你方碧玉也是辗转反侧心念旧恩呀！呀！呀！呀！乌鸦要归巢了，我们也该回家啦……亲爱的，让我们紧紧拥抱……
“马成功！”
我听到有人在耳边喊叫，并感到有人在拍打我的肩膀。努力定神，摆脱幻觉，才发现我正搂着一棵糊满了干牛屎的柳树啃树皮。我满脸都是幸福的泪水。
方碧玉惊讶地看着我，问：
“你得了失心疯了是不是？”
我羞得要命，支吾道：
“我故意出洋相逗你笑。”
“吓我一跳，我还以为发了几个钱把你欢喜疯了呢。”
“瞧你说的，碧玉姐，我马成功再没出息也不会到那种程度。”
“好吧好吧，”她说，“咱结个伴回趟家吧。”
“我在这就是为等你的嘛。”
“走吧。”
“走。”
踢着石头往前走。
“碧玉姐，你每天开多少钱？”
“一元二角五分。”
“你呢？”
“一元三角五分。”
“你们抬大篓子出大力。”
“挣钱多的不出力，出力多的不挣钱。”
“你知道孙红花她们几个干部子女挣多少？”
“我不知道。”
“一元三角。”
“比你们多，你不是技术能手吗？”
“那管什么用？”
我们悠闲自在地向前走，其实我并不悠闲，一方面适才那场梦幻的余毒尚未完全清除，我还把一半身心浸泡在幸福的药酒里——或者说我的脑袋还在天上身体在地上——幸福的感觉像发了疯的狗一样追逐着我狂吠，使我不能很实事求是地与这位被我臆造出来的爬山虎姑娘枪毙掉的方碧玉交谈——爬山虎犹如天边的彩霞渐渐消散，只剩下一团模糊的暗红存在于我的意识之中——另一方面我的靠心脏部位的衣兜里装着三个月劳动换来的人民币，我强烈感觉到它们的存在，感觉到它对我的心脏乃至神经系统所施加的巨大压力。它使我精神沉重肉体轻飘。上述两方面都证实了我与方碧玉同行的第一阶段我是一个精神与肉体分裂了的二元论者。
走着走着就晚霞满天了。爬山虎已融进晚霞，与我脱离了假想的夫妻关系。土路上有迈着沉重的步伐自田野返回的农民。他们脸上都蒙着一层厚厚的尘土。我和方碧玉与他们擦肩而过时，感到他们用仇恨的目光斜视着我们。我下意识地按按衣袋，人民币一沓全在。田野已基本光秃秃了，只有一小片一小片的棉花柴还没拔。偶尔也有一棵树在路边挑着碧绿的叶子，生出许多妖气来，因为别的树都已落叶唯独它不落叶。那次给我印象最深至今难以忘记的是一个体重足有二百斤的大胖子开着一辆用12马力柴油机组装成的小拖拉机。他端坐在驾驶座上，俨然一座巍巍肉山。车后的小挂斗上，竟插着八面大红旗，显得诡怪而神秘。开车的大胖子是我小学的同学，他把拖拉机的油门开到最大，黑烟滚滚，红旗猎猎，十分英勇悲壮。我和方碧玉向他打招呼。他对我们的招呼不屑一顾。他严肃的面孔在我们眼前一闪而过。
我跟方碧玉相视一笑，顿时觉得周身通电，精神振奋，如同中了魔法。我们同时转身同时说：
“追上他！”
道旁的百姓害怕这挂着旗子的车如同害怕一车烈火，纷纷闪到路边，有急忙中扭了脚的也不足为奇。有一头毛驴受了惊吓，拖着地排子车蹿到路沟里去了。赶车的农民扯着嗓子骂，不知他是骂驴还是骂车。那天的情景经常像电影一样在我脑海里闪出： 一辆妖怪车在前跑，两个傻男女在后边追。
追呀追呀追呀追！
追上了。
大胖子刹住车，挪下车来，问我们：
“你们追我干什么？有事吗？”
我不满地说：
“开这么个破车，老同学叫着都不答应，要是开上吉普车，连你爹叫你也不会应。”
“老同学，你胡咧咧什么？”他弥勒佛一样笑着说，“我光顾聚精会神开车了，目不斜视，哪能看到你们？方碧玉你说对不对？”
方碧玉嘻嘻地笑起来。
“你开这车干什么去？”我问。
“不干什么。”他认真地回答。
“那你把我们送回家去行吗？”方碧玉问。
“当然行啦。”他说，“只要你大妹妹开了金口，甭说送到家，送到北极去都行。”
他站在车下拧着方向盘调转了车头，说：
“上来吧，你们。”
他跨上车，说：
“坐稳，走啦。”
扑扑通通一阵响，机器冒着黑烟，吭吭哧哧往前爬。
我说：“跑快点嘛。”
他说：“你别吵吵好不好？嫌慢坐炮弹去。”
忽听背后有人喊叫：
“方碧玉——方碧玉——小方——”
原来是李志高。
我说：“等等他。”
胖子说：“就你啰嗦，让他追就是了。”
李志高追上来，一个蹿跳上了车，跟方碧玉坐在一起，气喘吁吁地说：
“一转眼就不见了你们，我到处找，有人说你俩结伴回家啦，把我急得呀，在门口转呀转，一转眼看到你们在车上。”
“你不回家？”方碧玉冷淡地问。
“我没有家，”李志高说，“革命者四海为家嘛。”
“找我有事？”方碧玉问。
“没什么事，”李志高脸皮有点红，说，“反正我无家可归，想送送你们。”
“方碧玉武功超群，八个小伙子也近不了她的身，还用你送？”我说，“李大哥你回去吧。”
他说：“送送吧，这么威风体面的红旗车，我坐会儿过过瘾。”
夜色渐渐洇上来，一钩新月在西南方很矮地挂着。棉花加工厂那盏水银灯亮了，碧绿碧绿，像魔鬼的眼睛。胖子把车灯打开，本来有两只灯，坏了一只，只亮一只，独眼龙，一道略呈绿色的白光，照着崎岖的路面。
走了一会儿，胖子停车，说：
“你们下去吧，快到村了。”
“胖子，送人送到家。”我说。
“不行不行，我有任务，耽误了不得了。”
“下吧下吧，”方碧玉跳下来说，“你快回吧，耽误你工夫真不好意思。”
李志高也跳下来。方碧玉说：
“你就别下了，顺便坐回去吧。”
“不，不，”李志高说，“我愿意走走。”
胖子调过车头，一加油门，蹿了。
方碧玉说：“老李，你快回吧，俺到村了，没法招待你。”
李说：“没事没事，我侦察过你们村的地形，村头有个麦草垛，垛上有一个大窟窿，送你们到村后，我钻到草垛里去睡一夜，明早你们回厂时叫我一声，咱们一块走。”
“你这人有神经病吧？”方碧玉说。
“我这人喜欢冒险，喜欢干别人不敢干的事情！”他说。
方碧玉再也没有吱声。
到了村头，李志高果然钻到草垛里去了。
方碧玉站在草垛前，想说什么又没说出来，星光洒下来，一切都朦胧，失去了真面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