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在柳州香山慈幼院小学,第一次上了讲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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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柳州,我们直接去从北京搬来的香山慈幼院。熊婆婆事前就给关照过了,学校已腾好一个大房间。安置妥当后,妈妈就一个人到桂林找工作去了。婆婆管不了我们,只好由着我们俩在校园里疯玩。抗战期间,物资缺乏,但慈幼院小学的体育设施还不少。粗绳子吊着的秋千,两根大毛竹做的滑梯,两腿一跨,边向下滑还可以边翻出许多花样的筋斗,杠子、沙土、篮球等,小学生们上课时,整个操场就成了我和哥哥两个人的大乐园。自从香港打仗后,我就再没玩过这些,这回可以尽情地玩耍了。

后来哥哥发现了更有吸引力的游戏,就是到学校小卖部去帮忙。他本来就爱吃零嘴儿,这回可得其所哉。下课时卖东西给小朋友们吃,上课时,他就买东西给自己吃。婆婆一向娇惯他,他要钱就给,买的吃不完就拿回来,放在窗台上都晒坏了。我从小就不馋零嘴儿,只跟着当了几次“售货员”,年龄相仿的女孩子们喊我去,我就加入她们圈子和她们“交际”去了。有个姓张的女孩儿和我最好,还带我到她家去过。哥哥也和男孩子们玩,玩到天近黑才满头沙土、满脸灰泥地回来,也不肯洗脸洗脚,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婆婆拧了毛巾给他揩擦干净,拎了他那都几乎看不出颜色的条绒外套到院子里去拍打、扫刷,天天如此。我们女孩子在一起说说笑笑,也做游戏,可玩得文雅干净。好久没有女伴了,我也不像在圣司提反那样,招这惹那的,大家也喜欢我。婆婆洗衣服时,我也帮助洗些袜子、手帕之类,帮她漂涮、晾晒,开始有了点儿责任感。

抗战时期,广西机关学校都是每日二餐,上午10点,下午4点半。常言道:“一顿不揭锅,两顿一边多。”习惯了也不觉得饿。学校的作息时间也按两顿饭安排,有少数家境较好的学生还是吃三顿饭,中午也有休息时间,但很短。下午放学早,饭后还有不少时间。老师们就在校园内种了一块菜地,我们有时也参加一点儿劳动,当作另一种游戏。

有一次,老师们带我们去搞“肥料”。离学校不远就有山洞,那时山洞也就是防空洞,洞两边栽些木桩,钉点儿木板,供躲飞机的人坐。山洞里没灯,老师们在前面打着手电,我们跟着,挺神秘的感觉。走不太远,地上就有了些粉末、颗粒,这就是“肥料”了。扫了装回来,上到地里,还真速效,菜长得又快又绿,老师也不知道那是什么,说是躲警报时偶然抓了些回来,才发现它的功能的。山洞能出产肥料?这更增加了我对山洞的想象,现在想想,大概是蝙蝠粪而已。

有一天,女孩子们都上课了,我一个人在校园里无聊,便站到她们教室窗外听老师讲课。不一会儿,老师发现了我,就开门招我进了教室,向大家介绍我是从日占区逃难回来的,让我给同学们讲讲敌占区的情况。我一点儿思想准备都没有,站在讲台上,被那么多双眼睛盯着,紧张得手足无措,面红耳赤。老师说随便讲讲,同学们竟都拍起手来。我只好抱着豁出去的决心开口讲起来,讲着讲着也不紧张了,真是想到哪里讲到哪里。同学们问我看见过日本人吗?日本人什么样子?我就给他们连说带比画地学楼下那日本人鞠躬、点头送客的样子,还学日本女人穿木屐走路的样子,引得满堂大笑。直到打铃下课,老师才终止了我的“滔滔不绝”。出了教室,我舒了口气,原来在讲台上就这么回事儿,自此就不怕在人前讲话了。

三个星期后,妈妈回来了,她已在广西大学找到图书馆的一份工作,所以心情挺好。第二天,带了我和哥哥还有一位老师陪着去柳州市里逛街。柳州市分两边,一边叫河南,一边叫河北。一个城叫出两个省份的名字,我觉得挺奇怪。再一看,满街多是棺材铺,黑的白的,大的小的,几乎是一家连一家地摆放着,更奇怪了,莫非这里一人需要用几具棺材?那位老师笑着对我说,你不知道有首民谣说“生在苏州,住在杭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吗?这里的木头最适宜做棺材,是有名的,有钱人都来柳州买棺材。原来是这样,可我们没福气死在柳州,还得去湖南投奔五娘家。

和小朋友们告了别,给诸位老师道了谢,我们一家四人上了北去的火车。妈妈要把婆婆交给五娘赡养。四娘和五娘住在一起,她们姊妹三人要团聚一次。五娘的小儿子和我同年,比我大四个月,也许可以让我和他一起上学。我没考虑这么多,上了火车,一摇一晃地就睡着了。


3轿子上的旅行第二章 在湖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