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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卷一 局势
证今篇第五
——此篇专言印度问题原名“丘吉尔与伯理克理斯”反证古今证明今日帝国与自由的冲突仍未解决且因此大战宗旨中途改变暗伏第三次大战的杀机
读史固然要耗费金钱精力，修氏一部《希腊内战史》买来九角半，但不肯去精读这部书，也许结果现代世界的耗费损失还要大。因为今日帝国和自由冲突的问题还未解决，置之不理。因此我不能不谈起印度问题。
夫印度问题，不仅是印度的问题，乃人类自由的问题，所以已经演出一种矛盾的局面在这自由战争中，印度的自由战士因犯为自由而战的罪名而坐监牢。除了英人而外，对此都会发怔一下。
啊，自由二字，何等动人！撞起自由的钟！但是你要倾爱自由，须教自由之神先脱下印度女人的沙利服，而穿上欧洲的女装。有英国的自由神，使你想起英国的郊野茅屋，炊烟芳草，落日湖边，也有印度的自由神，骑着大象在万山深林中游行。人类的肉眼看不出真相，不知这位我们所爱的神女，也不裹大英国旗，也不穿印度袈裟，只围一条透明蝉翼羽纱，无形无色，只用慧心灵眼才看得见。
所以此刻现在，英人正在为自由而战。印度人也正在为自由而战，希望获得自由可以帮助英人在这场自由战争中去为自由而战。这样一篇糊涂帐，越弄越糊涂，假使在印度的英人也用过头脑的话，必然中风不语。可是这也毋须过虑。在印度不会去谈到“四种自由”，或是听人提起。提起有点难为情罢？先打胜仗，再用头脑！只有英人强健的头脑，才会超脱一切逆情悖理的难关。而据我看来，这难关不难度过。你只须听印度总督报告囚杀的成绩一副得意忘形的神色，就可断然无疑。“至1942年8月为止，杀死九百四十名，击伤一千六百三十名，逮捕六万另二百二十九名，判决有罪二万六千名，囚禁未付审一万八千名。”《新共和周刊》有一篇通讯说，“总督报告，正像芝加哥大屠场报告杀猪一样。”且须记住这每只猪都是一位自由战士，不怯淫威，鞭打缧绁都不怕，抑猪猡终究是猪猡耶？
近来我冤枉得了一个排英的罪名，至少有一些纽约妇女认为排英，因为我曾真心替印度自由呼吁。这呼吁印度自由与排英有什么关系，我始终看不出，而我的纽约女友也说不出来。我的态度很明显；我不是排英，我是排斥冥顽，不管哪一国，我国也在内。我不仅反对丘吉尔的守旧党的印度政策——我痛恶而深绝之。丘吉尔是英国人，我也知道，但于我，他的国籍与问题无关；不管这政策出于英法中日任何国之手，我都要痛恶而深绝之。我会明白分辨英国守旧党人与开明党人之不同，也会辨别丘吉尔与肯德堡大主教之不同。
美国报馆编辑，遇着两位英国人如丘首相与肯德堡大主教意见恰恰相反之时，认为应该双方加以赞同，将这大战宗旨做个人情，以免越礼。我决不肯把大战宗旨送我的至亲密友做人情，甚至或是送给上帝。要是某地的局部问题，我可退让。要是邻邦的内部政策，我也可退让。甚至问题是先运什么入中国——先运军火或是先运可口可乐给驻华的美国空军，我还可以退让。但是到人类自由关头，我决不肯让步，因为大义所在，不容荀且，而我深知我们今日在帝国与自由之间不得不择一而从，不容易敷衍过去。因为丘吉尔明目张胆护持帝国主义，我可以推知他小时希腊历史不曾用过功。这还小事，关系重大的是，因为一人垄断全战争及和平的宗旨政策，使这大战的性质，目标与宗旨中途改变，然而这大战的胜利却须赖中苏英美各国人的头颅共同换来。这关系綦重，就是英国的真友，也不当因送人情装哑巴，噤若寒蝉起来。
其实任何人都没有权利，把世界人类作战的宗旨做人情，送给他的至亲密友，或是上帝。历史上不论何时代，自由与反动的势力都在角斗，争占上风。各人应该运用他的聪明智力去分辨认识这两种势力，而站在自由与革命家一旁，毫无袒护的和反动的健将挑战。有些美国编辑想要讨好双方。但那位老将明站那边，视死如归，誓不肯经管清理大英帝国。诸位美国编辑，千万不可小觑这员老将。那老人家阅事不少，伎俩很高。凡是遇着口谈仁义头头是道的人，你要小心。当着这员老将声明他“要保守原有地盘”（“We mean to hold our own”），包括原属印度人无疑的国土，而且教中美俄人不妨替大英帝国作战，这时候我们是否应该口念“亚孟”？要是这回战争是英德两国的私斗，这话也没什么不该，谁打赢，谁保守他的地盘，那些属国只当他们的赌品。如果属国不高兴的话，那是另一件事，另开一回战，由属国与胜利国去解决。但这次大战又不是两国的私战，还牵连到多少旁人。英国首相声明他存意将大英辖境一直管治下去之时，中国人马上想到香港，印度人想到印度，荷兰人想到爪哇国，而美国人就想到自由之神。
1943年3月17日，丘首相在英下议院讨论大英帝国殖民地之将来，说道：“本政府深信无疑，大英殖民地之将来统治，须继续为大英国一己的责任。”这是清楚确定无疑昭告我们，丘吉尔立定主张，要保守印度、缅甸、马来半岛、星洲、香港、锡兰岛的版图。这样一来，也须让其他帝国各保存其殖民地，才算合理。由此观之，将来自成白种人在亚洲的帝国卷土重来的局面。所以个人认丘吉尔为将来和会上的梅特涅，不是错见。[按拿破仑其后，维也纳和平会议，由梅特涅亲王领导，恢复各国贵族皇室，协同摧残所有革命势力，而造成以后五十年间欧洲反动势力的大集合。]
假如我们以为丘吉尔忘记亚洲，便是错了；他永不忘亚洲——是殖民区。也许我们所要清理的不是大英帝国，而是世界人类半自由半奴隶的整个帝国主义制度。问题是，我们这战争是否为争些主义原则，使战争不再实现，求一比较公道和好的世界。但这些问题都不便讨论——不管大英帝国的清理或是荷兰帝国、法兰西帝国、日本帝国的清理。大家不要谈吧。先打胜仗，仗打完了，梅特涅亲王总在那边，大家才开始争吵攘夺。然后再过三四十年，大家再来干一下。
要寻究历史，不能钻在已经检查过的日报纸堆中，去追寻那些天天讨论的很热闹的小枝节。要寻究历史，应研究主持国政者的心理，去探讨本源。印度人说克利浦斯爵士赴印开始谈判之时，曾经答应他们组织“内阁”，而克爵士的随员一样热烈的否认他曾经应允给他们组阁的真权实柄[按此指美记者Ouis Fisner与某英人在纽约国民周刊之争辩]。在这种情形之下，旁人若以为由此能明真相，便是发痴。只有由另一方法下手，先研究主持该事之人（这现代伯理克理斯）的心理，才能明白克爵士赴印使命之真相。谁读完了以下丘吉尔于1930年、1931年所说对于印度基本态度的话，而尚不明白克爵士何以失败，便是低能儿。要明白这印度问题的经过，须先明白我们的伯理克理斯[雅典王，说见上章]。1930年正月，丘吉尔说：“早晚你们必须打倒甘地和印度国民大会党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主张。”——这些主张恰巧是《大西洋宪章》用来适用于印度的原则。在西门爵士使团在印度接洽谈判之时及其后，反对与印度开谈判，认为有伤帝国及其政府人物之尊严，喊得最响的人便是丘吉尔。1931年3月他说：“我们讨论这些问题，只抬高一些永远不能与我们同意的匹夫的声价，一方损失印度大英政府之尊严和权威。”1931年2月，他说：“把这[治印度的]责任移交极勉强极有限少数的印度政客党人，便是倒行逆施，便是一种无耻的行为，便是懦怯、弃职而逃、丧尽廉耻的行为。这便是使大不列颠含垢蒙羞，在世界历史上永远污及大英帝国代天宣德泽及万民的令名。”原文照录如下：
To transfer that responsibility to this highly artificial and restricted oligarchy of Indian politicians would be a retrograde act.It would be a shameful act.It would be an act of cowardice desertion and dishonor.It would bring upon Great Britain a moral shame which would challenge forever the reputation of the British Empire as a valiant and benignant force in the history of mankind.
这段妙文颇有大英帝国诗人吉卜宁腔调（Kiplingesque）。丘吉尔和吉卜宁同时在南非战争中充当记者。吉卜宁对于他帮“不识圣教的下级异族”（“the lesser breeds without the law”）的意见，丘氏也赞同。呜呼，使丘氏生于十六世纪尚不失为一位英雄好汉，使生于十七、十八世纪，也足以守先待后；十九世纪，他便是一位贤臣名相；于二十世纪，他只是唱吉卜宁调的违背时潮的史迹。他主张坚决，立志不移，言词伶俐，在那几句话中，不但可以解释克爵士赴印之失败，并可解释整个印度政策之现在与将来。古代希腊伯理克理斯王在国势正盛之时说话，也不会比他庄严，皮匠克利翁（Cleon）不会比他爱国。卖麻绳的优克雷底斯（Eucrates）不会比他坚决，连卖油灯的海破婆鲁斯（Hyperbolus）也不会对雅典市民发出更悦耳媚众的腔调[按诸人皆伯理克理斯死后主持雅典政府的人物]。我书至此，不禁想起亚诸的诗句几行。[那首诗写英国南岸海边的海啸，名为Dover Beach。诗长短句，吊今追古，慨叹大道沦亡，斯文扫地，以现代英国与古代希腊相比。莎复克利（Sophocles）乃希腊诗人。]
莎复克利昔居伊海之滨兮，其为时已甚远，
曾闻长浪之呼啸兮，慨苦海之潮汐，
余居渺远之北海兮，亦闻音而有感。
大道若溟洋兮，曩泛滥于两极，
俨彩憧之舒卷兮，若云旗之夺目，
悲余生之不遇兮，闻长波之太息，
声宛宛以凄涕兮，浪奄奄而退汐，
奇晚风之悲鸣兮，渐汩没于尾闾。
嗟唯余与汝兮，瞻苍茫之暮色。
叹长夜之漫漫兮，心仓皇而失策，
若两军之丧明兮，羌浑沌而夜击。
所以我们不必去推敲印度问题之枝节。双方都有很充分的理由，把人类自由的中心问题撇开，可以辩得你惝恍迷离，莫知所适。一个人要做一件事，总会拿出理由来，一个大国定了一种政策，总会采取名正言顺的手段。有时你同人家争辩，就已承认对方的理由有争辩之价值。
假如此刻，有人对印度人说，美国种族宗教复杂，有天主教徒、耶稣教徒、犹太人，又有新政策主义者、反对新政策主义者，又有民主党、共和党、共产党、社会党、东北省人、东南省人、内革罗人，又有浸礼会、美以美会、安息日会、圣公会、摩门教（多妻教），而且犹太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爱尔兰人在遮西城同住在一条街坊，而且美国有二百五十左右教门，印度人也只好摇头作罢，不再去理辩那错综迷离的纷局。但是在印度，印度人同回教徒也比邻而居，而且如美国的意大利人同爱尔兰人相安无事，也许更易相处。不但此也，对于一件事他们全国一致——就是要印度自由，除非是两件事——要印度自由和深恨英国。南斯拉夫国不是一样吗？也有天主教，犹太人，克罗忒族，色皮亚族，但是合之于我有利，我们就毫不迟疑把这些异族合并。老实说，假如印度没有回教，英人也须捏造个回教出来。宗教这东西是上帝恩赐大英帝国的宝物，大英帝国和一神论不能两立。多神论正有好处哩。
但印度问题枝节虽不谈，印度自由代表世界全人类自由的问题，我要谈，且非谈不可。因我不带独眼眼镜，又不和亚司斗夫人同意，所以我视印度的自由也正如视挪威、希腊、波兰的自由。不管我如何同情苏联而痛恶纳粹，德国或俄国要消灭希腊、波兰的自由，我都要同样反对。
这种态度有点难懂。有些美国人对于美国十三州脱离英国独立与印度脱离英国独立，作两种看法。配恩（Tom Paine）[美国独立战争中文字最动人的作者]的话便奉为民主要典，同样的话出于甘地、尼赫鲁口中，便是异端邪说。我不是美国人，不能这样分作两种看法。由我看来，华盛顿跟甘地、尼赫鲁一样的“排英”，一样的固执己见。可见得双眼眼镜委实不便。我也知道丘吉尔在纽约威名大振，甚洽民情，原可以圆滑些，附和群众，称颂在英国危倾时我所钦佩的英雄。但我偏要带双眼眼镜，或者只靠一双天然眼。
惭愧得很，我对印度人争取自由或法国人暗中组织争取自由，看不出什么分别，印度政府刊布白皮书，指明印度党人的言论引起地方骚扰及破坏产业。东印度两条铁路被炸坏了，这白皮书大书而特书。如果巴黎通利尔及巴黎通里昂两条铁路被破坏，美国报界不知将如何褒扬这些解放人类的自由战士！这是何等可歌可泣的一段佳话，证明精神不死，永不会为暴力淫威所制服。印度有两条铁路炸坏，我也引以为憾，因为这有妨碍共同作战的努力。但是你要教印度人如何是好呢？
自从英国未经印度人同意替印度对德宣战之中，中间经过两年半，印度党人力主镇静，而英国方面不肯稍让一步，改善局势。等到日本人打入缅甸，印度声嘶力竭的呼吁自由，才临时抱佛脚，派遣克爵士赴印。印度人要求实权防卫国境；英人却不肯交还实权。克爵士一行的实惠，只是由英人正式祝福“回回国”的主张（Pakistan）[此为第一次承认]，留为将来印度分裂之祸机。爵士回国，印人要求重开谈判，都不见效。须知印度之争，却是在美国分输赢；英人在美国宣传胜利了，所以认为十分满意。印度党人及民众日益激昂，怀恨英人日深，而民气日趋消沉。然而英人仍是兀然不动。你要叫印度人如何是好呢？
到了重开谈判的希望失败了，甘地事前通知印度总督，说要开始和平不合作运动。英人不肯受人威胁。甘地要求见总督，而总督摆出抚台的威风不许他见。就此逮捕党人入狱，这逮捕后来依英人法庭判定，认为违法。这没有武装的“叛变”平服了。局面有“把握”了。美国报纸表示意见，说英人剿变之后，必继以抚绥，重开谈判。然而英人却“强硬”到底？
过了恰恰半载，甘地声明他要绝食，不是抗议他私人的冤屈，而是抗议他民族的冤屈。他明知是向顽石乞怜，但他只好如此，派他有罪也好，无罪也好，他总不改初衷。甘地固然顽强，总督也是刚决。甘地已经快要死了，而此后英印合作之梦将击个粉碎了。印度政府即刊布一部76页的白皮书，声称党人有引起暴动的言行。据说，印度政府的职责是维持治安，而党人正图扰动秩序。“横竖我们武力强迫所得的人力物力，比不用强调方法相同，况且局面已有把握，而且我们是为自由而战。”
所谓佛法业缘一说之是非，就是看你认为此事之余波就此结束，或是认为余波会荡漾下去，与其他潮流并合。
如果英国政府的动机，是要对一手无寸铁的属国树立威信，这目的确已达到。如果其意在收拾人心，作为后日英印合作的张本，那机会便永远错过了。武力征服叛变，无论有无武装的叛变，也可以说言之成理，持之有故。但是英国武力制人，威信复立之后，还是不许党中与党外的领袖有机会聚头，商讨一个政治解决，虽然1942年10月间未入狱的领袖有这样明确的要求。这种冥顽不灵的政策便无可原谅。英人所说“印度人自己不肯团结”这句话我就不懂。各人分禁狱中，似不是交换意见的理想环境。就是印度和尚[Yogi有仙术]也做不来，而且甘地不是有仙术的印度和尚。“文思突破囹圄”还是文人一句说话，不适宜于拉查哥巴拉查利亚，或萨勃庐，或尼赫鲁[可以调解诸人]。
英国这种作风，由一种假定看来才可以明白，而这假定却是事实。这就是说同盟国武备充实之时，亚洲人什么观感好坏，都可不理。老实说，1942年整个作战策略，都是基于一种心理习惯，说印度人、中国人、俄国人反感如何，尽可置诸度外。为什么呢？因为英美将来有大量充实的空军。
这一场印度问题的经过，只是指明我们未曾认清帝国与自由冲突的问题，只是指明我们精神上还未觉悟，相信“局势有把握”时，猜疑畏忌痛恨仇恶都不足重轻。这所谓有把握的讲法，就是说暴动可用武装军队弹压，而正与希特勒想法相同。我们可以断定，战后的印度局势将更有“把握”，而印度不配独立的理由还要依然存在。东西政治哲学若有不同，便是关于武力淫威暂时成功后的久远用处。亚洲人乖巧一点，认为为图长久计，顾到民情要紧，众怒不可犯，武力不足恃，且要人心和平，然后天下可以太平。
今日这回大战所争只有一端——就是帝国与自由之冲突。有两位世界领袖站在对方的两极——一边是蒋介石，认为“但知爱国，犹未可也”，即须兼爱天下，[民国三十一年十月十七日《纽约论坛报》所登《中国战后的宗旨》一篇，引第一次大战时克维尔护士Edith Cavell语。]另一边是丘吉尔，认为但知爱国已足。凡深思的人都得在二者之中择一而从。现代欧洲强权政治的标准和亚洲传统伦理的标准正相背而驰。二千二百年前，孟子说得好：“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顺天者存，逆天者亡。”
现在这帝国与自由冲突的问题，正引起同盟的分裂。战争一时未了结，我们须暂把这问题按下，至少不使妨碍我们共同作战的努力，虽然我们在亚洲作战的策略，也凭我们愿见战后怎样一个亚洲而定。但是每个关心时务的作家都有职责，须告诉国民事局的真相。并于必要时加以警告，无论如何，不得蒙蔽事实以欺大众。同盟分裂的根芽已在，既然无法抹杀，只好把他揭晓，期弭祸患于未萌。因为战争或者不足使我们分裂，和平却可使我们分崩离析。夫欲和平必须集体安全，必然而无疑，欲求集体安全，必得美国合作，又必然而无疑。然而美国或进而合作，或退而孤立，全凭一事而定，就是下次和平的性质。安琪儿爵士[在美的英国作者，见第一章]高调提倡集体安全，反对美国孤立。但他却茫然不知这样高调阔论，遇见一个激起美国人民悔恨的和平条约，便全然失效。高谈阔论，劝美合作，虽是要紧，更要紧的是谋一个和平条约，值得美国的合作。美国人士也不必你来苦口婆心劝告。由心理上观察，此刻的美国人预备放弃孤立态度比欧洲某国人预备放弃强权及帝国主义还要爽快。两者都得同时放弃；不然，欧洲请美国帮忙合作之时，只是请美国合作帮忙欧洲的帝国主义。
我不得不忠言奉告，美国国际上的合作，只看是否有美国民众所能赞同的公平和议办法一事为转移。倘使帝国主义的条约复见，必激起美国愤而孤立，那时仰首嗟叹，也无补于事了。安琪儿爵士忘记美国的孤立态度历史上是怎样发生的。孤立态度之发生，由于凡尔赛条约激起反感厌憎，由于“了结一切战争的战争”一转变成争夺分赃的战争，理想幻灭，民心失望。再来一个凡尔赛，美国国民又要慨叹上了欧洲捣鬼政治家的当，又要悔恨惆怅，退而独善其身。在严重的牺牲之后，眼见理想消灭，而嗒然若丧，抽身而退，乃人之常情，而美国人民也不能免俗。因为世界保安队要美国加入的话，就是要美国共同捍护那和平条约所订定的国际秩序，而这国际秩序须教美国民众诚心相信是值得捍护的。假定说，这国际秩序只是恢复欧洲列强的亚洲殖民地，那世界保安队的职责便是要用武力来维护那殖民地制度，而所以担保这制度者，乃美国人民的生命与金钱。可是，美国和中国一样，自身一个殖民地也没有。你教美国人不要为几条大义公理而战，美国人便觉得杀身而不能成仁，师出无名，而死不以其道了。
我相信大西洋宪章，足为世界长治久安的稳固基础，恰如威尔逊的十四条件，如果不在和议时临时捐弃，也足以奠定和平的基础。然而就是大西洋宪章那些主张，此刻已被宪章发动人之一斥为“神话”[丘吉尔3月18日演说首段]，而关于怎样去实行这些主张，他已经认为此刻讨论含“危险性”。
美国的立场，光明正大。这战争的宗旨是为争世界各国各民族的自由。大西洋宪章存意是要“普遍”适用于各地各民族。美国的民众是赞同罗斯福的。美国的立场，是光明正大的。自由之旗未曾降下半竿。
但是那两位共同起草大西洋宪章的朋友，尚有公事来了，自从罗斯福说明该宪章的适用范围至此已有一年多，而丘吉尔尚不肯与罗斯福同声说这宪章是普遍适用于“各地各民族”。他不肯确定宪章的范围，或是声明一下，说美国的解释是不误的。他不肯适用这宪章于印度；他说这些主张条件“一点不限制（bid not quality in any way）关于印度、缅甸及大英帝国其他部分立宪发展的历次声明”。换言之，大西洋宪章的真谛妙道，人人都须实行，只有大英帝国的统治者可以特别宽免。况且应该注意，他自己相关的“历次声明”如下：1930年10月，他说：“我从不拟想在我们看得到的时期中，给印度与加拿大相同的宪法权利与政制。”1931年正月，他说：“除了在大战期间印度代表列席开会的纯粹场面仪式上的意义（purely ceremonial sense）以外，谁也不曾设想，在我们能合理或有用去推料的期间，关于印度的原则与政策会实行起来。”[按现时华府“联合国家会议”诸国列席，正合“场面仪式上的意义”。]
但是那话是1931年说的。大西洋宪章是1941年夏签定。那时美国还未加入战争。不确定宪章适用范围，倒有好处。因为倘使那时丘氏像他现在这样清楚说法，也许美国不会加入帝国之战。但是1942年、1943年这两年中同盟国仗打得好，胜利已望得到，英国愈强愈自信，而美国也已加入战争，欲罢不能了。当时他不肯清楚声明现在却声明得很干脆，毫不含糊。1943年3月17日，工党议员马可文（J.Mc Govern）质问丘首相，他关于大英帝国的声明的意思是否说，“德国于战后须交还占领的土地，而英国不必。”丘氏答道，“这样比拟实属侮辱。”[1943年3月18日纽约论坛报登载联美社电]他又提防人家误会，以为他误解大西洋宪章将适用于英国属地与德国属地相同，所以不惮辞费藉勃烈根（Brendan Bracken）[英国宣传部长]转达他的真意，昭告全世界。如果有谁“要走自招大祸的错着，要毁灭或交出我们可观的遗产，我想帝国尚有硬骨架，可以抵抗这种的意思……我们非捍卫我们的权利不可”，他对勃烈根声明：“我们既是联合国家的基本会员之一，绝不对我们的百姓说，我们可以让世界任何国欺负。联合国家的责任须大家联合到底。”
谁也明白，美国肯定一个解放菲律宾的年限，使菲律宾人相信美国的诚意。同样的，解放印度定一年限，也可以使印度人相信英国的诚意。那末，为什么期限未立，是谁反对呢？挥铁格的书《我们不能逃避历史》[We Cannot Escape History，1943年出版]，告诉我们一段启人聪明的轶事。“阁员中有一些人决定要用冷不妨手段迫丘氏即刻进行。据那回席中人之一出来告诉人家，‘爱慕利[守旧党员现充伦敦政府的印度部长]正在说，打败希特勒之后，我们应定个给印度联邦地位的期限。话刚说完，其他政府要人正要附和，还未开口，忽闻丘吉尔吼的一声，正像狮子中击一般。霎时间房中空气顿然肃清，宛如真有一只狮子步入室内。从此这题目就没有人再提起了。’”
所以现在大家糊里糊涂，莫知适从，就为这个缘故。帝国与自由冲突的难关我们不可躲避，也躲避不得，虽然丘首相专讲“先打胜仗”，在战局未转以前尽量躲避。至少他的宗旨认得清楚，说得坦白，而罗斯福不知如何是好，和他直争也不是，不和他争也不是。罗斯福对这帝国与自由的问题一天不表示态度，避免和他的好友拌嘴，世界人民就一天对大战宗旨糊里糊涂，莫名其妙。大家应该认清这员“老将”，不管他带不带圆顶帽；易地而居之，要是生在维也纳[梅特涅亲王，主持维也纳和会]，他便留个小髭。不要汲汲记住他是英国人，或是，如《纽约时报》所称[1943年3月28日“一周大事记”]，“这二十多年来，他是守旧党员之中坚”，或是如卡令德（Harold Callender）在同期所说，他是“吉卜宁诗人浪漫时代的帝国主义信徒”。今日的世界无所用乎吉卜宁时代的帝国主义者，也无需乎梅特涅。
因这缘故，我们今日不知大西洋宪章何时适用何时不适用，莫名其妙。依1943年4月4日《纽约时报》社论，这一讨论，便会引起大英丘首相所认为“危险”的争端。但是依这篇社论：
争端却已引起，而从这争论中，可以看出两种将来国际组织的粗略规模。一种是基于大西洋宪章的严确解释，期望一种世界，无论大小国，大家平等相处，并为集体安全及相互利益，藉一种国际的机构在政治及经济上同心合作。另一种是比较缩限于欧洲，期望一个由英俄二国共同保管的欧洲，而其他较小的国因疆界之远近，或倾于英，或倾于俄。[按即3月21日丘氏重要演讲所宣布]……
第一种主张也许似理想国鸟托邦，但是他正是美国[在国内]的道理推广及于世界。美国现在对付局部的现有问题，还是本着这道理做去，还是承认波罗的海俄国边境的小国国土的完整。那第二种主张，不似乌托邦，而是着重“现实”，以武力抗衡原则及强权政治为基础。
这篇社论结论有精警语：
今日所见局面，可以看两个不可稍缺的要点。将来美国对于国际合作最后决定的态度，大抵要凭战后和议之性质而定。同时，这战后和议的性质之形成，也要看我们[美国]有无表示，仗打完后，肯积极参加世界的政局。
俗语说：有备无患。世界如果需要美国战时及战后国际上的合作，须肯出一个代价，而那代价就是人类自由及平等公道的原则，一点不许还价。据我私人观察，此刻美人完全愿意负战时及战后国际合作上极大的牺牲，如果有法使美国人相信这代价是值得的。因此，凡是一见凡尔赛式和约复现的朕兆，就令我心慌。如果某一国不肯收拾往事，忘记前鉴，只顾收拾本利，乘胜打劫，集体安全便不可收拾[双方关语]：“There will be no collective security if some notion wants only to collect and fails to recollect.”因此，我谈到1943年3月号“英国”月刊（Britain，纽约英国宣传部发刊）所摘载格立格爵士（Sir Edward Grigg）在伦敦《星期日时报》的一段话，就竦然而惧：
英美两国政府都已对法声明，法国帝国可以完全恢复，并已对西班哥葡萄牙声明，绝不割削他们两个帝国的国境。且我们应当假定。联合国中之两位有殖民地的国，荷兰与比利时，如有同样的请求时，也必照样的允许。那么是否惟有大英帝国应该解散？
格立格爵士是前非洲肯雅（Kenya）总督，并在英国政府历任要职。像凡尔赛和会所揭发的战争期中秘密条约已经开始密订了。这回大战的性质日益显露出来了。老狗教不出新把戏，教也无用。当代政治家的头脑永不会学新意义的战争与和平。威尔逊十四条件之废弃不用，以此也。大西洋宪章之主义原则，现已置疑，以后将复捐弃，也以此也。
同盟国分心作战，便不能共同胜利，无论男女，人人早晚须静心一想，各定主张，到底这回是为自由而战，或是为帝国而战。二者之间，无法通融，二者之外，别无良策。我们须在罗斯福与丘吉尔之间，择一而从，因为取此必舍彼。罗丘也者，两种道理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