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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篇 工运与反帝
第三章 在“五卅”运动中
一九二五年五月三十日，上海租界老闸捕房门口，巡捕开枪，发生毙伤徒手群众数十人的惨剧；表面上看来似系偶发事件，实际上是殖民主义者对中国人民一贯的压迫。这种压迫使中国人民积压于胸中的反帝怒火，猛烈地爆发出来，遂演成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五卅”
运动。
我由广州经香港返抵上海，恰是五月三十日下午。在这次航行中，我曾患感冒，乃拖着病躯，提着行李，由十六铺登岸，坐上一辆人力车，直奔闸北。沿途行人车辆稀少，街头巷尾，三五成群的人们，交头接耳，神态相当紧张，小别的上海，仿佛发生了甚么严重的事件。
我到达闸北宝兴里我的寓所时，我妻及与我们同住的刘少奇太太何葆贞出来欢迎我。何葆贞曾经任安源矿工子弟学校教员，一见面就愤激的说：“你知道吗？两个多钟头以前，南京路巡捕开枪，打死打伤很多学生和市民。”接着，她简直就大声叫喊：“中国人是可以随便宰杀的吗？我这条命这次一定和帝国主义者拼了！
”
何葆贞的愤怒是当时一般人们心情的缩影。为了“反对东洋人打人”，曾在二月间引起激烈的罢工风潮，日本厂方虽答允“不得无故打人”，但事实上仍是借故打人。
一九二五年五月初，上海日本内外棉第八厂又发生开除工人代表和打伤工人的事情，因而引起小沙渡路几个日本纱厂中工人抗议性的罢工。厂方对这次罢工采取强硬态度，拒绝与罢工工人谈判，其时正值不景气，乘势关闭工厂，不准工人复工。
五月十五日，内外棉第八厂的罢工工人群众集厂门外，要求复工，遭厂方拒绝，引起争执。纱厂日籍职员向工人开枪，重伤八人，顾正红身中四枪，当场毙命。
上海租界当局对于顾正红被杀事件，并不依法追究；反禁止工人集会，并逮捕一些罢工工人。同时，租界捕房禁止上海各报揭载顾正红被杀的真相。
这些事，首先激怒了上海各校的学生。上海学生联合会原是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会同领导的，自然很快的就将这一不平事件传播开来。学生们本有反日的传统，早就感觉到在中国境内如果有一个日本人稍受损害，那就要闹得天翻地覆，而日本人却可以凭借不平等条约，任意在中国境内杀害中国人，顾正红被杀这个活生生的事例，更沉重地刺伤了他们的心。
上海学生联合会当即发动了宣传，组织学生进行街头讲演，募捐救济被害者，为顾正红举行追悼大会。对此，租界当局采取了压迫的措施。五月二十三、二十四两日，有些学生因讲演而被捕。学生们要求上海交涉使陈世光向租界当局交涉，释放被捕学生，租界当局置之不理。这样，就更激起学生的愤怒，进一步扩大街头讲演的行动。
上海中国商人平日对租界当局是敢怒而不敢言的。他们受外商雄厚资本的压迫，在租界内只有纳税的义务，甚么权利也没有。上海的纳税人会和工部局的董事会完全由外国人操纵，早就发生了中国商人要求增加华籍董事的问题。恰在这时，租界当局又实施印刷附律、码头捐、交易所注册费等加重中国商人负担的措施，引起一般商人的反对。租界当局还借越界筑路的手段、扩大租界的管辖区域，由各国领事所操纵的会审公廨①，平日处理中外诉讼时，中国商人往往遭受不平等的待遇。因此，中国商人对顾正红被杀事件，也同情学生们的行动。
当时，上海学生联合会发布了一个简短的传单，颇能代表当时一般的民族情绪。原文如下：
“打倒帝国主义！列位！你们觉得生活苦么？你们知道为甚么比从前要苦吗？因为：（一）
英、法、美、日各帝国主义者占据海关，把入口税弄得比出口税轻，所以国货不振兴；外国人把洋货来换了洋钿去，因而弄得我们一天穷一天了！
（二）英、法、美、日各帝国主义者常常借钱给我国军阀，拿了铁路、矿产种种权利去；军阀借了债，又向他们流氓买军械来打仗，打得我们生命都难保。
（三）日本人杀我们工人同胞，巡捕房反捕了工人去；学生们要募捐去接济，免得工人暴动，捕房又捕了去；我们要去吊被杀的顾正红，又被捕房捉了去；他们在牢里又饿又冷，不但食品衣服拿不进，连望望都不准！但是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呀！
（四）最
近工部局越界筑路，侵占我国土地；又要实行甚么印刷附律、码头捐，处处压迫我们！鸦片之毒，人人皆知；但鸦片大本营，是在租界（尤其是法租界！），这样的压迫，是要压死人的！
我们起来同他们争生路呀！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
”
五月三十日下午南京路的枪声，便使反帝怒火，与帝国主义的高压政策正式接触了。这天，上海学生又分途在租界作街头讲演，巡捕仍照旧制止。下午三时许，一个外国巡捕抓住两名讲演的学生，向老闸捕房行进。跟在后面的有手执小纸旗的讲演学生两百余人和无数看热闹的群众。当这一群人挤到老闸捕房门口时，即遭受巡捕们的排枪射击；死者十一人，伤者四十余人。这一惨剧在日益觉醒的中国人们的心灵上，无异是火上加油；它对中国反帝运动的发展以及后来中国历史的演进，皆具有重大的影响。
五卅之夜八时左右，陈独秀先生和蔡和森、李立三、刘少奇、恽代英、王一飞、罗觉等人先后来到我的寓所。他们原不知道我已返沪，只约定假我的住所商讨应付南京路惨案的办法。时机急迫，我们不及多所寒暄，即在我的卧室内举行紧急会议。首先由各人报告其工作有关方面的情况。负责工运的李立三和刘少奇说，各工厂区都已骚动起来了；工人们要求总罢工。恽代英是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部秘书，刚从环龙路四十四号国民党办事处来，他叙述国民党人都非常愤慨，大家在商讨对策，有人甚至捶胸痛哭。中共上海区委会负责人王一飞、罗觉等则说明各学校各民众团体纷纷集议，气势高昂。我从这些报告中，觉得整个上海都在沸腾了。
会议迅速决定，首先发动反抗外力压迫的罢市、罢工、罢课运动。接着，我们拟定要求条件的大纲，主要内容是：租界当局须承认此次屠杀的罪行，并负责善后；租界统治权应移交上海市民，废除不平等条约，如在华的领事裁判权等；并提出撤退驻华外国军队等要求。
我们进而讨论如何实现这些要求的具体办法和组成领导这一运动的中心机构。我们估计一般大商人的态度可能不够坚定，主张运用民众力量，促使上海总商会采取一致行动。我们决定立即组织上海总工会，并由上海总工会、全国学生总会和上海学生联合会、上海总商会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共同组织一个工商学联合会，为这一运动的领导中心。
我们又讨论到这次运动是反帝性质的，不应使一般市民感觉不便，更不应使中国人因而受到经济上的损失。罢市的目的主要是断绝在沪外国人供应，应尽量减轻对中国商人所造成的不利，而对一般市民照常供应。罢工不宜波及华资工厂、公用事业如电灯、自来水等关系市民生活者，应暂缓罢工等等。
我们深知这些决定的实现，不过是消极性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鉴于民众还没有武力作后盾，北京政府更不可能与民众站在一条战线上，因而我们认为在这一运动中，应避免杀害外国人的群众性的骚动发生，以免外人以此为借口，实施武力镇压。
这些方针与办法决定后，与会者即分别担任各项具体工作。我首先表示，明天一清早，我愿到那即将成立的上海总工会临．时办事处去坐镇、珍理有关成立这个机构的事务。当时同志中即有人称许我：“那好极了；你带病出马，难得难得！
”分工的结果，是由陈独秀先生
居中指挥，李立三代表上海总工会负责对外活动，特别是去联络商界，以达成一致行动的目的；其余各人都就原来工作岗位，展开对国民党和各民众团体中的活动；以期所有决定能够全盘实现。
这个会议不过两个钟头，就解决了所有的重要问题。会后，同志们都连夜分途展开活动，各项决定因之一一实现。这次会议进行的紧张和顺行，以及同志们情绪的热烈，确是前此所罕见的。也许有人只知道五卅运动的蓝图，是中共所预拟的，但我却认为民族主义的影响，即对中共本身说来，也是超过一切的。而在我的亲身经历中，五卅运动的民族情绪，其感人之深，尤胜于当年的五四运动。
五月三十一日清晨，我和中共中央职工运动委员会秘书张学琅到达闸北天通庵路一所一楼一底的房子—上海总工会临时办事处。这所简陋的房子，是刚租妥的，还没有任何设备布置。张学琅去张罗了一张粗糙的木桌子、一张椅子和几张长凳，并将他带来的文具和簿册摆在桌上。他用一张大白纸，写上“上海总工会临时办事处”几个大字，贴在大门口，我则坐在那张唯一的椅子上，阅读今早出版的报纸。这些报纸都登载了上海总工会的启事，要各工会派代表到我们这个临时办事处来登记。各报所发表的评论和记载，字里行间都表示出反对外人压迫的强烈意向。
十时左右，各工会和各工厂的代表，纷纷来到这里登记了。他们所登记的内容，除工会的组织情形外，主要是填明“已否罢工”和“能否罢工”两项。全部登记表在上述项目上都是肯定的：不是说已经罢工，就是说可以立即罢工。约莫三个钟头之内，来办理登记的和接洽事务的超过百人。其中只有少数人是认识我的；有些认识我，而我却记不起他们的姓名；多数则从来未见过面。有些新来的工会代表，目击这个空无所有的会所，似乎有些怀疑；在那里自言自语：
“全上海的总工会，那能是这个样子？”有些知道内情的老资格的工会代表却自告奋勇的解释：“这不过是临时办事处。”他们并为我介绍，说我是有名的张特立，老底子是北成都路劳动组合书记部的头脑，现在是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主任等等。他们并进而说明：“总工会众多的职员都到各工厂去活动去了；他自己带病坐镇在这里，不怕巡警的干涉，那能还有甚么闲话可说哩！”
我们这个小小的房间，挤满了愤慨万分的人群，带来发自上海每个角落的一致罢工的呼声。有的说：有了上海总工会，一切就好办了。有的说：少这里没有凳子坐，站也可以，席地而坐也可以。有的还自告奋勇为总工会做事，或要求留下来担任保卫总工会的责任。
除工人代表外，来到这个办事处的还有十几个市民，是带着钱来捐给总工会的。我告诉他们：今天还没有管钱的人，要他们明天再捐。其中有两个送捐款的人是我认识的，他们一定要我先收下来；情绪之热烈真是动人，我只好写了临时收据，收下他们送来的二百多块钱的捐款。
正午以后，工人代表们大概看见我仍带病容，多劝我先回去休息；一切事情暂时交由他们照料。我也要求他们多数仍回到各工会去进行原任的工作，只要少数人留在这里，协助张学琅继续办理登记。我还要他们去选租房子，作为总工会新会址，并进行布置和登报通告等工作，以便明早能够举行上海总工会正式成立的典礼。
这天下午，在我看过医生和略事休息之后，陈独秀先生暨李立三等人陆续来到我的住所，交谈情况。本日大致的情形是这样：最大多数的外资工厂都能按计划实行罢工；各学校大致也都罢课了；各马路商界联合会赞成罢市，并在开始实行之中。下午二时左右，大批学生、工人和各马路商界联合会的代表们涌到天后官上海总商会，要求它一致行动。最初总商会负责人还有一些犹疑和推诱，但在群情激昂之下，上海总商会副会长方椒伯终于签字赞成罢市。
工商学联合会的机构也已经过三方面的会商，决定组织了。上海总商会虽赞成这种组织，但它不愿加入，以保留它将来可以出面斡旋的余地。
为此，我们昨晚的决定，大体可算一一实现了。同志们为了让我能够多休息一会，就在黄昏时离去，另择他处再行会谈。我得到一夜的休息，病体也就开始康复了。
六月一日上午八时左右，我到达闸北宝山路顺泰里二号，那是昨天下午刚租好急促布置起来的上海总工会的新会址。这是一座三层洋房，每层有两个正房和一个大厅；用作办公是颇适宜的。当时已到了一百多名工人代表，众人在楼下的大厅里，还不嫌十分拥挤。我在全屋上下巡视了一番；所有布置，尚称齐全，足证昨天负责布置这所房子的十多个工人代表，花了不少的时间和心力。我决定将楼下一层作为开会和会客之用；总办公处设在二楼；财务则在三楼处理。
我于是召集群众在那里的工人们举行成立会。我以全国总工会上海办事处主任的名义，宣告上海总工会的成立。在一片“庆祝总工会成立”、“拥护上海总工会”、“争取罢工胜利”
和“为死难烈士复仇”的呼声中，我们挂起了新制的“上海总工会”的大招牌；升起了上书这五个大红字的会旗。所有留在总工会办事的工人们，立即依照自愿的原则，分总务、交际、会计和纠察四部分办公。从此，这里便是上海罢工运动的领导中心。
当天下午二时，上海总工会又假虬江路广东会馆，举行上海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到会的代表约六百人，挤满了那间大会堂。经过一番热烈演说之后，李立三被选为上海总工会会长，刘少奇为总务处长，杨剑虹（国民党籍）为交际处长（会计处长和纠察队长的姓名我已记不清楚了）；并一致通过要我以全国总工会的代表身份，驻会指导。这次大会正式通过加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并就此次运动所应提出的要求条件，尤其是有关工人方面者，详加商讨，拟订原则，授权本会代表，向工商学联合会提出。
同日，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也正式成立了。它是由工商学三方面推举代表组成的，为这次运动的总领导机构。六月八日，工商学联合会提出了有名的十七条要求，作为解决五卅惨案的具体方案。
这些机构次第组成之后，反帝运动也就随之扩大。上海工人方面自六月一日起，首先由上海日、英各工厂的工人带头罢工，电车、公共汽车、电灯厂、电话局及外人雇用的男女佣工、清道夫等相继卷入。六月五日，公共租界一部分华捕也参加罢工，显然直接动摇了外国人的统治。到了六月中旬，罢工人数已达十五万六千余人了。商人方面，自六月一日起，公共租界内各商店均先后闭门停业；法租界的商店并于六月五日罢市一天，以示响应。因为这次运动的对象，主要在反对英日；而法租界当局这次并未直接参与压迫，所以罢市的范围，就未扩及于法租界。至于上海中国地区各商店则营业如故，使这一运动的反帝色彩，更为鲜明。学生方面，五卅惨案后，上海各校即大多实行罢课，外人所办各教会学校也逐渐卷入，学生甚至与外籍的学校当局发生冲突。上海圣约翰大学大批学生即因不满校方措施而离校。
一般说来，在这次运动中，外国教会在华所办学校是大受打击的。
反帝的怒潮，迅即泛滥于全国。北京、天津、汉口、长沙、南京、济南、福州、青岛、郑州、开封、九江、南昌、镇江、汕头、广州、杭州等地都先后发生过盛大的学生市民的游行示威举动。抵制英日货和抵制外人的罢工风潮等。而各地的外人在这些风潮中也制造了不少枪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各地人民团体所提出的要求，大致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撤退驻华的外国海陆军、与英日经济绝交、为死难同胞复仇等等。这种反帝的声很，随着血的洗礼，响彻了全国各个角落。
香港、广州的省港大罢工，是这次运动中最突出的。六月十九日，香港和广州沙面的工人开始罢工，响应上海的五卅运动。六月二十三日，广州沙面英法军队隔着河沟，向示威游行的行列开枪，毙伤黄埔军官学校学生和市民五百余人，酿成有名的沙基惨案。香港居民因此大部卷入了这次的罢工风潮，人数激增至十万以上，其中多数且离港回粤，罢工坚持达十六个月之久。他们这次行动，不特给予香港经济以颇大的打击，而且对于广州初成立的国民政府的稳定，也发生了重要的支援作用。
五卅运动虽是如火如荼的热烈，但其发展仍要受中国当时客观的和主观的条件所限制。
第一，它仍然只是和平的抵抗外力压迫的运动，无法作进一步的表现。第二，列强在中国势力强大，即以整个中国的力量，对之仍是无可如何。第三，老牌的英帝一向对中国民族运动采取高压政策，但也兼施以华制华的分化政策，在五份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显明。第四，五卅运动之未能达到预期的反帝目的，不仅由于外力的强大，也由于中国的不统一。第五，五卅运动的积极作用，是使中国的反帝运动，由一般的宣传走进了实际行动的边缘。
五卅惨案发生后，以英国为首的公共租界当局立即宣布戒严；各国海军陆战队登陆，会同公共租界内由外人所组织的武装万国商团，布防各交通要道。上海市枢纽地区如南京路西段禁止华人通行；其他地区实施检查；特别禁止华人携带印刷品、驻足街头观望，以及三人以上的结伴行走；晚上八时后，断绝交通。
在戒严的两个星期之内，恐怖笼罩住整个上海。街上行人被外国军队枪击殴打的事，日有所闻，死伤累累；巡捕更在各处大肆搜捕，至于被害者的确数，则迄未公布。租界内上海大学、大夏大学、南方大学、文治大学、同德医校及其附属医院等被军队所占领，学校被解散；教职员及学生均被逐离校。六月十二日西捕在北四川路越界进入华界，拘捕学生；日美水兵约二百人及装甲车随之出动，与中国地区的保卫团队形成对垒，几乎酿成武装冲突。
租界当局的这种高压手段，并不能稍遏中国人的反抗怒潮；总同盟罢业运动仍在继续发展之中。六月一日，公共租界内各商家罢市后，银行工会与钱业公会仍旧照常营业，仅致函工部局表示抗议，但工部局却置之不理；英人所办的《字林西报》反讥以不能团结一致；于是各银行与各钱庄也于六月三日罢业了。
英国的死硬殖民者还多方诬蔑这一运动是“排外”，企图造成列强联合一致对华的局面，但没有成功。固然所有中国人不分党派，都认为五卅运动所坚持的是正义。即外国侨民中，也有不少的人认为这一风潮，不能与义和团事件等量齐观。除俄、德以不同程度表示同情中国外，法、美在华外交官亦相继公开表示与英、日不同的态度；甚至日本方面，后来也有悬崖勒马的打算，企图让这股充满正义的反帝怒火，专向英国人燃烧。
以英国殖民者为首的外力，一开始就企图把中国民族运动，在其刚出娘胎时加以扼杀，今既不能如愿；于是，继而实施反对赤化的分化政策。这种分化政策运用的时间很长，范围广泛；在当时主要是对北京政府作诱惑性的让步，分离大商人与工人、学生等的团结，在国共之间制造分裂的因素，并打击中共对工会的影响。这些手段虽能收效于一时，压住了五份运动的波澜，其后对一九二七年的革命运动，也施以同样的手段，使之宣告分裂，但这些旧帐积累下来，也为促成中共后来能够顺利成功的因素之一。
当时的北京政府，在群情愤激之下（少数北方军人还有要与英日宣战的偏激表示），曾有利用民气，一致对外，借以稳固政权的企图；但它究竟是依赖外力生存的，硬不起来。它曾根据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要求，向外交团提出抗议；但外交团不是置之不理，就是一味拖延。而它又为它本身层出不穷的困难所困扰，只能听任外人一再作拖延性的调查，一筹莫展。后来，在外人允许召开关税会议协议修订税则的利诱之下，段政府也就乐于装聋作哑了。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的国民党，正忙于广州国民政府的改组和肃清不可靠的军队。因此，在这一运动的领导上是相当脆弱的。
广州国民党的首脑们虽对近在咫尺的省港罢工极力支持，但对其他各地的反帝运动，则似照顾不及。上海及其他各地的国民党人固然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但国民党的各地机构却没有充分发挥领导的力量，遇事往往先由中共组织暗中决定好了，再在国民党部内作形式上的决议。
中共在这次运动中确是一个主角；但也充分暴露了它的领导力的不足。在这次广大的反帝洪流中，中共即感人手十分缺乏。党员们忙着做这做那，往往顾此失彼；尤其是中共中央，也常不能专心研讨决策，而要去应付迫不及待的实际工作。中共中央虽能贯彻这一运动的初步计划，却不能提出适应新形势的进一步政策；结果，它只有听任这一运动的领导，脱离了自己的掌握。
上海总工会这个中共的主要阵地，便消耗了中共上海组织的大部人力。这机构成立于匆促之间，职员人数逾百，事务更属纷繁，要安排出一个秩序来，以维持工作效率，已是一件吃力的事，何况它属下还拥有一百多个分工会，且大多数是刚成立或才扩大起来的。干部不足，自然是捉襟见肘了。
李立三会长代表上海总工会忙于对外，成为工商学联合的一个要角，无暇兼顾总工会；而刘少奇则忙着在各工厂区指导分会的工作。这样，名义上负指导责任的我，事实上只有去主持总工会内部的事务，有时一刻也不能离开，甚至不能分身去参加中共中央的决策会议。
如是忙了近两个星期，我的工作才由任总务处长的刘少奇来接替。
上海总工会在初成立的时候，真是门庭如市，每日捐款者总是成百上千，络绎不绝。捐款总数固然很大，但捐款人则多系一些小市民。成千上万的巨额捐款间或也有，但多数还是捐数百元乃至数十元者。其中有不少的人，背着装满大布袋的银角和铜板来捐献；还有不少苦力和穷苦的老太太，拿出他们多年积累起来的金银首饰或珍藏的银角子，捐献给工人。我们有时婉词谢绝这些太穷苦的人们的捐献，反令他们生气，甚至有因此哭泣的，他们爱国的热忱，实是令人感动。
我们收了捐款，按时发放给罢工工人。办法是每三天分区分厂发放一次，每次每人发罢工救济费一元。由于这些工作的进行，罢工的阵容大为稳定。
租界当局视上海总工会为眼中钉，花了不少金钱，制造大批临时印刷品，中伤总工会及总工会的职员们。由于我们的反击，这些活动并未能收到预期的效果，他们又进而收买流氓，多次企图捣毁总工会。这种诡计也未得逞。但后来在罢工接近尾声时，上海总工会卒被流氓捣毁了一次。据说，也是有外人在幕后操纵的。
我除了应付上述或明或暗的种种打击外，还要注意节制群众爱国热情的过分奔放。当时在群情激昂之下，随时有爆发报复性行动的可能，我估计到我们自身力量的不足，若群众失去控制，发生杀害外人的事件，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我舌蔽唇焦地劝告同事和一般工人，要他们的行动限于经济性的抵制；指出这种抵制，已足以使外人感受中国民族的威力；暂时不可再进一步，以免弄得不可收拾。
五卅惨案后，中国一般名流和有见识的商人，都觉得这个抵抗外力压迫的事件，必须由政府负责处理；单凭民众的消极抵抗是不够的。甚至左倾的学生，也主张由政府根据法律，展开有力的交涉。但北京的段政府如何能这样做？于是人们对北京政府的无能，感到不能容忍了。
中共中央认为不能对北京段政府有所期待，迷信实力的外国殖民者也不会轻易对中国人让步的，只有增强民众的力量，用革命的方法，才能解决对外对内的根本问题。我们曾再三商讨，一时也提不出具体的方案。曾有人想到应依孙中山先生北上时的主张，从速召开国民会议，组织举国一致对外的政府，但我们也估计到，失去了孙先生的国民党，暂时不会有这样主动的气魄；而由幼龄的中共来单独号召，一时也难于获得人们的重视。如果勉强做了，反可能因内在的纠纷，影响一致对外的阵线。
六月五日，中共中央曾发表告民众书，除对帝国主义者的野蛮残暴，表示极端的愤慨外，并指出这次上海事变的性质既不是偶然的更不是法律的，完全是政治的。提醒民众“万不可依赖和信任政府的交涉”
。告民众书反对调和与妥协，提出慎防帝国主义借口反共的离间和破坏；并号召坚持长期反抗和巩固反帝的联合战线；但它并未说明用政治解决此一事变的具体方案和可能的发展前途；反暗示毋宁光荣的失败。这个文件似清楚的说明了当时中共力量的局限性。
然而中共在五卅运动中，获得了组织上的发展，不少工人和学生相继参加了中共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这个时候，中共开始成批的招收党员。我曾主持过凡次工人新党员入党的仪式，每次都有四十名左右的新党员。他们多是五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经过短期的主义训练，就成为正式党员。他们之入党多数因对中共在五卅运动中的领导表示敬佩；本人又充满了民族热情。
在事态演变之中，五升运动的另一主角商人代表虞治卿的调和政策逐渐得势了。他是一个有势力的人商人；任上海总商会会长；凭借合法的上海总商会的地位，进行调和政策，获得上海一般大商人的支持。五卅惨案发生时，他洽在北京，负着北京段政府某种程度的调解使命赶回上海，施展出他在政治方面的解数。他采用两面的手法—一面是与工商学联合会建立友好关系，利用民气，逼使外人作些轻微的让步；一面以外人不能接受为理由，利用总商会的地位，修改了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之十七条要求；终于达到了他那逐步妥协的目的。
上海总商会于六月十一日将六月八日工商学联合会所提出的十七条要求，修改为较温和的十三条件。这件事最初工商学联合会是一致反对的，尤其不满虞洽卿的操纵手法。
中共中央最初反对最烈，尤其不同意将原十七条中之第六条（原文：“优待工人。外人所
设工厂，对于工作之华人，须由工部局会同纳税华人会订定工人保护法，不得虐待；并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之自由；并不得因此次罢工，而开除工人。”）加以修改（总商会所修改提出之十三条中的第七、第八两条原文为“洋务职工、海员、工厂工人等，因悲愤罢业者，将来仍还原职，并不扣罢业期内薪资”
、
“优待工人，工人工作与否随其自便，不得因此处罚”），中共中央认为这是大商人为了本身的阶级利益，有意抹煞工人的要求。
但中共中央为了避免联合战线的破裂，终于让步了。它认为如果上海总商会所提出的十三条，均能实现，也就是个奇迹。至于有关工人利益的条件，本不能希望大商人的忠诚支持，应由工人作长期不懈的斗争，方能达到目的。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维持这一反帝的联合战线，不可因工人方面的反对，趋于破裂。李立三本着中共中央的意旨，向虞治卿表示，希望他能根据十三条，据理力争，坚持到底，并劝告工商学联合会不可与上海总商会分道扬镰。这样，虞洽卿便获得第一回合的胜利。
这件事曾引起上海总工会内部的严重纠纷。当李立三在总工会代表大会上报告这事的经过，并要求大会接纳总商会所提十三条时，引起了严重的反对。具有国民党籍的一些工人代表首先指责李立三事先并未经代表大会的同意，擅自接纳牺牲工人利益的条件。这种议论获得不少工人代表的支持；甚至一些具有中共党籍的代表也加以附和。于是，在情绪激昂之下，撤换李立三的呼声四起。李立三面临着这种不易卸责的局面，只好托故先行退席，要求我以全国总工会代表身份，代他主持这个重要的会议；并声言，他将接受大会的任何决定。
我在会众同意之下，走上主席台，继续领导讨论。我首先指出这样一件重要的事，事先没有代表大会的认可，即对外让步，手续上是极不合的。我要求代表们就这重要问题的本身，作平心静气的讨论。幸好我能凭借平日的信誉，使会场空气归于平静。讨论结果，六百几十位代表，一致决定：反对总商会的让步，但为了不损害工商学的联合战线，目前只表示抗议的态度，并希望总商会能与工商学联合会精诚合作，一致对外。至于原十七条中之第六条所规定者，乃工人切身利益所关，应期之于本身的长期奋斗。
虞洽卿事实上排除了工商学联合会的反对，根据总商会的十三条，与外人交涉；但同样遭到外人的拒绝。于是，他便以此为借口，进而采取逐步收缩这一运动的办法。
他首先结束了商人的罢市。六月二十六日，全上海的商店宣告中止罢市。由上海总商会、工商学联合会和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联合发表一个沉痛的宣言，说明二十六日先行开市及三个持久的抵制方法，即：一、抵制英国货至五卅案解决为止；二、抵制日本货至日本纱厂案解决为止；三、以经济援助罢工工人等。
上海商人的复业，使上海的反帝运动开始低落。当时广州发生的沙基惨案和省港大罢工正轰动一时，国共两党都认为此时不可退缩，反应扩大，但这些主张并未能挽回大商人的妥协意向。同此，中共也从事实上体会到大商人是不可靠的；同时，深觉单凭上海总工会乃至整个工人阶级的力量是不够的；而广大的农民又不能很快的发动起来，只有徒呼奈何而已。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加重注意它在农民中的工作，也开始注意在军队中的宣传。我在这时根据中央的决定，摆脱了上海总工会的日常工作，集中精力去处理中共中央各项急待解决的事。
根据虞洽卿逐步收缩的政策，八月二十五日，日厂罢工渐次复工了。中日间屡经交涉的结果，日本厂方八月十二日应允撤换枪杀顾正红的原木、川村两个日籍职员、抚恤顾正红家属一万元，工厂中日人此后不得带武器入厂等条件，还应允俟中国政府颁订工会条例后，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所以有这个有关工会代表权的条件，是由于中国立法方面的缺陷，才给予日人以借口，真有点使人啼笑皆非。然而商店早已复业了，工人单独罢工，业已旷日持久，损失重大；日厂工人乃在上海总工会劝导之下，于二十五日按照复工条件复工。
日厂复工之后，这一运动单独对英的色彩也就更为显明；而英人仍是不肯示弱。公共租界的电厂甚至断绝华资工厂的电力供应，逼使华资工厂无法开工。这一着正打中了中国工商界的要害，他们不得不表示屈服。乃由总商会与英厂商定，以恢复供给中国厂商电力，乃发给罢工期内一部分工资作为维持费等七条件；于九月三十日起，陆续复工。至此，英资工厂的罢工，也宣告结束。
在逐步退却之中，上海总工会即遭受层出不穷的压迫。九月初它被流氓捣毁；九月十八日又为上海戒严司令邢士廉下令封闭。后来，孙传芳在江浙一带撵走了奉系势力，总工会的副会长刘华被杀害。坚持这一运动最久的而最有力的上海总工会也因而转入了地下。
老练的英国殖民者用拖延分化手段，解决这个风潮。它只在十二月十三日宣布；准五月三十日在南京路老闸捕房下令开枪的英籍巡捕麦高云、爱活森二人辞职，并应允在公共租界工部局增加两名华董，抚恤五卅被杀害者之家属七万五千元（中国方拒绝接受）等条件②，就轻轻的结束了这一运动。但从此殖民者也不敢再藐视中国的民族运动。
至于中国人民，大多怀着沉重的心情，为五卅运动的失败而悲愤。五卅运动所掀起的反帝热力，确是保留在那里，在以后的革命运动中，起着重大的发酵作用。
①公共租界的会审公廨是根据一八六八年所订洋径滨设官公审章程设立的。初时只限于华洋互讼事件，被告如为华人，须由华官审判。后来，外人逐渐侵权，至民国之际，便是华人互讼的事件，也归外人审理了。
会审公廨不受中国法院统属．华人败诉者，无上诉可能。这种极不合理的制度，直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才经交涉取消，改由中国司法机关在上海设立临时法院。
②除了这几项而外，最重要的是撤销领事裁判权问题。一九二六年一月十二日在北京举行的法权会议，列强用拖延手段，组织法权调查团，费了近一年的时间，于是年十一月提出报告书，反要求中国先改良司法，只应允将超越领事裁判权的上海会审公癣制度予以改善，而领事裁判权本身问题，则毫无变动。至于列强用以利诱北京政府让步的关税问题，列强代表在一九二五年十月二十六日北京所召开的关税会议中，也采用敷衍手段，成立一个承认中国关税自主的议决案，但以中国先行裁撤厘金为条件；而这是北京政府当时力量所办不到的事。所以可以说北京政府在五附事件的外交上，是毫无结果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