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压农村，保城市
如果说，1959年末粮食部门因收得多、销得少、库存增加而喜悦，到了1960年夏天，粮食部门开始尝到上一年对农民压榨过度的苦果了。7月12日，国务院财贸办负责人的一个报告称，北京、上海、天津三大城市、辽宁的10个城市和吉林部分地区情况紧急，现在粮食库存北京、天津只够销4天，上海只够销两天，辽宁只够销6天。
由于1959年冬到1960年春饿死人太多，到1960年夏，各地再也不敢多报粮食产量了。10月召开的全国财贸书记会上，各省报上来的粮食产量汇总起来只有3535亿斤，比1957年的产量3900亿斤还少。征购进展十分缓慢，而销售却增加很快，粮食库存不断减少。那时，全国82个大中城市6100万人口，9月底库存只有26亿斤，为上年同期的一半。津、京、沪、辽等地库存很少，随调进，随销售。10月16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会上的报告说，今后9个月（今年10月到明年6月）剩下的销售指标只有648亿斤，每月平均72亿斤。上年度同期实际销售886亿斤，月均98亿斤。农民的口粮指标剩下更少。李先念说，如果每月平均销售量不比上年度减少26亿斤，今年增加33亿斤的粮食库存计划就不能实现。李先念总是念念不忘国家粮食库存，把国家粮库看得比农民肚子还重要，这是统购包销制度的必然。没有宽裕的库存，他就无法保证粮食供应，而粮食供应首先保城市。
城市粮食定量虽然一压再压，但还有保证。可怜的是农民。据谭震林1960年11月2日在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从1960年10月到1961年6月，每人每月的口粮为：山东11.13斤；河南17斤；河北17斤；山西20斤；辽宁20斤。这些口粮中以地瓜为主，如河南的17斤中只有5斤纯粮，山东没有纯粮。这还是国家供应指标，各级尅扣口粮的情况分严重，农民能吃到口里的比上述数字要低得多。
在大饥荒期间一直实行压农村、保城市的政策。时任贵州省粮食厅长的王民三回忆，1959年底，贵州正在大批饿死人的时候，中央召开了救灾电话会议，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在会上讲了话，说北京粮食告急，要求各省从速调粮食支援北京。彭真讲话态度严肃，语气很重，说：“省里死人是一个省的问题，北京死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问题。”要求各地顾全大局保北京。指定贵州省调粮一亿斤。省委书记周林态度坚决，当场立即部署，省粮食厅连夜安排，限期突击集运加工。邓小平到四川时对李井泉也讲过和彭真类似的话，认为四川缺粮不如大城市的政治影响大，要李井泉从政治大局考虑，多调出粮食保城市。
如果说过去几年压农村、保城市只是实际操作不见诸文字的话，1961年8月在庐山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却明确提出了“紧农村，保大中城市”的方针。8月2日下午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去年6月底库存300亿斤，今年只有147亿斤，其中新粮55斤，库存再也不能挖了。准备进口粮食500万吨，但外汇紧张。农村调整先于城市，好转先于城市。问题在城市。要紧缩农村，保大中城市。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的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有115次，在总理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的现在仍然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从这些谈话和笔迹中可以看出，周恩来关注的主要是城市粮食供应。
1961－1962年度是粮食部最难的一年。粮食部反复算账，算来算出，中央粮库要亏空120亿斤（贸易粮）。国家打算进口100亿斤来补这个亏空。但外贸部估计，由于加拿大、澳大利亚有旱灾，我们的外汇又不够，进口100亿斤有困难。这一年怎么过来的？还是挤农民的口粮。1961年粮食产量只有2850亿斤，即使全部留给农民，农民的口粮还不如1957年（1957年农民占有粮食3130亿斤）。实际上，这一年从农村净调出粮食383亿斤，拆原粮460亿斤。这样，农村人均占有粮食比1957年少123斤。幸亏很多地方已放宽政策，农民自留地、三边地生产了一些粮食，有些地方还搞了包产到户，形势实际开始好转。否则1961年饿死人会更多。
1961－1962年，全国吃商品粮的人口有1.2亿人，仅供应的口粮食就有400亿斤，还有食品业、副食酿造业及工业用粮，总共需要500多亿斤。尽管从农村挤出383亿斤粮食，但不能满足城镇的需要。因此，不得不大力压缩城镇粮食销售量，1961－1962年度，城镇粮食销售量比1959－1960年度减少了122亿斤，但比1957－1958年度还是多48亿斤。为了补上亏空，只好进口粮食。1961－1962年度，进口粮食115.5亿斤(从1961年上半年就开始进口粮食，1960－1961年度进口粮食42.9亿斤)。从1961年开始，津、京、沪主要是靠进口粮食维持。1961年8月26日，李先念在粮食、商业厅局长会议上的讲话说，现在票子多了，商品少了。1961年购买力为675亿元，而商品可供量为655亿元。尽管商品供不应求，还是要优先保证出口。为了进口粮食，一定要挤出一切可以出口的东西出口。出口的商品是猪、蛋、油之类的食品,还是从农民的嘴边上夺过来的。进口的粮食只供应给城市。这也是压农村保城市的措施。
幸亏由于实行包产到户等应急措施，农村的粮食比前两年度多了（全国总产量统计数为2950亿斤，实际上农民自己在“三边”地上种的粮食很难进入统计），征购粮却比前两年大大减少，只有679亿斤。这是几千万农民的死亡逼得政府让步。但这个粮食年度，国家向农村销售的粮食也减少了150亿斤。农民还在饥饿中挣扎，据粮食部统计，1960年农民的粮食占有量比1955－1957年三年平均数减少了190多斤。1961－1962年度，全国农村大约有1亿人口每天吃粮水平在半斤或半斤以下。
“压农村”最典型是在食油供应方面。1959年春季，食油供应紧张，城市紧，乡村也紧，出口任务完不成，工业用油不能满足。中共中央开会讨论，认为“多头紧不如一头紧”，决定把农村的食油供应坚决压下来。除了生产油菜籽的地区以外，其它农村6、7、8、9四个月不供应食油。中共中央为此下了紧指示。1959年9月10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书记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谈到这件事时说：“采取这个措施引起了不少议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攻击我们也有这一条，他们说农村不供应食油农民会造反。现在证明，农民没有造反。”李先念用农民没有造反的事实来批驳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真是言不由衷。他说：“农村9月份恢复供应，但是供应量不能超过停止供应以前的水平。城市每人每月供应标准已经减少到2两，新油上来以后是不是增加上去？我们的意见不再增加。”
众所周知，同量脂肪的热量是碳氢化合物（即淀粉类）的好几倍。本来热量不够的农民，却剥夺了他们吸收脂肪的权利，这是农民大量死亡的原因。省下食油干什么？出口是一个方面。1958－1959年度，收购食油25.7亿斤，出口4.38亿斤，国内销售不到19亿斤。农民吃不上油，更吃不上肉，连鸡蛋也吃不上。肉和鸡蛋到哪里去了？国家强行收购走了。国家用强制手段要农民交蛋交肉。有些地方为了完成鸡蛋征购任务，按人头下达指标。国家收购的生猪和鸡蛋一是满足城市的需要，二是出口。1960年4月19日的全国电话会议上，李行念要求各省加强收购副食品，他说，收购上来的蛋，80%出口，20%内销。内销中第一是满足在中国的外国人，第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带有调侃地说：“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不吃鸡蛋。工农联盟，工农都不吃鸡蛋。”他说的“满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际就是城市的特需供应。特需供应的对象一部分是高级知识分子，更多的是高级干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