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工业跃进盲目建厂
在1958年1月召开的南宁会议上，中共中央提出在5年到10年内，各省的地方工业产值都要超过当地农业产值。3月成都会议，又进一步提出发展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的方针，通过了《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4月7日，中央正式批发这一文件，再一次要求各省、自治区尽快使本地区的地方工业总值赶上或超过农业总产值，并把达到这一目标的时间由原来规定的5年到10年缩短为5年到7年。这个文件下达不久，一个声势浩大的办地方工业的高潮在全国形成，从省、市、县到乡、社纷纷提出大办工业的跃进计划，都要求地方工业的总产值超过农业总产值。6月到8日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先后提出各大协作区要建立比较独立、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由于粮食高产“喜讯”频传，1958年8月17日到30日召开的北戴河会议认为，中国的农业和粮食问题已经基本解决，1958年全国每人占有粮食的平均数已经达1000斤左右，省一级领导今后的工作重心应当由农业转到工业上去。会议公报指出：“农业战线的伟大胜利要求工业战线迅速地赶上去，而且省一级党委有可能把注意力的重心转发移到工业方面来”。这个会议估计，“在1958年到1962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将提前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传大社会主义国家，并创造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条件。”
宏伟的设想使各级干部亢奋。为了实现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目标，各地出现了盲目建厂，乱上工业项目的热潮。工业落后的西部省――甘肃省，1958年1月到3月，全省建厂1000多个；3月到5月，建厂3500个；5月到6月，全省厂矿数猛增到220000个。其中，省办的2500多个，县办的15000多个，社办的185000多个。全省出现了10多个万厂县，20多个千厂乡，50多个百厂社。河北省定县，在一个多月时间内，就建起了1530个中、小型工厂，平均每天35个工厂投入生产。只有13万人口的内蒙古呼伦贝尔盟布特哈旗，到5月底就建成了厂矿307座。根据各乡镇提出的数字，全旗1958年新建厂矿可达1267座。这些数字显然带有浮夸的成份，不可信以为真，但盲目建厂的情况是真实的。不过，全民大办工业为以后县乡以下的“五小”工业播下了种子，成为1980年代乡镇企业的起点之一。然而，这种代价是十分昂贵的。
为了追求产量和产值，新建煤井尚未投产，就追加了煤产量任务，这些增加的任务还得靠原有的矿井完成。中央直属煤矿在1959年时92%的产量依靠原有矿井提供。由于高指标的压力，这些矿井的采掘比严重失调，工作面大量减少，设备破坏。据国家矿山小组1962年调查，在煤炭部属的508处矿井中，生产能力破坏严重和简易投产的有179处、设计能力7484万吨，占设计总能力的44%。其中采掘关系不正常的矿井占77%，因此从1960年4、5月份开始，产量就不得不逐月下降。
由于通过大搞群众运动的方式办工业，把过去一套管理制度都冲垮了，企业管理混乱，
经济效果显著下降，成本提高，品种减少，产品质量下降。重点煤矿煤炭灰分，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平均为21%，1960年提高到24%；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1960年比1957年下降了12%。亏损额直线上升，到1961年达到105亿元。其中工业亏损46.5亿元。
由于以钢为纲，只顾发展重工业，忽视了轻工业，轻重工业的比重1957年的53：47下降到1960年的33：67。自行车、电池、火柴、日用陶瓷、铁锅、甚至女人用的发卡等小商品严重供不应求，影响群众生活。轻工产品的质量也很差，老百姓称质量差的日用工业品为“跃进牌”。
要大上工业，就得扩大基本建设规模。基本建设投资：1957年138亿元，1958年267亿元，1959年345亿元，1960年384亿元。从1958年到1960年，三年基本建设投资共996亿元，比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基本建设总投资还多81%。平均每年投资332亿元，比1957年高出1.4倍。机械、煤炭、电力、化工、建材等重工业部门，上了一大批重点项目，超过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1958年，全国施工的大中型项目有1587个，1959年1361个，1961年1815个，而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五年施工的大中型项目只有1384个。小型项目更是遍地开花，不计其数。基本建设投资效果很差，建设周期长，建成投产少，许多建成项目因设备不配套，不能充分发挥效益。由于基本建设规模太大，尽管挤了农业、轻工业、文教卫生和人民生活，仍然难以为继，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紧张。从国民收入分配看，1958年至1960年三年共增加国民收入312亿元，而同期基本建设投资总额就增加了246亿元，占新增国民收入的80%，其中1960年国民收入减少2亿元，基本建设投资还增加了39亿元。基本建设材料的增长速度低于基本建设投资的增长速度。三年中“三材”的平均增长速度：钢材为38.8%，木材为14.8%，水泥为31.7%，而基本建设投资增速为40.7%。在编制1959年计划时物资无法平衡，就留了50元物资缺口，致使许多项目开工后不是无物资就是无资金，长期不能投产。从人力看，尽管基建职工人数增加很多，三年增加了421万人，但仍到处喊人不够。不少项目不得不半途停建，仅停建项目，全国损失约150亿元。
99.07100.36155.28143.32269.00349.72388.69127.4271.2698.16144.12
102.68105.24160.84151.23279.06368.42416.58156.0687.28116.66165.89
表23-3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单位：亿元）年份总计基本建设投资19541955195619571958195919601961196219631964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4》，中国统计出版社，1984年，第301页。为了筹集基本建设投资，就扩大国民收入的积累率。国民收入即全社会创造的财富，一部分用于当年消费，一部分用于积累，积累主要用于工业建设，以图进一步发展。积累过多，消费必然减少，群众生活水平必然下降。这就是所谓“勒紧裤腰带搞建设”。如果真正有效果，“勒”几年也是可以的，但事与愿违。1958年到1961年的国民收入中，用于积累的部分共占39.1%，积累率大大超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24.2%。高积累、高投入，却是低效果。每百元积累增加的国民收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平均35元，而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仅有1元。
“大上快上”工业，就必须大量进口机器设备。要进口设备，就得增加出口，换回外汇。而当时出口的主要是农副产品（主要是食品），1959年和1960年出口商品中，农副产品和农副产品加工品占出口商品总额的比重，1959年为76.3%，1960年为73.3%。见表24-4。出口商品都从农民口边挤出来的。
表23-4大饥荒年代中国的外贸进出口情况年份出口额（人民币，亿元）进口额（人民币，亿元）出口商品额构成（以出
口总额为100）进口商品额构成（以进口总额为100）
工矿产品农副产品加工品农副产品生产资料生活资料
55.753.026.131.342.691.58.554.550.028.431.540.092.08.067.161.727.537.035.593.16.978.171.223.738.737.695.14.363.365.226.742.331.095.44.647.843.033.445.920.761.938.147.733.834.745.919.455.244.850.035.732.942.924.256.044.055.442.132.939.128.055.544.563.155.330.936.033.166.533.566.061.126.637.535.972.227.8
19561957195819591960196119621963196419651966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1981年，Ⅷ－32，经济管理出版社，第33页。“大上快上”工业，不仅基本建设项目大增，城镇人口也急剧增加。1958年6月，中共中央决定各地的招工计划经省、市确定后即可执行，不必经中央批准。招工权力下放以后，各地放手大招工，有的甚至在车站设立招工点。职工人数从1957年的3101万人，增加到1960年的5969万人，三年增加2868万人，增长92.2%。与此相应的是城镇人口增加。1957年，城镇人口总数为9949万人，以后连续三年猛增。1958年为10721万人，1959年为12371万人，1960年达13073万人。三年共增加3124万人，增长31.4%。其中从农村迁入城镇的大约有2218万人。城镇人口急剧增加，吃商品粮的人口大幅度上升，粮食征购指标不得不提高，加剧了农村的饥荒。
在人们的印象中，认为大庆油田是在大饥荒年代开发出来的，认为这是工业大跃进的亮点。实际上，大庆油田的地质勘探始于1954年初，经过几年艰辛的努力，于1959年9月国庆10周年前夕射孔试油成功。大庆油田并不是大跃进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