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身份和差异：1949-1965年中国社会的政治分层 - 高华
一、”阶级出身论”的社会和历史根源
二、区分敌、我、友：以”政治分层”重建社会（1949-1953)
三、强化革命专政和政治分层的细密化（1953一1956)
四、追求全面”纯化”的新世界（1957-1965)
结论
注释
前言
中国自古以来改朝换代都是血雨腥风，人头滚滚落地，进入20世纪，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引入了民主、自由等新因素，清朝退亡，民国肇立，新政权没有对前朝人物大开杀戒。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反共政变上台，建立党国体制，奉反共为基本国策，以武力镇压共产党，激起中共的长期武装反抗。毛泽东有名言：蒋介石拿起刀，我们也拿起了刀。从此国共两党，兵戎相见，即使在抗战阶段，双方为共御外侮，结成第二次合作，但彼此仍心存芥蒂，互不信任。1945年后又有三年内战，最后中共胜利，国民党败退台湾。在长达22年的时间里，国共长期武装对抗，无数百姓被卷入，造成生命的巨大牺牲。
自从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东西方阵营对峙的冷战大格局下，中共开始了一个创设制度，重建国家和社会的过程。新制度和新秩序建立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通过对旧政权及其人员以及”敌对阶级的社会基础”的政治清算来展开的，其思想和实践的背景是：马列主义的”彻底砸碎旧的国家机器说”、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阶级斗争学说；另一来源就是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共革命根据地实践的经验。
胜利者对旧政权及其成员，以及”阶级敌人”的政治清算和改造，是有计划有步骤的一个庞大的社会工程，其具体路径就是”划分阶级成份”。在近30年间，党和国家对于社会成员的阶级出身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将阶级出身作为检测普遍民众对新政权政治忠诚度的重要的识别标志，并通过此项检验，巩固和强化自己的政权基础。由此出发，执政者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广泛领域，根据变化的形势对社会成员持续不断地进行政治身份类别的划分排列，有差别地给予社会成员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待遇。这种对阶级出身问题突出强调的思想意识和依此划分社会成员政治类别的原原则，在本文中被指称为”阶级出身论”。
执政党的这套思想和组织原则在50年代初开始在全国贯彻，但其历史渊源悠远。1928 年1月24日，毛泽东为江西第一个县级苏维埃政权—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大会书写了这样一幅对联：”想当年，你剥削工农，好就好，利中生利；到今日，我宰杀土劣，怕不伯，刀上加刀”[[1]]。50年代后的实践只是1949年之前中共根据地实践的延伸和发展。在建国后的17年里，”阶级出身论”随形势的发展，历经几次变化，在60年代初中期成为新政治文化中的强势意识，对国人的生活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1966年”文革”爆发，毛泽东提出：文化大革命是国共长期斗争的继续，”阶级出身论”迅速转化为”阶级血统论”，从而造成一种广泛的社会歧视现象。1978年，党和国家终结了这项政策从而大大解放了社会，赢得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也标志着新政权以严刑峻法奠定统治基础的历史阶段的结束，国家进入了和平建设发展的新的历史时期。
对于”阶级出身”问题和文革的关系，除了遇罗克在文革初期的语境下发表的《出身论》一文，在上世纪80年代，大陆思想学术界对此问题也曾有所论及，但是对此议题出反思并没有延伸到”阶级出身论”在50-60年代的表现形态，更没有将这个问题置放于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的历程背景下予以系统考察，90年代后期及近年来，在中国出现了有关这一议题的零星叙述和民闻回忆录，对于了解”阶级出身论”在50-70年代的表现形式，以及其对民众生活的广泛影响，特别对于观察当年中国社会的另一广大人群及其家属、子女的生存和生活状态，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叙述极为零散，多数是未刊的文字。
本文试图将”阶级出身论”置放于20世纪中国共产革命的脉络中进行考察，从历史的角度来梳理这一重大问题，之所以选择1949-1965年为论述的中心，主要是基于这样的考虑：这一阶段的”阶级出身论”现象一向为研究者所忽略，研究者相对较关注于”文革”期间的”血统论”问题，而了解”阶级出身论”的社会历史根源，特别是剖析建国后十七年的”阶级出身论”现象，则是了解文革”血统论”的入门，因为后一问题是前者的必然发展和内在逻辑的延伸。
本文以综合论述的方式探讨”阶级出身论”的历史背景和建国后十七年的表现，所依据的材组为四类：中共历史文献，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所藏当代中国史资料，前苏联有关中苏关系的部分档案资料，以及有关当事人的回忆资料，笔者认为从学术的角度对这个议题进行客观研究是有意义的，并希望能通过这项研究引致后来的研究者继续关注和探讨这个重要的议题。
二、区分敌、我、友：以”政治分层”重建社会（1949-1953)
这是第一篇一、”阶级出身论”的社会和历史根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