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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河南三强
今天的河南省境，是当时最发达的地方。东迁之后，天子在河南。《史记》三十篇“世家”，《孔子世家》之前的十六篇，都是讲春秋战国时的这些诸侯国。其中赵、魏、韩和田齐四国，是战国时才有的，这里不论；余下十二篇里，有五篇（《管蔡世家》《卫康叔世家》《宋微子世家》《陈杞世家》《郑世家》）涉及的诸侯国主体都在河南。还有楚国这个蛮夷，其北疆也进入了河南省境。
很多证据表明，河南是中华文明发源地。从农业开发的角度说，河南的土地不是最肥沃的，但当时的自然环境肯定比现在好得多，湿地很多，却不大有森林。有人统计，《诗经》里提到的大乔木和乔木只有二十六类，却有灌木二十九类，木质藤本六类，草本植物共计七十一类，还有蕨类两类，生地衣类一类，而大乔木和乔木通常也不以森林的面貌出现。用现代科学手段分析土壤成分，证明《诗经》呈现出的景象很真实。现代环境破坏非常严重，但森林稀少却不是破坏的结果，而是历来如此。在比较原始的技术条件下，和覆盖着大片森林的长江流域比，河南的土地开垦要容易。现代南方农业环境比中原条件优越，但当时开发中原的难度却小很多。
后人纵览中国历史，还会发现河南是一个很不安全的地方，“当取天下之日，河南有所必争”。而拿河南做根据地，又显然没什么竞争力，“及天下既定，而守在河南，则岌岌焉有必亡之势矣”6。举例为证，春秋战国时河南诸侯国经历了种种悲惨的命运，东汉的国力不如西汉，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而有六镇之乱，北宋处境艰难……一直到近现代史上的一系列惨剧。
这片土地如此多灾多难，当然和它所处的位置有关。有人把中国的地理形势比作一个不规则的围棋盘。那么，金角银边草肚皮：关中的秦，山西的晋，山东的齐，江汉的楚是四只金角，天子和这许多国家，就挤在河南这个草肚皮里。不过在春秋初期，这边边角角的还没有真正成型，所以河南的诸侯国，尤其是豫东平原上宋、郑、卫三国，还可以盘算小阴谋，炫耀小武力，嘚瑟小成就，总之，享受自己最后的好时光。大体说，三国排列成一个品字形，郑国在西，宋国在东，卫国在两国之北。郑国再往西，则是天子的王畿；宋国再往东，则与鲁国接境；春秋初的卫国，其实都城在黄河之北，不过仍不出河南省境。
河南，顾名思义是黄河以南的地方。为什么今天的河南省，却有好大一块在黄河以北？春秋时期，国与国之间界线模糊，有时两国中间隔着大片空地没人要，有时却又领土交错，变成所谓“犬牙相入”的形势，这是自然形成的现象。但秦汉大一统之后，又慢慢形成一种观念，就是在划分行政区域时，不取“山河形便”，而刻意要“犬牙相入”。元代以后，这种思维被发挥到极致，直到今天也有沿袭：河北
（黄河之北）的河南，就是这种思维的结果。
再比如，江苏省内有长江，号称“天堑”；有淮河，这是中国南北气候的分界。但这么重要的自然地理界线，却没有被用来作省级行政区的边界。又譬如环太湖区域自然是一个整体，却分属江苏、浙江两省。还有个典型例子是汉中地区，那里从地理、文化上看，怎么都像是四川，却隶属陕西。
古代朝廷这么做，最主要是出于行政安全的考虑。这样各地政治势力就很难利用“名山大川之限”犯上作乱，也很难打造区域认同，一旦想闹独立，恐怕内部先要开撕。对现代国家而言，这种划界方法也可以缩小省际差距，淡化地方主义，强调国家意识。
春秋初卫国的都城，在今天的河南淇县，当时叫朝歌，这也是商朝的最后一个都城。周武王打赢牧野之战，军队开进朝歌。商纣自焚而死，商人投降，但势力还在。周武王不想激化民族矛盾，对商纣的儿子武庚禄父给以优待，但派了两个弟弟管叔和蔡叔来监视他。武王把朝歌分成三块：北边叫邶，封给武庚禄父；东边叫鄘，封给管叔；南边叫卫，封给蔡叔。三个人共同治理殷商遗民，因此叫“三监”。
显然，这种平衡很脆弱。而且灭商之后不久，周武王就病故了，管叔和蔡叔反而和武庚禄父勾结，一起发动叛乱，这就是有名的“三监之乱”，周公不得不第二次东征。这次仗打得远比武王伐纣惨烈，终于平定叛乱。周公知道周人少殷人多，按照原来的统治方式早晚还得出事，就把商人势力尽量打散，将“殷顽民”迁往不同的地方；而周人的力量就要尽量集中，所以邶、邯、卫三监合并，新建了一个卫国，而在那里驻扎重兵，即所谓“殷八师”，这可能是当时周朝一半以上的兵力。此时卫国实在是一等一的大国。
派到卫国去坐镇的人物，当然也必须是周公最信得过的人，于是他选择了自己的同母少弟康叔封。此人名“封”；到卫国之前，在王畿内已经有一块叫“康”的封地；兄弟排行，大哥叫伯，二哥叫仲，最小的叫季，中间不管有多少个都叫“叔”，他排行倒数第二，所以叫康叔封。
在庄严的仪式上，周公对康叔封的称呼是“孟侯，朕其弟，小子封”，翻译过来是“诸侯的尊长，我亲爱的弟弟，年轻的封”（真让人情不自禁想用欧洲宫廷片的腔调念出来），第一突出他身份的高贵，第二强调两人的亲密关系，第三渲染他风华正茂前程远大，单从这一串称谓就可见周公对这次任命的重视和期待。
怎么治理殷商旧都，是西周初最大的政治问题，周公发表过好几篇重要讲话，都收在《尚书》里。这些讲话的大意是，对殷民不要采取高压政策，要做春风化雨式的政治思想工作。周公还对周人可能会被腐朽没落的商文化腐蚀表示担忧，反复强调周人要秉承自己的优良传统，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商人特别喜欢喝酒，据考古发现看，多穷的人陪葬品里都会有个酒杯。传说商纣搞过酒池肉林，大概也是有点依据的。周公对这个风气很反感，他说，商朝就是因为喜欢喝酒，酒气飘到天上，才导致“天降丧于殷”的。于是，他颁布了非常严厉的禁酒令：
厥或诰曰：“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臣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
大概是说，周人要是聚众喝酒，千万不可放过，都拘捕送回首都来，我都会处死（显然意在警示接下来派到朝歌去的周人不要犯同样的错误），但商人自己沉湎于酒，则可以不必处死，要先批评教育，教育了不听，才执行死刑。
《尚书》原文佶屈聱牙，但政策的精神还是可以领会的：对商人，周公希望同时运用威刑和怀柔手段让他们屈服；对周人，周公希望通过严格的纪律约束，让他们始终保持高度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放下《尚书》，拿起《诗经》，同样是关于卫国的内容，却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周公的意图只实现了一半：在春秋时期卫国流行的诗歌里，商周矛盾隐然不见，可见同化工作做得很成功；然而周公强调的纪律和政治觉悟之类，在这些诗里也早就烟消云散了，所以谁同化谁，还真不好说。
既然是殷商故都，卫国自然是很富庶的地方。在这个基础上，卫国人很享受文艺范的生活，桑林间、濮水边，是卫国青年男女约会之处，也是一年四季情歌飘荡的地方。《邶风•静女》记录的约会情景是这样的：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
爱而不见，搔首踟蹰。
相约在城墙角楼里见面，那调皮的姑娘却躲起来不出现，看着情郎着急得抓耳挠腮、来回徘徊的样子。
情人彼此赠礼是这样的：
自牧归夷，洵美且异。
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
从野外回来，姑娘送给情郎一株白茅草。小伙子拿着白茅草念叨：“真是美丽又特别的草啊！”哪里真是一株荑草美丽多姿呢？只因为是美人送给我的啊。
或者是这样的：
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匪报也，永以为好也！（《卫风•木瓜》）
姑娘表白爱情时是这样的：
髡彼两髦，实维我仪。
之死矢靡它。（《鄘风•柏舟》）
那个头发披垂的少年郎，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到死也不会再接受其他人了。
这种深情而热烈的话语，叫人怎么抗拒得了？所以也就难怪国家“击鼓其镗，踊跃用兵”时，士兵却只想着家乡的恋人：
死生契阔，与子成说。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邶风•击鼓》）
孔子到卫国，先赞叹国富民众，后来就感慨“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不奇怪，在这样奢靡浪漫的国度，谁有工夫好德去呢？连卫国昏君的发昏方式都十分高雅，比如喜欢仙鹤，还要让仙鹤坐车。坐车本是贵族的特权，特权被侵犯了的贵族反应倒也很幽默，大敌当前，说参战是坐车者的义务，那就让鹤去吧。然而，风云际会的大时代是属于豪雄的，深情、雅致、幽默都架不住雨打风吹散。
卫国的地理位置很不安全，大片领土孤悬黄河以北，戎狄来袭时不但无险可守，而且无路可逃。卫国往西就是太行山，地势全部上一个台阶，台阶之上的山西只要出现一个强大的政权，立刻就居高临下把卫国完全压制。这种处境下卫国人还过着享乐生活，很自然就被各种蹂踽。春秋时代的国际竞争中，卫国衰落极早，从头到尾不曾有什么大作为。倒是有许多离开卫国干事业的大英雄，如吴起，如商鞅，但跟《诗经》里的卫国范儿，又是完全不搭了。
后人回首历史，把卫国的情歌当作国家命运多舛的重要原因，甚至传说这些音乐是商纣时代留下来的诅咒。纣的一个乐师叫师延，为纣王作了“靡靡之乐”。武王进朝歌时，他投濮水而死，可是不甘寂寞的鬼魂仍时时在濮水上演奏着自己的乐曲。韩非子讲了这个故事，并说听了“靡靡之乐”会导致“其国必削”，这听起来还像那么回事。到汉儒那里，则成了“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这就要被打脸了。因为卫国虽然弱小，但正因为实在太弱小，秦始皇横扫六合时，竟把它给遗漏了，一直到秦二世才把卫君废为庶人。卫国反而是最后一个灭亡的诸侯国。
当年周武王的军队杀到商都朝歌时，带头投降的是纣的哥哥微子启。后来武王去世，商纣的儿子武庚禄父作乱，微子也没参与。一个被征服族群中有地位有声望的人物，对新政权表现得这样恭顺，当然是要优待的，于是微子被封为第一代宋国国君。为体现对投诚者的优待，周天子给宋定的级别是很高的。诸侯分公侯伯子男五等，以周公旦位望之尊，太公望功劳之大，齐鲁仍不过是侯爵，宋却是公爵。而且宋“于周为客，天子有事膰焉，有丧拜焉”，就是天子祭祀祖先，也要分给宋国国君胙肉；天子去世，宋君来吊丧，即将嗣位的太子对他是要行拜礼的，这是表示彼此平等。
但所谓拿你当客人，一是尊重，另外一面说来也是生分，信任是不存在的。宋国在今商丘一带，处于姬姓国家的包围之中，又是四望平坦之地，无险可守。所以宋国人为了自保，只好修炼出修城墙的本事，列国中唯有宋国有一个叫“司城”的官，后来又出了个以守城闻名的大师墨子。《史记》里有两条神话也值得注意，一是《殷本纪》里说：
殷契，母曰简狄，有娥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
帝誉是传说中五帝的第四位，他的“次妃”吃了一颗奇怪的鸟蛋，于是就怀孕了，生下商的始祖契。而《周本纪》又说：
周后稷，名弃。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姜原为帝喾元妃。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说，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
帝誉的“元妃”，踩了一下巨人的大脚印，于是也怀孕Ｔ，生下周的始祖稷。
这显然不是早期神话的面貌，而是被动过手脚的。在这种叙述里，商、周两个民族的始祖有了共同的父亲，然而周人的母亲是“元妃”，商人的母亲却是“次妃”。这种改造，显然是周人把商人纳入自己宗法体系的一种努力。这是在对商人说：第一，不要把我们的关系理解为征服者和被征服者的关系，我们本是兄弟，所以你不要和我作对；第二，我是嫡出而你是庶出，所以我的地位就是比你高贵，你对我应该服从。
融合大体还是成功的。宋国虽然一直记得自己“亡国之余”（已灭亡国家留下来的后代）的身份，但多数时候行事和周边国家没有太大不同。春秋初，宋国和郑国的冲突比较多，但主要是地缘矛盾，宋是当地的老地主，郑是新来的暴发户，双方不开撕也难。总之商人和周人的矛盾早是往日云烟，宋国和一个姬姓国家打仗，而约另一个姬姓国家为自己助拳，并不是罕见的事。
宋国人的性格也很有意思。如果要论证第一代领导人的性格不决定其国民性，那么宋是个好例证。孔子说，“殷有三仁”，商末有三个大好人。一个是王子比干，劝商纣不要干坏事，结果被杀掉掏心了。这是个认死理的人。一个是箕子，劝商纣不听，就假装神经病当了奴隶。商灭亡后，周武王召见箕子，问他怎样治理天下的道理。然而箕子“不忍言殷恶”，谈论了一番非常宏观玄远的大道理（所谓“洪范”），说得武王也很惭愧，最后不拿箕子当臣子，把他封到朝鲜去了。这也是个极硬气的人。还有一位就是微子。微子和上面两位显然大不相同，商纣暴虐不可劝谏，于是就逃走；武王强大不可抗拒，于是就归顺。这么做当然不影响他的“仁”，但总之这人很识得眉眼高低，圆润非常。后来的宋国人不像微子，像箕子，像比干，认死理，极硬气。这在春秋中期的几件大事上，表现得极鲜明。后文细说。
宋国人是先秦诸子的群嘲对象，有各种小段子。孟子说，有一农民看着地里，这庄稼怎么长这么慢呢？咱给帮帮忙吧，就把这幼苗一根一根往上拔。掴苗助长，这是宋国人。韩非子说，有一农民，看见草窠里窜出一兔子，嘣一下在树桩上撞死了。从此不种地了，每天蹲树桩边儿等兔子去。守株待兔，这也是宋国人。庄子说，有个人跑到越国去贩卖礼服，人家越国人经常在水里活动，剪短发，身上刺满文身，谁会买这些礼服呢？结果当然是赔光了。这又是宋国人。
庄子又说，某人有种灵药，冬天涂了可以不长冻疮。可是他从来没想过这个秘方有多大价值，只是用来帮人洗衣服。有人跟他买这个药方，他就廉价卖了。结果人家拿着方子献给吴王，使得吴国士兵冬天也手脚麻利，打仗大获全胜，得了好大一块封地。这个不会利用知识产权的，还是宋国人。庄子本身也是宋国人，嘲笑老乡倒是欢脱得很。但有一节，宋国蠢人蠢事虽多，基本特征却是对环境不敏感，头脑一根筋。至于那种好耍小聪明，弄巧成拙的蠢，例子就很少见。
宗周覆灭，掀起了周人东迁的大潮，这有点像西晋永嘉丧乱之后的衣冠南渡。周天子到了成周洛邑，郑国则建立在成周的更东方。这也有点像东晋的皇帝到了南京，王谢大族却在更南方的会稽郡求田问舍。
郑国的国土，是在所谓“济、洛、河、颍之间”。这里远离蛮夷戎狄的攻击，也没有根深蒂固的老牌诸侯国。东周初年，郑人灭掉了这里的几个小国，建立起自己的国家。郑国建国的过程，据说用了很多坑蒙拐骗的手段。如《公羊传》说：
先郑伯有善于郃公者，通乎夫人以取其国，而迁郑焉……（《桓公十一年》）
郑伯先和郃公交好，进而和人家的老婆私通，然后郑才灭了郃国，并把人家的地盘当作自己的首都。
另一个有名的故事是，郑武公（第二任郑国国君）把女儿嫁给胡国国君，然后问手下大臣：“咱们可以进攻哪个国家啊？”有人建议胡国，武公就把那人给杀了，那是我亲家，怎么能打呢？胡公从此对郑武公很信任，郑武公便趁其不备出兵灭了人家。武公的儿子庄公，为人更是极有权谋，可说是《左传》开头部分的主人公。谈论春秋史，有许多推崇郑庄公和郑国的议论，比如有人说，春秋初没有霸主，郑庄公也可以算个“小伯（霸）”。
其实郑庄公和郑国的命运，刚好可以说明光靠权谋是没有用的。郑庄公在位期间，除了欺负周天子之外，还跟周边几乎所有的国家交过兵。如果不认为他是个喜欢惹是生非的愣头青，只能说，作为一个建国于四战之地的外来户，处境实在艰难。庄公去世，他的几个儿子争位，内乱不断，郑国就衰落下去，从此再也没有能够复兴。
在当时的诸侯国，诸子争位造成内乱是几乎所有国家都要经历的事情。秦、楚这样的国家，也就是打个趔趄，过一阵就能缓过来，郑国却一蹶不振，说到底还是地理位置太致命。秦这样的四塞之国是三十条命通关的难度，而郑国却是困难模式，一个微操失误，就再也不能读档重来了。
后来的郑国人，还是一直很有权谋的。国际社会都知道郑国善于使奸耍诈，尤其喜欢拿它跟隔壁的宋国比，有所谓“郑黠宋狂”（郑国人耍流氓，宋国人偏执狂）、“郑昭宋聋”（郑国善于看风色，宋国只会认死理）之类的评价。然而，郑国的命运并没有因此比宋国好一点。
和外交上的作风不同，郑国在内政方面却发表过一些颇厚道的见解。一个有名的事例是“子产不毁乡校”。郑国人在乡校里议论郑国的政策，有人提议查禁，子产说：民众的议论就是我的老师。我只听说推行善政来减少怨恨，没有听说通过恐怖统治来防止怨恨。截断河流会造成泛滥的洪水，疏导沟渠才是正道。我不应该多听听民意来调整政策吗？
另有一个更具郑国特色的政策。当年郑国大老远跑到河南来建国，开发不易，因此与商人签订盟约：“尔无我叛，我无强贾，毋或匄夺。尔有利市宝贿，我勿与知。”你不要背叛我，我也不搞强买强卖，更不会乞求、强抢你的货物。
你有什么畅销和珍贵的商品，我也不想过问。这项协议大概是得到切实遵守的。一次晋国的执政韩宣子访问郑国，想顺带一只玉环回家。晋国强，郑国弱小，郑当然要讨好晋国，但在这个问题上，郑的执政给韩宣子的回复却是：“非官府之守器也，寡君不知。”这话就是说，商人的东西，我们的国君也无权过问。
所以郑国商人特别活跃，而且很爱国，最著名的故事如“弦高犒师”。秦国军队想偷袭郑国，商人弦高假装郑国使者去见秦军统帅，一番忽悠把秦军吓走。国际社会对郑国人会做生意印象也很深刻，像“郑人买履”“买模还珠”之类和商业有关的段子，都爱嘲笑郑国人。
郑国、卫国相邻，风俗有不少相似的地方，所以往往被相提并论。提到姑娘时髦漂亮，则说郑卫之女；说到音乐淫靡动听，则说郑卫之音。但也有些微妙的区别，比如郑风可能比卫风更加使人想入非非一些，所以被人拿出来单批时，往往只提郑，不说卫。比如孔子就说：“恶紫之夺朱也，恶郑声之乱雅乐也。”又比如常有人说“郑风淫”，但卫风淫就不大听到。
朱熹专门分析过这个问题，认为这是因为两国的流行歌虽然都是情情爱爱的，但第一，卫风“淫奔”之辞只有四分之一，郑风却达到了七分之五；第二，卫风好歹还是男追女，郑国往往就是女追男；第三，卫风淫奔之后有时会写批判写后悔，郑风就只管淫奔得很开心。
说到郑国风气开放，还有一个故事很有名。一位郑国国君对某位权臣不满，联络该权臣的女婿想除掉他。但女婿做事不小心，把这事让妻子知道了。于是他的妻子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父亲和丈夫已然势不两立，我是该站在老爸这边，还是老公这边呢？她决定不了，就回去问妈。她母亲的答复是：“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是个男人就可以做老公，老爸可只有一个，根本不是一个量级上的好吧。这是“人尽可夫”的出处。不过平心说，波有感情基础的婚姻，在婆家的地位就取决于娘家的实力，傻妞才会配合丈夫去对付父亲。她的选择，其实也很自然。
这位母亲这样教导女儿，也可能是一种较古老的婚姻观念的反映。虽然前现代的所有复杂社会的历史都是由男性掌权，但其中也有父权和夫权的比较，二者也经常冲突。索福克勒斯的名剧《安提戈涅》，写一个贵族少女，为埋葬犯下叛国罪的哥哥，宁可冒犯国法而被处死。她解释自己这样做的原因时有一段独白：“丈夫死了，我可以再找一个；孩子丢了，我可以靠别的男人再生一个；但如今，我的父母已埋葬在地下，再也不能有一个弟弟生出来。我就是根据这个原则向你致敬。”她的意思，郑国母亲的那句话也可以概括尽了。
总之，在所有人眼中，郑国都是添乱的。在天子看来，它一诞生就欺负自己；在后来的霸主们看来，每次国际盟约就它爱耍滑头；在贵族看来，它竟然第一个颁布了法律；在儒家看来，它的风气实在败坏人心……最重要的是，在郑国人自己看来，郑国大概也是添乱的，因为作为一个夹缝中的国家，随便怎么折腾、如何创新，都实在看不到出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