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李越然的揭发
写到这里,笔者想起一件事,认为有必要向读者说明,近来,有些书刊登载李越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揭发的所谓高岗与捷沃西安关系问题的材料。因为李越然是高岗与捷沃西安会见时的翻译,所以他的回忆揭发似乎很有分量、很可信。
关于同捷沃西安的鞍山之行,高岗认为没有什么问题,所以在反省时根本没有提到。李越然在1954年中央高干会揭批高岗时,也没有揭发,而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才揭发的。
他在揭发材料中说到,1953年5月(应是12月),高岗陪同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捷沃西安去鞍山的路上,曾对捷沃西安说,他的意见在党内得不到支持,中央有人反对他,要捷沃西安回去报告苏共中央,暗示要借苏联的压力排挤刘少奇。李越然同时还揭发伍修权包庇高岗,跟高岗是“同伙”。
事实怎样呢?
1953年12月中旬,捷沃西安来华参加鞍山无缝钢管厂等三大工程竣工投产典礼。鞍钢三大工程是当时苏联援华的标志性项目,双方都很重视。从这个意义上讲,高岗作为国家副主席、计划委员会主席和主管工业工作的负责人,无论从职位上,或是从工作性质与工作范围来看,陪捷沃西安去鞍山,都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这件事,高岗和李富春、贾拓夫早在12月17日就已经商量决定了。
1953年12月24日晚上,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建议召开四中全会,解决党的团结问题。在这次会上,毛主席把高岗的问题端了出来,说了一番令高岗心惊肉跳的话。⑦
注7毛泽东在这次会上说:“现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凤,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水。”他没有点出这个“别人”是谁,但他用“东交民巷八号车水马龙,新华门门可罗雀”这句话作了暗示。
第二天,12月25日一早,高岗怀着尴尬不安的心情,陪同捷沃西安踏上东去的列车。同行的除赵家梁外,还有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伍修权、翻译李越然和计委委员兼秘书长马洪。
捷沃西安是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冶金工业部部长,不是苏共中央的领导人。高岗即使真的有什么话,也不可能向他说,更别说什么政治上的机密。再说,当时在车上会见时,不仅是高岗与捷沃西安两人和翻译,还有其他三个人在场。这样出格的话,高岗就是真的想说,也不敢当着这些人的面说。更何况毛泽东刚刚端出高岗的问题,他已经知道自己的处境十分不妙,正忙着想去沈阳“擦屁股”都来不及,哪里还有心思“借助苏联的威力来排挤刘少奇”!后来经调查,伍修权、马洪和赵家梁都明确否认高岗谈过有关我党中央和刘少奇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