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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上午，我去参观辛德勒纪念馆。自从1993年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将辛德勒的故事搬上银幕，克拉科夫就开始筹集资金、整理资料，终于在辛德勒纺织厂的旧址建成了这座纪念馆。
在辛德勒的办公室里，我看到了那张长长的名单，从天花板一直垂落到地板。上面记录了所有被辛德勒拯救的犹太人。那密密麻麻的名字都曾经是活生生的人。但我知道，死去的犹太人远比这个名单长得多。
我坐车前往奥斯维辛集中营。中巴车满满当当，沉重得与奥斯维辛的名字十分匹配。奥斯维辛是克拉科夫附近的一座小镇，有餐馆，有酒吧，甚至还有一个家乐福超市，但无论如何便利，决定在这里定居生活的人，大概都需要格外的勇气。
集中营里是一条条铁丝网和一栋栋标准化的牢笼，其中一些已经辟为展厅。对我来说，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既不是毒气室，也不是绞刑架，而是那些与日常生活相关的物件：堆积如山的眼镜架和镜片，一屋子的剃须刀和剃须刷，堆满整个展厅的残缺不全的洋娃娃——当你凝视着这些物件，意识到它们的背后都曾经有一个活生生的主人，而这些人——同样堆积如山的人，再也没能走出集中营，一种巨大的恐惧就满溢心头。
清晨的黑色牛奶我们傍晚喝
我们在正午喝在早上喝我们在夜里喝
我们喝呀我们喝
我们在空中掘一个墓那里不拥挤
住在那屋里的男人他玩着蛇他书写
他写到当黄昏降临到德国你的金色头发
玛格丽特
他写着步出门外而群星照耀着他
他打着呼哨唤出他的狼狗
他打着呼哨唤出他的犹太人在地上让他们掘个坟墓
他命令我们开始表演跳舞
……
——保罗·策兰，《死亡赋格》
毫无疑问，历史总是由胜利者书写。如今，人们只把奥斯维辛当作德国纳粹犯罪的铁证，而苏联瓜分波兰时犯下的罪行，却从未得到清算。奥斯维辛成为犹太人受难的标志，而上百万波兰人、吉卜赛人的生命只成为历史上的一缕青烟。
一个俄国大叔正操着结结巴巴的英文问波兰女讲解员，他到哪里可以查到当年死者的档案。他的家人曾经被关进奥斯维辛，从此音讯全无。他尝试讲述这段故事，可是破碎的英语使他难堪，最后他终于颓唐地说起俄语。他当然知道，任何超过三十岁的波兰人都可以听懂俄语，因为这门语言曾经是波兰人必须掌握的语言。然而，他也知道，波兰人讨厌俄国人，厌恶俄语。当他怯生生地使用英语，而波兰讲解员丝毫没有首先讲起俄语的念头时，我感到一切战争、屠杀、罪行总会影响到之后的每一个人，无论哪一方，只是以各自不同的方式罢了。
关于奥斯维辛的文字已经很多，即便如西奥多·阿多诺所说，“奥斯维辛之后，写诗是野蛮的”，人们还是在不停地回溯并记录这段历史——同样以各自的方式。
参观完集中营，我独自坐在营房前的一块石阶上，读随身带来的书。我的对面就是纳粹的行刑场。那面灰色的墙壁，曾经出现在无数二战的电影里。如今，它在阳光下显得那样真实。
书里讲了一个小男孩在集中营的故事。
大约战争结束前的一年，德国人开始给集中营里的孩子分发一丁点脱脂牛奶。那个叫克里玛的男孩十三岁，牛奶由一个比他大两三岁的女孩分配。她总是给他至少四倍的量。这种状况一天天持续，男孩百思不得其解。他只能想象出一个理由：那女孩爱上他了。他心里充满了突如其来的、强烈的幸福感，集中营的恐怖一下子烟消云散。在他眼里，这个分发牛奶的女孩比任何女孩都美丽。但是，他从来没有勇气跟她说话，只是每天在可以瞥见她的地方遛来遛去。
那个夏末，纳粹清空了男孩所在的集中营，大多数囚犯，包括负责营里食物供应的姨妈，都被送到奥斯维辛，只有男孩和他心中的恋人没被送走。这之后，那份额外的牛奶没有了，男孩被突然带回到现实中，品尝着初次失恋的苦涩。
这篇自传小说的作者是伊凡·克里玛。他说，因为写得十分微妙，没有一个评论家，也没有一个跟他谈论过这故事的读者，解开牛奶额外分量之谜，就像多年来他自己也一直没有解开这个谜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