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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指点江山
一、初露锋芒
在一篇演讲稿中曼德拉写道：
“从1912年开始，年复一年，在家里和乡里、在地方和全国性的集会上，在火车和汽车上，在工厂和农村，在城市、村庄、贫民区、学校和监狱，非洲人民一直在谈论着国家统治者们的无耻罪行。
“年复一年，他们不断提高声音诅咒这难熬的贫困，可怜的工资，稀缺的土地，非人的剥削和白人统治者的全部政策。但是他们没得到更多的自由，却承受了更多、更深的压迫。”
在非洲的其他地区，殖民地、受保护国和托管地的人民为争取独立而奋斗着。而南非却已经是一个独立国家了，拥有自治权，凭借欧洲的资本、武器和技术，少数白人统治者经过几代入侵者的努力，积累了很大的权力，他们组织并控制着这个国家。一种被曼德拉称作是“可怕的暴力和压制的工具”已经牢固地建成了：这就是为征服占人口多数的黑人而精心构造的行政和经济统治的体系。
1948年，白人统治和分离法案被编典成册，构成了一种法制体系：种族隔离政策。阿非利卡人主持的国民党以微弱优势获得执政地位后就开始实行这一政策。他们声称自己是反对“红色威胁”的“西方基督文化的堡垒”，却故意轻描淡写自己亲纳粹、反犹太的倾向。他们相信自己是上帝派来统治人民的，这种幻觉使他们反对自己身外的世界，反对自由、平等、正义这些思想。很快地，一个神秘社团——兄弟会，不仅渗入了政府，还控制了荷兰新教和大学、警察、军队以及公共部门。几年之内，他们不顾白人尤其是英语白人选民的强烈反对，粗暴践踏宪法，废除法定条款，以为这样做就没人能运用宪法的手段击败他们了。
种族隔离政策——曼德拉称其是“一个疯狂的政策”——完全违背了任何人权的概念。除了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政策，没有哪个国家存在这种“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正是为反对这种理论而进行的。在此之后的第二年，虽然增加了在南非的投资，英国、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也不断表示了他们对这一政策的厌恶之情。
“非洲人国民大会”（最初称南非土著人国民大会）成立于1912年1月8日，比欧洲后裔成立的国民党还早2年。四个年轻的律师在波克斯利·卡·伊扎卡·塞梅领导下在布隆方丹召开了一次会议。塞梅当时刚从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和英国法学协会学成归国。他们的目标是将人民联合起来。塞梅说，部落的分散是不正常的，它造成了灾难、落后和无知。他说：“我们必须从更广的政治角度来思考问题，因为我们是一个民族。”
一个不同寻常的历史事件就这样发生了：出席会议的有部落首领及其随从，有政治联盟的领导人，还有牧师、律师、记者和教师。虽然他们不仅来自英属贝专纳兰、巴苏托兰和斯威士兰，还来自南非各地，但是他们克服了部落和语言的不同、城市和农村的差别。教育家约翰·杜比牧师当选为大会主席，塞梅当上了司库，自学成材的报纸编辑和小说家索尔·T·索拉吉当选为总书记。这个组织模仿了美国议会的组织形式，也包含一些英国议会结构和程序的因素，如：它有一个议长和由部落首领组成的参议院，他们的目标是争取在议会、教育、工业和政府中取消种族歧视。“我们梦想着这个变化”，半个世纪后一位代表回忆说，“我们梦想着有朝一日黑人也能坐在议会之中，也能买到土地”。
他们是地道的非洲民族主义者，但并不仇视白人。他们接受的教育促使他们在白人的政治结构中追求自己的权利，但也并不这么简单：反对白人的种族主义本身就包含着反对黑人的种族主义。在这之后的几十年中，非国大从未偏离反对种族主义这个方向。
在这个首次举行的庄严的集会召开的时候，人们做了祈祷，唱着由科萨族作曲家伊诺克·索通加写的赞歌《上帝保佑非洲》。这首歌成了非国大和南非黑人的国歌（60年代，许多独立的非洲国家都把它定为国歌）。1925年，非国大有了自己的旗帜：黑色代表人民，绿色代表土地，金黄色代表资源。
在此之后的漫长岁月里，人们不断地为反对接踵而来的不公正的待遇而斗争。人们游行、集会、派代表团与政府谈判，递交请愿书，而他们这些非暴力反抗得到的唯一回答是更深的压迫和警察的暴行。到了30年代，正如一位批评家指出的，循规蹈矩的非国大已经堕落成一个清谈的场所了。就在这时，詹姆斯·卡拉塔，这个来自东开普地区克拉多克的圣公会神父，不顾自己的重病和贫困，开始对这个组织进行大胆的改革。他当时任总书记，而新任大会主席A·B·克苏马博士的加盟为这次改革提供了有力保证。克苏马交游广泛，处事老练，在约翰内斯堡开了一家生意不错的诊所，其他一些出色的知识分子加入了克苏马的行列，Z·K·马修斯就是其中一员。他是黑尔堡大学的讲师，教授“社会人类学”，“土著法与行政管理”，并在国外的教育学界小有名气。1936年赫尔佐格的分离法案使马修斯在政治上觉醒了。他决定在非国大中发挥重要作用，就像曼德拉和坦博这些参与了黑尔堡学生政治运动的能干的年轻人一样，他们此时已崭露头角。
工业的巨大扩展引起外国投资的迅速增加，这些投资依靠廉价劳动力而获得了高额利润，但这一时期的社会却是动荡不安的。黑人工人的工资经常处于生存线以下，而且非洲人的工会也越来越好战了。然而当工人们反对这种制度时，雇主和国家联合起来向工人施加了更大的压力：1942年，一股罢工的狂潮受到了史末资的“第145号战时法案”的反击，这一法案规定所有黑人举行的罢工都是非法的。但是，“非法”的罢工仍在继续。在亚历山大，人们反对公共汽车涨价，因为他们太穷了买不起车票。在草地高原寒冷的冬天，成千上万的男女步行10公里上下班。九天之后，汽车公司屈服了。然而，一年之后的1944年，车票又一次涨价，于是抵制又重新开始了。这一次人们步行了七周，终于取得了胜利。
反对纳粹和法西斯的战争激发了人们要求自由和自治的思想。阿非利卡人的极端分子也许会赞同纳粹主义，但是南非的非洲领导人却感到自己是更广阔世界中的一部分，在这个世界中，受殖民统治的亚非人民为了自己的独立而斗争着。在克苏马和马修斯的领导下，非国大发表了一篇《非洲人的要求》，渴望看到“在所有国家一切形式的种族统治都被彻底摧毁”，而“殖民地人民自己的政府”能得以实现。除了要求取消证件法和工业歧视政策，实行免费义务教育之外，他们还要求得到完整的公民权利，包括选举权。
克苏马博士联合共产党和南非印度人大会的领导人组成了一条统一战线，共同发起了一场反对证件法的运动（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印度人大会是圣雄甘地于1894年创建的）。当时政府反对议会中取消证件法的运动，并下令大规模逮捕违犯证件法的群众，于是这次反抗运动就迅速发生了。一股反抗的狂潮席卷全国：一位圣公会主教发表声明说，证件法是“在一个所谓民主的国家中实行的希特勒式的手段”。但是，游行、请愿、派代表谈判这些宪法允许的各种抗议方式都没能取得任何效果。
然而这一时期人们的感觉是乐观的，因为纳粹投降了，而南非人和其他有色民族在这场战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难道变化不是必然的吗？非国大与其他组织合作，在1945年5月举行了庆祝胜利的大游行。这是约翰内斯堡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游行，2万名非洲人和其他民族的人们跟在鼓号队后面，举着非国大的黑、绿、黄三色旗帜，浩浩荡荡地前进。他们的口号是“让我们结束这种工作!”但是这场战争使南非的工业化和国外投资水平进一步提高，扩大了白人的财富和权力。
1946年，又一个信号提醒人们，并不只有南非黑人受到压迫：印度人走到了这场斗争的最前沿。当德兰士瓦和纳塔尔的印度人大会发起了一场消极抵抗运动反对史末资的“少数民族”法案时，曼德拉在威特斯法律学院的两个同学——伊斯·梅尔·米尔和J·N·辛格——发挥了作用。史末资的法案是想把印度人永久地限制在某些地区。虽然抵抗运动实际发生在德班，许多组织工作却是在约翰内斯堡完成的。
但是当这些理论付诸实践的时候，曼德拉和青年联盟中的其他年轻的知识分子们还没做好准备。1946年非洲矿工举行罢工的时候，他们惊奇地发现，“流动工人”即户口在农村的黑人劳工们也在反抗南非的制度，而罢工领导人马克斯和拉代尔早就警告矿工协会要注意日益增长的不安情绪了。30.8万名黑人矿工的生活条件是众所周知的：他们是南非最重要的工人，也是受剥削最严重的工人。假定他们还能得到一个农民大约每月2英镑10先令的收入，那么他们的平均月名义收入是3英镑11先令8便士。然而他们在特兰斯凯和西斯凯的家庭生活极端贫困；营养不足和疾病横行乡里。他们罢工的要求是：“根据我国政府在联合国组织中同意的新世界关于生活标准的道德界限”，日最低工资不能少于10先令。
7万名工人参加了罢工，警察拿着步枪、刺刀和警棍开始驱逐他们回去工作。
就在这时，土著人代表委员会在距约翰内斯堡北部40公里的比勒陀利亚召开会议，这是在黑人被剥夺了公民权利以后成立的顾问机构。Z·K·马修斯是主席，纳塔尔的艾伯特·卢图利酋长新当选为委员。鉴于矿区的灾难不断增加，委员会向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却收效甚微。一位很有名望的医生詹姆斯·莫罗卡博士说：“他们把我们当小孩子看待。”另一位委员对政府说：“你们可以随心所欲，可以向我们开枪，可以逮捕我们，可以审判我们，但你们无法摧毁我们的精神。”他们要求亲自去看看矿区的情况，希望能代表800万南非人民按人民的意愿指导政府处理这些事件。但是政府拒绝了这些要求，不理会他们的抗议。一位委员说，委员会就像一部“玩具话筒”一样没用。
矿区的罢工不到一周就被击败了。这次失败不仅因为政府及其警察的残酷镇压，还因为矿区协会破坏了非洲矿工同盟，而且在增加了每个矿井的警察力量之后，又把矿工按部落分成不同的居住区。至少有9名矿工被杀，1248人受伤。
与此同时，在国外很有名望的资深政治家史末资总理一直留在联合国。一年前他参与起草了联合国宪章的序言：郑重宣布要“忠于基本人权，忠于个人尊严，忠于男女平等”。正在联合国游说的克苏马博士评论说：“我们要求得到面包，却受到枪击。”
这时拥挤在约翰内斯堡周围城区和贫民区中的南非黑人超过了10万。被迫迁移，警察搜查，失业等苦难不断引起骚乱，最大的一次发生在1949年1月的德班。当时一个祖鲁青年与一个印度人发生了口角，因此激怒了一群南非黑人。多年积压在心中的对压迫和贫困的愤怒使祖鲁人民失去了理智。他们将矛头对准了第一个目标——商人和“外国佬”，这是他们痛恨的“剥削者”。他们放火、杀人、抢劫，造成147人死亡，其中印度人53人，南非黑人87人（这主要是警察的功劳），而白人只有1个。奥利弗·坦博等非国大领导人与奈克尔博士、伊斯梅尔·米尔和J·N·辛格一起急忙赶往事发地区平息民愤，了解他们遭受的苦难。
在22岁的时候，曼德拉奔赴约翰内斯堡并在那里走进了黑人民族主义政治。库努之行几天之后，曼德拉在乌姆塔塔的部落酋长集会上说，尽管他反叛了部落的传统，如果不是他在约翰内斯堡与沃尔特·西苏鲁结为朋友，他也许还是会成为一名滕布族酋长的。沃尔特·西苏鲁不仅帮助曼德拉学完了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的法律课程，还介绍他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这个组织以极为温和的手段强调南非黑人的首要要求：谋求更好的待遇。在40年代初期，一些年轻的会员反对非国大那种不思进取，没有成效的领导。这使非国大的政治力量得到了削弱。这些年轻人对传统的部落酋长也极端敌视，认为他们是白人政府的走狗。曼德拉被卷入了这次青年反叛活动，这次反叛使非国大青年联盟于1944年成立，并产生了更好战的民族主义政治。以曼德拉、西苏鲁和坦博为首发起的青年联盟，以复活非国大的思想和战术为己任，积极推进民族解放斗争。作为新一代领导人中的一员，曼德拉积极煽动社会反叛活动，反对一切统治——家族的、部落的和政府的统治。
曼德拉从来就不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理论家。他是个政治活动家、实干家，而不是思想家。他是个叛逆者，有非常明确的事业。曼德拉与西苏鲁和坦博一起着手改变非国大的整体性质和战术。要达到这一目的，这个叛逆的三人集团必须以青年联盟为跳板，发动一次政变，反对以阿尔弗雷德·克苏马为首的不思进取的非国大领导层。1949年，这些年轻的叛逆者在他们提出的复活非国大的“行动计划”问题上与克苏马发生了冲突。这个计划要求以罢工、抵制、平民反抗和其他形式的积极行动反抗白人政府，这遭到了克苏马和守旧派的强烈反对。在那时候，这个计划所体现的革命思想甚至让非国大自己的领袖们都感到害怕。
1941年，曼德拉这个引人注目的健壮的年轻人带着一种领导者的气质，与成千上万的人一起涌入了约翰内斯堡。两年前，史末资将军领导的南非加入了英国及其盟国一方，抗击希特勒德国和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因此战时工业对劳动力的需求量非常大。
曼德拉先坐乡村汽车，然后乘上一节标有“非欧洲人乘坐”字样的火车向北行去，经过纳塔尔和德兰士瓦的草原高地，最后到达了一座盛产黄金的城市埃戈利，它的郊区到处堆满了红黄色的矿物垃圾。曼德拉突然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世界：到处高楼林立，交通快捷而令人眼花缭乱、各种肤色组成了喧闹的人群。整个市区及白人居住的广大郊区都非常繁荣，而非洲人——“土著人”——却被限制在数量众多的城郊黑人居住区和贫民区中生活。这里人口拥挤又不卫生，没有电和柏油路也没有电话，还要不断受到警察的袭击，他们是在搜查触犯了《通行证法》和《酒类法》的人。骚乱时有发生，家庭生活很不稳定而且犯罪活动成倍增加。对于被剥夺了财产的非洲人来说，这就是在种族歧视政策下生活的现实。曼德拉的政治教育已经开始了。
从孩提时代开始，曼德拉就学着做一个品行端正的人，为了地位和安定的生活而努力。可现在他却陷入了在城市中求生存的熔炉之中。第一件事就是找份工作，而最有希望的地方就是矿区。多年以后，他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觉得有趣：在皇冠矿区，他被雇佣为警察，有望不久以后会被升为办事员。他拿着圆头棍（一种很重、带把手的棍子）和哨子守卫着通往黑人矿工居住区的大门。然而几天之后，酋长派人找到了他，于是他又一次开始逃跑。
他在亚历山大找到了一间屋子，这是约翰内斯堡向东北部延伸出来的一片城区。在那里有个熟人建议他找“一个叫沃尔特·西苏鲁的人”，说他值得信赖能给人有用的指导。西苏鲁比他大几岁，也来自特兰斯凯，受过严格的宗教教育。他很清楚被视为“土著人”意味着什么：他曾拿着锹和镐在距地面一公里深的金矿里劳动过；曾在一个白人家里做过厨房杂工；还曾在许多工厂工作过并与不公正的老板们发生冲突。同时，他还通过函授取得了初级证书。他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他母亲为白人家庭洗衣服挣钱。当曼德拉见到西苏鲁时，他正经营着一家小房地产公司，买卖那些仍由黑人拥有的自由土地。他立即给了这个年轻的新人一份工作，每月两英镑还有回扣。
当曼德拉诉说自己以前的抱负是学习法律的时候，西苏鲁给了他经济上的帮助，使他能通过函授取得文学学士学位。他还借给纳尔逊一笔钱买了一件漂亮的新衣服参加毕业典礼。然后又介绍他到一家白人律师事务所上班。他给这些律师当学徒，同时又利用业余时间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学习法律。
在这里，曼德拉第一次直接与“欧洲人”打交道——当时就这样称呼白人。在特兰斯凯，白人是郡长、商人和教师，而现在他为白人工作并与他们一起上班。他刚到办公室，一位资深的打字员就对他说：“纳尔逊，我们这儿没有种族歧视政策。要是佣人送茶来，你就直接到盘里拿好了。我们已经为你和高尔买了两个新茶杯，你一定要用新的。去告诉高尔，但要小心点，他可是个影响很坏的家伙。”
公司的办事员高尔·拉代尔是个很傲慢、个子矮矮的男人，政治上很激进。当曼德拉告诉他新茶杯的事以后他回答说：“你就照我的样子去做吧。”茶来了，拉代尔不拿新茶杯却故意挑了一只旧的。曼德拉不想与他争吵，也不想得罪打字员，于是就装作不想喝茶的样子。
另一位打字员经常让他干活而自己却无所事事。有一天，当曼德拉对他口述文件时，一位白人顾客走了进来。这个姑娘显然觉得很难堪，她为了向别人表明曼德拉不是她的上级，于是她从钱包中抽出6便士对他说：“纳尔逊，到商店给我买些香波回来。”
曼德拉总是很幽默地对别人讲述这种事情。当白人的歧视和冷落直接对准他时，他通常的反应就是幽默；而当这种对待指向那些无力抵抗的黑人时，他总是感到很气愤。
1944年，当时还是个学生的曼德拉与西苏鲁的表妹埃韦琳·恩托科·梅思结婚了。她很漂亮，说话温柔，在城市深矿医院当护士。他们在奥兰多成了家，这是约翰内斯堡向西南方向延伸的部分，距市区约10公里，到处布满了统一式样的火柴盒似的房子，没什么景致，很荒凉（这个地区后来被称为索韦托，是“西南地区”的英文缩写[4]）。西苏鲁夫妇也住在附近，他的妻子阿伯蒂娜也是名护士。这时奥利弗·坦博也已到了约翰内斯堡，他在圣彼得学校教自然科学和数学。
曼德拉业余时间在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学的功课很难；而且他没有适当的学习用品，上学需要坐很长时间的火车，在晚上11点钟实行宵禁，这些都给他学习带来了困难。公司里指导他学习法律的同事是位波兰犹太人，纳尔逊非常感激他的好意。他总是鼓励曼德拉，让他集中精力成为一名优秀的律师，从而“赢得社会各界人们的尊敬”，还说他应该远离政治。
但是曼德拉并不同意这么做，他已经开始把自己看成是一名非洲民族主义者而不再仅仅是一个滕布人了；而且非国大也深深地吸引着他。沃尔特·西苏鲁已是非国大的成员，他鼓励坦博和曼德拉加入这个历史悠久、连续性最强的黑人政治组织。然而在1942年，经过一段时间的衰落，一些会员脱离非国大而成立了非洲民主党。这三个朋友（坦博后来这么说）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而他们的责任是留在非国大，推行自己认为正确的想法。他们决定与其他年轻人一起激发非国大的活力，历史证明了他们的作用。
这期间出了一系列事件，再加上政府没能实现改革的诺言，又在曼德拉这些年轻的民族主义者心中激起了反抗情绪。“我们从未真正年轻过”，奥利弗·坦博在谈到这段日子时说，“没有舞会，也几乎没有电影，有的只是会议和讨论，每个晚上，每个周末都是如此。”他们在彼此家里或办公室开会，就这样形成了自己的政治哲学。
安东·穆奇瓦克海·伦尔迪博学多才，很有号召力，他很清楚地表述了这种哲学观点。他生于祖鲁族农场工人家庭，家里很穷，只能穿麻袋片蔽体，他的父母下决心让自己的孩子接受教育并设法挤出些钱来交了小学的学费。经过自己的奋斗，他当时已经是一名教师，后来又成为律师。伦尔迪和A·P·姆达（也是教师，后成为律师）与曼德拉、西苏鲁、坦博这些人一起成立了一个“青年联盟”。他们开始着手“激发”非国大的活力。他们认为非国大是“非洲人民意志的象征和体现，是反对各种压迫的统一战线”。但是他组织无力，“把自己看成一群绅士，两手干干净净”，不能发挥正确的领导作用。青年联盟要对这些批评作出保证，“他们父辈的奋斗和牺牲”没有白费。非国大一定要成为“非洲民族主义精神的智囊团和发电站”；“要唤醒公众的政治意识。要坚决反对‘国外的领导’和‘国外意识形态的大规模输入’”；尽管这些意识形态如果有用是可以借鉴的。
伦尔迪、西苏鲁、曼德拉和坦博向克苏马博士提出了这些观点，后者谨慎地同意将“青年联盟”作为非国大的一部分。他做对了：这些年轻人从根本上改变了非国大。
1944年4月，伦尔迪当选为青年联盟主席，坦博当选为书记，曼德拉参与了由姆达起草的一个基本政策文件的定稿工作。他说，他们认为非国大的领导人没有注意到要把大会组织成一个群众运动的问题。通过青年联盟，他们要促进一个强有力的国民解放运动的发展；非洲民族主义应该成为青年联盟的信条。他们的目标是“真正的民主”，为实现这一目标，联盟将为取消歧视性法律而奋斗，使非洲黑人得到“完整的公民权利”，能够“在议会中有自己的代表”。土地应该在一切国籍的农民中按其人口比例重新分配。工会权利不能受到限制；免费的儿童义务教育应成为众多成人教育的补充；非洲文化应吸收欧洲和其他文化中最好的内容。他们想创造一种环境，使非洲能“为人类的进步和幸福作出自己的贡献”。
曼德拉时常与米尔在一起。米尔在市场大街的胡尔瓦德大厦有间没什么家具的房间，这里是开会的地方，经常进行热烈的讨论和辩论，直到深夜。参与这些活动的有他的朋友、同学和积极分子，比如：迈克尔·斯科特和鲁斯·费斯特。前者是圣公会牧师，后来参加了消极抵抗运动，后者是一名优秀的青年，只有18岁，他的父母像许多来自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犹太人一样，也是共产党中最勇敢的斗士。
曼德拉从米尔那儿了解了印度人民和他们在南非进行的斗争，他对此很感兴趣。米尔一家是穆斯林。1860年英国人把印度人运到纳塔尔，让他们在甘蔗田里劳动。甘地是一个年轻的律师，在德班定居。他看到印度人不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就在1907年发起了消极抵抗运动（不合作主义或叫精神力量），现在这项运动的高级领导人是两个年近40的医生：纳塔尔的甘地式人物蒙蒂·奈克和德兰士瓦的共产党员约瑟夫·达杜。印度政府在领导亚洲艰难地争取独立的同时，给他们以道义上和外交上的强有力的支持。
曼德拉看到年轻的印度人自愿从约翰内斯堡出发驱车500公里到达德班，却在那里受到了审判，他被深深地感动了。但在政治上他还是与他们划清了界线。米尔和辛格这些印度人认为共产党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中肯的政治、经济哲学。他们社区的代表们是一些保守的商人，这些人指望能与白人统治者达成谅解。这种做法让他们感到很沮丧，但是一位杰出的英国老妇人又激起了他们的希望。梅布尔·帕尔默博士是费边主义者和乔治-肖伯纳的朋友。她向各民族的人讲授各种知识，包括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共产党虽然党员很少，却在组织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于劳工问题的作用尤为突出。而且作为一个政党，她独自提出对所有的民族一视同仁。
曼德拉非常反对共产党，这不仅因为他根深蒂固的传统背景，还因为他的宗教培养告诉他，共产党员是不信基督的。大多数联盟的成员都有他的这种敌意，所以当“进步青年委员会”的书记鲁斯·弗斯特想介绍他们入党时，他们一口回绝了。
布拉姆·费雪是个祖籍欧洲的共产党员，作为律师他曾帮助克苏马起草了一个更民主的非国大纲领。他发现曼德拉和西苏鲁（他称他们是“年轻的土耳其人”）不仅反对共产党还反对与白人合作。但他后来仍在两次历史性的审判中为他们进行了辩护。
青年联盟认为这种联合将削弱他们的努力，而且白人共产党员认为他们的民族主义是“沙文主义的”。更有甚者，共产党强调工人阶级和资本家的差别而掩盖了团结所有非洲人这一主题。伦尔迪、曼德拉、西苏鲁和坦博试图迫使那些想留在非国大的非洲共产党员退党，于是在非国大年会上发起了一场运动以达到这一效果。然而共产党员J·B·马克斯、摩西·科塔尼和高尔·拉代尔都是大会中最有声望、最活跃的人物，而击败青年联盟这次运动的却是那些中间分子。
至于青年联盟对白人的基本态度，曼德拉说，非常多的攻击都针对于这一点，那就是他们的目标之一，“把白人赶到海里去”。他与各位同仁起草了自己的基本政策并多次开会讨论，终于达成了一致：他们必须考虑到南非的具体情况，要知道不同种族的人民在一起生活已无法改变。“但我们坚持认为”，他们补充道，“各民族之间的和平与进步的条件是废除白人统治，改变南非社会的基本结构。消灭那些造成剥削和人类悲剧的社会关系。因此，我们的目标是为非洲人民争取国家的自由、建立一个人民的、自由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种族压迫和迫害将是法律所不容的。”
青年联盟也承认有些欧洲人热爱正义、谴责种族压迫，“但是他们的声音是微不足道的，归根结底是无用的。”至于那些同样遭受压迫和剥削的印度人，他们与非洲人有着不同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但只要他们不妨碍非洲人民的解放斗争，就不能被视为入侵者和敌人。其他有色民族所受的压迫各不相同，应该为自己的自由而奋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