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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八章 鸳梦难温
三、劳燕分飞
“女士们，先生们，希望你们能够理解我刚刚遭受的痛苦经历。”
1992年4月13日处于极度痛苦中的曼德拉以此结束了他的讲话，这一天他宣布与妻子温妮分居。对曼德拉一家来说，对非洲人国民大会来说，对全体黑人来说，这都是一个令人伤心欲绝的时刻。两位南非最著名的人物间的婚姻终于破裂了。当初，奥利弗·坦博的妻子阿蒂莱蒂于1957年把曼德拉介绍给温妮。现在坦博以及曼德拉多年的老友，同时也是他最亲密的朋友西苏鲁都支持他做出这一决定。曼德拉的声音极少有颤抖的时候，但那一天，当他在约翰内斯堡城区的非洲人国民大会总部宣读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声明时，他的声音的确在颤抖。约翰内斯堡各电视台纷纷出动，他们记录了这一期盼已久，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虽然大家早知会有这么一天，但一年多来它一直蒙着面纱。
众所周知，曼德拉和温妮从来没有好好享受过正常的婚姻家庭生活，因为对于他们来说，“斗争”总是第一位的。在宣读声明时，曼德拉提醒记者注意这一情况。他在声明中对温妮大加赞扬，在狱中的漫漫岁月中她始终对他忠贞不渝。在长达30年的岁月中她饱经风霜、历经磨难——该死的种族主义监狱，无休无止的禁令，警察不停地进行骚扰，这一切她都挺了过来。在斗争最黑暗的日子里，她使曼德拉的影响继续存在，使黑人民族主义事业发展下来。“她对事业的执着令我对她更加敬佩，更加爱她，我对她的爱与日俱增，”他说，“我对她的爱始终如初。”但不幸的是，由于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分歧，他们之间关系变得“紧张”。曼德拉并没有详细解释，但在场的每位记者都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说，他和温妮都认为分居对大家来说是最佳选择。尽管如此，在他所谓的“她生活中最严峻的考验时期”，他仍然会不遗余力地支持她。突然，曼德拉从桌子旁站了起来，说出开头那句话，然后步出大厅，新闻发布会就在这种尴尬而沉寂的气氛中结束了。没有人怀疑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两天后，温妮面对媒体时泪流满面，说话时声音常常颤抖。她说“自从我们结婚以来，我的丈夫一直是我生活的中心，我爱他，今后仍然爱他。我忠于我的组织，我的丈夫和南非遭受压迫和剥削的人民，任何事情都不能让我动摇。”与曼德拉分居立即影响了她的政治声望。温妮宣布她将辞去非洲人国民大会社会福利部部长一职，她称自己已经成为一场“诽谤运动”的牺牲品。她说这番话指的是前一段于涉嫌绑架四名索韦托青年，法庭判她有罪。她坚持说自己是清白的，国内外媒体指责她在政治上和私生活方面有不良行为，那是在冤枉她。尽管如此，她也承认这些指控使非洲人国民大会、她的丈夫和她自己陷于一种“尴尬境地”。
对于他们分居这件事，很少有人同情诺姆扎莫·扎基韦·温妮弗来德·曼德拉。相反，所有人都为不幸的纳尔逊流下泪水。非洲人国民大会内部压倒多数的人以及大部分黑人都持这样的观点：这位长期遭受种族隔离制度折磨的殉道者，现在又沦落为他自己妻子政治和性丑闻的牺牲品。在监狱里他盼望着与她团聚，而正是这个女人一直在欺骗他，在他刚刚获释时甚至把她作为偶像。伟大领袖总是过着悲剧式的个人生活，因为他们已献身于比家庭更伟大的事业中，曼德拉和温妮就是活生生的例子。曼德拉似乎冷静地接受了这种命运安排。1992年10月下旬，在参加女儿津姬的婚礼时他对宾客们说，著名的自由主义战士似乎注定要亲眼看着家庭生活“完全陷入动荡”。他的家庭生活的确如此。
曼德拉和温妮于1958年月6结婚，那时他正接受第一次判国罪审判。自那以后，他们两个除了作为斗争的神话和象征外几乎没在一起生活过。1961年4月曼德拉转入地下工作，1962年间被捕坐牢，1964年6月被判终身监禁。因此，在他们俩34年的正式婚姻中，他和温妮在一起的时间不超过4年，其中两年是在他被监禁前，两年是在他出狱后。这是以反种族隔离斗争为战场、作背景的婚姻，而他终于成为这场斗争的另一牺牲者。如果不是温妮，他几乎不认识自己的女儿泽妮和津姬，她俩也是一样。在津姬的婚礼上，他仔细思考了令人心酸的家庭生活，发表了催人泪下的讲话：“我们眼看着孩子们在没有自己的指导下成长，而当我出狱时，我的孩子们说，我们认为自己有一个父亲，有一天他会回家。我们的父亲回来了，但令我们沮丧的是，他天天离开我们，因为他已经成了民族之父。”曼德拉说他常常考虑这场斗争是否值得付出失去正常家庭生活的代价，但最后他总是得出结论：“它过去是，现在也是我们应做出的正确决择。”
1991年春季和夏季，曼德拉的权威面临来自两方面的巨大挑战——一是他的妻子在政治上声名狼藉，另一方面是他失去了对非国大的控制。在这一对“孪生兄弟”问题面前，他显得形单影只。只有对事业、使命的信念支撑他挺了过来。德克勒克已经让他大为失望，与南非白人领导建立一种密切、特殊的关系的希望被粉碎了。现在又轮到他妻子和非国大，他们也滑离了他的控制。
重获自由的曼德拉面临各种挑战，但没有哪种挑战比对付自己妻子的挑战更令人劳神费力。温妮不仅是纳尔逊感情上唯一致命的弱点，而且她已经成为曼德拉在非国大内部逐渐失去其精神和政治领袖地位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内部，如何处理温妮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主要问题，就像曼德拉释放前在民主联合阵线内部一样。它把曼德拉推向另一种领袖能力的考验，对这种考验他反应迟钝，因为长期把温妮一个人留在家里应付各种危险使他对温妮负有很强的内疚感，这一感觉使他看不到真相。最后，只有纳尔逊能够解决温妮给他和非国大制造的这一“两难问题”，但是他花了近两年的时间才认识到温妮的阴暗面并最终把自己从负疚感中解放出来。
在这一过程中，温妮毫不留情地利用他的负疚感来复活她自己的事业，给他和非国大在政治上造成极大损害。曼德拉不知不觉卷入温妮的阴谋中，她想把自己变成南非的女皇。他甚至对她的性丑闻保持谨慎的沉默，而此时全国人民都在谈论她。直到温妮毫无节制的不良品行令他都难以忍受时，他才屈服于狂怒的非国大官员施加的压力，这些官员担心她正在使整个非国大领导层陷于崩溃边缘，而且她正在毁掉“妇女联盟”。
从曼德拉出狱的那天起，他的婚姻的命运就成为全国人民谈论、猜测的话题。1990年2月15日，《约翰内斯堡星报》采访了几位英国心理学家，他们预言曼德拉前面的路还很崎岖。曼德拉与温妮共享的时光太短暂了，无法建立起强有力的感情纽带。夫妇两人分居时间太长了，他们会发现自己同“一个陌生人”住在一起。温妮的爱是那种“尊重型的，而不是激情型或渴望型的”，她这种感情与一个虔诚的教徒对“圣人殉道者”的那种感情类似，这是心理学家大卫·刘易斯的观点。大卫还预计，温妮的国际声望会被曼德拉更高的声望所遮蔽，她会发现自己不得不退到一旁做配角，而这对她来说感情上要经历剧烈调整来适应。时间证明这些预测是对的。温妮对这种“调整”或其他调整表现得完全无能为力。随着她的所做所为越来越偏离正轨，非国大和黑人民众普遍认为她应该为曼德拉的婚姻破裂而受责，尽管对任何女人来说，与一个同样是人的神话般的人生活在一起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温妮并未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会什么，也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差得太远了。即使在曼德拉释放之后，她仍把自己看成是政治上高不可及的人物，不仅凌驾于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法律之上，而且凌驾于自己所在组织的纪律和规章之上。因此，在他们分居前我们一直看到这种丑恶的景象——她操纵、利用纳尔逊来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给纳尔逊造成了巨大的感情痛苦，也在政治上破坏了非国大的形象。她对权力的欲望如此强烈以至于驱使她甚至把曼德拉作为她的计划中的人质。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如果她更谨慎地实施她的计谋，不那么露骨而无耻，她很可能会得到她想要的一切。温妮拥有成为黑人统治的南非的第一位“第一夫人”的一切必要条件，这个位置将确立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曼德拉死后，如能利用公众爆发出的对她的同情这股力量，她甚至有可能成为总统，但她毁了这一切。
温妮控制不了自己的邪恶的冲动，不论是政治上还是在性问题上她都要得到立即满足。她在城镇里的崇拜者称她做起事来就像一头母象。但她更像一头离开母牛的小牛，决心用犄角撞翻挡住去路的任何障碍物。她对权力、地位、在非国大的特权胃口大得惊人，如使自己当选为六个委员会的委员。总的看来，温妮已经形成了一种分离的个性。有时她慷慨大方、彬彬有礼，对政治暴力的受害者关怀备至，她常常是第一个——有时是唯一地——奔赴现场的非国大官员，抚慰那些在最近的事件中失去家庭和亲人的人。她个性中阴暗的一面是脾气极坏，毫无征兆地为一点小事对朋友和敌人大发雷霆。她可能会向所有人发脾气，没有人能幸免。她甚至打过非国大国际事务部部长坦博·姆贝基一个耳光，因为他藐视她。1991年早些时候对她的审判显露出她已经变得不可思议的顽固，而且显然是津津有味地沉浸在非法的在城镇谋财害命当中。大量证据表明她同意，甚至可能是命令谋杀了不计其数的真实和假想的敌人、对手。在她周围聚集起一帮城镇暴徒、恣意妄为的年轻人和拍马屁的人，而那些品行良好，打算帮助她的人通常会发现自己“近墨者黑”了。
对温妮的不良品行有各种各样的解释：精神分袭症、酗酒、长期遭受迫害或夸大妄想症。国外新闻界已经把她塑造成反种族隔离斗争的化身，在全世界树立起她殉道者的形象。当这些媒介越来越多地报道她在城镇里的所作所为时，她又毁掉了自己塑造的圣人形象。在媒体面前荣耀丧失殆尽会不会对温妮的精神产生影响呢？我相信类似的经历影响了埃及总统安沃·萨达特，在他1981年10日被伊斯兰狂热分子暗杀前的最后几个月里，我眼见他渐渐地变得歇斯底里。萨达特不明白在自己国家内部严厉打击日益发展壮大的伊斯兰反对派会受到西方舆论的质疑和批评。这种批评是一面镜子，但是由于多年来一直被美国人看做英雄受到推崇的萨达特却不能照一照镜子。像萨达特一样，在享受了多年殉道者般的荣誉之后，温妮也无法应付对她行为的日益高涨的批评。不管是哪种或哪几种原因造成的，到1990年年底温妮·曼德拉看起来真的是精神已经不正常了。她受对权力和荣誉的无法控制的欲望之驱使，而且与当局的对抗使她更加强硬，温妮已经决意走上自我毁灭之路。在这一过程中她使自己周围的所有人、所有东西都陷于堕落，但最令人不能宽恕的是，她残忍地利用和羞辱了纳尔逊，这位她声称一直崇拜的男人。
大多数研究“温妮现象”的人似乎都同意：温妮一生中的转折点出现在1977年5月。自1962年起她不停地受到禁锢，还在单人牢房里度过17个月。1977年5月她最终被政府流放到奥兰治自由邦的一个偏僻小村子——布兰德福特，该村位于阿非利卡人农业区的中心。温妮受的折磨激起人们巨大的同情，当她在当地邮局和食品杂货店公然蔑视种族隔离的法律时，这种同情变成了崇拜。她甚至设法在布兰德福特外面的一个黑人城镇里组织了一次农场工人罢工。
如果在布兰德福特的经历强化了她蔑视种族隔离制度的意愿，那里的另外一些东西却在悄悄吞噬着她的神经。八年与世隔绝，孤独的斗争破坏了她的精神平衡。有些记者研究了温妮在去布兰德福特和从那回来后的行为，他们强调指出1985年8月她回到索韦托时已完完全全变了一个人。那时她开始酗酒，已经有点问题。但是长年与阴谋、警察奸细和周围背叛她的人打交道，她变得满腹怨气，什么都猜疑，已经分不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
布兰德福特当地警察局挑唆一伙年轻人洗劫了温妮的两间房子，因此温妮不顾禁令离开了那里。她利用这一事件大胆地搬回在索韦托的奥兰多西区的自己的住处，完全不顾当局的阻挠，她最后侥幸成功。于是她又回到了城镇政治运动中，正是此时反抗种族隔离制度的活动达到了高潮。许多城镇试图建立“解放区”，由一帮年轻人领导各街区委员会，他们随时准备用石块、木棒和燃烧瓶对付警察。南非抵抗运动的斗士们设计出他们自己的恐怖的惩罚措施——用绳子勒死那些告密者。温妮也因她1986年5月发表的声明而名声不佳，她说：“用我们的火柴和绞索解放全南非。”1986年6月，在泽妮回到索韦托后不到一小时政府宣布全国实行紧急状态。
正是在这种城镇起义和警方大力镇压的环境下，温妮成立了“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这酿成了她的一大罪过。那时在城镇里以著名的反种族主义领袖命名足球俱乐部极为盛行。温妮作为社会工作者和政治活跃分子，收留了许多被政治逼得无家可归的青年人，在她的资助下成立一家俱乐部也就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但在那个社会动荡不安的年代，社会活动、政治活动和犯罪活动之间有一条清晰的界线。温妮周围这帮暴徒打着“斗争”的旗号，成帮结伙地在邻近社区内索要保护费并制定他们自己的帮规。这样，历史上反对派秘密社团在家长制活动方式下经常出现的蜕化与堕落的悲剧——犹如意大利的烧炭党之蜕变为黑手党、哥伦比亚的“解放军”蜕变为贩毒团伙、我国清代白莲教蜕变为青红帮一样——也在南非黑人中发生了，而温妮不幸成了这一悲剧的主角。
1990年9月21日，伦敦《独立》报刊登文章，详细介绍了“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是如何成立的以及它如何从踢足球转向“踢”解放运动。俱乐部一位发起人莱多萨迪·伊卡能对《独立》报记者说，1980年温妮试图平息两个对立帮派间的打斗，每伙有大约二十几个“同志”，于是成立了足球俱乐部。两帮青年人都接受了温妮的建议，放下手中的斧头，在她资助下成立了一家足球俱乐部。其中一些人搬进了曼德拉在索韦托尔普克鲁夫的另一处住所的后院。伊卡能说，足球俱乐部在转向政治和犯罪活动前的确踢过几场足球比赛。1987年1月的晚些时候，警察逮捕了住在温妮家后院的那伙人，因为他们涉嫌谋杀。当温妮试图利用俱乐部成员作为“巩固她地位的人”来扩大她在索韦托的政治影响时，俱乐部的情形更加恶化了。在她的资助和“教练”杰里·查里森的铁腕下，他们成立一个非正规的“人民法庭”，对受害者进行审判，有时甚至判处他们死刑。《独立》报有证据表明，温妮和俱乐部与16名索韦托居民的被杀有关，其中大部分受害者是十几岁的青年人。到1991年早些时候温妮出庭受审时为止，足球俱乐部已有4名成员进了比勒陀利亚中央监狱的死囚牢房，其中就有“教练”查理森，他与12起谋杀案有关。
14岁的城镇少年抵抗英雄斯通比·莫凯恩·塞佩被杀，这一事件使问题白热化。反种族隔离群众民主运动的领导人在对待温妮的问题上无能为力，因为她在黑人社会获得“民族之母”的地位。在温妮和足球俱乐部周围人们似乎心照不宣地保持沉默，不论是当地还是国际媒体对她和俱乐部的恣意妄为的举动几乎都不发一言，大家都担心这种批评只会使反种族隔离斗争声名扫地。诺玛泥达·马丝安妮是一位黑人记者，她为之工作的期刊《前线文件》已经停办。她是当地唯一一位对“曼德拉联合足球俱乐部”到底是干什么的进行质疑的记者。《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威廉·克莱伯恩是为数不多报道温妮身边人的可疑行为的外国记者之一。1987年2月26日，《邮报》刊登了他的文章，他描述了前一天年轻黑人们如何向温妮在奥兰多西区的住宅掷石块。扔石头的这伙学生来自达利翁葛中学，温妮的足球俱乐部占了一块有争议的足球场地，把这帮中学生给赶走了，他们就用掷石块的办法报复。克莱伯恩提醒读者注意，这已经不是大众第一次对温妮表示不满了。前一年的12月份，开普敦本地一位极不受欢迎的妇女承认她谋杀了自己的丈夫，而温妮却对她进行祝福，这大大激怒了周围人群，他们向她抛掷软饮料罐、垃圾和沙子。
斯通比被谋杀打破了保护温妮的“沉默之情”。斯通比和另外3个男孩在奥兰多西区离温妮住所不远的卫理公会教堂牧师住宅处被绑架。这一次温妮与教会进行较量，而这一教堂恰好在支持反种族隔离制度的斗争方面不遗余力。尽管她自己也是一名卫理会教徒，但她与教堂的牧师保尔·维恩争吵过，而和保尔住在一起的也有一群无家可归的青年人。温妮的朋友科萨莉斯瓦·法拉蒂是牧师住宅的女管家，她向温妮告了保尔的状，温妮错误地、过分严重地对保尔采取了措施，而后来证明法拉蒂疯病很严重。法拉蒂告诉温妮说保尔对许多和他住在一起的男孩进行调戏，还说应该做点什么把他们从保尔的鸡奸中解救出来。
于是温妮告诉法拉蒂和理查森去组织“营救”工作。1988年12月29日晚上，他俩动手了，把4名吓坏了的青年人带回到温妮在迪普鲁夫住处的后院。在那里，足球俱乐部的成员对他们四人进行了审讯，毫不留情地毒打他们，让他们写字据承认维恩的鸡奸行为。斯通比受到了特殊对待，因为温妮一伙人认为他是警察的人。审讯完毕他已奄奄一息，三天后的一个夜晚“教练”查里森把他带走了，用刀子结束了他的生命。1989年1月6日，人们在索韦托一块空地里发现了他的尸体。第二天，另一名被绑架的受害者肯尼斯·克卡塞在温妮住宅外进行“警卫”时逃了出来，他马上向卫理会的长老们报告了他和他的3名伙伴的事。人们再也无法忍受了，他们决定制止温妮的荒唐行径。
1989年1月下旬，温妮在群众民主运动的同事们在索韦托对她进行审判。审判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在约翰内斯堡和索韦托的秘密会议上进行的，每次都把秘密的备忘录送到卢萨卡的非国大领导人手中。温妮曾在索韦托自己家中进行“人民法庭”审判，而现在她自己也要接受同样的审判。但她拒绝合作或承认她和她的俱乐部做了什么错事。对民主运动和索韦托的领导人来说，很难裁决“民族之母”有罪并应受“惩罚”，并再一次对她进行政治上或肉体上的放逐。很显然温妮事件已成为全国性的丑闻，这正中了白人当局的下怀，他们一直迫切地盼望能有机会使整个反种族隔离运动声名扫地。
对运动的领导人来说，这是考验他们领导能力的严峻时刻。1988年8月另一帮与温妮的足球俱乐部不合的人向温妮在维拉凯兹街的住宅投掷了燃烧弹，为此，非国大专门成立了“曼德拉危机委员会”来解决这一问题。（邻居们没有人帮助灭火，这也反映了人们的情绪。）现在这一委员会作为“法律”来对温妮进行审判，法官们包括运动的许多领导人，如西里尔·拉马弗萨，“全国矿工联盟”秘书长；弗兰查·施坎尼牧师，南非教会理事会总书记；奥布瑞·莫考那，“释放曼德拉运动”领导人；以及其他著名的教会领袖。卫理公会的彼德·斯乌瑞主教并不是“危机委员会”成员，但他后来说，他参加了1月9日至16日的35次会议，大家从各个角度试图解决“温妮危机”。委员会不断地咨询在卢萨卡的非国大领导人，并通过曼德拉的律师伊斯梅尔·阿约布与纳尔逊本人协商。在曼德拉的亲自干预下温妮才终于同意释放加布瑞尔·麦克韦和萨比索·莫诺，另外两名被绑架而且仍被拘禁在温妮那里的青年人。
1989年1月中旬“危机委员会”在送给非国大主席坦博的一份备忘录表明，随着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在温妮的住处确实发生了令人痛心的事，非国大成员极为痛苦。委员会从一名俱乐部成员卡提扎·塞比克胡鲁那里获得了关于绑架的详细的第一手资料。卡提扎说，他确实参与了殴打4名男孩。在人们还没有确定斯通比到底怎么样了时，卡提扎讲述了发生的故事，说4名男孩都受到“毒打”，而且他相信斯通比已经死了。在卡提扎供词的基础上，委员会于1月16日晚召开了由所有索韦托团体的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在这之前麦克韦和莫诺已交给斯乌瑞主教监护。两名男孩证实了塞比胡鲁的供词。（1991年审判温妮时，一位医生证实麦克韦至少挨了19鞭子，他的背部、臀部、胸部、脸和眼都挨了皮鞭。这位医生还发现莫诺身上至少有15处鞭伤。）两个男孩还告诉委员会，温妮首先亲自动手，对他们连踢带打。当他们从昏迷中苏醒过来时，他们被逼着擦去审讯室墙上和地板上的他们自己的血迹。然后他们被迫为俱乐部做警卫和清洁工。
这一事件发生两天后，委员会才得出全部情况；而两年之后约翰内斯堡一家法庭才得到同样的证词。就是在这次会议上，第一次有人提出把温妮逐出黑人政坛，委员会做出决议：“所有进步组织都不应再给她提供讲坛，而且命令她立即退出。”最后，委员会要求温妮“不要再给别人造成她是代表人民利益讲话这一印象”，而且委员会建议所有“进步律师”都不要再帮助她。
当有人通知温妮会议决议之后，她的第一反应是拒绝承认其权威性，并要求得到所有出席会议的人员名单。“她看起来认为自己凌驾于社会之上，不论是对‘危机委员会’还是对社会她都表现出极度的蔑视。”有人对奥利弗·坦博这样说。委员会恳请坦博予以指导，怎样对待“正在我们眼前发展的这一令人恐怖的新局势”。并问他是否有什么办法使温妮改过自新。温妮威胁说要召开记者招待会，宣布退出非国大，这一步骤将对整个反种族隔离制度的事业造成毁灭性打击。在曼德拉获释后，温妮不厌其烦地运用这一近似敲诈勒索的手段来对付她在非国大内部的对手们。
但是，运动领导人们得到了卢萨卡非国大总部的支持，并且至少得到纳尔逊的默许，因而没有退缩。2月16日，南非两大主要的合法黑人政治及工会组织——“联合民主阵线”和“南非工会大会”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正式把温妮开除出运动组织，因为她“滥用了黑人社会对她的信任和信心”。他们说，“曼德拉夫人的举动使她与各阶层被压迫人民以及整个群众民主运动越来越多地发生冲突”。声明实际上指控她绑架并殴打了四名年轻人：“有些人打着与种族隔离制度斗争的旗号违背、侵犯人权，我们不准备对此保持沉默……同此，群众民主运动与曼德拉夫人和她的行动拉开了距离。”“我们号召我们的人民，尤其是索韦托地区的黑人同胞们，用一种尊严的方式拉开这种距离。”温妮保持沉默，但她永远不会忘记也不会原谅“联合民主阵线”中促成她倒台的那些人。1990年2月她的丈夫将获释，她会伺机报复他们的。
正是在这种暴风雨般的背景下，1991年2月4日开始对温妮进行正式审判。地点是约翰内斯堡的兰特最高法院，隔壁便是卫理公会教堂的主楼，对其权威她亦不屑一顾。温妮和曼德拉都坚称，只要她能“有一天在法庭上”讲述自己的故事，就能证明对她的所有指控都是假的，她是清白无辜的。她终于有了这一天。审判持续了14周，一直到5月中旬才结束，对整个非国大以及曼德拉全家来说，简直是一次痛苦的经历。这次审判在非国大全国执委员会成员中划了一条线，把忠于曼德拉一家和忠于更广泛的非国大利益的成员分成两部分。开始，纳尔逊说服他的老战友们支持温妮，并试图使整个执委会支持她的事业。温妮的支持者想把这次审判描绘成另一个纯粹出于政治目的对她进行种族隔离迫害的例子。开始时，非国大执委们站在温妮一边，但不久就改变了立场，宣布不再支持曼德拉夫妇，并在政治上与温妮拉开距离。最后，执委们甚至对白人种族制度法庭来审判非国大主席的妻子都不再表示异议。
温妮组织了一支辩护律师队伍，成员引人注目。辩护队伍的领头人是乔治·比泽斯，他曾为上世纪六十年代对曼德拉的审判进行辩护，在反种族歧视圈子里很受尊敬。乔治是非国大和曼德拉的常务律师，因此选他为温妮辩护毫不奇怪。但温妮还想展示对她的政治支持超出了非国大，于是她聘请迪克冈·莫塞尼克，著名的“泛非洲人大会”领袖（他成为泛非大的副主席）来协助比泽斯。她还坚持请达利·姆波夫加入辩护队，那时他只是一名29岁的律师方面的生手，姆波夫唯一的声望来自他是温妮并不秘密的情人。
审判开始时，温妮的政治崇拜者组织活动对她表示大力支持。“妇女联盟”的成员穿着非国大的黑色、金黄色和绿色服装，出现在法庭土为她喝彩，其中一些人占据了审判大厅的后面几排座拉而且一直待在那里，就像希腊悲剧中的合唱团。在法庭外面，他们唱着：“民族之母，我们与你同在。”“温妮，我们爱你！”“非国大万岁!”温妮还组织了“支持温妮·曼德拉特别委员会”，其中包括她长期的朋友和崇拜者。审判开始时，许多高级非国大官员和共产党领导出席，他们是应曼德拉的要求而来的，但不久她的支持者就减少到几十个人。在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后，她的支持委员会也解散了。除了曼德拉之外的所有非国大高级官员都不再露面了。
非国大官员态度的转折点出现在2月26日，当天她的支持委员会在约翰内斯堡市政厅举行了其唯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尽管人们都盼着温妮和曼德拉出席，但他俩并未露面。相反，非国大最高官员们举行了一次秘密会议，通知曼德拉夫妇，非国大再也不能被温妮利用来满足个人政治目的了。反对温妮的斗争，也是间接地反对纳尔逊本人的斗争已经开始。非国大官员提醒温妮，即使还是白人主持的审判，那也是温妮自己的事，而不是非国大的事。面色严厉，举止很像德国人的法官米盖尔·J·斯坦格曼作为自由党人也毫无名气。根据南非的司法制度，由于温妮被指控犯有谋杀罪，斯坦格曼一个人就可以听证她的案子，进行审判，并进行宣判。然而非国大对斯坦格曼本人和温妮受审的方式未发表一字的批评。
审判一开始，温妮和她在非国大里的朋友看起来似乎完全破坏了整个审判进程。八名同案犯中有四人获得保释，没有露面。然后，起诉方的最重要的证人麦克韦从他当初被绑架的卫理公会教堂的牧师宿舍失踪了，谣言传说他被非国大秘密部队绑架了。（很久以后人们才知道，这一次他是自愿离开牧师宿舍，他躲到了赞比亚。在那里麦克韦声明说温妮贿赂他不要出庭作证，他在非国大特工人员的协助下秘密穿过边境。）麦克韦的神秘失踪吓坏了起诉方的另外两名主要证人克卡塞和莫诺，他们告诉斯坦格曼，他们太害怕了，不能出庭作证。他们最终作了证，但那已经是3月初的事了。
他们的证词听来令人毛骨悚然，对曼德拉来说也是一种折磨，他出席了大部分审判过程。克卡塞和莫诺告诉法庭，俱乐部的人命令他们叫温妮“妈咪”，她亲自主持了对他们的审讯。她试图从他们口里逼出“口供”，证明维恩有同性恋行为。这时温妮不出意料地大喊大叫起来：“你们不配活着。”克卡塞向法庭描述了温妮如何带头对他们四个人拳打脚踢，她用拳头打他的眼睛，并用皮鞭“多次”抽他，莫诺告诉法庭说温妮“用巴掌和拳头打他的脸”。然后俱乐部其他成员加入进来，“用脚踩踏他的身体，把他高高地举起然后扔下来。”这两位证人说，由于斯通比被怀疑是警察秘探因而受到特殊照顾。在遭受毒打以后，他们把他带出审讯室，扔进一个充满水的浴缸里，硬把他的头按进水里，几乎溺死他，他最后“承认”向警察报告了其他积极分子的消息。审讯快结束时斯通比已是伤痕累累，几乎无法行走。后来克卡塞和莫诺经过“改造”被逼加入了足球俱乐部，但没有斯通比。他们最后一次看到他是1月1日晚上，当时“教练”理查森把他从后院带走了。
在法庭审判中，温妮被正式称为“8号被告”，对她的审判无疑是整个审判的高潮所在。4月16日，她终于站在被告席，此后三天诉方和法官对她进行了审讯，想得知事情的真相。按照温妮的说法，事实比小说更令人陌生。比泽斯在温妮受审前对她进行了几天的训练，要她坚决挺住，就像自己既没做也没看见或听见什么不对劲的事。很快事情就变得很明了，法拉蒂被抛出来作为她的替罪羊，尽管法拉蒂的律师事先一无所知。法庭被告知，一切都是法拉蒂一手策划的。是她指控维恩有同性恋行为，是她建议把4名年轻人带到温妮的住处。这一切发生在12月29日下午，就在温妮动身去布兰德福特访问前，几个小时后理查森、法拉蒂、温妮的司机约翰·摩根去把4名受害者绑架回来。她甚至不知道4个受害者住在她的后院里，更不要说他们被绑架和遭毒打了，直到她读了报纸才知道这一切。她未曾遇到过他们中的任何人，只记得斯通比“像个小孩子在水龙头那里洗手”。至于臭名昭著的“联合足球俱乐部”，在事件发生时已经不复存在，她从没有过任何“保镖”，也从不知道“后院中的男孩”中有人晚上在她的住处外面警卫。这是一个完全令人难以相信的故事，但不论温妮还是比泽斯似乎并不在乎。
比泽斯为温妮进行的辩护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绑架案当晚温妮在干什么，但在这方面他面临一个很尴尬的问题。尽管她对媒介报道她涉嫌绑架极为生气，但她从未对任何一个记者讲起过或发表过任何声明说她在那个性命攸关的夜晚访问过布兰德福特。“没有人问起过我这件事。”温妮很随便地说。她对媒体的报道如此之狂怒以致于决定接受一家荷兰电视台的采访，“因为我不能接受对我那些野蛮的指控，我要为自己正名”。但是即使那时她也没提起过任何有关访问布兰德福特的事，她辩解说记者本人没有问那个问题。
实际上，直到事件发生快一年半之后的1990年5月，当理查森受审时温妮才宣布了她的布兰德福特之行。比泽斯找了两个证人来证明她讲的故事是真的。塔博·莫陶，一个学生，告诉法庭12月29日黄昏时，他替摩根——温妮的专职司机开车把温妮送到布兰德福特。另一个征人诸拉·莫阿劳里是一位教师，温妮称自己在布兰德福特的当天晚上和第二天晚上和她待在一起，然后于12月31日返回索韦托。莫阿劳里作为布兰德福特唯一出庭作证的人，向法庭提交了一本日记和一张胡乱涂写的纸，证明温妮12月30号晚上在布兰德福特开会。参加那次会议的其他人都没有出庭作证，而且温妮记不清他们任何人的名字了。莫阿劳里的证词中有好几处漏洞，也使人对温妮不在案发现场的证明大为怀疑。例如，莫阿劳里的日记中关于温妮的布兰德福特之行时间顺序混乱，而且莫阿劳里不知怎么地用三种颜色的钢笔在文件上写字，该文件用于证明温妮出席了一个讨论装备日托中心所需设备的会议。文件最上边的“12月30日”是用一种与文件其他条款不同的墨水写上去的，有力地表明那是后来加上去的，而不是原来就有的。
在她三天的证人经历中，温妮做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声明。她说坚持要理查森“说出真相”，一位记者曾于2月19日采访他关于绑架和殴打4个索韦托青年的问题。她在场并要求理查森承认的确有过“殴打”，而不仅是无伤害的“轻轻拍打”，而她开始正是要求理查森那么说的。她告诉斯坦格曼法官，“他至少可以说出事情的真相，高尚的男人说实话，陛下。”没有人抓住这一机会问她是否“高尚的女人”也有义务说实话。
温妮结束了她在法庭上的任务，现在该斯坦格曼法官了。5月13日他宣布了判决，他对温妮的证词品格的判断是毁灭性的。温妮与她的同谋法拉蒂表现得“极度缺乏正直感”，已经脱离正轨，回避事实真相。他说，温妮的证词充满了“精心准备的含糊不清模棱两可”和“不可能的事情”。
当然，关键问题是，斯坦格曼是否像两年前解放运动的法庭那样，判定温妮是绑架4名青年人的背后指使人。斯坦格曼法官最后宣布她一定是这一切行动的背后主谋，因为——法官措辞得体地称——从设想所有这一切都是在没有曼德拉夫人作为精神动力的情况下发生的，就像设想没有哈姆雷特的《王子复仇记》一样。只有当他宣布对温妮在殴打四名青年人中所扮演角色进行宣判时，法官才对她的罪行有所怀疑。起诉人未能证明她去布兰德福特是在撒谎。因此像她所说的那样，仍存在相当大的可能性——她在殴打开始前已经离开。然而，她后来肯定知道了绑架和殴打之事，但即使在索韦托领导的压力下，她仍拒绝释放被绑架青年。斯坦格曼最后说，至少温妮是名从犯。他判温妮和法拉蒂犯有绑架罪，而且温妮还协从殴打了4名青年。
那天出席审判的几乎所有记者都与斯坦格曼法官对温妮的评价一致，认为她是“一个冷静、沉着、从容不迫、毫不脸红的说谎者”。然而，使每个人感到震惊的是法官先生对温妮的品质大加指责，因为在此之前还没有哪位白人或黑人官员如此毫不掩饰地谴责这位前“国母”。在斯坦格曼对案件长达六小时的回顾中。温妮始终毫无表情地听着，但即使是她在听到斯坦格曼对她人格的评价时也大为震动。对斯坦格曼的调查结果，她唯一反应是说她很高兴法官先生没有判她犯有殴打儿童的罪行。她突然脱口而出“那才是我关心的事情”。快走到法庭大门时，温妮又恢复了通常的微笑，而纳尔逊却没有。很明显斯坦格曼对他妻子的判决动摇了他的信心，头一次他无法露出那阳光般灿烂的微笑。
斯坦格曼判决如下：由于犯有绑架罪，从第二天起温妮需坐5年牢；又由于她协同参与了殴打青年事件，另加1年徒刑。他还提到温妮在屈服于巨大的社会压力而释放两名被绑架青年之前，曾把他们拘押了20天，她对受害者“完全没有同情心”。法官先生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你们中的哪个人哪怕觉得有一丁点儿难过或者下不为例的意思。”法拉蒂被判6年徒刑；摩根1年。乔治·比泽斯立即宣布他将对斯坦格曼的判决提出上诉，但温妮和曼德拉在政治上和感情上的损害已经不可能弥补了。（1993年6月2日，上诉法庭撤消了斯坦格曼对温妮绑架罪的宣判，而是改为1年徒刑，缓期两年执行，另加罚款约10000美元。法庭还撤回了对温妮犯有协同殴打罪的指控。）
这次审判粉碎了纳尔逊对他那么久以来一直挚爱的女人的最后幻想。在刚刚两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她已经两次被判犯有不轨行为，第一次是她的同事们进行的非正式的审判；第二次则是法庭的正式审判。斯坦格曼法官和温妮的同事对温妮作出的结论相同，纳尔逊再也无法继续相信她是清白的。但他想得更远，他也无法保护她不被非国大领导人们赶出去了。对于斯坦格曼对他妻子的可靠性和名誉作出的可怕的论断，非国大执委会没人提出异议。法官宣判后的沉寂震耳欲聋；更进一步，曼德拉要求非国大把温妮的审判看做是政治审判，但遭到非国大领导层的拒绝。非国大采取的立场既反对他也反对温妮。曼德拉突然面临这样一种前景：在他周游世界时，陪在他身边的是一位被判犯有绑架罪的女人。她会使他在政治上极为尴尬，而且，被内疚感所折磨的纳尔逊不准备与她离婚或不再保护她。不，他不会的。直到1991年秋天他才转过弯来，但事情的发生却与审判毫无关系。
到1991年中期时，温妮已不仅是一个犯有殴打儿童之罪的女人，她还变成了一个精于玩弄政治阴谋，能通过变幻无穷的诡计来促进个人政治事业的女人。曼德拉刚被释放时，她有一段很短暂的时间扮演起贤内助的角色，把纳尔逊推向镜头。在讲坛上，她毫不炫耀地站在他的身边或身后，面对那些来聆听他们心目中的麦加圣音、目睹他们心中之神的群众，她几乎一言不发。在适当的时候，她与曼德拉合演“曼德拉一家”——两人肩并肩站着，面带具有感染力的微笑，伸出的拳头紧握着；温妮会大喊：“权力!把权力还给人民!”
这种情形很短暂。起初，纳尔逊被温妮搞得迷迷糊糊，急切地帮她促进她的政治事业。他开始帮助她赢得非国大在奥兰多西区的分支机构和“妇女联盟”的选举，使她有了一个本地权力基础。他挨家挨户地拜访民众，号召他们投温妮的票。她轻松赢得选举，给了她通往地区和全国级的政治活动的跳板。在曼德拉和他在非国大内的老战友们的帮助下，1990年秋天温妮当选为非国大社会福利部部长。这一提升激起相当的争论，但曼德拉在1991年2月8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反对她这一任命的人“屈指可数”。
这一职位为温妮提供了她所需的政治舞台：她需要频频在城镇里和棚屋的帐篷里露面，使她能在非国大喜好战斗的成员中赢得支持者。
就像爱娃·庇隆[30]在阿根廷做的那样，温妮把自己塑造成穷人和被压迫、被蹂躏人民的英雄。与此同时，温妮忙于与非国大内部的“激进分子”和“革命分子”建立联盟，尤其是那些属于南非共产党的成员。她和“民族之矛”总参谋长克里斯·哈尼常在一起。哈尼不仅是非国大的高层领导人之一，他还是南非共产党总书记。甚至在1991年官方的曼德拉圣诞卡片上，她还宣扬自己与哈尼的亲密友谊，在卡片的背后有一张她和哈尼的合影。温妮是否秘密加入了共产党只是一种猜测，而没有什么证据。她有时戴一个共产党徽章，但她常穿军装；徽章与她的军装和军帽非常协调。她想表明自己同情南非共产党人和“民族之矛”。
她另一公开的盟友彼得·莫卡巴，前“南非青年大会”主席，该组织后来变成“非国大青年联盟”，莫卡巴仍是主席。在城镇里其成员只沦为非国大的“冲锋队”，以“青年狮子”著称，温妮的好战形象使她在“青年联盟”中大受欢迎。总之，不论是在非国大还是在共产党内，从棚屋住户到最高层领导，她都有强有力的朋友和盟友。
温妮的敌人们也很强大，他们主要是在非国大“妇女联盟”内部，非国大高层和中层官员中也有一部分。这些人的领导是“民主联合阵线”的领袖们，1989年2月他们参与作出把温妮驱逐出群众民主运动的决定。这一伙人由拉马弗萨，南非最强有力的工会领袖领导。在曼德拉获释后不久，温妮成功地把拉马弗萨给压了下来，但他极受群众欢迎，不可能长期被压在下面。考虑到温妮不顾一切的好斗形象和政治上的腐败，特别是在她被判犯有绑架罪之后，其他非国大官员感到对非国大来说，温妮是一笔还不起的政治债务。
与此同时，温妮的推土机战术使越来越多的非国大积极分子疏远了她。比如说，她觉得胁迫人们投她的票没什么不对，有些情况下她利用纳尔逊的威望来达到目的。有一次，在约翰内斯堡的非国大地区组织的几个分支机构想阻止温妮当选地区执委会委员，他们抱怨她的方法太强硬。就在选举开始前不久，温妮在曼德拉的陪同下步入会场。纳尔逊接着动情地恳请人们选她，然后选举立即开始。她当选约翰内斯堡地区“妇女联盟”主席是另外一个例子。她给每个她认为不会支持她的人写了一张条子，威胁说如果谁不投她的票她就把谁称作是政府的间谍。但其实纳尔逊和他对温妮的亲手提携仍然对温妮不断当选至关重要。
1991年4月下旬，温妮遭受了另一次严重挫折：她未能如愿以偿地当选“妇女联盟”主席。这一次甚至纳尔逊也无能为力，因为导致她失败的那位女人是阿伯蒂娜·西苏鲁，她一直不急不火地同温妮竞争。1990年之前她所遭受的警察迫害并不比温妮少，而且她的丈夫沃尔特坐牢的时间也和纳尔逊相差无几。但是作为一个平和的祖母般慈祥的人物，她没有什么政治野心，她一直被火焰般燃烧的温妮所掩盖。许多人认为阿伯蒂娜才是配得上“民族之母”称呼的人。在非国大成为合法组织后，“妇女联盟”在金伯利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她们俩的重要性得以比较和体现。
竞争主席职位的两名人选是温妮和格图德·舒比，后者是非国大执委会的老成员，也是非国大“妇女联盟”在卢萨卡地区的负责人。整个大会的时间都耗在选举上了。温妮用公共汽车拉来她的支持者，而且选举投票时试图舞弊。一位当事人回忆说，现场给每个候选人准备了不同颜色的彩色选票，上面没写候选人的名字。这是为了照顾参加大会的大批不识字的妇女。温妮的支持者们把绿色的选票割成两半，希望能使温妮的得票数加倍，但这一伎俩很快被人发现予以制止。最后看来，真正的决定性因素是阿伯蒂娜。她公开号召她的支持者投舒比的票，他们也的确那么做了。结果对温妮来说是一次彻底的失败，她只得了96票而舒比得了400票。阿伯蒂娜于是毫无异议地当选为副主席，而温妮不得不就任“候补成员”。不到两周之后，温妮被判犯有绑架罪。
在目睹了妻子在公众面前声名狼藉、在政治上遭受挫败之后，曼德拉下一步要忍受另一种羞辱——他旧时战友联盟的力量逐渐被削弱。1991年7月2日到7日，非国大在德班召开了盼望已久的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将确定一批候补人选名单。尽管曼德拉当选非国大主席只不过是走个过场，但在选举总书记的问题上斗争具体化了，因为总书记人选将决定他退位之后谁来接班。曼德拉的老战友们倾向于让阿尔弗雷德·恩佐，一位不屈不挠的斗士和尽职尽责的总书记留任。但恩佐决不是一个有力的竞争者，许多人认为他应对非国大内部组织混乱负有责任，他已经变成了为曼德拉跑腿的“小男孩”。相反，坦博·姆贝基和克里斯·哈尼间的竞选斗争日趋明显。他们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类型的人：姆贝基为人平和谦逊，而哈尼则很激进。然而在最后关头，两人都同意退出竞选，以免发生伤害感情的权力斗争。于是，曼德拉暗中为雅各布·祖马运动，想让他当选总书记，祖马是非国大情报局局长，也是一位祖鲁人。曼德拉解释此举是为了平衡“民族”领导间的权力，特别是挑选一名祖鲁人以反击布特莱齐酋长的指责，他说非国大已被科萨人控制了。
这一次，曼德拉又没能实现自己的想法。相反，前“民主联合阵线”与共产党激进派通力合作，展开了推举深受大众欢迎的西里尔·拉马弗萨作总书记的运动。在接下的选举中参加大会的2244名代表投了票。拉马弗萨以1156票对490票的压倒多数击败祖马，曼德拉没有办法控制这一秘密选举的结果。（祖马后来成为刚刚设立的副总书记）一群崇拜拉马弗萨的代表把他举上肩头，像凯旋的英雄一般把他从大厅后部扛到了主席台，人群对这位38岁的新领导发出欢呼。
拉马弗萨的当选体现了权力从老一辈革命家手中传递到了年轻一代的积极分子手里，其中很多人来自“民主联合阵线”的各领导层。在非国大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后一个月，“民主联合阵线”宣布解散。拉马弗萨的当选也向曼德拉传递了一条私人信息，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决不是曼德拉或温妮的私人朋友。而且，曼德拉不会忘记拉马弗萨唐突的评论，他说曼德拉不应该指望刚走出监狱就接管非国大。这位工会领导人也对曼德拉在政治上的重要性不以为然，他在1989年11月份对《领袖》杂志说，曼德拉的地位与“任何其他非国大成员的地位没什么不同”，并且评论说曼德拉只是“可以考虑作为领导人选之一”。
尽管温妮虽然被判有罪仍当选非国大“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但这一胜利并不能对她的活动进行有力的支持。在执委员的50个公开议席中她仅列第26位，而现在执委会已扩大到66人，其中绝大多数她的好战的盟友反对她丈夫与政府进行谈判。的确，在温妮加入执委会之后，曼德拉在新的领导层里几乎没有盟友了。奥利弗·坦博和沃尔特·西苏鲁的职务都是名誉性的，前者是全国主席，后者是副主席。另一名老一代的中坚分子托马斯·恩科比，仍然做总司库。但整个趋势在向相反方向发展，“民主联合阵线”、共产党以及工会的积极分子大量涌进执委会，成为很明显的一股正在上升的力量。种种迹象表明，曼德拉前头的路还很崎岖。
很可能这一切来得比他预计得快。显而易见的是发生在非国大内部的拜占庭式的阴谋诡计，其中许多阴谋公开限制曼德拉的权力和行动自由，特别是在与德克勒克进行谈判方面的自由。现在的问题是曼德拉或拉马弗萨能否完全控制住与政府的接触。1991年7月下旬，新的执委会从其各层领导人中选出26人组成“全国工作委员会”来负责非国大的日常工作。8月初，曼德拉还在国外，“全国工作委员会”对非国大官僚机构进行一次大的内部重组，任命温妮为非国大福利部部长（她的原职位由一位年轻的共产党人查瑞尔·卡若勒斯顶替），委员会还把与政府进行谈判的责任统统交给拉马弗萨办公室。总部设在伦敦的《前线文件》杂志把这次重组比作是一次政变，谴责它是一次“共产主义分子的阴谋”，他们强烈反对“曼德拉独断专行的作风”。然而，对于曼德拉出狱以来与政府进行谈判的方式，并不仅仅是共产主义分子们不高兴，大部分执委会成员脑子里都是“民主联合阵线”的那种集体决定风气，他们想从曼德拉手中夺过裁决权。
面对拉马弗萨对其权威的挑战，曼德拉极为愤怒，他开始反击了。他取得了部分胜利，使上面两个决定发生逆转，至少是修改了那两个决议。温妮重新当选福利部部长，负责谈判的委员会也加进了曼德拉、西苏鲁和姆贝基。尽管如此，现在是一个集体而非曼德拉一人在与政府进行谈判。
曼德拉的权力受到削弱，他的耐心也已用尽，再也不能为了温妮的利益干涉非国大做出的决定了。事实上，1991年9月至11月间，纳尔逊对他的妻子的态度突然强硬起来。因为两件相关的事使他大受刺激，从而认识到温妮已经变得不能忍受了。这两件事都与越来越公开的她与姆波夫的通奸关系有关，那个浮华的年轻人曾经参加过温妮的辩护律师组。他们俩的暖昧关系可以追溯到曼德拉获释前，那时达利（每个人都那么称呼姆波夫）在曼德拉住处住了一段时间。曼德拉听说这件事后给温妮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让那个“男孩”滚出他家。达利搬走了，但他们的暖昧关系仍然延续着，而且越来越公开。1991年6月，《城市新闻》周刊刊登了两篇关于温妮与姆波夫暖昧关系的文章，双方对此均未予以否认。
也许出于为温妮为他往昔作出的牺牲怀有内疚，开始时曼德拉对她与达利的关系并不是太愤怒，但温妮开始在公众场合炫耀她的情人。在她被重新任命为福利部部长后，她竟然大胆地任命达利为副部长，这一安排可以为他们俩总是在一起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然后10月的第一周，温妮去了美国，名义上是为“非洲儿童音乐会”筹款和聘请艺术家，该音乐会计划于当年晚些时候在尼日利亚举行。她带着达利乘坐飞机的头等舱，谣传说他俩仅机票就花了20000兰特（折合大约7100美元，后来非国大官员否认这是党的拨款）。这次旅行纯粹是场闹剧，温妮和达利在狂欢了五天（他们去了西海岸和好莱坞）之后返回南非，既没筹到款也没请到艺术家。当曼德拉听说了他们奢侈的花费时，他爆发了。
大约与此同时，外交圈里开始听到传闻：温妮和达利在非国大约翰内斯堡总部的一间办公室通奸时被曼德拉当场撞见。这种侮辱也许能解释为什么曼德拉勃然大怒，以及他在温妮和姆波夫从美国回来之后采取的行动。曼德拉单方面解除了达利的副部长职务，这一举措引得温妮给非国大执委会写了一封长达20页的辞职信，为自己的行为和美国之行辩护。在非国大领导人之间、曼德拉夫妇之间的冲突已是公开的秘密，反温妮的非国大成员高兴地四处散布这一消息。
执委会最终不得不进行干预以解决双方的摩擦。在11月25—26日举行的会议上，执委会决定——原因从未有人解释——拒绝温妮的辞职，重新任命达利为福利部副部长。显然，执委会仍然希望纳尔逊和温妮私下解决彼此的分歧，避免令人尴尬的分居。然而，所有这一切都对媒体保密，曼德拉和温妮之间不和的唯一迹象是，当月当地报刊报道说纳尔逊和温妮已经不再住在一起了。非国大掩饰说这只是因为他们的性命都受到威胁，分开住有利于采取“保安措施”。但是曼德拉显然在这一系列事件后开始寻找新的伴侣，例如芭芭拉·玛塞克拉，前非国大文艺部部长，也是著名的小号演奏家胡格·玛塞克拉的姐姐。她在公共场合开始出现在曼德拉的身旁。12月初，陪曼德拉去美国（这是他第二次去）的是芭芭拉，而不是温妮。
曼德拉夫妇直到第二年4月才宣布分居，尽管约翰内斯堡的每个人都知道，他们的婚姻已经破裂，而且出于对非国大名声的考虑，非国大领导层也向曼德拉施加了越来越大的压力，要求他疏远温妮。
到这个时候，在曼德拉和拉马弗萨的领导下非国大已经形成一种二元化风格。他们俩不论是否喜欢对方，似乎已经解决了决策规则问题。对于集体领导原则，曼德拉在公共场合竭力称许，私下很不以为然，但它毕竟已成为主流。拉马弗萨已体现出对非国大机构的控制，他甚至从曼德拉手中夺回了去政府进行谈判的权力。总有无休无止的报告说拉马弗萨在“阴谋”使曼德拉退位，但这种阴谋从未发生过。
曼德拉似乎被压住了，仅仅局限于个人问题而不再有权干预政务。从前他通过专线电话与德克勒克两人对话，现在也结束了。他们偶尔能会一次面，就像美苏首脑会议似的：预先谈判讨论议事日程，潜在的协议，最终在高级助手的协助下签订公报。曼德拉仍然很有影响力，因为他是非国大选举产生的主席，在国内外享有崇高的声望。但自从1990年2月以来，他的权威在逐渐削弱。非国大这一影响广泛的组织以及其越来越多的领导人发现，曼德拉的独断专行倾向和个人外交已经危及了“整体的”利益，这使得曼德拉成为一群平等的领导人中的第一人，他的同事们不停地提醒他，他只是领导集体中的一部分。
曼德拉已经学会了极有风度地服从于这种“集体意志”。当他发现对非国大国内国际政策的变革引起强烈反对时，他就会让步。当他发现自己建议与布特莱齐会面的提议遭受地区组织的强烈反对时，他后退了。他最终甚至让步于同事们的压力而与温妮分居。最后，曼德拉学会了做他曾保证做的那种人：“一个有组织的人。”但他不得不被一遍又一遍地提醒，那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
1994年，已经正式分居两年多的曼德拉夫妇终于在法律上解除了婚姻关系。这时他们结婚26年，纳尔逊已76岁，温妮也已五十有八。两位名人的正式离婚并未引起太多的关注，因为他俩从政治到私人生活上全面的分手早已不是新闻了。尽管如此，这次失败的婚姻仍然使他们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这倒不是指道德上的。在婚姻文化观念与中国截然不同、甚至与白人传统也有区别的南非黑人中，并没有多少人指责曼德拉是陈世美式的负心丈夫，如同本来也不会有多少人视温妮为潘金莲式的不忠之妇一样。温妮另有情人，这在曼德拉出狱前人们就知道，但只是后来她在政治上遭人厌恶时这些私生活才被人们拿来大肆炒作。然而南非非毕竟不是中国，私生活的“问题”虽有损于、却不会完全毁掉一个人的声誉，而温妮的政治资源也并不仅仅是曼德拉那圣雄头上光环的映照，她毕竟为非国大事业奋斗了几十年，有自己的独立地位。与曼德拉分手之后，她也未从南非政坛上消失，作为非国大内部“下层呼声”的代表与激进的非主流派的发言人，她此后仍不断指责曼德拉领导的南非新政府保守，没有履行对黑人与穷人的诺言等等。1997年12月在非国大第50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她还一度参加了非国大副主席的竞选。也许以她那好斗而不宽容的性格，很难说如果掌了权会干出什么事来，但作为新南非多元化政治中的一元，作为官方政策的“左”翼批评者，她的声音与德克勒克那样的右翼批评者一样，仍然会在一种权力制衡机制中发挥应有作用。
纳尔逊与温妮婚姻失败的代价勿宁说主要在于政治方面。纳尔逊与温妮的分手实际上是与她所代表的“激进”帮派决裂。这与其说是降低了他在道德君子们心中的地位，不如说主要是降低了他在穷人、尤其是贫穷黑人心中的地位。传媒的采访表明对两位曼德拉的分手最感失望的正是他们。失去这些人的崇拜，肯定有损于以社会正义为号召的曼德拉的力量。而对温妮来说，与丈夫的分手实际上意味着她已为非国大主流派所拒斥，从此她再不可能像阿根廷的庇隆夫人、孟加拉的齐亚夫人和斯里兰卡的班达拉奈克夫人那样妻承夫志而施展抱负，只能作为非主流的乃至反对派的政治家了。1997年年底的非国大“五十大”上，纳尔逊卸任非国大主席，而温妮竞选副主席告败，两位曼德拉今后将淡出南非政坛，似乎已是公认的前景。
温妮当年在婚后曾有句名言：“嫁给他（曼德拉）并不是真正嫁给了一个男人，我嫁给了这场斗争。”显然，他们俩26年前的结合与26年后的分手，都并不完全是基于一般的男女相悦或相疏，评价这一结合与分手也就不能仅以一般的夫妻忠贞或不忠而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之间不曾有过真挚的感情，也不意味着离婚没给他们带来感情的创伤。曼德拉此后也有伴侣，1996年他还与莫桑比克已故总统（也是该国的“曼德拉”、一位黑人解放运动英雄）的遗孀一起向两国公众宣布了伴侣关系，但他至今仍未正式结婚，人们不知道在他那饱经风霜的感情生活中还会不会有一位新的“曼德拉夫人”。另一方面，温妮离婚后反常地改了名却未去夫姓，她现在叫玛蒂基泽拉·曼德拉（当然，公众与传媒仍然习惯地叫她温妮），这是不是表现出她仍然怀念着那一段“同志加夫妻”的共同生活呢？无论如何，黑人解放运动给这段姻缘添加的政治色彩既为婚姻增加了浪漫的光环，也构成了婚姻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不管人们怎么评价，这段姻缘不仅载入了南非的历史，它还将成为文学家们倾心的佳话或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