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独树一帜的造型艺术
广义的造型艺术，包括绘画、雕塑、建筑艺术等。在人类文化史上，造型艺术的发展往往与文明的其他领域间形成一种异步现象。例如：文艺复兴时期欧洲的造型艺术以逼真的写实倾向居统治地位，然而那时人们在文学、科学等领域尚处在意象与激情的强烈影响下；等到现实主义成为文学主流，实证科学趋于全盛的时候，造型艺术的主流却已变成抽象的、随意的和非写实的了。而经济繁荣时期造型艺术平淡无奇，经济萧条甚至灾难时期造型艺术却异军突起，已是习见之事。
宋元时期的陕西也是这样，经济不甚景气，文学（指雅文学）萎靡不振，而造型艺术在这一时期却独树一帜，令人瞩目。
在绘画方面，我国宋代山水画崛起，人物牛马画衰落，陕西画家在这一时代潮流中高标新帜。宋初丹青高手李成，是唐朝宗室后裔，世居长安，善画山水，好用淡墨，自成一家。他尤善于以直擦的皴法，描绘“平远寒林”之景。《宣和画谱》说：“于是凡称山水者，必以成为古今第一”。
然而在代出才人的关中画坛，李成那“古今第一”的荣誉并不能为其独享。不久，关中又一个平民出身的山水画大师范宽（950—1027年）就青胜于蓝，大显身手了。
范宽是耀州华原（今耀县城关镇）人，本名中正，字中立。因其性格宽厚豪放，乡友呼为“范宽”，其正名反而少见提起了。他初学时曾师法李成，后来认为：“与其师人，不若师造化”，决心在大自然中寻求更高的艺术境界。自此他“搜尽奇峰打草稿”，大笔浓墨写江山，常年深居终南、太华之名山间，“览其云烟惨淡，风月阴霁难状之景，默与神遇，一寄于笔端”。他对景写生，自树一帜，山石用“雨点皴”，山顶好作密林；水边喜作突兀大石，屋宇笼染墨色，凝重如铁，世称“铁屋”。其画的整体构图浩莽博大，画出了关陕群山峰峦浑厚、挺拔雄峻的磅礴气势，被公认为“得山之骨”“与山传神”。在北宋画坛上引起了轰动。时人称范宽、李成这两位来自关中的大师为画坛上的“一文一武”，评画名著《图画见闻志》把范、李与五代的关仝并称为：“智妙入神，才高出类，三家鼎峙，百代标程”。而北宋后期的书画大师米芾更认为范宽独踞群雄之上，“本朝自无一人出其右”。
范宽存世的作品有今藏于天津市博物馆的《雪景寒林图》、今藏于台湾阳明山故宫博物院的《溪山行旅图》，均为各馆的镇馆之宝。
范宽之后，关中山水画的大师应推长安人许道宁，时人称“李成谢世范宽死，唯有长安许道宁”。李、范、许一脉相承，其流风遗泽至今涵育着画坛英才。
陕北石窟艺术是宋元时代陕西文化的又一朵奇葩。石窟艺术，融外来佛教文化与中国古老传统为一体，兼绘画、石刻、雕塑、建筑众艺之妙，在我国以敦煌、云冈、龙门等为最著名。但这些石窟群大都属宋以前之作，宋元时代的石窟，在黄河流域并不多见，在别处只有四川大足、安岳等几处较为出色。而在陕北黄土高原的群山间，宋元石窟群竟发现有数十处之多，不能不说是个奇观。
陕北石窟艺术的兴盛，与当时战祸绵延、社会动荡不安、苦难深重的人民只好在关于西方净土的宗教意境中寻求精神寄托，祈望能脱离苦海、重享太平的社会心态背景密切相关。而陕北民间的许多石刻艺术大师们，如在黄陵千佛洞留下题记的介端、介政一家以及更多没有留下姓名的能工巧匠，则以他们的幸勤劳动把人们的精神寄托变成了栩栩如生的艺术形象。
陕北宋元石窟中，艺术价值较高的有子长钟山（建于北宋中后期即治平至靖康年间）、黄陵双龙千佛洞（建于宋绍圣二年至政和五年，即1095—1115年）、富县石泓寺（始于北朝，盛于金皇统年间）、延安清凉山万佛洞（宋前以迄金元）、富县阁子头（凿于北宋政和二年即1112年）诸处。其中不乏艺术价值极高的佳作。如子长钟山石窟佛坛上的无量寿佛、胁侍菩萨，延安清凉山万佛洞一号窟的净水观音，黄陵双龙千佛洞石窟的日光菩萨与月光菩萨，都是神态优美，充满生气。在无名匠师的手下，佛与菩萨们都冲破了天界的神的藩篱，而成为生活中美的典型。
罗汉造型在陕北石窟艺术中占有突出地位。宋代及其以后的全国各地寺庙中，泥彩塑罗汉像十分常见，但以石雕出现的，却以子长钟山石窟中的罗汉雕像最为出色。由于在佛教造像仪轨中，罗汉像没有什么固定形式的局限，因而常被表现得千姿百态、表情生动、富有生活气息。我国古代人物画论中强调的“传神写照”或“以形写神”的创作手法，在钟山石窟的罗汉雕像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
佛教传说是石窟造型的重要题材。佛本生故事图像，也被陕北民间艺术大师们赋予了浓厚的生活情趣。如黄陵县双龙千佛洞的佛涅槃图、佛说法图，富县阁子头石窟的佛涅槃浮雕、子长钟山石窟的佛涅槃和其他故事人物造型，都被刻划得令人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其制作手法具有强烈的装饰效果。
中国石窟造像的时代风格，到了宋代已明显倾向于写实的手法，这在陕北石窟中尤为明显，所有的佛、菩萨和护法神王、金刚、罗汉、天人、比丘以至供养人等，都不同程度地反映了现实社会的人间生活面貌。尤其是不少佛、菩萨的手、脚，经雕刻家出神入化的艺术加工，显得肌肉柔软，圆润而富有质感。这种高超的写实雕技，在国内石窟艺术中也是突出的范例。
陕北宋元石窟不仅在造像上风格趋于写实，而且石窟的形制也向木构建筑殿宇形式发展。黄陵双龙千佛洞石窟，窟开凿成三开间的檐廊，柱头上施四铺作斗拱，上横素枋一层，枋上雕出两个敬斗，华拱、令拱皆刻出一道拱瓣。这种石雕的仿木结构檐廊，在古代土木建筑很少保存下来的今天，为我们再现了宋元建筑艺术的神韵。从南北朝兴起的一种传自印度的“塔庙”形制，在陕北宋元石窟中逐渐演变为竖有2柱、4柱或8柱的佛坛。延安清凉山万佛洞1号窟建成左右两侧有接顶石壁的佛坛，黄陵双龙千佛洞石窟佛坛的左、右、后三面均凿成石壁，连接窟顶。这种佛坛形制较之南北朝以来的中心塔窟，无疑是石窟建筑的一种进步。
总之，陕北宋元石窟艺术以其浓厚的生活气息、精湛的写实技巧与新颖的建窟形制，在中国的石窟艺术之林中占有独特的位置，并且至今在研究与旅游等方面造福于世人。
建筑艺术的精华在宋元时期的陕西应首推安西王宫，可惜如今它只剩下一个土台子，我们只能从马可·波罗、李好文、骆天骧等中外作家的笔下去想象它的宏伟壮观了。存于世的陕西宋元建筑包括石窟、佛塔与城垣三类。石窟已如前述。宋元佛塔在陕西留存至今的，有富县直罗镇古塔（一说此系明塔）、邠州大塔、旬邑泰塔、周至大秦寺塔与永寿永平古塔（一说此为唐塔）等。
陕西宋元诸塔同以大、小雁塔等为代表的隋唐诸塔以及华北一带的许多辽金砖塔相比有很大的不同。陕西隋唐诸塔截面大都是四方形，没有或很少腰檐，形制较为古拙，而宋元塔一律平面八角形，各层有平座、腰檐，有的还有栏杆，形制玲珑巧丽，而且一律中空可登，与辽金的实心塔大异其趣。这种建筑风格迥异于前代而却延续于近古，为明清诸塔如著名的泾阳崇文塔所继承，因此宋元陕西诸塔在佛塔建筑史上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宋元陕西诸塔中最高、维修得最好的是旬邑县的泰塔。该塔平面八角形，7层，通高53米，直径12米，各层的平座、腰檐建筑巧丽，座上用砖砌栏杆。尤其为此塔特色的，是它每层每个转角上都伸出一个石雕龙头，悬挂铜铃，每至风吹，铃声叮咚，十分悦耳动听。顶部有铁人对面相跪，手拉铁链，为游人最感兴趣之所在。该塔第七层有旧碑，记载此塔为北宋仁宗嘉祐四年（1059年）至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间建造，前后历时五年多。这是陕西宋元诸塔中唯一可考知确切建塔年份的一座。
富县直罗镇塔位于直罗镇北。其地原为宋柏山寺，如今寺毁而塔存。塔为八角，11层，高43米，在陕西宋元诸塔中仅次于泰塔。塔身每层外部均雕有假门窗。这座塔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它内部每层有龛，供置佛教造像，如今大部分造像已无存，仅第三层的7尊罗汉、1尊天王尚为劫后之余。然而就是这几尊雕像也足以让人称羡不已。它们个个口含情、目传神，比例适度，姿态自然，堪称稀世佳作，实为宋元石刻艺术中的佼佼者。
位于今彬县城内的邠州大塔，也是八角，七层，通高28米，在宋元诸塔中排第三。然而其知名度却比前二塔都更高些。它以其独一无二的风格称著：自第二层开始，全部模仿木结构式样，层层都做斗拱、平座、栏杆，每层隔面开一券门，左右为直棂窗，倚柱八角形，檐子用斗拱，叠涩出檐共同承担。它的设计、施工、制作、雕刻、磨砖均极尽功力，因此虽不算很高大，但却是西北地区宋代建筑的重要代表。
此外，周至大秦塔与永寿永平塔也各具特色。其中的永平塔因其风格与旬邑泰塔与彬县大塔相似，又被人合称为三“兄弟塔”。
宋元时代陕西的造型艺术，不管是关中山水画派的超尘脱俗，还是石窟艺术的追求净土，佛塔建筑的寄思苍穹，都显示了当时陕西各族人民于苦难中对幸福的渺茫期冀，这里头的一种“乱世美学”，是太平盛世中人所难以发明的。这就是这些艺术之花能盛开于当时的奥秘所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