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金夏陕北角逐
北宋灭亡之后，继而统治关中、陕北的金人也继承了北宋原有的边防问题，开始面对党项贵族的挑战。同时残辽势力也渗入其间。金朝在陕西两面作战，南侵宋，北御夏，战略地位比北宋更不利，西夏问题于是也更尖锐了。棘手的西夏问题，曾是金一度把陕西交给伪齐，后来又归还南宋的重要原因。
北宋灭亡时，西夏先是趁火打劫侵占宋境，后又借金、夏结盟反宋而要求金让步，因此得到不少好处。金天会四年（1126年）[7]，已经背辽臣金的西夏在金军灭宋时也出兵陕西，四月陷宋震威城（今榆林市北），杀宋知州朱昭，随后又攻破麟州建宁寨，杀宋知寨杨震。这年正月，宋同知枢密院事聂昌在河东为金人劫持，为金办理宋割地事，因金之要求，被迫把河外三州（麟、府、丰）割给当时已成金的藩邦的西夏。夏人派军来取，时值折家军勤王京师，无人抗击，三州遂被夏人所占，并设官置守。这时河外仅存的宋晋宁军军民大愤，都说：“弃麟、府、丰，晋宁岂能独全？”[8]于是知军徐徽言率部北上，乘夏人立足未稳，一举收复三州。夏人所置官守投降后被礼送出境。
同年三月，金人以宗主身份为同时称臣于金的两个藩邦伪楚（张邦昌）与夏划分疆界，在陕北一段，定以麟、府二州南境的洛阳沟东至黄河西岸、西经暖泉堡（今佳县、米脂间）、米脂谷至累胜寨，接环庆路威边寨（今吴旗县西）向西入泾原路界。这条界线以北当时有宋的河外三州及晋宁、绥德二军的部分寨堡，定边军城及保安军的部分地区，都被划归了西夏，[9]使夏境全线向南推进了数十里以至百里以上。这条界线当时仅为纸上谈兵，并未实现，但它因此而成为金夏间一大悬案，西夏软硬兼施不断索要，最后大体上达到了目的。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西夏与金在陕北也时有冲突。最初当金伐辽时，当时尚臣服于辽的西夏派李良辅率军援辽抗金，在宜水（今榆林市北）与金娄室、斡鲁军交战，夏兵大败。这是两国冲突之始。不久金夏结成反宋同盟，但陕北沿边宋朝的一些地方势力降金后，一方面为金守边，一方面又与夏有历史上的积怨，从而难免把金也卷入其中。这尤以麟府折氏为典型。聂昌割让河外后，由于折可求降金而为金守，伪齐时势力更有所扩大，夏人只能望河外而兴叹。天眷二年（1139年）金人毒死折可求并以陕西归宋，西夏遂乘乱入据河外三州。从而与尚为金镇守晋宁军的折氏子孙为仇，多年构兵不解。直到皇统三年（1143年）后金朝迁徙了折氏，问题才得到解决。
同时，金朝也不愿让步于西夏太多。尤其是在辽与北宋相继灭亡后，金借助于西夏的需要大减，于是原来答应给西夏的好处又反悔不给了。金夏结盟反辽时，金许以辽西部天德、云内等州地（今内蒙古境内），但辽亡后金人却食言不给，还把已进驻该地区的夏军民也赶了出去。为抚慰夏人，金又答应以宋朝陕西边地给夏以补偿天德、云内之失。但到北宋既亡，金军的将帅们又拒绝履行诺言。宋建炎年间娄室进军陕北，在威戎城（今子洲县境）与依约前来占领该地的夏军李遇部发生冲突，最后双方虽握手言和，地却迟迟未给夏人。
金、夏之间的另一个问题是双方的叛逃者，尤其是具有辽、宋或伪齐残余影响的叛逃者的介入。西夏缺乏人才，一向面向陕西实行招降纳叛政策，重用降人，有时甚至达到几乎以国柄相许的程度。从北宋时的张浦、张元、景询以讫于金，愈演愈烈。如天会四年（1126年）宋西安州知州任得敬降夏后，一度成为专擅朝政、挟君自重的权相，几乎把西夏闹得亡国。这样一来，各种背景的降人往往利用西夏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手段，使西夏与邻国的关系复杂化，多次在陕北造成事变。如天眷三年（1140年），投夏为夏州都统的前辽朝贵族萧合达据夏州起兵，联络阴山与河东的契丹人，图谋拥立耶律氏后裔，恢复辽朝。他一度据有今陕北境内夏、盐二州大片土地，夏、金双方都十分惊慌。西夏依靠任得敬平定了萧合达之乱，而任得敬却又外通南宋，企图“分国”并附宋攻金。此前还发生过金朝的仇人李世辅投西夏为帅，又借西夏兵力大举伐金的事。稍后，金、夏之间又发生了慕洧事件：在天眷二年（1139年）前伪齐环庆路经略使慕洧，当己未和议金朝复归陕西于宋之际，因仇恨宋朝，举家投奔西夏，西夏任之以枢密使的高位，并使之统领山讹（西夏最精锐野战军）。于是在己未和议期间他便屡次出兵扰边，给宋朝制造麻烦。而撒离喝重新夺取陕西之后，慕洧又想回归金朝，西夏发觉后将其处死。结果引起金朝的强烈抗议，导致金、夏关系紧张。
总之，西夏给金造成的麻烦并不减于北宋，因此粘罕就说：“陕西与西夏为邻，事体重大，兵不可罢”，“河北不足虑，宜先事陕西，略定五路。既弱西夏，然后取宋”。[10]金前期，尽管金、夏关系时有反复，但总的来看主要是金向西夏作出让步。金初许给西夏的陕北诸地，金朝后虽反悔，但西夏自行夺取之后，金朝也都默认而不再与争。到金皇统六年（1146年），金朝再次割地酬夏。至此，与北宋末年相比，西夏新扩张了河外、定边军等陕北地区，熙河一带的西宁、乐、廓、积石等四州（今甘、青间黄河北岸地），泾原一带的会州、怀德军、德威城等地，其版图之大，为西夏历史上的最盛期。
但尽管如此，西夏对金并未怀有什么感恩之情，相反地，由于金朝“诸帅弃盟，军入其境，多掠取者”，西夏则与金的死敌西辽耶律大石相约“取山西诸郡”，[11]彼此间的戒心从不曾解。整个金、夏对峙期间，西夏都经常与金的敌人南宋、西辽以及原来的蒙古互相联络。天会十年（1132年）“金、夏交恶，夏国屡遣人来吴玠、关师古（按：关时尚未降金）军中”。正隆四年：“夏国副相屈移，尝两使南朝（按：指南宋），以为衣冠礼乐非他国比。怨金人叛盟，夺其所与地。此其情可见。壬子岁（即天会十年）粘罕尝聚兵云中以窥蜀，夏人谓将图己，举国屯境上以待其至”[12]。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夏国又与西辽通好，据说还曾许西辽“假道于夏以伐金”[13]。到后期，西夏联宋侵金、附蒙侵金更是常事了。
金、夏关系就陕北的情况而言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自夏背辽附金至金朝向西夏第二次割地为第一阶段，即当1124—1146年间。这一时期金朝力量强大，但对陕西的政策，包括是否要据有陕西在内，都尚在逐渐成熟之中，对陕西边防的政策更是如此。因而此期间金、夏或是代理人不断因地界一类问题在陕北发生摩擦。而代理人战争往往比两国直接冲突的规模更大。如夏军曾为攻击金的代理人折氏而进犯晋宁军，夏的代理人李世辅也曾统率大军打到延安城下。金、夏两国本身在这种情况下反而被代理人所利用。
从金朝割地到大安三年（1211年）西夏神宗即位为第二阶段。这一时期金夏双方都有了“长远之计”，力量对比也较为均衡，因而关系趋于成熟，保持着一种不冷不热的相对和平状态：不再发生被代理人所利用而打仗的事，同时也没有建立紧密联盟以对付共同敌人的需要。金、夏间的一些冲突主要发生在西边的熙河一带，陕北基本无大冲突。作为这种相对和平的象征，陕北的地名也出现了改“军”为州，改“城”为县的趋势。如保安军、绥德军改为保安州、绥德州，晋宁军先改为晋宁州，后又改葭州，清涧城改为清涧县等。
从西夏神宗即位直至西夏濒亡前与金朝恢复和议时为第三阶段，即1211—1225年。这一时期西夏在蒙古的侵袭下已江河日下，它与金朝一样采取了弱者欺侮更弱者的办法以图自存。金朝企图北边损失南边补，西夏则企图西边损失东边补。一个侵宋扩地，一个则是侵金扩地。因而这一时期金、夏间在陕北发生了延续十余年空前激烈的战争。其激烈的程度不仅为此前的金、夏关系中未见，甚至延续百年的宋、夏陕北战争也比之相形见绌。以下对比可以说明这一点：整个宋、夏对峙的百余年间，西夏深入最远的只到达延安、渭州（今甘肃平凉市）一线，另有少量游骑进入过鄜州境。而这个时期西夏大军一直深入到泾州、邠州，实际上已经踏进了关中的大门，深入程度比宋夏战争大了1倍。[14]在百年宋夏战争中，夏军兵临延安城下不过两次，可是在这十余年的金、夏之战中，夏军就曾三度饮马延河。《金史·西夏传》对此评价说：“自天会议和，八十余年与夏人未尝有兵革之事。及贞祐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构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而两国俱弊。”[15]
这一阶段陕北境内的金、夏战事主要有：
大安三年（1211年）西夏神宗即位后，即以两年前蒙古军围攻西夏首都而金朝拒不尽宗主之责出兵救援为由，不再向金朝求册封。这年冬，西夏趁蒙军围攻金中都，金廷无暇西顾之机，挥军从庆原一路长驱直入，连陷泾州、邠州，包围平凉府。金朝凤翔总管府判官韩玉率军来援，挫败夏军。然而陕西安抚司的官员妒忌其功，竟诬称韩与西夏通谋。时华州民李公直起义兵勤王，也被京兆统军诬为谋反而遭冤杀，李公直在事前曾有一信给韩玉，此信落入安抚使之手，便以证韩玉也是谋反者。韩玉被囚死狱中。关中称冤，人心解体。[16]
次年三月，金朝主动派使臣封夏神宗李遵顼为夏国王。夏方直到年底才遣使谢封，但仍继续进攻金朝。这年三月进攻葭州，次年又连续攻破保安州、邠州与巩州，兵围庆阳府。贞祐二年（1214年）八月，夏军大举入犯，同时进攻庆阳、原州、延安等重镇。次年十月，又攻破临洮府、保安州，再次兵临延安城下。贞祐四年（1216年），西夏出兵配合成吉思汗的蒙古军大举攻金，第三次围攻延安，并南进至鄜州。
在西夏连续不断的进攻面前，金朝决定反击。贞祐三年（1215年）金廷向陕西宣抚司发放空白敕札（委任状），授权“凡夏人入寇，有能临阵立功者，并听迁授”[17]。同时调兵遣将，于次年向西夏全线反攻，分路取盐、宥、夏、威、灵诸州，但都被夏军击退，劳而无功。
兴定元年（1217年），西夏除应蒙古之征派兵与蒙军在西线攻金外，还于九月独自进攻绥德州。
这年十二月，蒙古人因西夏不从征调，突然围攻夏都中兴府。西夏感到威胁，于次年致书金朝要求议和，但同时又派兵由葭州攻入鄜延路。结果议和不成。西夏这时又企图联宋侵金。这时正值金朝也在像西夏那样向弱者扩地，入侵南宋，因而南宋欣然同意联手攻金。兴定四年（1220年），西夏与宋陕南驻军联合向西线的会州、巩州发动进攻，但是宋军不是失约不至，就是一击便垮，巩州之役以失败告终。夏神宗大失所望，对联宋失去了兴趣。但就在宋、夏联军进攻西线的同时，夏军仍然独自在陕北攻金。兴定二至四年间，金朝的葭州、绥平寨（今绥德县西南）、安定堡（今子长县西）等地年年都遭到西夏的进攻。
兴定五年（1221年）起，西夏又实行附蒙侵金的战略，从这年到元光二年（1223年）年年派兵随从蒙古人进犯葭州、绥德、凤翔等地。但这时蒙古灭夏的企图日益明显，西夏为虎作伥是越来越难作下去了。金元光二年年底夏神宗退位，继立的献宗逐渐缓和对金政策。金正大二年（1225年）八月，各自都已濒临灭亡的金、夏两国达成和议：夏不再对金称臣而改称弟，金、夏约为兄弟之国，各用本国年号，双方互相支援。这是西夏200多年历史上第一次不向别人称臣而订立的和议，也是整个宋、辽、夏、金时代唯一的不称臣、不纳贡也不割地的“平等条约”。然而这时“兄弟”实已是难兄难弟，既顾不得要别人向自己称臣，也实在无力支援别人了。此后它们各自进入了垂死挣扎时期，西夏苟延了不到两年，金朝苟延了八年多，便先后被蒙古人灭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