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皇太极迂回入犯内地
为了对付此伏彼起的农民起义军，明廷动用了宣府以西几个边防重镇的精锐之师，有时甚至动用保卫京畿的通州、昌平驻军和京营禁旅，对东北后金的防御力量相对削弱，这给了后金皇太极以可乘之机。
皇太极在大凌河之战后，继续执行其避关外、扰关内，迂回袭扰，推残明朝腹地，削弱明朝军事实力，再伺机与之决战的作战方针。继崇祯二年（天聪三年，1629年）第一次绕道内蒙古入边，突袭京师之后，又于崇祯七年五月，第二次绕道内蒙古，突袭宣府、大同。明思宗担心后金兵东向进击京师，宣布京师戒严，命总兵陈洪范守居庸关，保定都御史丁楚魁等守紫荆关、雁门关（在今山西代县西北雁门所西雁门山上），并调宁远总兵吴襄、山海关总兵尤世威率兵两万，分道往援大同，还命宣大等地“严备固守”。但后金军队仍如进入无人之境，深入到冀晋北部，纵深至山西中部，攻围大小50余座镇、台、堡，至闰八月初饱掠而去。
崇祯八年（天聪九年，1635年）九月，后金大将多尔衮率军出征察哈尔凯旋，带回林丹汗之子额哲保存的元朝传国玉玺。至此，皇太极继承汗位已届9年，朝鲜“称弟纳贡”，漠南蒙古被彻底驯服，黑龙江流域也被统一，明朝屡经攻击已是气息奄奄，后金已经具备夺取中原的实力。传国玉玺的获得，更有着“天命”有归的意味。皇太极于是决心攻入中原，与明朝争夺全国最高统治权。天聪九年，他下令改女真族名为“满洲”，以掩盖曾经臣服明朝的历史。第二年四月，按照汉族最高统治者的传统，登基称帝，改国号为大清，改元崇德，以示其夺占中原、取代明朝的决心。
就皇帝位的大典刚刚结束，为了掠取人畜财物，并试探京师附近的明军实力，皇太极决定由武英郡王阿济格为统帅，对明朝发动第三次入边袭扰的战争。崇祯九年（崇德元年，1636年）四月，阿济格率10万满洲八旗精骑进至大同、宣府长城脚下，六月十六日分三路进入喜峰口（在今河北迁西北）。巡关御史王肇坤拒战失利，退保昌平。阿济格纵兵进击，攻占居庸关、昌平北路。大同总兵王朴急往驰援，与当地军民浴血奋战，击杀敌兵1104名，收纳降丁143名，但清军仍于七月初三分路会师于延庆，然后突入居庸关，进围昌平。
七月初三日，明思宗宣布京师戒严，并针对清军自宣、大入侵的进军路线，命宦官李国辅守紫荆关，许进忠守倒马关，张元亨守龙泉关（在今山西五台东北），崔良用守固关。得知清军人居庸关、围攻昌平的消息，又命张元佐为兵部右侍郎，镇守昌平，遣司礼太监魏国征守卫埋葬着明朝诸帝的天寿山。清军从西山抄小道进抵昌平，利用降丁做内应，攻占昌平。阿济格令清军放火焚烧明熹宗的德陵，然后率兵进逼西山，攻巩华城。守将姜瑄以火炮迎击。阿济格见巩华城城守坚固，一时难以攻下，决计南下。临走之前，又仿效皇太极使用反间计的做法，写信给曾经投降后脱逃而回的明副总兵黑云龙，约为内应。黑云龙将来信上交朝廷，以表自己的忠心。明思宗这次未再上当，召谕黑云龙说，朕熟悉敌人的计策，已当着群臣的面把阿济格的信件烧掉了，你尽管放心！不过，阿济格的来信倒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诱敌深入，痛加歼击。黑云龙果然将计就计，设伏引诱清军，斩杀无数。阿济格遂举兵南下，侵掠良乡。
七月初十日，叛变的昌平降丁迫近西直门，驻屯清河、沙河的清军也陆续南下。震惊不已的明思宗急命文武大臣分守京师各大门，并令兵部檄调山东总兵刘泽清5000人，山西总兵王忠、猛如虎4000人，山永总兵祖大寿5000人，大同总兵王朴、保定总兵董用文各5000人，关、宁、蓟、密各总兵祖大乐、李重镇、马如龙共1.7万人入援。调兵檄文发出后，明思宗见京城斗米300钱，物价飞涨，深感忧虑，又召见廷臣商讨防御之策。但大臣提出的却是禁止买卖、破格用人、列营城外、收养民间老弱等不着边际的建议，明思宗更主张廷臣捐俸助饷，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一向才鄙而怯、巧于趋利避患的兵部尚书张凤翼，只得自请总督各镇援兵出师，与宣大总督互为犄角。明思宗批准他的请求，赐尚方剑，给赏功牌500个，令监理关宁太监高起潜为总监，总兵祖大寿为提督，与山海关总兵张时杰皆属高起潜指挥。
当明思宗召集廷臣商讨攻防之策、调兵遣将之际，阿济格采用避实就虚的战术，攻占定兴、房山；八月，又连下文安、永清，分兵攻漷县（今北京通州区东南漷县镇）、遂安、雄县；不久，又从雄县奔赴涿州，遭到刘泽清的阻击；又转攻香河；再返回涿州，攻克顺义；复至昌平，向东北攻至怀柔、大安口（在今河北遵化西北），分兵屯密云、平谷；又返回雄县，再向北袭扰掳掠。
清军入塞一个多月，迭克12城，俘获人畜179820，督师张凤翼和宣大总督梁廷栋只是尾随清兵，不敢出战，最后驻屯于迁安之五重安，固垒自守，经旬不出。九月初一日，清军出建昌冷口，携带大批人畜财物北返。冷口守将戴秉德竭力主张固守关口，堵截清军的归路，但总监高起潜却下令待清军半数出关后才予以截击。清军趾高气扬，俱艳妆乘骑，奏乐而还，并将写着“各官免送”的木牌扔在路上，以嘲讽明军的将官。高起潜估计清军已悉数出关，才下令追击，结果仅斩杀3名清兵而还。张凤翼想起崇祯初年己巳之变后兵部尚书王洽下狱而死，还被处以大辟之刑，自知罪责难逃，饮药自尽。梁廷栋随后也自杀身亡。后来，因言官弹劾，刑部论罪，罢免张凤翼官职，梁廷栋处大辟之刑。但梁廷栋已死，免于施行。
在京师戒严之时，明思宗担心仅从北方几个边镇抽调兵力援京，不足以抵挡清军，还抽调正在郧西围剿农民军的卢象昇入京。但待卢象昇抵京，清军已经退去。明思宗遂诏擢其为兵部左侍郎，总督宣大、山西军务，赐尚方剑，以加强山西、宣大的防御。同时告谕兵部，说清兵今年饱掠而去，明年还会再来，练兵买马、制器修边是刻不容缓的大事，应该认真落实、抓紧抓好。为此，他特令兵部向武清侯李诚铭借银40万两，发往关、宁置备装备；向驸马都尉王昺、万炜、冉兴让各借银10万两，发往大同、西宁；还令工部向太监田诏借银10万两，置备甲胄；借魏学颜银5万两，修缮军营。所借之银，待战事平息、国库有余再如数偿还。如果尚义乐捐，则从优奖叙。名为借贷，实为捐助。
面对关外清军日益频繁的入犯和内地农民起义烈火越烧越旺的局面，明思宗束手无策，一筹莫展。把沿边兵力都抽往内地征剿农民起义军，边防空虚，清军的入犯将更加频繁，京师不保；从内地抽调兵力加强北方的防御，农民起义的烈火将烧得更旺。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他苦思焦虑，也想不出一个好办法。崇祯十一年（1638年）五月初三日，明思宗便借考选内阁辅臣的时机，在中极殿召见众大臣，就如何兼顾安内与攘外出了一道策试题，让大家发表意见。接替张凤翼就任兵部尚书的杨嗣昌，在答卷中继续发挥他在《敬陈安内第一疏》中的观点，主张必安内方可攘外。他列举三个历史典故，以古喻今：东汉建武年间，光武帝接受五官中郎将耿国的建议，批准呼韩邪单于的求和，实现与匈奴的和好；唐元和年间，魏博镇田兴来降，唐宪宗采纳李绛之议，遣知制诰斐度至魏博镇宣慰，以百十万缗钱犒赏军士，减免六州百姓一年赋役；北宋初年出师北伐，征讨北汉、契丹，连遭败绩，宰相张齐贤上疏，强调要先本而后末，安内方可攘外。所举事例两正一反，旨在说明必安内方可攘外，暗示必须与清朝议和，以便集中全力剿杀农民军。
中国古代传统的政治伦理，历来讲究“华夷之辨”，宋朝就因对辽、金的议和而累遭后人的唾骂。五月十五日，给事中何楷、钱增和御史林兰友相继上疏弹劾杨嗣昌。何楷上疏指出杨嗣昌“引建武款塞故事，欲借以申市赏（即议和）之说也；引元和宣慰故事，欲借以申招抚之说也；引太平兴国连年兵败故事，欲借以申不敢用兵之说也”，希望引起国人的警觉。明思宗对这些奏疏一概置之不理，因为与清朝的议和活动此前已在秘密地进行着。
原来，杨嗣昌在就任兵部尚书后，为了实施围剿农民军的“十面张网”之策，他已暗中指使辽东巡抚方一藻派一名算命先生周元忠到清方去试探口风。皇太极予以热情接待，表示如有确议，即撤兵东归。杨嗣昌接到方一藻、高起潜的奏报，对明思宗说，既然对方同意议和，不妨请他们到宁远谈判，免得京畿年年遭到惊扰，可以腾出手来尽快平定流“贼”。他要求皇上允许方一藻、高起潜“便宜从事”。周元忠返回宁远，带回皇太极给高起潜的信件，说“仍言讲款，若不许，夏秋必有举动”。方一藻上疏说，“势危兵弱，边腹交疲，绝款（拒和）尚宜详酌”，建议与清朝举行议和谈判。杨嗣昌也上疏说：“臣以练兵为正道，开市（议和）为权宜，舍此而以陵京频试边锋，臣不敢知。”明思宗在内心深处赞同杨嗣昌的主张，觉得这是当前唯一可行之策，但又不好明确说破，一来担心有失君主的颜面，损威失体，二来害怕承担责任。万一将来出了问题，臣民追究起来，一切罪责都得由自己来担当。经过反复考虑，他模棱两可地指示方一藻、高起潜“细酌”。心想，如果将来事情办成了，当然是自己发纵指示的功劳；如果办砸了，可以把罪责推到他们身上，同自己毫无关系。杨嗣昌看透了明思宗的心思，再次上疏，请求皇上明确表态，批准“允行”，说唯有如此，“边臣乃敢从事”。到了六月，皇太极派人向方一藻催促议和。方一藻奏报朝廷，建议仿效隆庆五年（1571年）与蒙古俺答汗议和之例，与皇太极议和。
六月十八日，明思宗不顾许多大臣的抨击，提名杨嗣昌与程国祥、蔡国用、薛国观、方逢年为礼部尚书，范复粹为礼部侍郎，俱兼东阁大学士，参与机务。杨嗣昌仍兼兵部尚书，执掌兵部。杨嗣昌是在丧服未满之时由皇上下诏夺情起复为兵部尚书的，他入阁后，又以夺情起复丧服未满的陈新甲为宣大总督。何楷、林兰友及少詹事黄道周立即抗疏指斥。黄道周更是连上三疏，其中一疏抨击方一藻议和，另外两疏弹劾陈新甲夺情起复为宣大总督、杨嗣昌夺情入阁。他力斥杨嗣昌的议和主张：“无论建虏（指满洲）必不可款，款必不可成，成必不可久。即款矣成矣久矣，以视宁锦遵蓟宣大之师，何处可撤，而遽谓欵建虏之后可撤兵中原以讨流寇，此亦不思之甚矣！”明思宗遂于七月初五日在平台召开御前会议，叫杨嗣昌与黄道周展开辩论。辩论中，明思宗不作表态。辩论结束后，他先自我检讨，承认自己没有处理好当前局势，不能激发大臣忠公为国之心，接着便批评大臣党同伐异，假公济私，朝廷任用一位大臣就百般诋毁。最后宣布将黄道周连降六级，贬为地方小官；弹劾杨嗣昌的何楷等人，也皆给予降职处分。
明思宗虽然以提升杨嗣昌的职权、惩处抨击杨嗣昌的官员等举措，来表明他支持杨嗣昌必安内方可攘外的主张，但他毕竟没有对议和问题明确表态，方一藻、高起潜当然也不敢擅自做主，贸然行动，与清朝的和议活动便戛然而止，不了了之。
皇太极见与明朝的和谈无果而终，果然将其“夏秋必有举动”的声明付诸行动，发动第四次迂回人边的战争。九月，由睿亲王多尔衮、贝勒豪格、阿巴泰统领的左翼兵，从青山关突入长城；由贝勒岳托、杜度统领的右翼兵，从墙子岭口入边。两路大军约定在通州会合，然后南下。皇太极则亲统满洲、蒙古八旗兵向山海关进发，以牵制明军。
十月初二日，明思宗下令京师戒严，征调辽东前锋总兵祖大寿入援，命宣大总督卢象昇麾下的总兵杨国柱、虎大威进抵易州（今河北易县）作为左翼，调登莱、天津的兵马作为右翼，檄山东总兵刘泽清遏其前锋，高起潜为应援。同时，命卢象昇总督天下援兵，赐尚方剑，保卫京师。当时卢象昇正在服丧，他连上五疏乞求奔丧，明思宗不允，于七月初一日下旨加卢象昇兵部尚书衔，照旧总督天下兵马。卢象昇只好率军誓师，赶赴京郊。十月初四日，明思宗在武英殿召见文武大臣及卢象昇，问卢象昇有何御敌方略。他答曰，命臣督师，臣意主战。明思宗大不高兴，说朝廷原无说抚（议和），说抚乃外廷之议。卢象昇便简要地讲了他的想法：“敌之所忌，着着宜防。逼陵寝以震人心，可虑也；趋神京以撼根本，可虑也；分兵畿南，剽掠旁郡，扼我粮道，可虑也。厚集我兵备之，则寡发而多失；分兵四应，则出而无功。兵少则不备，食少则生乱，此御之难也。”末了表示：“臣枕戈待战，望中枢（指兵部尚书杨嗣昌）勿掣臣肘。”明思宗激励了他几句，命他与杨嗣昌商议。卢象昇主战，杨嗣昌却劝说不要浪战。两人谈不到一块，卢象昇只好起身拜别，返回昌平。
十月初五日，卢象昇以3万兵马扼守昌平。此时清军已绕过京师北面，从京西向南挺进。卢象昇令诸将各选劲卒，于十五日夜分兵四路，袭击敌营。总监高起潜闻讯却写信劝阻，说什么只听说过雪夜下蔡州，未曾听说过月夜搞突袭。他还提前把夜袭指挥官总兵陈国威调往东路。为了避免高起潜的掣肘，卢象昇要求分兵应敌，自己驻守昌平，高起潜驻守通州。明思宗于是下旨将宣、大、山西的3万军队划归卢象昇统辖，关宁入卫的4万军队划归高起潜统辖。但不久，明思宗又令卢象昇赶往通州，与高起潜合剿。杨嗣昌担心引起卢象昇的误会，怀疑他在暗中捣鬼，力劝明思宗维持原先的分兵方案，并主张卢象昇不宜赴通州，而应驻扎德胜门外。随后，他还特地出城，到卢象昇军营向他解释。但卢象昇仍认为杨嗣昌从中作梗，气愤地说，公等坚意抚款，独不思“城下之盟，《春秋》耻之”乎？且卢某受尚方剑，京师口舌如锋，倘若唯唯从议，袁崇焕之祸立马就到。纵使不畏祸，难道就不顾惜披麻戴孝之躯，不能移孝作忠，奋身报国？将忠孝全失，有何颜面立于人世？还说，舍战言和，非卢某所知见！杨嗣昌辩解道，我从未言和。卢象昇说，周元忠赴江东议和，数日往来，其事虽由方一藻、高起潜具体操办，但在背后指使的却是你兵部尚书。此事国人共闻，谁能隐瞒？两人遂不欢而散。
就在明军诸将帅内部互相猜疑争吵之时，清军已于十月十二日逼近通州，随后即在通州两路会师。十五日，卢象昇仍按原定的计划，于夜半向清军营地发动突袭。先头部队开战奏捷，但因担任指挥的总兵陈国威被调走，指挥失灵，后续部队在孙堠被击败。同一天，高起潜部将刘伯禄在卢沟桥与清兵接战，也失败逃回。十九日，明思宗命诸大臣分守京师九门，同时召孙传庭出潼关，檄延绥、宁夏、甘肃、固原征剿农民军之兵入援。孙传庭急遣白广恩等率兵万人出关，总督洪承畴以左光先、马科、贺人龙等领4万人继出潼关，合共15万兵马北上救援。
十一月初三日，京师闭门自守。初五日，清军攻占良乡，进击涿州，然后分兵三路向南深入，一由涞水出易州，一由新城（在今河北新城东南）出雄县，一由定兴出安肃（今河北徐水）。明思宗在清军四处攻掠之际，再次召见文武大臣，商议如何退敌的问题。工科都给事中范淑泰说，现今敌兵已经临近都城，朝廷尚无定议，不知是战还是款。明思宗问，谁说要款。范淑泰说，外间都此议论，况且凡是涉及警报，朝廷都秘不许传抄，讳莫如深。明思宗说，军事机密禁止传抄，并非有什么隐讳的事。翰林院编修杨廷麟又说，清军尚未犯塞之时，高起潜、方一藻都说当款，杨嗣昌也说当款；吴阿衡（总督蓟辽兵部侍郎）说款必可恃，杨嗣昌也说款必可恃。他们无不表里煽谋，宣情泄弱。其意在指责杨嗣昌等人以款致敌。明思宗大怒，当场把杨廷麟降为兵部赞画主事，命往卢象昇军营去当参谋。
内阁首辅刘宇亮见明思宗对清军入塞十分忧虑，自请出京督察军情。明思宗立即批准，将卢象昇革职听勘，命刘宇亮代行总督之职。不懂军事的刘宇亮急忙找薛国观及杨嗣昌帮忙。经杨嗣昌反复劝说，明思宗才收回成命，令刘宇亮督察各镇援兵。明思宗又剥夺卢象昇的兵部尚书衔，让他以侍郎衔总督军务，仍与高起潜一起戴罪御敌。
十一月初九日，清兵进攻高阳。高阳县令雷觉民是大学士薛国观的亲信，只身悄悄逃离县城。已致仕家居的少师、大学士孙承宗虽无守土之责，却率全家儿孙挺身入城，领导高阳军民顽强抗击清军。他们在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英勇地击退了清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握有重兵的高起潜，此时就驻在百里之外的容城县，却按兵不动，袖手旁观。经过一天的激战，城中炮石竭尽，敌军终于攻上城墙，俘获了正在北面城墙指挥作战的孙承宗，将他押到城南3里的圈头桥兵营。清将包括他昔日的部将、已经降清的登州参将孔有德反复劝降，他始终坚贞不屈，不为所动。最后，孙承宗在一片苇席上向北面的京师行三叩首之礼，用一条白绫自缢而死。全家30余口，除一名6岁的孙子躲在草丛中得以逃生外，其他人都不屈而死，表现了崇高的民族气节。
受到戴罪立功处分的卢象昇，心灰意冷。闻知清军分道南下，他率部从涿州进扼保定，命诸将分道出击，并派兵部赞画主事杨廷麟去真定请求高起潜支援。高起潜不仅不予支援，反而率部向临清移动。卢象昇所率5000士兵陷于绝粮的困境。他自知必死，一大早走出营帐，对四周的将士拜曰：“吾与将士同受国恩，患不得死，不患不得生！”附近三郡百姓听说，聚集军门之前，劝卢象昇移军广平（治今河北永年县东南旧永年）、顺德（治今河北邢台），召集义师共同御敌，说：“三郡子弟喜公之来，同心戮力，一呼而裹粮从者可十万，孰与只臂无援，立而就死哉！”他泪流满面地回答说，感谢父老至意。吾与流寇交战数十百次，从未吃过败仗。现在大敌西冲，援师东隔，食尽力穷，死在旦夕，不再徒累父老了！群众号泣雷动，都拿出仅有的斗粟升枣，送给军士当口粮。十二月十一日，卢象昇率部进至巨鹿贾庄，遭到清军的三重包围。卢象昇麾兵疾战，呼声动天地，自辰时（相当于现今上午7时至9时）战至未时（相当于现今午后1时至3时），炮矢俱尽。虎大威请求突围，他不许，犹奋身力战，杀敌数十人，身中四箭三刃，从马上跌落，壮烈牺牲，一军尽没。高起潜闻讯，慌忙逃遁，又遇到清兵的埋伏，一军尽溃，仅高起潜只身脱逃。刚刚赶到保定的刘宇亮，听到卢象昇战死的消息，大惊失色，急忙逃往晋州躲避。
卢象昇所率明军被消灭，高起潜所统重兵不战而溃，清军便深入河北南部，直至景州（今河北景县）。杨嗣昌急命山东巡抚颜继祖移师德州防御。清兵于是绕过德州，分兵两路杀向济南，于崇祯十二年（崇德四年，1639年）正月初合兵攻占了济南。山东布政使张秉文、副使邓谦济、周之训及知府苟好善等被杀，德王朱由枢也被俘，押解盛京沈阳。济南城池被焚毁一空，城内外积尸达13万具，惨不忍睹。接着，又攻下东平、莘县、馆陶、阳谷、寿张、兖州。
洪承畴与孙传庭于崇祯十一年（1638年）十月奉诏率陕西精锐之师，入卫京师。十二年正月，明思宗任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孙传庭为保定总督，不久又改为总督保定、山东、河北军务。孙传庭随即率部进入山东，杨嗣昌从登莱、祖大寿从青州赶来，安庆巡抚史可法也自徐州声援。清军因此无心恋战，饱掠一番之后，退向沧州、青县、天津，拟于二月由青山口出塞。因见驻守喜峰口的明总兵陈国威戒备森严，并派兵阻击，又于三月初五日转至丰润，但还是遭到副总兵杨德政、虎大威的阻击。初九日又转至冷口，见各路明军齐集，又经迁安县青山口出塞，返归辽东。
这次清军入塞，历时5个月，深入2000里，遍蹂京畿、河北、山东，攻下州县大小70余城，掠走大量的人畜物资。
三月十一日，京师解严。工科都给事中张缙彥上疏，请求惩处墙子岭入口、青山口续入、残破城邑、失陷藩封、饱飏出口五大要案中的失职官员。明思宗命杨嗣昌主持查核工作。最后经明思宗审批，按守边失机、残破城邑、失陷藩封、失亡主帅、纵敌出塞五类罪状，开列一批负有重大罪责者的名单，共有蓟镇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林，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蓟镇总兵吴国俊、陈国威，山东总兵倪庞，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以及副将以下至州县官共36人，于当年五月在京处死。这是明思宗即位以来惩治封疆失事诸臣最为严厉的一次。但是，对这次清军入塞负有重大责任的兵部尚书杨嗣昌，却没有给予任何处分。言官愤愤不平。给事中李希沆上疏说，自皇上即位以来，北兵三至，己巳（崇祯二年，1629年）之罪未正，致有丙子（崇祯九年），丙子之罪未正，致有今日，拐弯抹角地要求惩治杨嗣昌。御史王志举的上疏，更是直截了当地揭发杨嗣昌误国四大罪，请求按以往失事兵部尚书丁汝夔及督师袁崇焕处死的先例予以惩处。明思宗却勃然大怒，贬了李希沆的官职，并把王志举革职为民。
由于一向统率关宁劲旅的祖宽、李重镇被处死，明思宗担心蓟辽的防御受到影响，便命洪承畴率领陕西的精锐之师驻扎蓟辽边境。这个决定，遭到孙传庭的反对。他写信给兵部尚书杨嗣昌，认为陕西劲旅不宜留在蓟辽边境，留下这支劲旅不仅无益于边境的防御，反而会助燃起义的烈火，因为他们的妻儿家产都在陕西，把他们勉强留下，将来不是哗变，就是逃亡，这是驱兵从贼。事关天下安危，不可不察！此前，孙传庭奉命提兵赴京，在近郊设防抵御之时曾上疏说，年来疆事决裂，由计划差谬所致。待事竣之后，当面请商决大计。杨嗣昌觉得这是冲着他来的，非常不满，两人之间产生了隔阂。现在再听到孙传庭的建议，更是心生疑忌，不仅不予采纳，而且也不向明思宗报告。京师戒严解除后，孙传庭上疏请求面见皇上。杨嗣昌大为吃惊，怀疑他要向皇上揭露自己的过失，便令来人把奏疏带回，并添油加醋地报告明思宗，引起皇上对孙传庭的猜疑。孙传庭大为恼火，上疏以耳聋为由辞去保定、山东、河南总督之职，乞求退休。明思宗十分生气，将他革职为民，令巡抚杨一僬查明其耳聋的真伪。杨一携奏报，说他是真聋，并非“托疾”。明思宗竟下令将杨一携与孙传庭一并逮捕下狱。朝野百官都知道孙传庭是冤枉的，但没人敢站出来为之申辩。
后金（清）兵在难以突破宁锦防线的状况下，先后4次迂回入塞，袭扰明朝腹地，并在崇祯六年（天聪七年，1633年）攻占旅顺，进而于崇祯十年攻克皮岛，控制辽东沿海的岛屿，打破了明朝的海上封锁线。通过这些战役，后金（清）兵不仅掠夺大量财物和军事装备充实了自己，而且大大消耗了明朝的有生力量，侦知了明军的虚实，这就为突破宁锦防线、进一步与明军展开决战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