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国民党内外对《约法》的反应
国民会议一致通过了蒋介石梦寐以求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蒋介石在国民会议闭幕式上发表了题为《努力完成训政之大义》的闭幕词，他信誓旦旦地表示：“国民会议之目的，在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然而“确认统一与建设之需要为一事，辨明统一与建设必由何道以求得之，又为一事”。为此他“愿恳切开陈于各地父老昆季之前，而蕲求一致之努力”者，“曰巩固统一与尊重法治”。如何“巩固统一”呢？蒋称：“今后全国同胞，只须以全力维护约法之尊严，则统一之基础自固。”又如何“尊重法治”呢？蒋言：“在积极方面，凡法律之规定，其应为者，必须尽其事，而不可放弃职责；在消极方面，凡法律所限制其不应为者，必须绝对遵守而不可丝毫衅越。今后全国国民，以至政府官吏与军人，必须皆知守法为立国立人之要则，不可再蹈放纵恣肆之错误，以陷国家于凌乱不安。” [41]
然而单就法理上讲，训政约法还是遭到社会上的众多指责。孔祥熙在实业部的一次演讲中，谈及“约法上之疑点”时，曾把社会上的这种指责归纳为五点：“（一）‘依法律’或‘以法律’等语，在约法上规定至四十一处之多；（二）约法中规定五院院长及部会长，由主席提出，外间颇不谓然；（三）委员之任期，约法未有规定，外间亦以为疑；（四）副署问题，约法未经明定，外间亦以为言，不知各院部长对于政务，既有专责，当有副署法律命令之必要；（五）训政年限，未经订明，外间亦颇不满。” [42]
时任武汉大学校长、著名法学专家王世杰对约法评论道：约法既欲保障民权，但是“对于人民的权利未采直接保障主义，而采法律保障主义。换言之，人权的保障有赖于法律，而法律亦可限制人权”。 [43] 在《约法》第三章“人民之权利义务”中，尽管开列了诸多条人民应拥有的种种自由，但每条后均添加一句“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 [44] 这种法律间接保障制同所谓直接保障制最大的不同就是，政府可以依据法律随时停止人民的种种自由。在现代民主国家，法律的修订必须经过人民代表机构，也就是说限制人民的权利，是通过人民代表决定的。但制定《约法》的国民会议代表并非是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的，而在训政时期国民党又有至高无上的权力，换句话讲，国民党可随时单独制定法律，依法“停止或限制”人民之自由。
同样，当时舆论对这部《约法》就公开表示不满。在约法草案刚刚公布时，《大公报》社评曾写道：
如何使人民纳税及服兵役工役，政府可以随时自由规定之矣。是以就约法言，关于民权之实际保障，殊不充分。将来能否收预期之效果，其责任仍全在党及政府。此大可注意之一点也……
训政并无年限。自一种意义言，即可解释为无限之延长。盖自治完成无限期，则训政之终了，亦因而无限期也。从前本有训政六年之党的决议，去年蒋主席江电用意，似在缩短之，今乃得一无限延长之结果乎，抑六年终了之，党的决议尚有效乎。吾人纵不必空言求缩短，但亦绝对反对更延长。国议诸君，对此点果作何解也。 [45]
然而约法草案中规定的人民诸多权利依法律保障等一系列条文，在国民会议讨论时，并未引起与会代表的任何异议，相反地却将原草案第79条规定的“约法之解释权由约法委员会行使之”，改为“本约法之解释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 [46] 尽管《约法》规定了今后颁布法律与之相抵触者无效，借以显示其在宪法产生前为中华民国根本法之地位，但《约法》的解释权并不是由代表所谓民意的国民会议所授予，而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且“训政年限，未经订明”。如此这般，嗣后基于“党权”而颁布的法律若与《约法》相抵触时，孰为合法，孰为违法，也唯有执政的国民党才有权加以评判。何况排除了胡汉民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已完全为蒋介石所掌控，因此也可以说对这部《约法》的解释权，最终是操在蒋介石一人之手。
这种冲突很快就表现出来。国民会议结束不到一个月召开的国民党三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新的《国民政府组织法》。在立法程序上该法须经立法院审查通过才能合法生效。
立法院讨论时，众多立法委员对该法不满。部分立法委员“以为（该法）内容与约法有不尽吻合之处，宜先付审查，再行提会讨论”。更有立法委员指责五中全会“不讲法理，不尊重其主张，今乃提至本院，若吾人为尊重立法职权，应将此案内容加以修改，或则退回国府，否则徒为工具”。主持会议的立法院代理院长邵元冲心里非常明白，大家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是：经中央全会决议修正通过的法案，立法院是否仍有权审议。他发现该法“已无通过希望，乃折衷众说，以为此案既经全会修正通过，可径由国府公布，无庸经立法程序，遂散会”。但他私下也无奈地承认“然在立法史上实开一不幸之例，殊足影响于将来”。 [47]
照理讲，蒋介石派下的政学系是欢迎约法的，因此才有张群在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上的提案，借此挑战胡汉民派倡导的“党权”，并一度引起胡汉民同党内元老的矛盾（见前章）。陈立夫曾对张氏的这一举动分析道：“临时约法的施行将会提高人民的地位而降低了党的地位，政学系自然赞成利用人民的地位去直接减低国民党的权力，间接用以和胡汉民对抗。” [48] 但当约法尚未起草完毕，政学系即从胡汉民被扣这一事件中明白，蒋介石要的约法并非他们希望的约法。据黄郛日记载：3月25日，“畅卿由宁归，谈国民会议及约法两事已早失去精神，将来必有名无实。” [49] “畅卿”即杨永泰，政学系领袖，他的评论颇耐人寻味。
平心而论，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所规定的训政方式，是由下而上，由县而省，最后至中央，是以民治为基础的。而“国民党在北伐后所实施的训政，是由上而下，而且只在中央，不到省、县，是以党治为构想，与《建国大纲》的精神，颇不相同”。 [50] 更有台湾学者指出：此种训政“是空中楼阁没有基础，是本末倒置、有名无实”。 [51]
胡汉民原本想借训政来提升“党权”，推行“党治”，以此消除“军权”及改变既成的“军治”局面。这在蒋介石羽翼尚未丰满时，正是他们合作的基础。但当蒋介石借“党权”之名消除异己，实现武力统一，大权独握后，胡汉民再想以“党权”压制“军权”，则只能是幻想。正如孙中山早年所言：“既借兵权之力，取政府之权力以为己有矣，则其不能解之于民者，骑虎之势也。” [52]
孙中山想还政于民深感难矣，胡汉民想还政于党，同样是不可能的。对此，有学者评论道：“北伐之际，未行《建国大纲》中的训政工作，造成军权独大的既成事实，事后要其既得之权力，让之于党，已不可能；要其让之于民，更是不可能了。国民党实施训政之挫折，只是军权与党权的较量下，党权为军权所败。至于民权更非军权和党权的对手了。” [53] 胡汉民后来也曾被迫承认，自1928年以来同蒋介石两年多的合作，“是没有党治，只有军治”，并愤愤不平地表示：“既然是军治，便非民治，更非党治，军治的账不能写到党治的账上来。” [54]
国民会议“顺利”召开了。最能代表国民会议使命的《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也经会议一致通过了。此时，蒋介石的权力似乎牢不可破。但事情并不像蒋介石料想的那样简单。因囚禁胡汉民而触发的国民党内的不满，使蒋介石意想不到地面临着另一场更大的挑战。
[1] 《邵元冲日记》，1931年2月28日，第710—711页。
[2]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30次常务会议记录》，二档馆藏，油印件：七一一（5）62；另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4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第263页。
[3] 孙科：《胡展堂先生被扣事件发生之经过》，《为什么讨伐蒋中正》，中国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印，1931，第100页。
[4] 《困勉记》卷17，1931年3月13日，“蒋档”。日记原文为：“二星期余之公事，为胡案而积搁，其数百件，一旦理清，岂不快哉。”
[5]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6次常务会议记录》，二档馆藏，油印件：七一一（5）61；另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3册，第103页。
[6]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21次常务会议记录》，二档馆藏，油印件：七一一（5）61；另见：《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3册，第328—335页。
[7] 《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国民会议选举总事务所编《国民会议关系法规汇编》，编者印行，1931，第35、38页；《国民政府公报》第663号，1931年1月1日，第1—5页。
[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编者印行，1931，第307、310页。
[9] 《戴传贤报告约法事》，《国闻周报》第8卷第9期，1931年3月9日，“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第2—3页。
[10] 《国民会议关系法规汇编》，第69—74页；《国民政府公报》第696号，1931年2月12日，第4—5页。
[11] 《国民会议组织法》，《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第270—275页；另见《国民政府公报》第756号，1931年4月25日，第1—3页。
[12] 陈之迈：《中国政府》第1册，商务印书馆，1946，第14页。
[13] 蒋中正：《国民会议开幕词》，程天放主编《国民会议实录》正编，国民会议实录编辑委员会编印，无出版时间、地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第12页。
[14] 《国民会议预备会议记录》（一），《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1—15页。
[15] 《国民会议预备会议记录》（二），《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22—25页。
[16] 《国民会议第四次会议议事记录》附件三，《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92—99页；《国民政府公报》第786号，1931年6月1日，第6—11页。
[17] 《国民会议第五次会议议事记录》（1931年5月13日），《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117页。
[18] 《国民会议宣言》，《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4页。
[19] 《国民会议第八次会议议事记录》（1931年5月16日），《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181页。
[20] 《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第113页。
[21] 叶楚伧：《国民会议的经过》，《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第195页。
[22] 中国国民党浙江省执行委员会宣传部编《国民会议丛刊》之一，编者印行，1931，第276—278页。《国民政府公报》第697号，1931年2月13日；第701号，1931年2月18日。
[23] 《国民会议代表选举法》，《国民政府公报》第663号，1931年1月1日，第1—5页。
[24] 《万耀煌将军日记》，台北：湖北文献社编印，1978，1931年3月，第71—72页。
[25] 《国民会议丛刊》之一，第276页；《国民政府公报》第697号，1931年2月13日，第1页。
[26] 《万耀煌将军日记》，1931年3月，第72页。
[27] 陈之迈：《民国二十年国民会议的选举》，《清华学报》第11卷第2期，转引自张天任《宁粤分裂之研究——民国二十年至二十一年》，中坜：宏泰出版社，1992，第56页。
[28] 蒋中正：《纪念革命先烈的感想》，《中央党务月刊》第32期，1931年3月，第677页。
[29] 胡汉民：《腐化足以销蚀革命性》（1928年10月15日），《革命理论与革命工作》第5辑，第38页。
[30] 《国民政府组织系统表》（1925年），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4辑（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第34—35页。
[31] 《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速记录（第二日速记录）》（1927年3月11日），《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第820—821页。
[32]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28年2月13日），《国民政府公报》第32期，1928年2月。
[33] 胡汉民：《训政大纲提案说明书》，《中央日报》1928年9月16日，第2张第3张。
[34]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28年10月8日），《国民政府公报》第99期，1928年10月，第13—18页。
[35]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正中书局，1948，第248页。
[36]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30年11月24日），《国民政府公报》第631号，1930年11月25日，第2—6页。
[37]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第2册，商务印书馆，1937年增订版，第184页。
[38]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37次常务会议记录》，二档馆藏，油印件：七一一（5）63；《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议录》第14册，第40页。
[39]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国民政府公报》第768号，1931年6月1日，第10页。
[40]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1931年6月15日），《国民政府公报》第798号，1931年6月16日，第3—8页。
[41] 蒋中正：《努力完成训政之大义》（1931年5月17日），《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1—4页。
[42] 孔祥熙：《训政约法的要旨及特色》（1931年6月15日），《国民会议宣言决议案宣传集》，第215—216页。
[43] 王世杰、钱端升：《比较宪法》，第632页。
[44]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国民政府公报》第768号，1931年6月1日。
[45] 《制定约法之完成》（社评），《大公报》1931年5月14日，第1张第2版。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对于训政期限并未有明确规定，但在其早年所撰《军政府宣言》中则有三年完成县自治、全国平定后六年结束训政颁布宪法的希望。因此《大公报》社论中有六年完成训政说。
[46] 《国民会议第四次会议议事记录》附件三《约法草案修正理由》，《国民会议实录》正编，第92页。
[47] 《邵元冲日记》，1931年6月15日，第743—744页。
[48] 陈立夫：《成败之鉴》，第168页。
[49] 《黄郛日记》第6册，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藏，原稿影印件，1931年3月25日。
[50] 蒋永敬：《国民党实施训政的背景及挫折》，《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第197页。
[51] 李时友：《中国国民党训政的经过与检讨》，张玉法主编《中国现代史论集》第8辑“十年建设”，台北：联经出版公司，1982，第27页。
[52] 《与汪精卫的谈话》（1905年秋），《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0页。
[53] 蒋永敬：《百年老店国民党沧桑史》，第197—198页。
[54] 胡汉民：《军治党治与同志对中国政治应有的自觉》，王养冲主编《三民主义与中国政治——胡汉民先生政论选辑》，第50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