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胜利前后孙科政治态度的转变
——兼论孙科的“多变”
孙科是民国史上极具特殊性的政治人物，以政治立场多变而闻名，在几个紧要的历史关头，他的政治立场都曾发生过戏剧性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无一不影响到当时政局的发展，给社会造成强烈的震动。抗战后期孙科积极鼓吹民主政治，猛烈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然而时隔几年，他又从原先的政治立场后退，转而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在不长的时间内，孙科的政治立场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转变，究竟是其个性上的“朝秦暮楚”使之然，抑或是还有其更深层的原因，本文拟结合对这一时期孙科政治主张及活动的考察，对这一问题尝试性地提出一些解释。
一、孙科在抗战后期的“向左转”
自广州时期始，孙科与蒋介石的关系就经历了几次由破裂到修好的过程，直至1933年初孙科出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一职，孙蒋合作的局面才告稳定。在这之后近10年的时间里，孙科对蒋介石的内外政策大体都持支持的态度，但是孙蒋合作的局面在1943年后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孙科和蒋介石之间在对许多重大政策的看法上产生了分歧：孙科鉴于国民党政权已经严重腐败的现实，主张开放政治，要求对国民党进行重大革新，“赶快从走错了的右路回到左路来”；蒋介石则顽固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为此，孙科一变对蒋介石全力支持的态度转而猛烈反蒋。
1943年后，孙科发表了大量的鼓吹民主政治、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的言论，其内容广泛涉及国民党内外政策的所有方面：
第一，借批判德、意、日法西斯，谴责国民党一党专政。孙科认为国民党长期以来，“只是做到集权，却忘掉了民主的意义和方法”，使党“变成了衙门机关化，乃至官僚化的组织”，“一切都是军事作风”、“就像德意日一样”、“每每好像是习惯了一种统治阶级的态度和风气。……不允许党外人士批评我们，甚至不允许本党同志的自我批评”。他声称由于自己深受“总理与别位老前辈”“耳提面命”的教诲，因此在1928年访问意大利及希特勒初登台之际，就已“深信法西斯党之兴起”，“不过是世界民主大潮流之一股逆流，是一时的反动现象”。孙科进而批评国民党“几年来”“有意无意中模仿了法西斯作风”，造成中国政治出现“几种特殊现象”：（1）“一党统治”，中国之“政治、军事领导权是握在一个强有力者，即蒋委员长之手”。（2）政府非由人民普选产生。（3）“共产党未能获法律上的存在”。孙科指出，这些情况有可能使中国“成为一个极权国家”。孙科还讥讽国民党“具有斗争心理”，认为这种“心理”是因对中共存有“戒惧”而引起，“使得大家如惊弓之鸟”。于是固守一党专政，造成国内政治问题一直无从解决。
第二，引英美舆论抨击蒋介石的独裁专制。1943年，围绕重开缅甸战场和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美国政府与蒋介石的矛盾逐渐扩大，美国主张建立一个包括国民党内自由派、中共和其他党派共同参加的联合政府，共同决定并实施对日作战计划。然而美国的意见和蒋介石的反共方针却产生了严重冲突，蒋介石拒绝了美国的要求。对此，美国朝野极为不满，于是在一个时期内，英美报刊出现了大量批评蒋介石独裁的言论。美国的这种态度正好和孙科的思想倾向相符，孙科批评国民党以“国情不同”拒绝英美舆论的批评，指出这“不过是自慰与解嘲而已”，他声称“旁观者清”，“凡在自由界讨生活的，都彼此共见共识”。在1944年整整一年中，孙科几乎逢会必把英美对蒋介石的批评详细报告给听众。
孙科首先讲明英美批评国民党，“同情反对国民党的共产党”，并不是他们就“赞成中国走共产主义的路”。孙科说，英美批评国民党乃是因为，“我们国民党是倾向独裁的，是一种特殊的统治阶级”，他们的根据乃是“国民党一党垄断政权”，“国民党组织青年团，是学习法西斯青年团的办法，国民党特务是效法德国的盖世太保，甚至于说我们中央训练团是集中营”。孙科说，英美因为看到“国民党在朝，人民没有发表言论的自由，人民集会结社，复受法令的限制，不能公开活动，这些作风是希特勒的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和倭寇的唯一的法宝。为什么中国也去模仿它呢？因此产生怀疑”。“恐怕中国也会走上法西斯的道路”。孙科称赞美国对国民党的批评，乃是“惩前毖后”，他呼吁国民党迅速革新，“绝不能够保留仿效法西斯的残余风气”，“赶快使他们了解，使他们放心”，因为，“今后一二十年领导世界的是美国，今后中国建设要靠美国帮助，美国对我们不谅解甚至怀疑我们”，“对中国的前途是危险不利的”，将使中国在战后“陷于孤立”。
第三，主张政治民主化和实行多党制。孙科指出“民主是中国目前迫切的需要……中国如果不实行民主，那就决不能立国”。他批评国民党“执政快二十年了，对于政治民主……进步得太缓慢”，“训政十七年，空居其名并无良好的成绩”，“到今天全国没有一个县参议会，更没有一个县长，是由民选的”，以至“十几年的光阴过去了”，“国家还在危难之中”。孙科认为，“民主不民主第一个条件，首在政府是不是经过国民选举而产生”，他指出，国民党虽然口称“民权主义”，“但事实上我们这句话，说来说去，还是句空话”。孙科要求：“在抗战中短时间以内，完成民主政治的建设”，“提早结束训政，召开全国大会，制颁宪法，实施宪政”，他警告说，这是“奠定国家亿万年基础的办法”，“否则中国可能因为政治问题未妥善解决，而发生变乱和革命运动”。
孙科认为，民主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多党制。他提出，“一党专政不是民主”，他批评国民党“政治上没有上轨道”，因为“英美民主的运用，是使政府与反对派同时存在”。孙科表示希望战后中国“政治将由几个政党来运用”，“如果国民党能够保持其真正革命传统，在各政党中仍然是一个最强大的党，共产党将占第二位，其他政治团体则联合成为一个较小的第三党”。
抗战期间，孙科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几经反复，时有变化。抗战初期，孙科站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立场，支持国共合作，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比较友好。但是随着中共力量在抗战期间的迅速发展，孙科对中共的态度也出现变化，1941—1942年，孙科公开发表了反共言论，但从1943年开始，他改变了原先的反共态度，恢复了抗战初期赞成联共的政治姿态。
孙科对共产党态度变化的主要标志，是他要求国民党改变“反共心理”与反共“作风”。
孙科认为，随着反法西斯战争的逐步胜利，已出现一个世界性的民主潮流，民主潮流的特征之一是联共而非反共。他指出：“十年三十年前，世界许多国家，也是同我们一样，讨厌共产党，害怕共产党，要消灭共产党”，致使“反共潮流逐渐变成反民主的潮流”，终于“酿成这次世界大战”。及至今日，“民主潮流已将反民主的潮流压倒，也就是把反共的潮流压倒”。反共已成为过时的东西。孙科指出，“英美现在已没有反共的宣传”，“反共老祖宗的意大利，现在亦已放弃反共，且有共产党加入政府”，“可是我们现在还是反共”，孙科质问道：“我们还有没有保持‘反共’、‘防共’的那种作风的必要？”“一面容共，一面反共，这不是矛盾吗？”孙科要求国民党“扫除反共心理”，他指出，“我们不能脱离世界”，“‘反共’不但违背世界的潮流，而且没有认清自己的环境”。孙科批评“主张对中国共产党非用武力不可”的论调，他一方面强调“军队必须统一在国家系统之下”，同时又指出“政治解决”的先决条件在于国民党放弃反共政策。孙科认为，“对共产党问题”应“以理智的判断求其解决”，而问题的关键，“只看我们同志间能否改变心理与作风”。
孙科对国民党反共政策的上述批评，并非表明他赞成中共的立场，他是站在维护国民党利益的立场，看待与共产党的关系。孙科主张与共产党改善关系，是基于如下几个重要因素。
孙科认为，随着第三国际的解散，中共“进行共产革命”的“国际背景”已不复存在，对其已不必“害怕”。而苏联则因为要在“一、二十年里复兴，发展国内事业”，“希望中国对他谅解，维持友好关系，亲睦善邻”，因此，中共“要进行共产革命”，不仅“英美资本主义国家一定不赞同，就是苏联也不许可”。孙科认为，与此紧密联系的还有中共对遵守三民主义所作的承诺，即“1937年共产党已经改变立场，公开宣言承认三民主义为中国革命的领导原则”。他说，这个承诺表明，中共“已经显明地认定，使中国仿效苏联式的苏维埃化是不适宜的，而且是不能实现的”，“这种信念是经过与国民政府悠久的九年战争，企图夺取政权终于失败后，才产生出来的”。孙科断言，这些情况使“中国共产党非走上三民主义的路”，“所以我们对于中国共产党不要害怕，共产党不能消灭国民党”。
另外，孙科相信用武力不能“消灭”中共，主张承认中共对部分地区控制之现实。他说，“如用武力暴力要求统一，那只是假的统一，只是一时的解决，是不会永久维持的”。明确表示反对在“这次反侵略战争胜利以后”，“再来进行内战”。孙科强调，“不但人民经不起这种牺牲，试问，国家的前途还成个什么样子？”他说，“我们不能再关起门来自己打自己”，“所谓剿共其实没有法子去做，因为头一件未必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因此，孙科提出，“今天要解决中国共产党问题，绝不可也绝不能用武力”。
最后，从对东北前途的预测上，孙科深虑反共必危及国民党命运。孙科长期留心于国际问题的研究，对时局的分析有一定的预见性。在1944年，孙科即预感苏联将出兵东北，并把此与中共问题加以联系。孙科分析道，当“欧洲战争了结”，“苏联也有参加对日作战的可能”，“苏联出兵打日本……一定在东北”。“假便（使）到那个时候，我们与苏联还没有密切合作，他也许不会来找我们，也许来不及找我们，因为我们的兵力还没到达那里，那时他们当然要找他所认识的人，很可能找中国共产党”。对此前景，孙科深为忧虑，他说“未来东北情形假便（使）是这样发展……东北在中国共产党手里……这样又有一个可能，当然要与中国共产党打起来，而后面有苏联帮他的忙，结果非同苏联打仗不可”。此种前景使孙科不寒而栗，于是他一再提醒国民党，中苏“接壤万里，苏联的最终目的是行共产主义，我们如果取反共立场，当然人家要当心我们，以为反共就是反苏”。为此孙科重申，“今后我们要建国，唯一的条件，是需要与我们的盟邦亲善……国内问题只有用政治方法求解决，不能用武力解决”。正因对国民党前途充满忧虑，使得孙科对内战持坚决反对的态度。1944年当一些国民党中委向孙科鼓吹“对中共非用兵不可”，散布“国内战争迟早要打”时，孙科一再劝诫他们：“再打内战的时机已经过去了，再走回头路做这个工作是不可能的”。
孙科在1943—1945年与美国驻华使馆人士接触密切，1944年7月3日，孙科与美使馆随员谈话，要求美国对蒋施加压力，使“政府军及共军均应用于抗日”。孙科声称，“美国如出以高压，蒋的意见可改变”。孙科利用美蒋龃龉，对蒋介石旁敲侧击，使蒋进退维谷，大为恼怒。1944年5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指孙科与中共“勾结”，美国从中助长，图谋推翻政府。1944年5月14日，孙科在宪政座谈会上作“论三种自由”的演讲，对国民党政府多有批评。蒋介石在日记中指责孙科“诬蔑政府，与中共合作，以俄人为后盾，意图夺取国府主席”。9月27日，美蒋冲突因史迪威事件白热化，蒋介石约见国民党重要官员，声明“绝不为任何压力动摇，绝不受外人干涉，凡引外人言论自扰者，罪同汉奸”。然而孙科并不示弱，他反唇相讥道：“难道我们要模仿法西斯的作风，才是自力更生吗？”“假使我们真的要‘反尾巴主义’，那么只有回复到闭关时代。”1944年夏秋之际，孙科与在重庆的一些国民党内的民主人士建立了经常的联系，当时这些人正在酝酿建立一个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孙科对此表示赞成，并说他也可以秘密参加，但对内对外都不要公开他的名字。不久，孙科派了他的秘书司徒德参加了国民党民主同志座谈会，这个座谈会即是“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的前身。孙科1943年后对国民党反共政策的批评，其前提也是他已预感到反共将危及国民党政权的前途，而并非是对共产党的认识有了根本的改变。在孙科看来，虽然此时中共力量1941—1942年又有大的发展，但真正危及国民党严重危机的，却是和世界民主潮流相违背的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正是基于这种思想，孙科才改变了对中共一度抱有的敌视态度。
二、孙科与1946年政协会议
抗战结束后，中国政坛又开始新一轮的变化，国共斗争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根据国共双方代表1945年10月10日在重庆签订的《双十协定》的规定，国共双方一致同意“由国民政府召开政治协商会议，邀集各党代表及社会贤达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工作”。1946年1月6日，国民政府公布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办法》，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正式开幕。政协会议是国共双方及各党派讨论战后中国建国方案的一个具有广泛影响性的会议。出席政协会议的各党派代表和社会贤达共38人。其中国民党代表8人，中共代表7人，民主同盟代表9人，社会贤达9人。孙科作为国民党内开明派代表人物，被蒋介石挑选作为国民党的首席代表，是各方所共同瞩目的重要人物。
孙科对于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国内和平，持相当积极态度，他希望能通过政协会议，将国内和平局面巩固下来，为民主建国奠定基础，然而他的这种立场却与国民党主流派的思路存有较大距离。
对于政协的召开，国共两党抱有不同的理念。在国民党方面是希望通过政协会议向中共施加压力，迫使中共交出军队和中共领导的根据地，以实现所谓“军令和政令的统一”。1946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广播演说，以谈国家统一为名，不点名地指责中共“破坏”交通运输，“骚扰地方秩序”。蒋介石说：“政府为进一步促成国内环境的安定，为实现全国的精诚团结，为使政治中枢成为最充实而有力的机构，在国民大会召开以前，并准备延揽社会贤达与各党派人士参加政府，不论是参加决定政策的会议机关，或是参加执行政策的行政机关，政府本天下为公、选贤任能的原则，无不竭诚接纳，以期集思广益。而我们的政府于此所希望的，并无其他条件，只是参加政府的各党派，不能拥有其自己的军队来作政争的工具。这因为一个国家以内，如果容许有国军以外的军队，无异造成国家以内的另一个国家，则国家即不能统一；在一个政府之下如果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命令各别的军队，则政府必不能稳定，更不能望其合作团结健全而有力了”。蒋介石的这段话，明确强调了国民党在“军队国家化”问题上的态度。
中共方面则一再重申了对国家“政治民主化”问题的立场。1946年1月4日，中共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王若飞接受重庆《新民晚报》记者访谈，强调此次政治协商会议所要讨论的政治问题主要应是“结束训政，改组政府”。关于国民大会，他认为当然要坚持修改组织法及选举法，召开日期要等上述问题决定之后才能决定，“因为这上面规定的总统权限比日本天皇还大”。中共同时也希望通过政协，表达自己的和平意愿，并利用争取来的和平时间积蓄力量。
国共双方的立场相距甚远，争论的焦点在两点，一是军队国家化问题，另一是政治民主化问题。蒋介石固然希望通过政协会议扩大国民党的影响，给中共施加压力，迫使中共交出军队。但是，他也知道，涉及如此重要的问题，中共绝不会轻易就范。因此，为了照顾美国的要求和国民和平的呼声，蒋介石频频作出姿态，表示对政协会议的重视。但在另一方面，他继续加紧对国民党军队的控制，为从武力上消灭中共，进行各方面的部署。挑选孙科作为国民党出席政协会议的首席代表，就是蒋介石对中共、美国及社会各界作出的一个重要姿态。孙科与中共领袖皆熟，大革命时期与周恩来相识于黄埔，与毛泽东认识则在广州。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孙科曾在家中设宴款待过毛泽东，两人曾就国内和平的前途作过交谈。毛泽东曾当孙科面表示过对蒋介石和平诚意的怀疑。至于美国，更是在1944年后表示过对孙科的兴趣。蒋介石知道孙科的“开明”形象对自己将是一笔资源，他任命孙科为国民党参加政协会议的首席代表，就是要利用孙科的“左”倾的社会形象和孙科与美国的联系，为国民党造势，及向美国传达蒋介石有意改革政治的信息。
1946年政协会议一共召开了9次全体会议，中心议题有5个：1．政府组织；2．施政纲领；3．国民大会；4．宪法草案；5．军事问题。1月15日，会议主席孙科宜布成立分组委员会，计有：政府组织组、施政纲领组、军事组、国民大会组、宪法草案组，各分组委员会的名单由蒋介石指定。
孙科在政协会议期间的主要活动集中在“政府组织”和“宪法草案”的讨论与修改方面。
1946年1月14日，政协会议举行第四次大会，讨论政府组织问题。孙科代表国民党在会上提出扩大国民政府方案。孙科方案主张在国民大会未举行之前，先行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以充实国民政府委员会，其要点为：
1．国民政府委员就原有名额增加三分之一，即从现有36名国府委员，再增加12名，共为48名。
2．新增国府委员将由国民政府主席提选任党外人士充任之。
3．行政院设政务委员若干人，将兼任各部会长官。
4．国民政府主席有紧急处置权，但应于处置后，报告国民政府委员会。
对于这份方案，国民党出席政协会议代表王世杰作口头声明予以解释。王世杰声称，此方法表达的国民党的基本理念乃是同时兼顾”法律”与“事实”。即：政府组织形式应适应国内政治发展的变化，使之容纳党外人士。但目前是到宪政的过渡阶段，任何变动都不应动摇法律系统，现有的变化应与未来的宪政制度相衔接。
对于孙科所提的扩大国民政府案，民盟代表张东荪表示异议。他提出，“光讨论政府组织是不够的！必以先实施保障人民自由法令为条件”，应先把被关押的政治犯放出来。他说，“我是坐过监牢的，饱人不知饿人饥，在监牢中的人是没有一点钟不想早出来，千万不能慢”。民盟代表梁漱溟发言支持张东荪。梁漱溟表示，“如果此事不先做到，我们不愿再讨论其他问题”。
中共方面也就“人民自由权利”发表重要意见。中共首席代表周恩来表示支持张东荪、梁漱溟的提议，呼吁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周恩来指出，张、杨兵谏，“为民族产生了惊天动地的团结抗战”,“耍是张、杨两先生释放了，西北与东北父老乃至全国人民，谁不欢欣，何必不做！”
对于孙科有关改组国民政府问题的意见，董必武代表中共作出反应。董必武表示，中共的基本态度是在现政府的基础上来改组。第一，中共承认蒋主席的领导；第二，承认国民党是第一大党；第三，不变动政府的各院部会组织机构。但是，中共在改组政府的具体办法方面，持有与国民党不同的意见：
1．中共认为改组政府应有一个共同纲领，这个纲领应包括人民的自由权利等问题。
2．中共虽承认国民党为第一大党，在政府职位中应占多数，但根据中共做地方政权工作的经验，最好政府主要职员大党所占地位不要超过三分之一。
3．国民政府委员人选由蒋介石提交国民党中央执委会通过而任选，如此还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形式。因此，主席提人选时，最好要和政治协商会议协商。
4．主席紧急处置权将会促使手令制的发展，因此，主席的命令还是要经会议通过，而且要有人副署。
5．各院都会改组不应该仅限长官而已，也应包括各院部会改组，使各党派、无党派有广泛机会参与政府。
6．改组后，国民党的费用不应再由国库开支。
对于中共方面的诘问，在当天的大会上，国民党方面由张厉生、邵力子、王世杰等作出回答，孙科作为会议的临时主席，主持代表发言的程序，没有表示自己的意见。但是，这个问题一直是政协会议上争论最激烈的问题之一。争论的焦点是，国府委员的名额分配，国民党方面坚持占有二分之一的国府委员名额，中共所提出三三制办法，即国民党、各党派、社会贤达各占三分之一。孙科认为，“三三制”的结果，“国民党是绝对少数”，又说“国民党非要过半数，这个问题不能解决”。中共方面在请示了延安后，作出让步，1月25日作出答复，同意国民党在国府委员中的二分之一的名额。
1946年1月19日，政协会议举行第四次大会，讨论《五五宪草》问题。孙科作为十年前主持宪草制定的当事人的身份，在此次大会上就宪草修改间题阐述国民党的立场，其要点为：
1．鼓吹“人民有权，政府有能”。孙科重谈十年前的老调，空谈“政府是为人民所产生，官吏是人民的公仆，亦为人民所信任而选出。因此所组织的政府，应该给他相当的权，俾有充分能力执行职，使政治效能充分表现”。孙科就此指责西方议会制政府效能不彰，“不能应付时代需要”。反之，中国政府则因确保政府有能，而比议会民主国家“确有进步”。
2．为大权独揽的总统制辩护。孙科说，“有人批评宪草的总统权太大了，不过我们看宪草总统一节规定总统职权都‘依法’行使”。换言之，总统虽然权力很大，但这都是法律所允许的。
3．提出国民大会不宜于经常开会的意见。孙科认为，国大经常开会，将妨碍政府各部门行使职权。
4．为特殊情况下停止宪法有关人民权利的条款预埋伏笔。孙科说，“资本主义国家对财产保障是很重要的，在战时就不能不暂时放弃，许多国家宪法虽无条件保障，但下戒严令时，可以对宪法某几条暂时停止效力。世界各国既有先例，中国行宪政时，是否采用由总统下令停止某几条宪法效力的方式呢？”
孙科对《五五宪草》的说明引致中共、民盟和青年党方面的不满。中共代表吴玉章就几个问题表达中共的意见：
1．保障人民权利间题。吴玉章指出，“宪法应保障人民权利，不应限制人民权利”，但是《五五宪草》关于人民权利大都规定“非依法不得限制”字样，换言之，人民的权利还是受到宪法的限制的。
2．中央与地方权限向题乃吴玉章指出，《五五宪草》中规定总统权力太大，“容易流于个人专断之弊”，应予以修改。吴玉章并主张吸取英美等先进民主国家所行的国会制度的经验。
3．地方制度问题。吴玉章提议实行省自治制度，省长民选，省自制省宪。
4．要求在宪法上规定，有关军事、文化、经济的民主政策。
对于孙科在说明中提出的“为顾到政府各部分的分工合作，国民大会不宜经常开会”，除国民党外的各方均持异议。蒋匀田回忆说：“这样如何代表人民行使政权呢？所以无党无派代表及中共、民盟与青年党代表均不满意五五宪草，而主张另行宪草”。
在中共、民盟和青年党的要求下，经过宪草分组委员会4次讨论后，国民党在几个引起争议的问题上作了让步，而这种让步又是与孙科的努力分不开的。
在宪草修改过程中，张君劢等拟定了宪草修改十二原则，其中心意思是削弱总统实权，将大权集中于行政院，变国大为无形国大，确定省自治原则，省长民选，省可制定省宪。
由于张君劢等思路与孙科的理念十分接近——孙期望通过一部具有民主精神的宪法，限制蒋介石的独裁，因而孙科对宪草修改十二条原则持接受和肯定的态度。
蒋介石为什么会同意这个限制自己权力的宪草修改方案，据梁漱溟回忆，这是因为蒋介石对政协会议并不重视，没有注意阅看孙科的呈文，而当发现“问题”时已为时太晚，不及修正。故蒋介石声称“事前未能详阅条文，在协议决定以前，不及向本党贡献意见，以相商榷”。蒋并表示，“宪草只是党派协议，我们大家不能包办民意，还需取决于国民大会将来再斟酌吧”。实际上，蒋介石的这句话已为今后推翻宪草修改原则预埋了伏笔。
蒋介石虽对宪草修改心存不满，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能吞下这颗苦果，这就在客观上为孙科提供了一个活动的空间。1月28日，孙科在国防最高委员会报告各分组委员会会商情形，孙科例举了各项修改。他说：“对总统也有两点规定，总统经过行政院决议，将发布紧急命令，但须在一个月内报告立法院（原来规定两个月）。关于地方制度规定省为自治单位，照现在制度，省是一点权也没有的，将来恐怕办不到。省与中央权限划分以均权为原则，省长民选，这些总理遗教本有说明，五五宪草就没有表现出来。……人民权利与义务这一章，本来有‘非依法律不得限制之’的一句，我们认为这是保障人民权利，他们也有相当的了解，不过文字上有点修改”。
由于国民党在《五五宪草》修改方面作出了重要让步，1月25日，宪法草案问题终于达成了协议。
1946年初的政协会议在各方的努力下，就会议的五个重要议题都达成了协议，孙科作为国民党首席代表参加了会议的全过程。在讨论过程中，孙科的立场较为弹性，一般多能考虑吸取其他党派的意见主张。同时作为会议临时主席，孙科在安排会谈、协调各方等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1946年2月1日，延安《解放日报》刊登一篇名为《延安权威人士评称政协会议获重大成果》的文章，对政协会议所获成果给予高度评价。文章称：“修改宪草原则确定了今后中国国家政治民主化的基本原则。……而改组政府及增加国大成分的决议是保障共同纲领实施及国大制宪胜利的条件”。这两项工作——修改宪草与改组政府，孙科都曾与闻，孙科作为国民党内开明派的形象，得到社会公众的一致肯定。
然而，政协会议所造成的协议能否落实，首先则取决于执政党方面——即国民党政府的诚意及其贯彻措施。国民党内的反共强硬派CC集团对政协会议所通过的各项协议持强烈反对的立场。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右派挑起“较场口事件”，李公朴、郭沫若、施复亮被殴受伤，当晚民盟召开紧急会议，孙科、周恩来等均到场。到了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CC派的活动达到高潮。他们一方面攻击中共对政协会议抱有阴谋，利用政协会议拖延时间，积极备战；另一方面将矛头指向国民党内的开明派，指责彼等对中共妥协退让，“丧权辱国”。在国民党及其强硬派的进攻面前，自由派在国民党的活动空间日益缩小，孙科面临党内强硬派的巨大压力，左右为难，进退失据。1946年春，孙科的政治立场开始再度发生变化，逐渐显示向右转的端倪。
三、孙科与“制宪国大”、“行宪国大”
政协会议后，国民党内反共强硬派掀起了反对政协会议的强大声浪。1946年3月，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反共强硬派全面攻击政协决议，尤其集中攻击政协会议通过的宪草修改原则。苗培成、张强等在六届二中全会上提出议案，指责政协决议宪草修改原则“多不脱欧美宪法之窠臼”，“有违总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之遗教精神”，提议六届二中全会对政协会议宪草修改原则，“不予通过”。在反对声浪一边倒的形势下，孙科等遭到国民党内部的严厉指责和诘难。1946年4月1日，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大会上发表“政治报告”，在谈到宪法草案时，从原先的立场后退，竟声称，若依原先协议的宪草原则，“乃不是和平而是混乱，不是统一而是分裂”。蒋介石并表示，“如政治协商会议，果真成为这样一个性质的会议，我们政府与人民是决不能承认的”。
蒋介石的出尔反尔引致中共方面的强烈批评。1946年4月4日，周恩来对中外记者发表谈话，反驳蒋介石对中共的指责，揭露国民党方面意欲全面推翻政协协议。4月6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驳蒋介石》，指称蒋介石为法西斯反动派。这篇社论发表后，国民党内的反共强硬派再度掀起反共声浪，尽管此时孙科仍主张政治解决为先，但在《解放日报》社论发表后，他也认为“和平已没有了”。
1946年6月，国共内战爆发，孙科作为国民党上层集团重要成员之一，事实上已面临抉择的关头，或者公开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方针，或者继续扮演国民党内开明派的角色。孙科一向主张在国民党领导下，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共纷争，但在反共空气弥漫的国民党内，这种立场已无活动空间。孙科选择了与蒋介石站在一边的政治立场。1946年下半年后，孙科停止了“和平”声调，全力支持蒋介石，这尤其集中在关于国大召开的问题上。
召开国大，原是政协会议各方一致达成的协议，政协会议后，国民党方面出尔反尔，提出与原决议有违的新建议，遭到中共方面的强烈谴责。为抗议国民党军进攻张家口，1946年9月16日，周恩来从南京前往上海。9月30日，周恩来等致函孙科，拒绝提出参加国民政府的中共人选，并明确反对召开国民大会。孙科一再函促周恩来返回南京会谈。中共方面为了尽力维持国内和平，作出让步。10月21日，周恩来自沪返回南京，继续与国民党方面展开谈判，但中共坚持反对召开“一党专政”的国民大会。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中共在北方的重要城市张家口，蒋介石以为胜券在握，遂不顾中共与民主同盟的强烈反对，于11月15日在南京召开“制宪国大”。
孙科在制宪国大上扮演了一个颇为活跃的角色，他与蒋介石、于右任、曾琦等48人名列大会主席团。1946年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宪法》，孙科因长期主持宪草制订与修改，政治行情上涨。1947年3月1日，孙科出任官办组织——“宪政实施委员会”会长。4月17日，孙科出任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副主席兼立法院院长。至此，孙科与蒋介石完全合流。
为了洗刷以往个人形象的“进步”、“左”倾色彩，6月至11月，孙科频频发表公开谈话，表达对苏联、美国对华政策的不满。6月29日，孙科对美国合众国际社记者发表谈话，指责苏联支持东北的中共军队，阻拦国民党军队进入旅顺、大连，声称苏联行动已违反1945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8月28日，孙科又发表谈话，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威胁已因日本战败而告解除，代之而起者为苏联。11月15日，孙科对美联社记者发表谈话，批评美国仅以3亿美元援华，不及援欧数额的百分之五，“实无济于事！”
孙蒋合流，在政治上互相支持和配合，在1948年3月“行宪国大”围绕副总统竞选一事上达到高潮。1948年3月29日，行宪国大在南京开幕，从4月23日开始，国民大会进入选举副总统的阶段。参加竞选副总统的国民党方面有李宗仁、程潜、于右任等，党外则有莫德惠、徐傅霖等人。在参选人中，李宗仁是最重要的人选。李宗仁得到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支持，早在一年前即有意角逐此位，但是蒋介石却不属意于李宗仁。长期以来，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集团存在尖锐的矛盾。1947年后，美国对李宗仁的兴趣大增，这一切都引致蒋介石对李宗仁的防范与限制。蒋介石宁愿选择文人出身、势力较弱的孙科做自己的副手，而不愿身边有李宗仁这个咄咄逼人的军人领袖。1948年3月16日，蒋介石召见孙科，鼓动并支持孙科出马竞选。孙科本无意角逐，在蒋介石承诺以全党力量支持的情况下，于1948年3月25日，宣布竞选副总统。
孙科参选，给李宗仁及其桂系集团造成很大压力，尤其是孙科参选得到蒋介石的全力支持。1948年4月23日，得到桂系支持的南京《救国日报》刊载有关孙科的桃色新闻，一时对孙科的社会公众形象造成很大的冲击。经过一段颇为激烈的竞选拜票活动，1948年4月29日投票揭晓。经过三轮投票，李宗仁以1438票当选，孙科得1295票，仅以143票微弱之差，败给李宗仁。李宗仁当选为行宪后国民政府第一届副总统。孙科则在5月17日，就任行宪后第一届立法院院长。
孙科竞选副总统失败与蒋介石一意助举造成的反弹有密切联系。蒋介石为了防止李宗仁当选，调动所有手段，在迫使李宗仁退选不成后亲自干预选票流向。1948年4月23日，初选结果揭晓，李宗仁得票领先，但未超过半数。蒋介石指使贺衷寒等人为程潜助选，以图分散李宗仁的选票，而使孙科当选。4月24日第二次选举，李宗仁仍居领先地位，蒋介石又出面让程潜放弃竞选，并下令国民党籍代表支持孙科。在第三次选举时，蒋介石更是周密安排，由蒋经国亲自部署助选，但终究事与愿违，陈立夫已不能控制党员代表。蒋介石的上述行为在国民党内和社会上造成强烈震动，对孙科当选客观上帮了倒忙。
孙科一向自恃己为孙中山之子，举止骄傲，与具有平民色彩的李宗仁形成鲜明反差，在竞选期间，拉票活动又远逊于李宗仁，此也是造成落选的原因。
孙科虽然未能当选副总统，但行宪国大竞选一事将孙科与蒋介石的关系进一步拉紧。在国民党统治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孙科选择了与蒋介石继续合作的道路，尽管在1948年后，国民党政权的前途已岌岌可危。
四、风雨飘摇中的孙科内阁
1948年11月至12月，国内局势发生重大转折，国民党军队主力经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损失大半，国民党在内战中的败局已定，其统治已全面动摇。为了挽救濒于灭亡的危机，蒋介石在各方的压力下，被迫准备下野，并放出与中共和谈的试探气球，但仍退居幕后操纵。此时，孙科成为蒋介石以退求进的一个棋子，蒋介石一心拉孙“挽救危亡”，孙科再一次被蒋介石推向前台。1948年12月23日，孙科被任命为行政院院长，孙科内阁在风雨飘摇中成立。
孙科内阁的成立是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矛盾趋于白热化，为应付形势作出的特别安排。1948年4月19日，蒋介石在行宪国大上出任总统。为了显示“开明”形象，特延揽翁文灏组阁，由翁文灏担任行政院院长，无党派人士王云五担任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内阁建立后，面对日益恶化的国民党统治危机一筹莫展。9月17日，中共军队夺取济南，12月3日，占领徐州。12月15日，人民解放军已完成对北京的包围。与此同时，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也宣告失败，在这种形势下，翁内阁已无法应付局面。此时，主张重开与中共谈判的桂系集团
已成为举足轻重的力量。在各方的压力下，蒋介石被迫考虑下野，并有意让李宗仁担当起与中共“和谈”的责任，为此，蒋介石对内阁的改组也作了打算。
1948年12月8日，蒋介石在南京召见国民党内“主和派”代表人物张治中，向张表示：“现在最好是组织一个能战能和的内阁”。蒋介石向张治中提出他对内阁首辅的两个方案。第一，由张治中组阁，但是蒋认为，张治中的“主和”色彩太浓厚，“恐怕立法院通不过”；第二，是让孙科组阁，由张治中做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部长，“这样就是一个能战能和的内阁”。张治中婉拒了蒋介石的建议。蒋介石随即找孙科谈，孙科同意组阁，但要求组成“巨头内阁”，即延揽各方重要代表性人物入阁，包括张治中、张群、翁文灏、吴铁城、邵力子、陈立夫等。孙科执意拉“主和派”张治中、邵力子入阁，其主要目的也在于向中共作出“和平”姿态并希望由张、邵出面，代表国民党与中共方面议和。
从1948年12月23日至1949年3月12日，孙科内阁仅维持68天。面对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国民党内部四分五裂的局面，孙科试图振作，但终究无力回天。
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后，为挽救濒临灭亡的国民党政权，不断呼吁与中共议和，争取实现“光荣的和平”。1949年1月1日，孙科发表广播演说，提出愿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并表示新内阁将以实现和平、解除人民痛苦、改良征兵征粮、稳定物价为施政首要目标。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向孙科表示他个人的意见，主张国民党应尽早与中共和谈。司徒雷登大使并表示，美国政府将对中国内战继续持中立态度。1月19日，行政院会议决定，与中共在无条件下签订停战条约。1月22日，孙科主持行政院院会，决定派邵力子等组成代表团，“与中共和谈”。2月6日，孙科在广州举行记者招待会，强调继续进行和平努力，政府迁地办公绝非放弃和平。对于国民党方面的求和姿态，中共以毛泽东1月14日提出的和平谈判八项条件作为回答。由于孙科对“八项条件”极为抵触，他对与中共重开和谈能否取得成果并没抱太大的希望。相反，他寄希望于请美、英、法调停中国内战。1949年初，孙科曾通过驻苏大使傅秉常向苏联政府正式提出请苏联出面调停中国内战的建议，遭到苏方的拒绝。美、英、法政府也对国民党政府的请求予以拒绝。争取议和及吁请列强调停既不成，孙科对国民党政权的前途已近绝望。
就在孙科已萌退意时，他在1949年2月初做出了一件惊人之举——孙科内阁不经代总统李宗仁的同意，竟私自迁往广州，2月5日正式开始办公，造成府院分离的局面。1949年1月，李宗仁代行总统职务后，事事受到退居幕后的蒋介石的掣肘。孙科因制宪国大竞选副总统受挫，与李宗仁积怨较深，故而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意与李宗仁作对，而与退隐溪口的蒋介石遥相呼应。孙科上任行政院院长后曾赴奉化，与蒋介石面谈，12月29日，遵蒋介石命任陈诚为台湾政府主席，为国民党败逃台湾预备部署。李宗仁就任代总统后，孙科滞沪不返，使李宗仁的政令无从执行。1949年1月27日，代总统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接受中共“八项条件”为和谈基础。孙科称李宗仁此举未经国民党中常会和行政院讨论，表示坚决反对，谓之“城下之盟”，遂有孙科率政府机关南迁广州之举。
在国民党政权行将崩溃的形势下，孙科心劳力拙，毫无建树。在李宗仁一再邀促下，2月28日孙科自广州返回南京，但对一片混乱的局面，一筹莫展。政府的全部工作“只是忙着印钞票以期供应军队”，至于钞票印多少，在哪里印，孙科也一无所知。与此同时，李宗仁控制下的立法院、监察院又就孙科私将行政院迁广州之事向孙科发起进攻，指责孙为“和平之障碍”，“民国以来最恶劣无能之内阁”。孙科面对内外交困的形势自知已无力再承担内阁首辅之责，于1949年3月8日向李宗仁提出辞呈，3月11日正式向外公布，孙科内阁维持不及三个月即倒台。孙科的此次下台，乃势之所然，国民党政权大厦将倾，非任何人所能挽救，在当时的形势下，再熟练的官僚也无法使国民党政权起死回生。
孙科辞去行政院院长后，在3月16日曾去奉化晤蒋介石一面，随即赴广州，5月移居香港对外称“就医”。7月16日，蒋介石飞抵广州，召开国民党非常委员会成立会议，孙科返回广州开会，名列委员名单。会后仍返香港。一年后，孙科自香港转赴法国。从此结束了他近30年的政治生涯，开始了海外流亡的岁月。
原名《论抗战后期孙科的“左”倾》，载《民国研究》第2辑，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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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孙哲生先生年谱》，第187、1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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