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研究这几个多彩多姿、生气蓬勃的世纪里这么多的事物及人物，一直是一种深沉而又令人激动的体验。这份文艺复兴的财富是多么的浩瀚，甚至于在它衰落的时候，都还能产生像丁托列托跟韦罗内塞、阿雷蒂诺跟瓦萨里、保罗三世跟帕莱斯特里纳、圣索维诺跟帕拉迪欧、科西莫跟切利尼这样的人物，以及像公爵宫及圣彼得教堂的圆顶这样的艺术！那些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人的生命力是多么的令人惊异！生活在暴乱、通奸、迷信及战争之中，竟仍然急于追求美及艺术的各种形式，而且还倾泻——整个意大利俨若一座火山——他们的感情及他们的艺术、他们的建筑及他们的暗杀、他们的雕刻及通奸、他们的绘画及抢劫、他们的圣母及荒诞不经的行为、他们的颂歌及歪诗、他们的秽行及虔诚、他们的亵渎及祈祷等火烫的岩浆！还有什么地方有这么浓厚的豪迈生活？到今天，我们仍感觉得到那一阵风的气息，我们的博物馆充满着那一个充满灵性且又疯狂的时代的剩余物。
要冷静地批判它是件困难的工作，我们谨慎地分析反对它的理论。文艺复兴（仅限于意大利）实质上的基础是由少数聪明人操纵大多数单纯的人而达成的经济拓展，罗马的财富来自上百万的欧洲家庭虔诚的捐献，佛罗伦萨的光辉是成天工作的低级的无产阶级的血汗结晶，他们没有政治上的权利，只有在分享平民艺术的光荣及城市生活令人兴奋的激素上比中古时代的农奴富有。在政治上，文艺复兴时代由商业的寡头及军事上的独裁取代共和政体；在道德上，它是一种异教的反叛，腐蚀了宗教理论的道德尺码，放纵人类的本能，让它们能随心所欲地使用工商业的财富。没有经过本身已世俗化且好战的教会的检查，这便是宣称在政府、外交及战争上立于道德之上的国度。
文艺复兴时代的艺术是美，但是（批评者继续指出），很少是高尚的。在细节上，它胜过哥特式的艺术，但是，在宏伟、和谐及整体的效果上则又略逊一筹。它没达到希腊艺术的尽善尽美，也没达到罗马艺术的庄严。富有的贵族使艺术家与工匠分开，使他与人群隔离，也使他依赖突起的君王与暴发户。其灵魂迷失于死亡的古物之上，建筑与雕刻拘泥于古代及外国的形式之中，如阿尔贝蒂在佛罗伦萨及里米尼用不和谐的希腊罗马式的前庭搭配哥特式的教堂该是多么的荒唐。也许，艺术上的全部复古是件可悲的错误。一种风格一旦死了，便不能适当地再复活，除非它所表现的文明也能恢复。风格的气势与健康在于与当时的生活及文化之间的和谐，在希腊艺术及罗马艺术的伟大时代中，有一种禁欲的节制，被希腊思想理想化，并常常在罗马的特征中实现出来。但是那种节制跟文艺复兴的自由精神、热情、骚动及过度是迥异其趣的，还有什么能比表现文艺复兴时代的宫殿的特征——平屋顶及天花板，规则的长方形正面，单调的窗户排列——更违反15、16世纪的意大利风尚呢？当意大利的建筑厌倦这种单调与虚伪的古典时，它便任其发展了，就像一个威尼斯商人为提香加衣袍，太过装饰与华丽，于是便从古典降为庸俗——可悲的无知之堕落。
古典雕刻也不能表现文艺复兴，因为雕刻是必须节制的，这种耐久的媒介并不适于表现曲折或痛苦，因为曲折或痛苦的本质都是短暂的。雕刻是由冷却的金属或耐久的石头固定的动作，发泄或控制的情感，自时间的破坏力中保留下来的美或形式，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文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雕刻品多是坟墓或《圣母怀抱基督尸体之哀戚雕像》，在这里面，无止无休的人终于获得了宁静。尽全力追求古典的多纳泰洛依然执迷于哥特式，米开朗基罗自我束缚，提香囚于自身资质，熬过《奴隶》（Slaves）与《俘虏》（Captives），想找到禁欲的安宁，但总因太无拘束，太兴奋而无法休息。恢复的古典遗产是负担，也是恩赐，它使现代的灵魂充满高贵的典范，但是，它几乎使被压在一大堆的圆柱、柱头、及三角墙之下的年轻思潮——刚成年——窒息而死。也许这复活的古董，这比例与对称的崇拜阻滞了本土的、适合风土人情的艺术的成长，就同经人道主义者的提倡而复活的拉丁文阻碍了本国文学发展的情形一模一样。
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在表现当时的色彩及风情方面是成功的，它还将这种艺术带到一种画技上的极致。但是，它也有错误，它的重点在于肉体的美、皇帝的衣饰及玫瑰色的肉体，甚至于宗教画都有色情的色彩，躯壳的形式重于精神上的意义。许多中古时代的耶稣受难像均比文艺复兴时代的端庄的圣母像更深入于灵魂，佛兰德斯及荷兰的画家敢画平凡的面貌及朴素的衣服，并敢于探讨在这些淳朴的人物背后的性格之秘密及生命之要素。威尼斯的裸体画（拉斐尔的《圣母》也一样）与冯·艾克的《羊之礼赞》（Adoration of the Lamb）比起来，显得多么的肤浅！拉斐尔的《尤利乌斯二世》是举世无匹的，但是，意大利画家的数百张自画像之中，有一张能与伦勃朗的自画像相比的吗？16世纪画像的风行，正表示暴发户的兴起以及他们对自我展示的渴望。文艺复兴时代是个灿烂的时代，但是，它的一切事迹，处处表现夸耀与虚伪，竞相奢侈，无内在力量支持的空洞的力之结构，一经无情的贱民稍微一触，或经暧昧而震怒的僧侣遥遥一吼，便会立刻代成碎片。
我们所热爱的一个时代受到这种激烈的攻击，我们该说些什么呢？我们不要反驳攻击，虽说其论点不太公平，但有很多是真的。反驳从不能使人信服，除非能使两者合并成一个较广大且较公正的看法，否则，使一半真与其反面相争是无用的。当然，文艺复兴文化是建筑于穷人背上的一种贵族结构，可是，哪一种文化不是这样子的？无疑，若无某种程度的集中财富，许多文学和艺术是无法兴起的，甚至富于正义感的作家，都有一群看不到的劳动者为他们采矿、生产粮食、织衣服、制造墨水。我们不可替独裁者辩护，他们有一些是应该受绞刑的，因为他们将自百姓搜刮来的金钱无谓地浪费掉。我们也不要向科西莫·德·美第奇跟他的孩子洛伦佐道歉，虽然佛罗伦萨的人民比较喜欢他们而不喜混乱的财阀政治。至于说道德松弛，这是知识开放的代价，这代价虽重，但那种自由是现代世界无价的天赋人权，是今日我们精神的气息。
复兴古典文学与哲学的学问，主要是意大利的成就。在意大利，第一种现代文学自复兴及放任中产生，虽然当时的意大利作家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伊拉斯谟或莎士比亚。伊拉斯谟本人很羡慕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的自由风气，伊丽莎贝塔时代的英格兰也得归功于意大利——“意大利化的英国人”——其开花的种子。阿廖斯托及桑那扎罗·雅各布是斯宾塞及菲利普·锡德尼的典型及前辈。马基雅维利及卡斯底里欧尼是伊丽莎白时代及詹姆士一世时英国有影响力的人物，若没有蓬波纳齐及马基雅维利，提尼西奥及布鲁诺费尽血汗提倡于先，培根及笛卡儿是否能获得辉煌的成就，可就难定了。
是的，文艺复兴时代的建筑是平凡得令人沮丧，但耸立于佛罗伦萨和罗马的君王似的圆顶总是例外。哥特式总是陡峭笔直的，反映出一种宗教，把我们地上的生活描述成一种灵魂的流放，而把希望与神明置之于上天。古典的建筑所表现的宗教，把神明定居于树林间、水流中、土地里，很少高于塞沙利（Thessaly）的山，不需仰起头来找神明。那种古典的风格，如此的冷静，无法适当地代表狂乱的文艺复兴时代，但是，它也不能因而消逝。宽大的竞争保存了它的旧迹，把它的理想与本体变成我们今天的建筑艺术的一部分——一个参与者，而非独裁者。意大利不能媲美希腊式或哥特式的建筑，也比不上希腊的雕刻，也许还比不上沙特尔（Chartres）及兰斯（Reims）的最高贵的哥特式雕刻，但是，它能孕育一位艺术家，其美第奇墓配得上菲迪亚斯，其《圣母怀抱基督尸体之哀戚雕像》无愧于普拉克西特列斯。
文艺复兴在绘画方面是一无愧色的，它仍然是历史上绘画艺术的高峰。西班牙在委拉斯开兹（Velásquez）、弁里罗（Murillo）、里贝拉（Ribera）、苏巴朗（Zurbarán）及艾尔·格里柯的承平时期才接近那个水准；佛兰德斯及荷兰在鲁本斯及伦勃朗的时代也没那么接近；中国及日本的画家有他们自己的尺度，他们的画偶尔使我们觉得特别深奥，只是因为他们以远大的眼光来看人类，可是，他们冷静的、深省的哲学或华丽的优雅仍逊于存在佛罗伦萨、拉斐尔、柯勒乔及威尼斯的绘画艺术中的复杂与力量及鲜艳的色彩。的确，文艺复兴时代的绘画是一种感官艺术，虽然它创造一些最伟大的宗教画，以及——如在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的那些——一些属于灵性的、崇高的画。可是，那种感官性是一种肉体健康的反应。肉体已被鄙视太久了，数百年来，女人一直背负着严厉的禁欲的十字架，生命再认定、艺术再提高，健美人体的可爱性是件好的事情。文艺复兴已厌倦原罪，令人心悸的、神秘的死后之恐怖，它不再理会死亡，开始面对生命，早在席勒及贝多芬之前，它便唱出快乐的、无比的颂歌礼赞欢乐。
文艺复兴恢复了古典文化，也结束了东方精神千年来在欧洲的统治。这伟大的解放的福音从意大利由百条路线翻山越海传到法国、德国、佛兰德斯、荷兰及英国。学者吉罗拉莫·亚林德尔（Girolamo Aleandro）跟尤利乌斯·恺撒·卡利杰尔、艺术家达·芬奇、安德烈亚·萨尔托、切利尼及帕里斯·波登等将文艺复兴带到法国。意大利的画家、雕刻家、建筑师将它带到波斯（Pesth）、克拉科夫（Cracow）、华沙（Warsaw）。米开罗佐将它带到塞浦路斯。真蒂莱·贝利尼冒险带它到伊斯坦布尔（Istanbul）。科利特（Colet）及利纳克尔将它带回英国。阿格里科拉（Agricola）跟J.洛易希林带它回德国。观念、道德及艺术的思潮不断地从意大利向北流了一个世纪，在1500年至1600年之间，所有的西欧都承认她是新的科学、艺术及人文主义的文明之母，甚至于绅士的观念及生命与政府的贵族观念，也是源于南方，由它去规范北方的态度及状态的。因此，当文艺复兴在16世纪于意大利衰落时，正是它在法国、英国、德国、佛兰德斯及西班牙蓬勃萌芽的时候。
有一段时间，宗教改革与反宗教改革之间的紧张状态、神学的辩论以及宗教战争，掩盖了文艺复兴的影响，人民为信仰的自由战斗了一个血腥的世纪，理智的呼声似乎为军队的信仰所平息。但是，并不是全部沉默，甚至于在那个绝望的处境中，像伊拉斯谟、培根及笛卡儿等人仍然勇敢地发出共鸣，给它新鲜的、更有力的表白，斯宾诺莎为它发明一个伟大的公式。18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精神在法国的启蒙时期复生，从伏尔泰及爱德华·吉本到歌德跟海涅（Heine），到雨果（Hugo）及福楼拜（Flaubert），到泰纳（Taine）与阿那托尔·法朗士，这条脉络一直延续着，历经革命与反革命，进步与反动，总有办法自战争中逃生，而在和平时则耐心地使和平更为高贵。今天，在欧洲与美洲，到处都可看到温雅快乐的精神——心智王国中的伙伴——在培养并依靠这种心智自由、美的感受力、友爱的与同情的谅解等遗产，宽恕生命之悲哀，拥抱生命感官、心智与灵魂之喜悦。在他们的心中，在恨的气氛里及大炮的怒吼之上，永远听着文艺复兴之歌。
米开朗基罗的晚年时期（1534—1564）这是最后一篇
